整理前言
我父亲吴宓（字雨生，又字雨僧）自幼即对汉字之美有特殊的爱好，及长，酷爱读书，尤喜文学，少年时候，即屡试创作及翻译。清末在陕西家乡学习时，即撰有《陕西梦传奇》。赴京入清华学堂不久，就将美国名宿马登（Orison Swett Marden）所著之Pushing to the Front一书，译为《青年励志编》，发表在1921、1922年（民国十年、十一年）之《中华新报》。又将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之长篇叙事诗《伊凡吉琳》（Evangeline），以己意增删补缀，改编为《沧桑艳传奇》，刊登于《益智》杂志。
1914、1915年（民国三年、四年），父亲撰有《二城新事》（纪实小说）、《如是我闻》、《榛梗杂话》、《余生随笔》等，并为《清华周刊》撰写了三篇社论和《清华周刊临时增刊引》等。1919、1920年（民国八年、九年）间，应《民心周报》之约，陆续撰写了《世界近史杂记》《欧战论略》等文。
以上诸文，除《余生随笔》中论诗各篇已收入《吴宓诗话》外，因均属少年习作，不够成熟，本《文集》未予收录。其英文著作，仅将对外介绍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以及中国文学现状的两篇文章（演讲提纲），由整理者译出刊布，余者一概未收。有些文章，因与已出版吴宓著作内容重复，本书亦不收。
吴宓在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燕京大学、武汉大学及西南师范学院等校任教近半个世纪，主要讲授西洋文学、世界文学史、英国浪漫诗人、中西诗比较、文学与人生、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等，均各撰有讲义，最能反映他毕生的教学内容与思想。可惜经历次社会动乱，这些讲义悉被抄没、盗窃、毁弃，有些则因曾托人保管，而所托非人，最后无法索回。父亲所撰讲义，家中一概无存，其多年所作大量读书笔记，亦以上述原因，所剩无几。今其《文集》不能收入这些内容，实为憾事。读者朋友如有相关稿件线索，敬祈赐告，以便弥补此阙，使《文集》日趋完善。
本书所收文章，主要为吴宓1921年自美留学回国任教后所译所作，散见于民国时期其所主编的《学衡》杂志、《大公报·文学副刊》，以及当时的《大公报》《国闻周报》《中华新报》《宇宙风》等报刊。
《文集》编辑按常规分为著作及译作两大类。著作类中，又依据作者多年研习及教学的特点，分为偏重国学和偏重西学的上下两编。两编内部，按照主题整合，同主题文章，一般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综论性文章排在专题文章之前。不同主题之间，在目录中以空行分隔。
本书“著作编（上）”，有两组专门阐发作者办学与办刊宗旨的文字。办学方面，吴宓在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或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制订办学方针、学程方案时，始终强调：“学问者——无穷之事业也。其在人类，则与人类相终始；在国民，则与一国相终始；在个人，则与一身相终始。”其办刊，又恰值新旧文化递嬗之际，新文化运动势头正盛，倡导者极力诋
批判我国传统文化，只注重汲取和传播西方晚近一家一派之思想；不仅主张废除文言，通用白话，且有以罗马字母替代汉字之说。凡此，都使一向极其宝爱中西古今文明精华的吴宓异常痛心，尤其是汉字拉丁化的主张，使他产生了一种文化沦落的恐惧。于是联合学贯中西的同道之士，共同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示反抗。其于国学，切实精研，力求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于西学，介绍西洋思想，翻译西方古今之哲学、文学名著。又几番精心编撰《西洋文学精要书目》，引导热心西学的少年学子博览群书，深窥底奥，明白辨析，审慎取择，而不致道听途说，陷于一偏。以上思想，贯穿于其所有著译文字中。
本书所收诗文作品，几乎全为民国时期作。1949 年后，作者自知未能“与时俱进”，为避免犯错，除为教学需要而撰写一些有关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的知识性材料，供学生参考外，再未主动发表过作品。仅有的三篇文章：《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乃其1952 年参加全国高校思想改造运动的思想总结；《毛主席讲话给我之启示》及《再谈毛主席讲话对我之启示》两篇，则为受西南师院领导之命，对1957 年4 月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后所作之表态。这三篇文章均由西师代为发布，今按时间顺序录于集末。
长期以来，吴宓被新文学派视为顽固守旧的保守派、新文化运动的绊脚石，备加讥斥歪曲、排挤攻击，必欲除之而后快。其实吴宓一直在思考我国文化进步的问题，亦渴望“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得以发生”。他信奉安诺德（Matthew Arnold）为文化所作定义：“文化者，古今思想言论之最精美者（Culture is the best of what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 in the world）。”故主张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镕铸之、贯通之，以造成中国之新文化。吴宓之所以不慊于新文化运动者，非以其新，实以其所主张之道理，所输入之材料，多有偏颇，既昧于大体，态度又激进武断，又以新为贵，凡旧者皆斥之。
如新文化运动倡文学革命，强制推行白话而废文言。吴宓公开表示反对，谓：“白话可用，而文言断不可废。”此言一出，立即被批为白话文的“绝对的反对者”，遭到了攻击，根本不容其说理。
其实吴宓并不绝对反对白话文。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他即“屡言今日吾国文学界最急要之事，即为创造一新文体，强以固有之文字，表西来之思想，以旧形式入新材料。融合之后，完美无疵。此本极难之事，执笔者人人有责。时人竞尚语体，而欲铲除文言，未免有误。且无论文言白话，皆必有其文心文律，皆必出以凝炼陶冶之工夫，而致于简洁明通之域。大凡文言首须求其明显，以避难涩饾饤。白话则首须求其雅洁，以免冗沓粗鄙。文言白话，各有其用。分野殊途，本可并存。然无论文言白话，皆须精心结撰，凝炼修饰如法，方有可观。昔约翰生博士（Dr.Johnson）赞阿狄生（Addison）之文章，谓为：familiar but not coarse, elegant but not ostentatious。其上半句可用作吾国今日白话之模范，下半句可用作吾国今日文言之模范”[1]。吴宓自陈其所以使用白话文翻译《钮康氏家传》，“亦惟竞竞焉求尽一分子之责，以图白话之创造之改良而已。”[2]
新文化运动激进派的“破旧立新”、自由派的“弃旧图新”，与基于文化渐进观而主张“推陈出新”的学人之间的论战，许多年来，频频见于众多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著作，观点结论大体相近，至于是否公正确切，还有待历史进一步检验。所幸随着时代进步、思想解放，近十几年来，已有相当多的学者对此有所反思，有了更为客观的讨论。希望本《文集》所提供的材料，能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入。
《文集》的编译整理错漏之处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吴学昭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
[1] 《钮康氏家传》（前六回）附录：《译者陈述其译此书之初衷》。本《文集》之《译作编》，第2007—2008页。
[2] 《钮康氏家传》（前六回）附录：《译者陈述其译此书之初衷》。本《文集》之《译作编》，第2007—20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