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拿起笔的时候，已经是知天命的年纪。一路走过岁月的沟沟坎坎，五味杂陈。生活，以各种不同的样子呈现给了你。现在或者未来，都不是你想象的样子。我自觉活的并不糊涂。一直在思考着前行，但总是活不出自己想要的样子。我并不贪心。只想财务自由，只想能游历山川。但总是只能温饱有余，生活拮据。偶尔南北走走，也是借出差的机会。我想这大抵也是国人大部分的样子吧。上有老下有小，责任在肩。不敢松懈和放纵，战战兢兢的活着。我觉得自己也是一直在奋斗的，一直在努力。
记得邓亚萍第一次获得世乒赛冠军的消息，是我从收音机里听到的。那时的我也打乒乓球，不过学校里的乒乓球台是用砖和水泥砌成的。我个人认为，那时的乒乓运动，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已经算是贵族运动。我没见过标准的乒乓球台的样子，用的是几块钱的球拍，甚至我还用过纸壳子当球拍，水泥球台中间没有隔网，排几块砖。当时是现场直播，收音机直播，是看不到现场的，只能听到现场的声音。邓亚萍那年18岁，我也18岁。她是周岁，我是虚岁。她在世乒赛的赛场上叱咤风云。我在土屋前挥汗如雨。她手里是价值不菲的乒乓球拍。我的手里是一把铁锨，或者一个铁盆。当时家里的土房的上面还没有瓦。需要每年用泥掺上麦草抹一遍，防止漏雨。母亲当时正值壮年，她负责抹泥。哥哥力气稍大，负责往房上提泥。我在下面往桶里装泥。泥是掺了麦草的不好弄。用锨弄不动的时候，我就用双手扒到铁盆里，再倒在桶里。
就在世界的同一时间，1991年的某一天，邓亚萍在赛场上举起了世乒赛的奖杯，我在自家的土屋前举起了挖泥的铁盆儿。
我们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个毋庸置疑。记得上学第一次过六一儿童节，村里的小学要组织去学区的学校去开会。母亲特意买了一块儿白色的方格布，叫会裁缝的婶子给我和哥哥做了一件带上衣口袋的有领有袖的衬衫。我穿上感觉简直帅呆了，又戴上了新买的红领巾。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跟着孩子们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一整天都小心翼翼，怕弄脏了白色的衣服和鲜红的红领巾。那是非常幸福的一天，几十年都难以忘怀。我一直朝着接班人的方向努力着，虽然偶尔要上学迟到，偶尔也写不完作业，偶尔也逃课不想上学，但总体上是还是往上走的。终于在1988年初中毕业了。父亲因病去世，我开始作为大人，开始了成年人跌跌撞撞的生活。
说是成年人，其实那年我才 15岁。因为当时感觉学习还可以，不甘心，家里虽然很穷，母亲还是让我又去乡里中学复读一段时间。但因为我已经觉得自己是大人了，要考虑怎么养家，所以学习没啥结果。中考没考上就结束了学习。那个时候考上中专，转非农业户口是可以跳出农门的。但我不太争气。无心学习，回家务农了。
父亲是退伍军人，党员，民办教师。他去世的那年才 39岁。在他去世后，母亲一直想给我谋个差事。不能让我在家就这么完了。在母亲的努力寻找下，也得益于父亲在乡里为人师表的名声，乡教委终于同意，在 1989年秋让我成了一名代课教师，那年我16周岁。但想一想，我还是为自己鸣不平，起点太低了，又没有凤凰男的幸运。所以一直肩负大山，领着一家人负重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