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马可咖啡馆

圣马可咖啡馆的面具就悬挂在雕花吧台的上方，那座黑色吧台是在曾经享有盛名的康特木匠铺定制的，但在圣马可咖啡馆，人的名气会更持久，比如这里的一些常客，人们记得这些人，是因为他们曾在咖啡馆的大理石小桌旁——桌腿是铸铁的，狮爪造型的底座上有一个脚踏板——度过了好几年时光；他们声名远扬，是因为他们对宇宙还有扎啤的压力说过有见地的话。

圣马可咖啡馆就像诺亚方舟，每个人都能在里面找到位子，没人有优先权，也没人会遭到排挤。外面下起大雨时，无论你是成双成对还是形单影只，都能在咖啡馆里找到庇护。在咖啡馆旁边的犹太会堂里打杂的舍恩胡特先生说：“其实，我从来没搞明白《圣经》里讲的大洪水。如果大洪水是因为世上罪孽横行，那么就应该一了百了。为什么要把一切毁掉又从头再来呢？再说，大洪水之后世道并没有变好；屠杀和残暴的行径仍在继续，后来却再也没有发大水了，上帝甚至承诺不再灭绝地球上的生命。”舍恩胡特先生说这番话时，雨拍打着玻璃窗，也噼里啪啦地落在公园里。这座城市公园位于巴蒂斯蒂路尽头，从圣马可咖啡馆出来，向左走几步就到了。雨滴拍打着大树的叶子，在铅灰色的天空下，树叶在狂风中飞舞。

为什么上帝对于后来的罪人怀有同情，而对以前的罪人却很残酷，要把他们像老鼠一样淹死呢？上帝应该清楚：罪恶会跟随每一样生物——无论是人还是其他动物——进入诺亚方舟；那些让他同情的家伙也会把仇恨和痛苦的病毒带到方舟上去。瘟疫迟早会爆发，并将一直蔓延下去。舍恩胡特先生喝着啤酒，他确信事情就是这样的下场。关于他们的神——以色列人的上帝，他想说什么都可以，都是自己人，亵渎一下也没关系，但别人这么说可不行，在特殊时期会成为众矢之的。

“您头发太乱了，去洗手间梳理一下吧！”那位老太太严肃地说。坐在吧台前面大厅里的人去厕所，都要从面具底下经过。面具的底色是黑色的，凸显了狂欢节面具上鲜红的嘴唇和绯红的面庞；从那一双双贪婪和恐惧的眼睛底下走过，看起来有些粗野的鹰钩鼻好像要勾住底下的人，把他带到那个阴森的节日里去。圣马可咖啡馆就像一座古老的寺庙，一些耐心的学者一心想搞清楚墙上的画到底出自谁之手，但他们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好像说那些画——全部或者说其中几幅——出自彼得罗·卢卡诺(1)之手。这位画家在圣心教堂——距离咖啡馆不远，只需穿过公园或沿着马可尼(2)街向上走就可以到达——的半圆形后殿画了两个天使，这两个“永生的卖艺人”各手持一个火环。迫于耶稣会神父的压力，艺术家把天使身上的裙裾画得很长，几乎垂到了脚踝的位置，掩盖住了他们有点儿女性化的腿。

有人认为有些面具出自蒂梅尔之手，也许另一个大厅里的贵妇面具的确是蒂梅尔的作品，但这种假设也没有太多事实根据，毋庸置疑的是，在那个年代，也就是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蒂梅尔是“最受人喜爱的街头画家”。这位出生于维也纳的艺术家喜欢以流浪画家自居，他来到的里雅斯特是想完成自我毁灭。他在这里度过了一些还算惬意的夜晚，在某些时刻，他暂时忘记了生活的不堪忍受。在咖啡馆里，他把画作赠送给的里雅斯特的一些富商，对于这些赞助者来说，艺术家就像猴子一样，可以逗着玩儿。为了回报蒂梅尔的馈赠，这些富商会请他豪饮，消磨漫漫长夜，也让他在酗酒中渐渐无法自拔。

蒂梅尔捏造了自己的童年。他说他小时候得过脑膜炎，但那不是真的，那是父母出于对他的憎恨编造的谎言。他的思维和记忆支离破碎，他写的《神奇笔记》里充满光怪陆离的想象，类似于健忘症和失语症患者的喃喃私语，他把这称作“怀旧”。他像一个陷于尘世的人，渴望把所有名字和痕迹都抹去。这位浪迹天涯的叛逆者本应在疯人院度过余生，但在抵达那最后的驿站前，他试图逃离现实的魔爪，沉湎于浑浑噩噩、无所事事之中。他“懒散、漫不经心地闲居”，双手交叉，一动不动，想象自己和地球一起在虚空中转动。他随波逐流，鼓吹法西斯，他摆脱了各种责任的纠缠，也免去了枉然追求自由的举动，这使他追溯起童年的时光：“只能依靠童年，才能找到片刻的安宁。”

圣马可咖啡馆的结构是“L”形的，为了满足卢纳尔迪斯先生的迫切要求，我们只能说它内部不是直线。圣马可咖啡馆深受棋手喜爱，因为桌子的布置像一个棋盘，人就像“马”一样在桌子之间移动，不断转直角，有时候也像玩跳鹅游戏，会回到起点位置。比如说在一张桌子上，有一个男生准备过德国文学的考试，很多年后，还是在同一张桌子上，他写文章或答复关于的里雅斯特的采访：关于它代表的中欧文化，还有它的衰落。距离那张桌子不远处，他的大儿子正在修改本科毕业论文，小儿子在咖啡馆最里面的一个小厅里玩纸牌。

人们进进出出，咖啡馆的门在他们背后不停晃动着，一阵微风使静止的烟雾飘荡起来。门晃动时发出的嘎吱声有时候很短促，就像人的心跳。在烟雾中还有一道道光，能看到涌动的尘埃；蛇一样的烟圈慢慢扩散开来，像海难幸存者脖子上戴的花环，而这些幸存者如今正紧紧扒着桌边。咖啡馆里烟雾缭绕，好像把里面的摆设罩进一张柔软的、半透明的网里，好似一个蚕茧，蝶蛹愿一直待在里面，免去化蝶的痛苦，然而，随意书写的笔会将蚕茧捅破，蝴蝶最终会解放出来，在惊恐中扇动翅膀。

在柜台后面的架子上，装水果的杯子和盛放香槟的瓶子熠熠生辉；一盏灯上罩着红色条纹的灯罩，像一只色彩斑斓的水母；吊灯在高处来回晃动着，好似水中的月亮。据历史记载，圣马可咖啡馆于一九一四年一月三日开业，尽管当时的里雅斯特一些咖啡馆的老板组织了一个联合会进行抗议，他们还向奥匈帝国负责管理民事和军政的代理长官求助，试图阻止圣马可咖啡馆开张，但没起到任何作用。圣马可咖啡馆一开张，便迅速成为那些渴望民族统一的年轻人的聚集地，也成了一个买卖假护照的窝点，那些抗击奥地利人的爱国者可以利用这些假护照潜入意大利。皮希勒先生——一九一六年大屠杀期间，他曾是奋战在前线的中尉——小声说：“对于那些小年轻来说，买卖护照，把照片裁剪粘贴好像很容易，也很有趣，那就像随便摘下一张面具戴在脸上，根本不会想到这张面具会把你拖入黑暗，让你永远消失。就像那次，他们，还有我们很多人在加利齐亚(3)，也许是在喀斯特高原(4)……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发生在圣马可咖啡馆的打砸事件，的确是奥地利暗探干的，但我们也不能夸大其词……没错，是奥地利暗探干的，但后来那些暗探和特务还不一样吗——事情的确很糟糕，一家这么漂亮的咖啡馆被砸了，真是可惜……但从总体上来说，奥地利是一个文明的国度，在战争期间，本地执政官德·弗里斯科内甚至向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西尔维奥·本科道歉，因为他不得不例行公务，对这位民族主义者进行特别监视。如果奥匈帝国还在的话，一切都会保持原样，这世界就会继续像圣马可咖啡馆一样。你看看外面的世界，你不觉得，保持原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吗？”

圣马可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咖啡馆，它位于“历史”边缘，这里的常客什么人都有。而在那些“伪咖啡馆”里其实只有一类人，只有一个“部落”出入，不管是富有的绅士，还是有着美好愿景的年轻人，不管是持不同政见者还是进步文人，反正都是一类人。在文化上，任何近亲繁殖都没有生机，死气沉沉；学院、大学校园、专属俱乐部、试点班、政治会议和文化专题座谈会就像安逸的港湾，是对生命力的否定。

而圣马可咖啡馆里鱼龙混杂，充斥着各色人物，所以显得生机勃勃，充满血性。这里有曾经远渡重洋的老船长；有正在备考或钻研恋爱小花招的学生；有对身边的一切漠不关心的棋手；还有一些德国游客，他们对那些小小的名牌很感兴趣，上面写着文学领域里大大小小的名人，之前都是咖啡馆的常客；有默默读报的人；有一群兴致很高的人在喝着巴伐利亚啤酒或维多佐葡萄酒(5)；还有一些精神矍铄、针砭时弊的老人；有卖弄学问的抗议者；有怀才不遇的天才和一事无成的雅皮士。香槟酒瓶塞像礼炮一样响起，尤其是当布拉达西亚学士——他已经因为弄虚作假被警告多次，连他的学位可能都是假的，他是在警察局有案底的人——十分镇定地请周围的或路过的人喝酒，他会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让服务员把账记在他头上。

“其实我爱上她时并不喜欢她，她喜欢我却并没爱上我。”出生在洛希尼岛的帕利希先生说，他在说一本讲述夫妻生活、折磨人心的小说。圣马可咖啡馆里一直回荡着低声细语，除了有时候棋桌边会传来几声大喊，或是晚上普利尼奥先生弹奏钢琴，有时候他会放摇滚乐，但比较常听到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靡靡之音：你黑色眸子里闪烁着快乐，命运迈着狐步舞向我们走来。

“她并不是为了钱，像韦博老先生这样的人，怎么会让人骗了钱财呢。除此之外，那个女人也很有钱，比男方更有钱，而且她非常清楚，韦博老先生是不会给她留下任何东西的。也许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一套纽约的小公寓算得上一大笔财富了，但像她那样的人根本就不在乎这一点。想结婚的是韦博老先生，这是他堂弟埃托莱说的。他俩因为戈里齐亚家族墓地的事儿，已经有差不多五十年没说过话了，但在得知韦博老先生——其实他比埃托莱还要小两岁——生命仅剩下几个月时，就坐飞机到纽约去看望他。埃托莱还没有坐稳，韦博老先生便宣布了这个消息，他下个星期要结婚了——没错，韦博老先生说，他一生中几乎什么都尝试过了，唯独没结过婚，他不想在死前仍然没有体验过结婚的感觉。他很肯定，人就应该结婚，照常规，一个人不能没结婚就死去；所有人都会同居，包括你——他补充了一句，并递给堂哥一杯路萨朵樱桃利口酒，意思是不用多说了，他已经决定了。埃托莱说，他漂洋过海跑到纽约，还不得不喝一杯樱桃酒，他年轻时就特别讨厌喝这种酒，更别说现在。无论如何，韦博老先生最后安然离世了——现在我已经把问卷最后一项填好了，按您的要求填写的——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他并没搅扰任何人，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他一辈子都很讨人厌，临死前却变好了，可以看出结婚给他带来了好处。”

各种声音响起，混合在一起又逐渐消失，这些声音从人们身后传来，仿佛来自大厅深处，像回头浪的声音。声浪像烟圈一样向远处散去，但无法彻底消失。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声音，时时刻刻都能听见，或许会出现一个像马可尼那样的科学家，发明一种设备，能捕捉所有声音，包括死神也无法消除的熙熙攘攘。人的灵魂是永恒的，也是无形的，仿佛宇宙中飘荡的超声波——胡安·奥克塔维奥·普伦兹这样认为。在咖啡馆那些桌子边，他聆听过那些声音，并写进了《无辜者和无领衬衣的故事》里，这是一篇怪诞、超现实的小说，通过一些交织的声音展开叙述，这些声音相互重叠，远去消散。

普伦兹是一位意大利教授，却用西班牙语写作。他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祖籍在克罗地亚的伊斯特里亚内陆。他浪迹天涯，在许多国家教过书，最后在的里雅斯特停留，或许是因为这座城市让他想起了巴拉甘海湾那些弃船停泊的地方。该地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拉普拉塔之间，有好看的船头雕饰，但如今只存在于他薄薄的一本诗集里。普伦兹坐在圣马可咖啡馆，仿佛能看到那些船头雕饰，那些木雕饱经风雨的侵蚀，依然为其他人还没有发现的灾难的来临而惊恐。他在翻阅他的一本诗集的译本，其中有一首诗是献给戴安娜·特鲁基的，她曾是普伦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任教时的助理，在军政府期间，有一天她永远消失了。这首诗谈到了缺席，就是有些人和东西不复存在了，只留下很少的东西，一首诗或放在空位上的一块名牌。诗人知道这一点，但他不在意，这个重视或无视他的世界就更不在意了。普伦兹从兜里把烟斗拿出来，对着坐在旁边桌子的两个女儿微笑了一下，又和一个塞内加尔人聊了起来，这人在咖啡馆里兜售各种小玩意儿，普伦兹跟他买了个打火机，聊天要比写东西好。塞内加尔人走远了，普伦兹抽着烟开始写作。

墙上挂的面具像是在窃笑，周围全是一些无关的人，在这种环境下在纸上写字，感觉不赖。气氛祥和，也没人关注他，这可能会矫正写作本身的谵妄：文字无所不能，写作就是妄想用几张纸来改变世界，贸然谈论生死。他手上那支钢笔，有意无意地蘸着饱含谦卑和讽刺的墨水。咖啡馆适合写作，那些形单影只的人带着纸笔，顶多再带上两三本书，坐在桌边，就像海浪中抓着一块木板的落水者。水手和吞噬他的深渊之间只隔着薄薄几厘米厚的木板，一个小小的漏洞便能让大量黑水进入船体，使之沉没。笔就像一根长矛，会伤人也能疗伤：它能刺中一块漂浮的木头，置于汹涌的波涛中，也能把破损的木头修补好，使其重新上路，并保持正确的航向。

不要害怕，抓住木板，因为海难也可能是一场救赎。那个故事是怎么讲的？当恐惧来敲门时，信仰上前开门，门外却一个人也没有。但是谁教人开门的？长期以来人们一味地关门，简直有些神经质；人们刚喘口气儿，焦虑便涌上心头，想把所有门闩上，包括窗户都牢牢封死，丝毫不会意识到这样会让人缺氧。在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下，偏头痛会发作，像榔头砸着脑壳，慢慢地人们只能感到头疼。

乱写一通，把妖魔鬼怪都释放出来，管束它们，带着无辜的想象模仿它们。在圣马可咖啡馆，传统布局被颠覆了，魔鬼被置于高处，因为咖啡馆里的花卉装饰，维也纳分离派的风格提醒着人们，在下面也可以很安逸。这里就像一间舒适的等候大厅，人们可以乐享等待的时光，拖延出去的时间。咖啡馆的经理吉诺和服务员把一瓶瓶酒端到桌子前，有时他们还会请顾客吃鲑鱼面包片，配上一款口味独特的干白葡萄酒，但他们不会对所有客人都这样。他们是等级很低但很可靠的天使，足以监督从伊甸园流放出来的这些人，让他们在这个人间天堂过得痛快，防止狡猾的蛇用虚假的承诺把他们引诱出去。

二十世纪初，赫尔曼·巴尔(6)说圣马可咖啡馆是一家柏拉图学园。他还说他在的里雅斯特过得很舒适，因为在这儿感觉独特，和在其他地方都不一样。这所学园不教授任何东西，但人们却能学会交际，学会摆脱幻想。人们可以聊天，与他人讨论，但不能布道，也不能开大会或上课，对于旁边桌子的人来说，每个人都是遥远的“他人”。要像爱你自己那样去爱他人，容忍他们的毛病，比如说啃指甲，就像他们容忍你的怪癖。在咖啡馆的桌子间，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比如创立学派，拉帮结伙，吸引追随者和效仿者，招募门徒。在这个幻灭的地方，人们即使已经知道故事怎么收场，也不会失去观赏节目的雅兴，他们会容忍演员的口误，这儿没有“伪大师”的市场，他们打着马上实现救赎的幌子，引诱那些十分焦急、渴望马上得救的人。

在外面，假的弥赛亚此起彼伏，信徒会被那些炫目的救赎幻景迷惑，走上一条自己无法承受的道路，从而迈向毁灭。那些先知能控制对毒品的依赖，他们会引诱那些孱弱的弟子走上不归路；有人在沙龙里宣称，革命只能通过枪杆子来实现，他明知那是一句寻常的比喻，却让其他人天真地以为这是事实，有人从字面理解了这句话，很快就受到了惩罚。在咖啡馆的报刊架上，一本杂志封面上是美国模特伊迪·塞奇威克美丽天真的面孔，她信奉糜烂的生活，这是自立门派的安迪·沃霍尔有序引导的结果。伊迪听从导师的教导，她所追求的并不是快感，而是通过疯狂地打破性禁忌获取一种难以描述的生命意义，那些群体仪式和毒品毫不意外地把她引向了令人惋惜的死亡。

在圣马可咖啡馆里，人们不会幻想原罪没有发生，生命是纯洁无辜的，因此很难用那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一张应许之地的门票——糊弄这里的顾客。写作意味着知道自己不在应许之地，也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到达那里，但还是坚定不移地穿过沙漠，朝那个方向走去。坐在咖啡馆里就已经启程了，就像在火车上，在宾馆里或在路上，带着极少的几样行李，你谁也不是，不能留下任何个人的痕迹，在那种隐姓埋名的安然状态里，你可以摆脱自我束缚，就像摆脱外面包裹的一层皮。世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坑，写作忐忑而顽固地在这坑里挖掘。写作，休憩，聊天，打牌，邻桌客人的笑声，一个女人像命运一样确凿的剪影，杯子里的葡萄酒，琥珀色的时光。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漫不经心地流逝，人们几乎可以说是幸福的。

人们提到咖啡馆历任老板或者经营者，就像说起那些古老王朝的君主。马可·洛福林诺维奇是克罗地亚波雷奇县维萨丰塔纳人，他开餐馆和酒馆就像其他人写诗或画风景画。他经营的这家咖啡馆于一九一四年一月三日开业，之前这里是三叶草牛奶站，还有养母牛的牛圈。他公然说，这里起名叫“圣马可”，是因为他叫“马可”，他在装修中充分发挥了这个名号，咖啡馆的椅子上有象征威尼斯的狮子——圣马可的化身、意大利和民族统一的象征。也可能他内心深处非常确信，那个带翅膀的狮子也是为了体现他的教名。他活了九十四岁，他应该心里暗自清楚自己并不是世界的中心。

在咖啡馆里也有年轻人孤零零地死去，因为他的灵魂与世界不协调，这世界当然不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比如那个总是汗津津的年轻人，他像一只被追赶的猎物一样张皇，眼里流露出落入虎口的恐惧。他每天下午都来咖啡馆，总是随身带一沓纸，写满一张又一张，直到有一天他再也没有出现，那是因为前一天晚上他跳楼了。

咖啡馆像一个收容所，那些孤苦伶仃的人可以暂时在这里歇息，像洛福林诺维奇这样好心的咖啡馆老板会在恶劣的天气里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就像那些创办收容所的慈善家，他们赚一点钱也是应该的，有时候也能获得爱国者的荣誉，比如在圣马可咖啡馆被炸毁之后，洛福林诺维奇被奥地利人关在格拉茨的利贝瑙，因为他给双眼都注射了沙眼病菌，就是为了不当兵，不打意大利人。

在圣马可咖啡馆历任老板中，值得一提的是施托克姐妹，两姐妹都很娇小，却非常强悍：其中一个头发是浅黄色的，已经有些年纪了，她时不时谈起有一次在咖啡馆的经历。有一天，一个人高马大、喝得醉醺醺的男人来到柜台前，让她再倒一杯威士忌，她拒绝了。那人举起柜台上一台很重的咖啡机威胁她，就像拿起一根小树枝一样，随后丁零当啷地放下了。所有顾客都很忐忑，指望能有“骑士”挺身而出，保护一下那位女士的安全。这时候坐在跟前的那些顾客里，有一个正在桌前专注地写东西，不幸的是他的桌子距离柜台最近。当那个发狂的醉汉终于扑向她，她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把斧头，一下子就架到了他脖子上。那个好心的顾客战战兢兢地从堆满纸的桌子前站了起来，尽可能慢地走向了那个愤怒的巨人，他很高兴能及时有力地抓住那女人挥舞着斧头的手腕，救了那个冲动的年轻人一命。

圣马可咖啡馆是的里雅斯特少有的年轻人扎堆的地方，但这里也是一个“提升”生活的地方，在那些常客的脸上好像能看到文物定期保养和修复带来的结实稳妥感和年代感。的里雅斯特的“靡非斯特”是一个慎重的资产阶级魔鬼，针对那些快要散架的装饰，还有那些像满是皱纹的脸一样裂开的墙壁，他提供返老还童的魔法。他要的不是一个少年，而是一个充满活力、体面的中年——不是浮士德那突如其来、毁掉玛甘泪的青春，而是一位教授的成熟魅力，在教室里勾引女学生，最后到了床上，最初的那份严厉也是很快就会消除的误解。

负责翻新咖啡馆的公司通常是“统障”公司，他们会赋予的里雅斯特那些楼房和咖啡馆一种整洁而神秘的美，这是一个曾经繁荣的资产阶级城市特有的风格。有一位作家大部分时间都在圣马可咖啡馆写作，他让人把信寄到那里，也会在咖啡馆里接待访客。有人向他打听这个曾经辉煌的城市的过去，但他只知道一些道听途说的故事，还有别人充满怀念的记忆。这位作家的画像是瓦莱里奥·库吉亚绘制的，挂在一进门左手的地方，在一个展示出入这里的名人的宣传栏对面。这位作家的画像真应该被撤下，换上一幅十九世纪绘制的马西诺·莱维的画像。莱维是一家保险公司的主管，他的画像现在保存在罗塞蒂演艺剧场的门厅，就在城市公园旁边。在画像里，莱维挺着肚子，一手拿着纸，一手拿着羽毛笔，唇边挂着犹太人特有的那种持重、含蓄的微笑，这是一个能给生活带来保证的“靡非斯特”，具有中年的血性，他拿着很多保单，单是为了这一点，也值得签字把灵魂抵押出去。

除此之外，那种中年的圆熟也会带来很好的机会，让人得到一些迟到的但还来得及的享受。有些午后，阳光会照亮画框上镶嵌的金色的咖啡叶子；光线缓缓移动，会直射到小桌子后面的镜子上，把镜子变成一个边缘反光的清潭，就像遥远的海面上耀眼的夕阳射出的最后一道光。在镜中那些半明半暗的面孔上，流露出对明媚大海的怀念，那是真实生活阴险的召唤。这种召唤有时很强烈，但也很容易平息。有那么一段时间，有几个常来咖啡馆的人，他们也是旁边犹太会堂的常客，但最后一个个都消失了，不再出现在咖啡馆的桌子前，没有任何人问他们为什么不来了，即便那些喜欢和从会堂出来的人聊天的人也没有询问他们的去处。

咖啡馆里光线朦胧，看不到太远的地方；没有吹散雾霭、打开视野的狂风，夕阳的红晕是杯中的红酒。比如说科莱帕兹先生，他不会为逝去的青春惋惜，然而他正在修复自己的青春，就像那是一幅可以润色的画。他年轻时没什么女人缘，当然也没发生什么刻骨铭心的事儿。孩童时代，夏天他会和其他孩子一起在公园露天电影院里玩儿，就在距离圣马可咖啡馆几百米远的地方。女孩子都很热情，看到他都很高兴，但当银幕上浮现“邦蒂号”帆船，白茫茫的大海还有洁白的浪花和黑色的海浪——那是一种近似于夜晚的深蓝，四周黑漆漆的，夜晚很清凉，耳边是公园里树叶的窸窣声，那些女孩子的眼睛都闪闪发光，暗处传来的笑声是幸福的承诺，但他感觉蠢蠢欲动的身体和那些女孩子黝黑的胳膊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觉得一切都很别扭。在电影散场时，那些胳膊会自然而然地搭在他肩膀上，即使是在暗处握一下手，他的反应和别人也不一样。

他差不多一直都是这个状态，他遇到那些如清水中的花朵一样盛开的女人，却很难突破自己，只能错失良机，从来都没有和她们有瓜葛。直到有一次，在很多年之后，他和劳拉重逢，即使青春正在逝去，她脸上有了皱纹，胸部也开始臃肿，但她依然很美，风姿绰约。她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他，他整个人都放开了，一切都变得很容易。“你当年真是青涩啊！”几个月之后，他以前的同桌克拉拉在床上对他说，她那头和当年一样浓密的黑发垂到了他脸上，只是里面已经夹杂着缕缕白发。

就这样，他的生活变了，但他没变成一个风流浪子，完全不是那回事儿。他非常忠诚，他只对年轻时渴望过的女人感兴趣，他想弥补回来，他有自己的策略。他现在赶去追那些把他丢在后面的女伴，他已经追上了不止一个。渐渐地，一切都调整过来了。他弥补了他和玛丽亚在海边度过的时光，以前他伸出手拉她上岸时有一种遥不可及的感觉，现在这个距离也得到填补；他也修正了那次和路易莎的午餐，那天她笑盈盈的眼里只有乔治，现在她那柔软的、有些发胖的手指多擅长点燃他的欲望啊。

时间一点点向前推移，一直到那个在公园里认识的穿白袜子的女孩，她当时噘着嘴，要求他把车轮弄好，后来她飞一般地骑走了，看都没看他一眼。现在，她那张贪婪且蛮横的嘴，就像一个土耳其后妃那样幽怨，她嫉妒女儿的青春和美貌——那是她和那时的一个幸运儿生的，但后来他们离婚了。

后来还有更早之前他为之痛苦过的太太——他母亲的朋友，还有他朋友的母亲，她们优雅而芬芳，会把他抱在怀里疼爱一番，还会亲吻抚摸他的脸颊，在他嘴里放一颗巧克力，再用涂了红色指甲油的手指推进嘴里。到了这个阶段，有人传言——但咖啡馆里的闲话总是很夸张——他最近和陶伯太太上床了，那可是祖母级的人物！五十年前那真是一个美人儿，到现在她的鼻子还是那么盛气凌人，在等着属于自己的那份荣耀。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个绅士，他什么都没说，因为那是一位有名的女士，她有时候还会和仅存的几个朋友来咖啡馆。

在咖啡馆里，乔治·沃盖拉有很多年都坐在从外面进来右手最里面那张桌子前。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小说《秘密》的主人公原型，也有可能是这本书的作者。这是一部引人入胜、但让人不舒服的杰作。这部反生活的杰作细枝末节地描绘了他对生活的遗弃，也揭示了生活所有的诱惑。沃盖拉身边是几个性格温和的表姐妹，她们也是高水准的作家；还有几个别无所求的老朋友，有几个想成为作家，在文学史上留名；有几位记者，关于的里雅斯特每两三个月总是会问他同样的问题；有为论文搜集材料的学生；还有一些学者从远处赶来，想看看他抽屉里还有什么东西没出版。皮耶罗·科恩是口头文学方面快要灭绝或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大师，他是的里雅斯特那些世界主义大资本家保护的对象，他讲述了他在里约热内卢遭受的一次抢劫，他批评那些劫匪一点儿都不专业，更辛辣地讥讽了一个肥胖的美国人举止不得体，尽管那人也是受害者。

沃盖拉一脸祥和，耐心地听着，他漫不经心地让那些话消散在麻木不仁的宇宙中。他那双水汪汪的天蓝色眼睛看到过生活的另一面，也就是生活的背面，他会用温和的目光扫过咖啡馆的桌子。“从根本上来说，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他喜欢重复这句话，“因为事情总是比我预测的更糟糕。”经历了历史的灾难和个人的悲剧，他总是如临深渊，尤其是年轻时没有被生活吞没，这真是难得。

处于沙漠，远离应许之地生存下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沙漠里不仅有席卷一切的沙尘暴、令人晕头转向的大风，还有更危险、更险恶的处境，砂砾无孔不入，让皮肤无法呼吸，干旱会让身体失去水分，也会让灵魂干涸，失去活力。也许沃盖拉年轻时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在接受自己和他人的无能为力之前，他是一个苛刻的老师，会给那些马虎的、错误的生活判不及格。但他的措辞清晰而缓慢，近乎偏执的真诚，这就像阿里阿德涅手中的线，在迷宫里也不会纠缠在一起。他不动声色地描述了一个无常、痛苦而且荒谬的现实。

沃盖拉就是通过语言的万花筒赞美这个庸常世界里那些无用的美德。他一丝不苟、细致入微地投入到虚无中，还揭示了劣胜优汰的反伦理：人类中最糟糕的一部分人引领着社会和历史。他说科学在灵魂的神秘世界探索，比如说心理分析会揭示一些模棱两可的真相，但在生活的喜剧中，这些解释很快就会变成平庸或残酷的误解。他会提到巴勒斯坦战争还有他流亡的岁月，那场战争对于他来说是一段折磨人心的经历。他看世界的目光很清醒，是充满慈悲的，那就像来自别的星球的目光。对于这个混乱无序的世界的审视，会让人失去信心和幻想，但不会让人失去优雅的态度。沃盖拉干净明朗的风格，还有对十九世纪充满忧伤的敬意都是善的一种表现。

“我知道，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很忙碌。”沃盖拉喃喃地说，就好像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他年事已高，行动有诸多不便，但他还是会去给一位被人们遗忘的女作家做伴。这位女作家受人尊敬，但性格霸道，会黏着他好几个小时，会纠缠他、拉扯他、不放他走，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可以纠缠的人了。“我能怎么办呢？”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我知道孤独、被人遗忘是什么滋味……除此之外，她以前对我父母挺好的——尽管说实在的，在这方面，哎，算了。尤其是，如果我不去看她，她会一直给我打电话，说个没完没了，那样我更累了……”他住在犹太人养老院，隔壁房间的老太太脑子有点儿不好使，有时候晚上会走错房间，会进到他房里，坐到他的床上，在那里待几个小时。“这事儿如果发生在四十年前，”他评论道，“对我来说也一样……”

上帝一直在考验约伯，让他身上长满了疮疥，而沃盖拉在做记录。《死神女士》是一本引起争议的书，但也是一本令人难忘的书，是他见证过的死亡的记录：他父母亲、莱蒂齐娅姑姑、朱塞佩叔叔、奥尔加阿姨、他朋友保罗和表妹切齐莉娅。他是的里雅斯特犹太人退场的见证者，或许是最后一个记录者，一个接着一个出现的是那些弥留时分的人物，他们临终的时刻会被切分成不同的时段：紧急住院，内出血，年老和疾病的味道，住院手续，动脉硬化，病人的一些强迫症，护理者的自私，那些受罪然后死亡的人的心思、痛苦和古怪。

这个记录员不会放过肉身毁坏的任何细节，身体衰败时的惨淡，呕吐物堵住了气管，急救中心接线员傲慢无礼。他就像一头驮着东西的牲口，不断地挨打，忍辱负重，但还是会抬起眼睛反复说：“您要小心点儿，我都记着呢。”那些急救和死亡都记录在那本书里，一章又一章，最后甚至有一种喜剧效果。就好像一系列不幸的事件，刚开始还会激起人们的同情，但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让听众愉快起来。一连串不幸带来的喜剧性，让人的脆弱和可悲浮现出来，这真是在所难免。人的处境过于可怜，到了失去了体面的地步，变得可笑可悲，成为被排斥的对象。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沃盖拉重写了《约伯记》，但他是站在约伯最初的几个儿子和女儿的角度来写的。在约伯最初经历的考验中，他的房子像沙漠中的羊群一样被吹散，这几个孩子被压在坍塌的屋子下面。在最后的欢喜结局里，羊群和骆驼补偿了约伯经历的损失，之前那段悲惨的记忆并没有干扰到他幸福安稳的晚年。约伯是《圣经》里一个非常可怕的人物，故事为了突出约伯这个人物，是从一个要面对多重考验的人的角度来讲的，上帝和他的对手在约伯身上倾注了很多精力，很容易推断出，约伯虽然要经历各种悲剧和磨难，但生命还是有意义的。没人会问约伯最初那几个被压在坍塌的屋子下面的孩子，他们是不是要接受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出现只是为了彰显约伯的忠贞。假如要和他们感同身受，了解他们默默无闻的命运，就很难再赞美万物的秩序。

沃盖拉站在那些被毁灭、被无视的创造物的角度，这些人就像匠人不愿使用的石料，可能上帝也忘了他本来想用这些石料砌他的屋角。沃盖拉写的小说非常客观，像笔录一样为那些失败者写了备忘录。但有些东西堵住了，有些被稀释了，眼泪让眼前的东西变得朦胧，善意变得浑浊，甚至受到了污染。无论他是不是杰作《秘密》的作者，单是作为这本书的主人公已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这是一个非常尖刻的人物，有着狂热的沉迷和严格的戒律，这个人物为爱堕落，在故事中感人至深，但在现实中会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疤。不管别人相不相信，他都会反复强调：这本书是父亲——圭多·沃盖拉——用一种近乎侵犯隐私的笔触，记录了儿子绵长的哀歌。

他用透彻清晰的风格，反复描写同样的主题——爱的销魂，生活对他的否决。就像《秘密》中的内容，这些通常都会被稀释溶解，成为非常冗长的描述；那种平淡、迷人的简洁风格会陷入平庸，变得隐约、模糊。也许沃盖拉是一个假好人，他可能领会了生活的吝啬，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儿。假如有人赞美他写的东西，他会害羞脸红，会谦虚地说，他们家真正的作家是他父亲、叔叔和堂姐妹。但他那双近视的眼睛看着对话者之外的地方，假如他觉得对方相信他说的，也许眼里会闪过一丝狡黠。

威利科尼亚医生坐在距离报纸架很近的地方，他对于报纸上的内容并不感兴趣，因为每天报道的事儿差不多都一样，但他喜欢把报纸拿在手上，左手拿着报纸夹，右手翻阅。世界就在他手中，醒目的黑体字写着那些危言耸听的事儿，他感觉自己尽在掌握。威利科尼亚医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是建立在个人经验之上的关于挽救婚姻的最稳妥的办法。他坐在咖啡馆里，面前放着一杯啤酒——当然是扎啤，威利科尼亚医生可不是那种喝瓶装啤酒的人，啤酒的压力和温度非常关键，泡沫也应该正好，而不是一打开瓶盖就溢出来，就像服用前摇一摇的口服液。他说：“我的婚姻得以挽救，那是因为我有一两次做了蠢事，我在外面过了夜，这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你会和别的女人产生情愫，当时你会觉得很不赖。通常在刚开始时，你就会遇到这种情况：她们会留你过夜，也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可能她们觉得这样体面一些吧。尽管事情会变得复杂，你要采取一系列应对的措施，但怎么能拒绝呢？至少是我，别人如果喜欢我，我总是很诧异，也很感激，我觉得自己应该热情一些。”

“表现得热情客气，这是好事儿。”威利科尼亚医生接着说，手里依然拿着报纸夹，“正是因为客气，这事儿才能及时收场，也就是说在两个人开始受罪之前。因为在床上，过一会儿还能做什么呢？那又不是你的女人，你眼前的人属于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人群中的一个——跟自己的女人在一起，你一点儿也不会厌烦，那么紧贴地挨着，什么都不做，你可以在她身后倾听她的呼吸。”

“但跟别的女人就不一样了，可能这个女人身价更高，值得全世界尊重……你躺在那里，过后，你没有勇气起身去看书，你倒是可以去一趟洗手间，在洗手间里待一会儿，但你只能去一次，顶多去两次。你也可以睡一会儿，但很快入睡也不合适，不礼貌。就这样，我躺在床上，希望她尽快睡着。当电车最初的动静传来，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我对于市政交通公司那些早起的员工充满感激和敬意，这意味着我的尴尬处境快要结束了。过两个小时再起身告辞就不会很失礼，而且那是必须的，因为她们也要去上班。”

“就这样我明白了：一起睡觉——不仅仅是一起睡觉，还包括在黑暗里一起待着，一起生活，不说别的事儿了，就是聊天儿，开玩笑，分担忧愁，去电影院或者夏天结束时最后一次下海游泳，在巴尔科拉和米拉马雷之间的岩石上晒太阳，也要和你生命中的女人在一起。我明白了这件事，那是因为我在别的女人家里过夜，第二天早上事情就无声无息地结束了。如果没有当机立断的话，我不知道还会纠缠多长时间，激起多少怨气和不满，让所有人都难过。我要把这事儿给圭多神父讲讲，他可能今天也会来，他喜欢喝啤酒，况且圣心教堂距这里很近。也许他能从中受到启发，做一场关于婚姻的布道，那会很有感染力。关于婚姻的重要性，我想给那些好姑娘——顶多两个，对于像我这样的人已经够多了——吹吹风，是她们把我带上了正道，让我认识我自己。对于她们来说，摆脱我也是好事儿。”

在沃盖拉和他表姐妹的桌子上，都有一本他舅舅——朱塞佩·法诺——的回忆录手稿，那是他在去世之前，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写的，当时他已经九十二岁了。在这本回忆录里，他本可以讲述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在世界大战之前，他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了，后来他成了一个委员会的领袖，帮助意大利犹太人移民。在这个委员会的办公室里，他雷打不动，总是按照自己的习惯行事，他不慌不忙、镇定自若，想尽一切办法搞到去巴勒斯坦的船只；他坚定不移地募集资金，不遗余力地帮助了半个世界的流亡者，为他们提供服务。闲暇的时候，他会头戴小圆帽躺在床上，养精蓄锐，想要延年益寿。

这些丰功伟绩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可以看到，但只有寥寥几笔。关于他如何养精蓄锐，为这些事业积攒力量，回忆录里记载得非常详细。回忆录里经常谈到一阵阵让人着凉的风，法诺最担心的就是感冒，即使在夏天他也会穿好几件套头衫。萨巴对他说，得有钢铁一样的身体，才能扛得住这些保护措施，这要是放在别人身上肯定会得肺炎。在德国人占领期间，他很可能被抓起来流放，但为了不抛下那些需要他照顾的人，他留在了的里雅斯特。在九月或十月的一天，他在纳粹控制的城市里走动，身上穿着裘皮大衣，简直就像从波兰犹太区走出来的男人。他发现天气没有前两天那么冷，于是松了一口气。纳粹独裁统治没能让他的习惯改一个逗号，希特勒会让他失去性命，但不会让他感冒。

在回忆录里，他几乎没有提到自己，他带着中欧人的谨慎态度，一直在讲别人的事，“我”只是作为叙述者把那些人联系在一起。他没对发生的事情添油加醋，也没主观地做出评价，只是实事求是把真实的世界描述出来，就像有上帝的视角，能看到一切，包括事情的反面。他不会有选择地进行描述，不会把那些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去掉，也不会自作主张区分那些事情的重要性；他也没有赋予自己造物者的权威，把现实放在一边，去篡改和修订。法诺很欣赏和崇拜萨巴，他讲述道，一九一四年他和萨巴在米兰，他要回的里雅斯特，萨巴交代他好好照顾自己的母亲和姑姑，要姑姑把遗产留给他，不要让她把仅有的那点积蓄花完了。法诺回到的里雅斯特之后信守诺言，他经常去看望两位老太太，不是每天都去，但至少一个星期去三次……他把萨巴的姑姑带到了公证人那里，姑姑很乐意地写了遗嘱，把财产留给了侄子……

在法诺的回忆录里没有任何嘲弄和揭露的痕迹。那种喜剧效果也是源自对事实的尊重，是无心插柳的结果，有时候会暴露生活的无意义、不连贯和怪异，但也会展现和亲人一起生活的家庭伦理。那些细节或风趣或尴尬，通过昆虫学家的精确手法记录了下来。法诺进入青春期时，作医生的父亲建议他洗凉水澡来化解青春期的不安和悸动。他当然会听从父亲的建议：“我早上从热乎乎的床上起来，来到冷冰冰的厨房里，厨房水龙头上装了一段软管，连着一个喷头一样的东西……这个方法对我的神经没有任何好处，但对我的肺很好，我因此很少感冒。”

关于他的家庭情况，只在一个不起眼的注释里有所体现：“我不记得当时为了哪个新生儿，妈妈精疲力竭，爸爸……”在他们家里，秩序需要严格遵守：一个远房亲戚——十九世纪最早上过学的年轻女子中的一个——向法诺的姑姑寻求帮助，因为她非常活跃，是很多委员会的成员。这些委员会致力于帮助妓女，让她们重新融入文明社会。这个外甥女想通过姑姑的关系谋得一个职位，姑姑回答说，她真的很想帮忙，但遗憾的是这不可能，“因为我们只帮助婊子”。这件事真是有些尴尬，不知道后来是怎么收场的。

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智慧，出于诚实，他们已经放弃把现实的凌乱多样性总结成一个纲要。“你们想怎么折中，怎么妥协都可以，但出于对上帝的爱，不要总结！”圭多·沃盖拉是这样告诫人们的，他也可能是《秘密》的作者。客观物体是存在的，我们需要忠实，尽管有时候会显得可笑。对于法诺来说，尽管这些事情不符合全局，不连贯或前后矛盾，会让人物形象变形——包括会损害他自己的形象和名望，也不需要删除。法诺不担心他的回忆录是否前后一致，他躺在床上口述发生过的所有事情，他有时候会忘记前面已经讲过了，他会重新讲一遍，和之前的一模一样。记录员跟他说这些事情已经讲过了，他说不用管，这是他的事儿，接着写就是了。

人生就像他的回忆录，有一些重复，那些激情、行动和离奇的想法都会重复。他的自传支离破碎，前后不连贯。这个自传不是一个总结，而是根据现实罗列的，是未完成的、没有定论的。对于那支想记录一切的笔，所有事情千头万绪，无法得到一个定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对于人和事的尊重始终如一。“您能给我留一下电话号码吗？”需要给一个人打电话时，法诺可能会这样提出请求。

墙上挂的圆形画板上的裸体像应该是出自名家之手，但不是所有作者都经过验证。纳波莱奥内·科齐的作品可以确认，他是装饰画家、登山运动员，也是作家和民族统一主义者。是不是乌戈·弗卢米亚尼的作品，目前还没有定论，他是一个水彩画家，他笔下的河流，“无论是流经意大利半岛、弗留利、伊斯特里亚还是达尔马提亚，最后都汇入亚得里亚海，汇入圣马可的海。”地中海两岸应该都是古意大利，这幅绘制着河流的画在琥珀色的画框中变得黯淡，犹如镀金的黄昏。通往另一个大厅的过道像一道精心装饰的门，在正对巴蒂斯蒂路的中殿里，朱塞佩·巴里松绘制的《祭献者》怀里抱着礼品，想获得各路神灵的恩典，一袭红斗篷映射在灰色、褐色以及赭色的人物面孔上。朱塞佩·巴里松也是火车站咖啡厅里表现电力和地理寓意画的作者。在咖啡馆朝向犹太会堂那边的大厅里，弗卢米亚尼笔下的海岸和潟湖色调明亮：帆船、海水、沙和淤泥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这让人想从“方舟”里出来，跃入被晚霞染红的水中，然后消失；或者在潟湖中嬉戏，脚踩着闪耀着金光的泥土。

“您头发太乱了，快去洗手间整理一下吧。”这次，那位老太太用一种不容反驳的语气说，通常只有有肉体关系的人才会用这种语气说话。自那时起，每次他去洗手间，总感觉是在服从一个命令，结束他们枯燥谈话的正是那句命令。“您真勤奋，真了不起。”她说。她一个人坐在与他相邻的小桌子旁，之前她和一个女友聊天，猛烈抨击新时代和年轻人，后来看到他停止了写作，眼睛漫不经心地四处看着，她也许是要收回刚才说的话，让别人原谅她的夸大其词。“好样的，真勤奋。”他努力挤出一个微笑，有些尴尬。“您是做什么的啊？”“哦，这样啊，德国文学，真不错。”“太棒了，这是最美、最有意思，也是最侧重于精神世界的文学。”越聊他脸上的微笑就越窘迫。“怎么，您戴了结婚戒指，您已经结婚了，这么年轻……您多大了？哦，真的吗？真看不出来啊。您看上去要年轻得多……您做得对，结婚是人生大事。还没有孩子吧，猜得出来。啊，是吗？可喜可贺！是的，这挺重要的。一个吗？啊，两个！您真是个幸运的人，两个刚刚好。一儿一女吗？啊，两个小子。最好不过了。您看吧，有个兄弟照应，对他们再好不过了……这么早就成家，您高兴吗？”他断然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不由自主地完成了一幅完美的肖像：一位丈夫、父亲，有自己的工作，看起来很年轻，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之后是长时间的沉默，他趁机重新写了起来。几分钟后她探过身去，头靠他的脸非常近，跨越了两个身体之间应该保持的距离，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两张脸才会靠那么近。她就好像针对唯一美中不足的瑕疵，一字一句有些恼怒地说：“您头发太乱了，快去洗手间整理一下吧。”

这样蛮横的语气通常是在床上使用的，需要对方服从。洗手间在大厅右侧的尽里头，墙上一位暹罗舞女身姿婀娜，曲线优美，她半闭着眼睛，眉毛有些粗，神情深不可测，柔美放浪的腿像一道涟漪，消失在虚无的漩涡之中，就像普利尼奥先生弹奏的圆舞曲，这是从后门出去时演奏的音乐。墙上的咖啡叶装饰很浓密，威尼斯即兴喜剧的丑角阿莱奇诺的表情有一种粗野、难以描述的痛苦。

有几幅画之前掩盖在其他画下面，那些修复绘画的人说，要把上面那层颜料去掉，下面的画才能重现。画家当时这么做可能是出于慎重，也可能带着好的愿望，其实在被掩盖的画里也看不到什么不得体的地方。不管怎么说，涂上一层新漆，掩盖和锁上下水道的井盖不是坏事。也许写作也是一种掩盖，用一只熟练的手给自己的生活涂上色彩，直到它看上去很高贵。当人们假装无视自己犯的错误，会使这些错误变得很明显，而用一种真诚的语气自我批评，则会使这些错误变得高尚，与此同时，污秽仍藏纳于阴沟之下。所有圣人、作家，是的，愣头青、挥霍的浪子全都有这个罪过，他们带着虚伪的羞怯炫耀着他们的罪过，可灵魂是美丽的、伟大的。在我们这些人里，难道不存在任何猪猡，那些货真价实、粗野邪恶的猪猡？

洗手间窄小逼仄，小便池下有一道发红的水流，池里有些结痂，像海滩上的碎玻璃一样让人不舒服。不时有一阵清水冲下来。洗一洗，换换衣服。在镜子里，脸上有什么东西松弛了下来，就好像到那时为止，一直紧紧地把那些东西绑在一起的绳子松了。头发很脏，如同地狱深处美杜莎头上缠绕的蛇。有人在看着一页报纸微笑，洗手间是最后审判的前厅，一种不确定的等候。沿着小便池往下嘀嗒的水是永恒的。回到咖啡馆，唯唯诺诺，读着报纸。脸洗过了，勉强说得过去，可头发汗津津的。快去洗手间整理整理。要浸入海水之中，哪怕仅仅在潟湖温和的浅水中洗一下手；在附近公园的小喷泉那里洗洗脸，就像以前跑完步时那样；在白得发蓝的雪上、林间空地的小泉水边、鹿群饮水的地方；在隆卡路上的圣心教堂清澈的圣水池里，是那么清新。总的来说，一切都近在咫尺，几乎只有两步之遥。对于那些想要去活动腿脚的人，或者想要去周游一番世界的人，圣马可咖啡馆处于极佳的位置，中心位置——不动产代理商可能要这样描述，去隆卡路的教堂，穿过公园和其他必经之地，只需短短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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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ietro Lucano（1878—1972），意大利画家、作家，生于的里雅斯特。

(2)　Guglielmo Marconi（1874—1937），意大利无线电工程师、发明家，实用无线电报通信的创始人。

(3)　Galicia，中东欧古地名，曾是奥匈帝国最大省份，后被波兰和乌克兰瓜分。

(4)　The Karst Plateau，位于斯洛文尼亚西南和意大利东北部交界地带。十九世纪末，西方学者因其石灰岩侵蚀地貌最为典型，遂以“喀斯特”为其命名。

(5)　维多佐属白葡萄品种，在意大利东北部享有悠久历史。

(6)　Hermann Bahr（1863—1934），奥地利诗人、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