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确立根据地

元末，社会动荡不宁，各种社会矛盾经过长期酝酿，在元至正年间（1341～1368）终于被迅速激化，引发了全国性的打着各自旗号的农民起义，并逐渐形成了多方割据的局面，史称“群雄纷争”。朱元璋正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随着应天府根据地的逐步稳固和军事力量的增强，先自称“吴国公”，后又建立了“吴”政权，为大明君主帝国的创建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自元至正八年（1348），浙江台州方国珍正式举起反元义旗后，元至正十一年，芝麻李（本名李二）又起事徐州，不数年民军遂成燎原之势，这与元末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制度以及各级官吏腐败密切相关。元顺帝至元、至正年间（1335～1368），几乎年岁凶荒，加之当时公、私地租和高利贷等各种剥削日趋苛重，贪官污吏乘机肆虐鱼肉百姓；而“马上得之，马上治之”[6]的元统治者们，此时正深陷于各自势力的扩张和权力之争引发的内讧。元末社会呈现出混乱的局面并陷入全面崩溃的绝境，所谓“群雄纷争”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关于元末时期的所谓“群雄”，自明、清以降沿袭至今，诸家所列不一。[7]大致有方国珍、芝麻李、刘福通、韩山童父子、徐寿辉、郭子兴、陈友谅、朱元璋、明玉珍、张士诚等。在这些“群雄”中，惟有朱元璋取得最终胜利，其他诸雄则均以失败而先后告终。朱元璋在这个群雄割据、占地为王的特殊时期，成为顺潮而起、赢得民心的一位杰出历史人物。从元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在应天建立吴政权的前后来看，不仅反映出这位年仅37岁一代枭雄的才略，也标志着他的反元，已经从农民起义地方割据或明或暗的反元，转向了以重建汉族君主专制新王朝、问鼎天下为目标的公开反元。因此，吴政权的建立，为日后朱元璋的建国称帝，奠定了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礼制及组织架构的基础。

元天历元年（1328）九月十八日，朱元璋出生在家境贫寒的农家，早年其“勤俭忠厚”的父亲朱五四为谋生路，离开泗州（今江苏盱眙县境内），颠沛流离，辗转于穷乡僻壤，最后定居濠州钟离东乡（今安徽凤阳县境内）。[8]朱元璋，原名重八，后改名兴宗，又改名元璋，字国瑞。[9]元至正四年（1344），“值四方旱蝗，民饥，疾厉大起”。当年四月，17岁的朱元璋家庭突遭不幸，短短16天家中就“连遭三丧”，父母和兄长先后暴病身亡。[10]走投无路的朱元璋，在乡人刘继祖提供一块坟地后，[11]才得以草草埋葬了亲人尸骨，转而投身佛门——於皇寺。[12]不料朱元璋居寺“仅五十日，寺僧以食不给”，遣散众僧徒，朱元璋也被迫云游“光、固、汝、颍诸州凡三年”。[13]其间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据朱元璋自己后来的回忆称：“……仰天茫茫。既非可依，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依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14]野史传说朱元璋曾写过一首《野卧》的诗，也描述了当时的窘迫和不凡：“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鞠躬不敢高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15]当朱元璋再度返回当年於皇寺时，[16]江淮各地义军烽火已越演越烈。

元至正十一年（1351），天下豪杰纷然并起。至次年春二月，朱元璋家乡的定远人郭子兴等起兵，并攻占了濠州城。赶来镇压义军的元兵，四处骚扰捕捉乡民枉称“叛民”，朱元璋栖身地的於皇寺此时被乱兵所焚，“寺僧皆逃散”，朱元璋也在其中。数日后，恐惶不安的朱元璋回到破败不堪的寺庙，恰有少时伙伴汤和传信相招迫胁加入义军。[17]此时的朱元璋不知何从，经过一番思考“乃祷于神”，获得伽蓝菩萨的“从雄而后昌”[18]的吉兆卦示后，于至正十二年闰三月甲戌投奔濠州郭子兴的反元义军。朱元璋称帝后也曾说过：“朕本元民，天下之乱，实非朕始。”[19]也是客观的陈述。从军不到一年的朱元璋，以其“度量豁达”、“有智略”和勇敢果断的个人品质与能力，很快获得郭子兴的器重，并将其义女马氏许嫁给了朱元璋。而朱元璋也有超出一般人的见识和果敢，“上（朱元璋）每遇敌，智勇奋出，身先士卒，故所向克捷。凡军中有所得，上皆无取，辄令分给群下”，[20]而得到部众的拥戴。元至正十四年，朱元璋发现郭子兴“无意远略，但欲据滁自王”后，就规劝道：“滁，四面皆山，舟楫商旅不通，非可旦夕安者也”。[21]朱元璋已意在攻取与采石矶一江之隔的和州，并智取之。

元至正十四年（1354），朱元璋率部占妙山，冯国用、冯胜兄弟投奔朱元璋麾下。在讨论天下大计时，冯国用对朱元璋说：“建康龙蟠虎踞，帝王之都会，自古记之。幸而近我其帅懦弱，不任兵。宜急击下其城，踞以号召四方。事仿仁义，勿贪子女玉帛，若群竖子者，天下不难定也。”[22]这是文献中朱元璋与南京关系的最早记载。而《明史纪事本末》在记述冯国用对朱元璋时却称：“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愿先拔金陵，定鼎……”[23]显然，明代王世贞与清人谷应泰的记述有异，前者论及的是寻找一片耐以立足的根据地，以及如何发展壮大势力，而非直接考虑建都，后者却已论及建都。对于历代史籍中这类强调南京具有所谓龙蟠虎踞“天子气”之说，以及朱元璋为何选择南京为早年根据地，美国学者牟复礼依据1949年劳榦《对于南京城市的几点认识》中，在分析长江下游的繁荣与财富并将其与华北政治军事中心相联系，强调其战略重要性的各要素后指出：“史籍记载却大谈特谈南京的‘天子气’及与此相关的祥瑞之征，而把这个决定中涉及的战略因素反而压低了。”[24]事实正如此，朱元璋即便对冯国用此时所言金陵帝王之宅有兴趣，也仅仅表明这座城市具备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战略地位等各方面良好基础而已，绝非此时就已有了建都称帝的决定。但朱元璋已经把根据地的目标择于江南应该不妄，次年朱元璋就将这一设想付诸了行动。

元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戊寅，和州被义军攻占后，郭子兴命朱元璋总管和州防务。由于和州诸将皆为郭子兴旧部，又年长于朱元璋，故难以服众。当时和州城墙仍为土城，为提高城池的防御能力并借机镇服人心，朱元璋遂暗藏郭子兴之令，将城墙分段限期负责改筑成砖墙。诸将均不以为然，期限到时惟朱元璋部将负责地段完工，[25]其他“诸将多未就”。朱元璋拿出郭子兴之令相要挟：凡未完工诸将均以军法论处。诸将恐慌，“唯由是，不敢有异言”。[26]这是朱元璋主持改筑的第一座砖城，对于元末明初较大范围土城改筑砖城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影响。[27]同年，郭子兴病逝，其子郭天叙及所部投靠韩山童之子韩林儿，[28]郭天叙被封都元帅，韩林儿部将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29]朱元璋这支义军正式为韩宋政权统辖，仍用小明王的龙凤年号。由于北方红巾军势力吸引了元军主力，朱元璋所部得以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实力。

从军后的朱元璋从“镇抚”到渡江攻占太平路出任大元帅，仅用了短短的3年时间。尤为重要的是，随着朱元璋在一方义军中权势的提升，他身边也逐步云集了一大批骁将和谋士，诸如徐达、汤和、吴良、吴桢、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材、张赫、张铨、周德兴、冯国用、冯国胜、李善长、吴复、丁德兴、赵德胜、沐英、李文忠、胡大海、孙兴祖、茅成、邓愈、常遇春、廖永忠兄弟、俞廷玉父子等人。[30]

元至正十五年（1355）春，和州发生粮荒，朱元璋欲离开和州渡江取采石，进而攻取集庆。有部将提出渡江直取集庆的建议时，朱元璋没有采纳，而是采取了迂回战术：“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喉襟，得采石，金陵可图也。”[31]同年六月，朱元璋亲率大军渡江一举攻克牛渚，守卫采石重镇的元兵随即溃散。沿江诸堡垒以及太平（今安徽当涂）、溧水、溧阳、句容、芜湖等城池，也先后被占领，为下一步夺取集庆创造了有利势态。攻占太平后，朱元璋被诸将推举为大元帅。[32]当地耆儒陶安得知朱元璋欲取集庆，便对他说：“金陵古帝王之都，龙蟠虎踞，限以长江之险。若取而有之，据其形胜，出兵以临四方，则何向不克！”[33]这番以集庆为根据地的建言，与冯国用当年所言有异曲同工之妙，正中朱元璋下怀，坚定了其夺取集庆作为根据地的决心，并将陶安留在身边，遇“事多与议焉”。

自元至正十五年（1355）秋七月壬辰始，随后在八月、九月连续3次进攻集庆城池中，[34]均屡遭挫折，但这丝毫未能减弱朱元璋占领这座城池的决心。九月间，由郭天叙、张天佑率军攻集庆路时，由于陈埜先叛变，并与元行台御史大夫率领的元兵合部拒战于秦淮河，大败郭天叙、张天佑部，并杀了郭、张二人。而叛将陈埜先在随后追击中，被溧阳葛仙乡的民兵击杀，其子陈兆先领其旧部。朱元璋在夺取集庆路虽屡遭失败，但采石和太平是进军集庆的重要战略要地，因此在元中丞蛮子海牙率舟师进扼采石矶附近江面，以绝朱元璋部退路伺机攻太平的情况下，他积极备战并以谋略于次年二月击溃了元兵，“俘获万计，尽得其舟舰。蛮子海牙以余众走集庆”。[35]

元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辛巳朔，朱元璋第4次遣兵由太平水陆并进，挥戈直指集庆城池。同日，朱元璋在江宁镇亲自督阵，“廖永安、冯国用破元将陈兆先之师于方山，擒之”，[36]获降士卒3.6万人。朱元璋从中挑选了精壮骁勇500人“悉入卫屏……上解甲酣寝达旦，疑惧者始安”，[37]以示诚意。几日后，再破元兵于蒋山（即钟山）。集庆路城池是在南唐金陵城池基础上经过宋、元加筑修建而成，[38]规制虽然属于中国传统都城式样，但毕竟四周皆环山拥江，于防御全无制高点可言。一旦占领黄泥岗（今鼓楼附近）、鸡笼山（今北极阁向东）、覆舟山（今小九华山）等周边的山顶后，南边的集庆城内情景便历历在目了。朱元璋所部越战越勇，在鼓声中将士冲至城下。行台御史大夫福寿督兵出城迎战，不及布阵便被朱元璋部下冲垮退回城内，福寿下令关闭城门以坚守。朱元璋部将见状，令城下将士以云梯登城。据记载：在冯国用等将帅带领下，率先攀登云梯攻占集庆路城头的敢死队，正是才收编几天的从陈兆先降部中挑选的500人组成的精锐，“多先登陷阵”。[39]

图1：《金陵山川封域总图》，引自（元）张铉纂修《（至正）金陵新志》，元至正四年刊本影印本。

元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庚寅，朱元璋率部攻占集庆路，元行台御史大夫福寿“坐伏龟楼前指挥”巷战，最后兵溃并自杀，许多元将领或战死、或投诚、或别投他处，得军民50余万，义军剧增10万人。[40]朱元璋入城安抚民众，“于是，城中军民皆喜悦，更向庆慰”。[41]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次日，朱元璋亲率徐达等部将登城，“周览城郭，谓徐达等曰：‘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人民足，吾今有之，诸公又能同心协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达曰：‘成功立业非偶然。今得此，殆天授也。’”遂下令改集庆路为应天府。[42]

朱元璋夺取这座城市后，就全国反元局势而言，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也第一次赢得了他个人的突出地位。因此，有学者把朱元璋的反元历史划分为两个重大差异的阶段：在夺取金陵以前，朱元璋是作为农民起义的一部分进行反元的；夺取金陵和建立初期南京政权以后，则是以重建汉族封建新王朝为目标而进行反元的。[43]而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朱元璋占据金陵的早期，只能是有了一方立足之地，以他当时的实力及统辖范围尚不足以公开反元。[44]朱元璋初到应天时，始居城南富民王彩帛的家，10年后才迁居修缮后的“元故御史台为府”。[45]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经过8年的苦心经营、实力大增后，遂自封“吴王”、弃用小明王的“龙凤”年号，这才公开竖起了反元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