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文化边界

引入文化边界的概念是试图说明文化互相隔离、互相排斥甚至互相敌对的状态。为什么建立文化边界？有些费解。早期文明的技术和知识流通使各个文明都获得明显的好处，相当于每个文明都共享了多个文明的创造力，可是这样“明显好”的跨文化关系为什么会减弱甚至破裂？也许与文明之间的竞争有关？或与宗教的建制化有关？或与民族国家的兴起有关？我们确实很难断言何者是“决定性”的原因，但可以肯定，文化边界与意识形态的形成有关。

在今天，意识形态是一个贬义词，但这里且作为中性词来使用，方便描述一种集体意识的自我确认、自我肯定、自我解释的意识自觉功能。这种集体自我意识的建构功能无疑有着两面性：一方面，它通过对一种文化的基本观念、精神特征以及认知偏见的强化叙事而塑造了这种文化的内向积极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它通过对一种文化自身的基本观念、精神和偏见的权威化而形成歧视或排斥他者的负面外向意识，从而形成文化边界。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ideology）是“观念体制”而区别于“观念群”（ideas）。每种文化都有其观念群，当观念尚未体制化，观念就只是看事物的外向看法。每种文化的观念群各有特点，无非意味着对事物的看法有所不同，这种差异性并不排斥文化互通。但一旦一种文化的观念群演化出自我断言的内向功能，在外向看法之上附加了对观念自身的内向判断，即在“事情是如此这般的”观念之上同时还断言“（事情是如此这般的）是唯一正确的（唯一好的）看法”，观念就演化为作为意识形态的观念体制，简单地说，意识形态就是观念对自身权威性的断言。当观念自我宣称了文化领导权（hegemony，通常译为霸权，更准确的意思是领导权），就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发源于宗教，其最强烈的表达形式也是宗教，甚至比后来的政治意识形态更激进，根基也更深。正如人类学看到的，一种文化最为坚实不化的根基是语言、宗教和历史（含神话和传说）。与之相比，政治意识形态貌似坚定不移，但支持政治意识形态的政治制度却不坚定，制度不会永远忠于特定意识形态，因为制度的目的是设置关于利益和权力分配的秩序，其基础是社会博弈的均衡以及形势需要，总是根据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的演变而演变。一旦某种制度失灵而发生改革，原来的意识形态就无根可依，因此，意识形态终究只是不断演化中的政治制度的表情。但宗教不是一种表情，而是稳定的精神世界，在形成文化自身认同的作用和坚定性上仅略弱于语言。宗教的威信主要来自对世界和人生大问题给出人们所期盼的解释，尤其是能够以方便法门解除心理迷惑和苦难心情。在对大问题的解释上，宗教与哲学有一定的竞争关系，而这种竞争关系又在思想结构上有着互补性：宗教为问题给出可疑的答案，而哲学提出没有答案的问题，简单地说，宗教说“是”，哲学说“不”。不过，哲学之间也互相说不，一种哲学可以永远不同意另一种哲学，但思想的对立很难形成拒绝流通的边界，因为思想是反思性的，并非统治性的。除非一种思想通过意识形态化而变性为宗教，否则思想不可能成为文化边界的界石。排他性总是来自宗教或意识形态，但宗教未必都是排他的，事实上，只有一神教是排他的。一神教是意识形态的基因，所有排他的意识形态都具有与一神教同构的性质。

一神教排他基因的形成有其“天赐时机”（kairos）。早期宗教，包括原始的一神教，虽有自以为是的独特信仰，却尚无明显的排他性。正如乐比雄在一次中法跨文化会议（北京大学，2019年6月24日）上讨论到的，在摩西之前的原始上帝教虽是一神教，却没有与信仰其他神的宗教形成敌对关系，他相信“前摩西”的一神教仍然保有跨文化性。这是个重要的历史问题。沃格林研究了“摩西时刻”，《圣经》中记述摩西时刻的《申命记》声称：“惟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第4章）这是一神教的最早表述。其中有两处（《申命记》第4章第35节和第39节）表述了一神教的排他主张，但意思略有差异，中文版都译为“再无别神”，但从英译本看，第35节此句为“no one else like him”，第39节此句为“no God other than him”（希伯来原文待考）。第一句似乎没有否定其他神的存在，只说其他神比不上耶和华。第二句确实是“别无他神”的意思，但也可能是指出耶和华是唯一合格的神，未必就否认他神的存在。正如沃格林发现的，忠于特定的一神并不等于非要否定其他神的存在(2)，或者说，认定一神至上地位的价值判断并不必然蕴含否定其他神的存在判断。这样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同样在《申命记》里，以色列人又被警告万万不要追随其他神，而理由居然是恐吓：如果追随别的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申命记》第6章第15节）。(3)显然，假如其他神不存在或毫无竞争力，上帝就无须以恐吓来争取以色列人的忠诚。于是沃格林认为，《申命记》里所表述的一神教仍未完全脱离原始一神教的格局，即承认多神的竞争性存在。但可以肯定，摩西是走向严格一神教的关键一步，从此之后，一神教的排他性就顺理成章了。(4)

总之，在宗教形成明确的排他意识形态之前，每一种文明都是跨文化的。如前所述，每种文明在其初始阶段的人力物力都有限，思想能量也有限，自身的发明也有限，因此，只有乐于学习的文明，才能够从外部吸取足够大的能量而得以发展壮大，即便是总体水平较为发达的文明，也能够从相对落后的文明学到重要的技术或知识，例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因为有助于增进文明的活力，所以跨文化的吸引力长期存在，可是，建立边界的吸引力同样大或甚至更大，这正是生活的矛盾性。

不过，最早形成的排他“边界”应该是定居生活的结果，表现为财产边界或经济地界，是财产权和政治主权的原始形态，与动物的捕食地界有一点相似性或继承性，是以实力为准的边界。后来发展出程序比较复杂的收捐纳税范围，以及相应的军事占领范围，仍然是以实力为准的边界，是国家的原始形态。以政治观点来看，国家是对暴力的垄断，而在经济学看来，国家的本质在于税收，两者合一就基本上界定了国家。不过，各种原始边界，包括初始国家边界在内，都是模糊而不稳定的，更没有法律性的认定，只是实力消长的函数变化。现代契约论想象的原始签约状态恐怕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臆想，事实上，契约是长期博弈均衡加上理性反思的产物，到了现代才有了程序上成熟稳定的契约。历史上真实的初始状态都是以实力建立秩序，进而发展了伦理和基于道德荣誉的诺言，尚无法律含义，而博弈均衡、社会化的伦理、法律化的责任和制度化的信任是契约得以产生的条件，这些条件是慢慢发展出来的。一直到现代初期，才开始有了明确定义而且在法律上共同承认的主权国界，这是现代发明的最重要的边界。除了民族国家，现代还发明了与国界同样重要的个人边界，即个人权利，它定义了个人主权边界。

相比之下，文化边界成形最晚，尽管其发源甚至可追溯到早于国家的初始一神教，但一神教的文化边界也是逐步被强化而成的，真正看见效果的严格排他文化边界的形成是相对晚近的事情，原因复杂难言，似乎与多种一神教之间的竞争有关，或许也与欧洲文化发展为强势文化有关，或许现代国家边界与文化边界之间也存在着某种互相强化的作用，如此等等，但其中具有特别意义的是意识形态的作用。基督教最早形成自觉的意识形态，圣保罗发明了用于推广一神教的普世主义，而基督教的宗教普世主义与罗马帝国的政治普世主义相结合，进一步催发了意识形态的自觉意识。1622年，基督教教廷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宣传部”（department of propaganda）。(5)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兴起，则进一步把一神教转化为作为一般思想方法的一神论，从而形成了以文明为单位的文化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