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保姆们的议论和将军们的闲谈——不明不白的身份——俄国百科全书派——寂寞无聊——女仆房和门房——两个德国人——功课和阅读——教义问答和福音书

十岁以前我一直没有感觉到我的身份有什么古怪、特别的地方；我住在我父亲的家里，我在他住的那一半宅子里应当规规矩矩，在我母亲住的另一半宅子里我可以任意吵嚷胡闹，在我看来这都是很自然、很简单的事情。枢密官溺爱我，给我玩具，卡洛抱我，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给我穿衣服，管我睡觉，给我洗澡，普罗沃太太带我出去散步，跟我讲德国话；一切都按照常规进行，然而我开始思索起来了。

偶尔听到的几句话、别人随意的闲谈开始引起了我的注意。普罗沃老太太和所有的仆人都十分爱我的母亲，然而他们都害怕、而且一点也不喜欢我的父亲。我的父母之间有时候发生的夫妻争吵常常成为普罗沃太太和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议论的题目，她们两个总是站在我母亲的一边。

我母亲确实忍受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人，却缺乏坚强的意志，她完全给踩在我父亲的足下，就像一般性格软弱的人那样，她只能在一些无关重要的细小事情上拚命地反对一阵。然而不幸的是在这些细小事情上偏偏差不多全是我的父亲对，结果总是他胜利。

“要是我真的处在太太的地位，”譬如普罗沃太太就常常这样说，“我就干脆回到斯图加特去；她在这儿得到什么快乐——只有发脾气和不痛快，而且沉闷得要死。”

“那还用说，”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补充说，“不过她的手足都给这个绑住了，”她用她的编织袜子的织针指着我，“她带着他——到哪儿去呢？怎么办呢？要是丢他一个人在这儿，照我们这儿这样过下去，那么连旁人看来也会觉得可怜！”

一般地说来，儿童的领悟力比人们所想象的要高，一件事打动了他们，他们不久就会让别的事情分了心，把那件事暂时忘记，可是他们后来又会接连不断地回到那件事上面，如果那是一件神秘的或者可怕的事，就更是这样，他们带着异常的耐心和灵敏继续打听下去，一直探听出真相为止。

我一旦留神起来，不到几个星期的工夫，就弄清楚了我父亲当初认识我母亲的详细情形，也知道了我母亲怎样打定主意离开她父母的家，怎样躲藏在枢密官在卡塞耳的俄国使馆里面，又怎样女扮男装跨过国境；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问过一句话，就打听出了这一切。

这些发现的头一个后果就是我跟我父亲疏远起来——由于我讲过的他同我母亲之间的那些争吵。我以前也见过他们的争吵，不过我觉得这是寻常的事情；家里所有的人（连枢密官也在内）都害怕我的父亲，他指摘所有的人，这种事我已经习惯了，并不觉得奇怪。现在我开始有不同的看法了，我想到这一切中间有一部分是由于我的缘故才忍受下去，这种思想有时候在我那儿童的明朗的想象上面投下了沉重的乌云。

从这个时候起在我的脑子里生了根的第二个思想，就是我比一般的小孩更少依赖父亲。我喜欢自己想象出来的这种独立。

又过了两三年，有一天晚上两个我父亲团里的老同事，奥连堡省总督彼·基·艾森[1]和前比萨拉比亚总督、一位在波罗丁诺打掉了一只腿的将军阿·尼·巴赫美捷夫[2]来看我的父亲。他们坐在客厅里，我的房间就在客厅的隔壁。我父亲在谈话中间告诉他们他同尤苏波夫公爵[3]谈过给我安排职务的事。

“再不能耽搁了，”他补充说，“你们知道，他必须工作一个长时期才能够混到一官半职。”

“老兄，您又何必叫他当抄写员呢，”艾森好意地说，“把这件事交给我办，我要让他进乌拉尔哥萨克骑兵队，提升他当军官，这是主要的，然后再听其自然，像我们大家一样，步步高升。”

我父亲不同意，他说他现在不再喜欢军事方面的事情，他希望将来给我弄到一个职位，到某个气候暖和的国家的使馆里工作，他也可以在那里度过他的晚年。

巴赫美捷夫一直很少讲话，这时拄着双拐站了起来，说：

“我看您应当多多考虑彼得·基利洛维奇的劝告。您不愿意把他放到奥连堡，那就把他放在这儿吧。我和您是老朋友，我习惯于跟您坦率地讲话：您安排他做文职工作、上大学，对您的年轻人没有好处，会使他对社会无用。他很明显地处在一种不明不白身份的地位，只有军役才可以给他的前程开路，改善他的地位。不等他升到连指挥官，所有危险的思想都会消失了。军纪是个大学堂，以后的事就取决于他了。您说他有才能，难道就只有蠢材才服军役吗？那么您和我、我们又怎样呢，所有我们这号人又怎样呢？您还可以提出一个反对的理由，就是他必须服役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才会升到军官，然而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给您帮忙。”

这一番对话和普罗沃太太同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的谈话有同样大的效力。当时我已经十三岁了。[4]这样的教训翻来覆去，从各方面思索分析，经过多少个星期、多少个月孤独中的考虑，它们终于结出了果实。这番对话产生的结果就是：在这以前我和所有的男孩子一样想望着军役和军服，而且知道我父亲想要我担任文职，我几乎要哭出来，但是现在我对军役的热心突然冷下来了，我对军官服上面的肩章和穗带、军裤上面的颜色镶条的喜爱虽然不是一下子而是逐渐地完全根除了。不过我那逐渐消失的对军服的热情又爆发过一次。我们的一个亲戚[5]在莫斯科一所寄宿中学校念书，有时候到我们家来过节日，后来他参加了杨堡枪骑兵团。一八二五年他来莫斯科，是个贵族候补军官，在我们家住了几天。我看见他一身的细带子和细绳子，还挂了一把军刀，一顶四只角的高筒军帽戴得略有一点歪，用一根细带子拴在下巴底下，这个时候我的心跳得非常厉害。他只有十七岁，而且个子不高。第二天早晨我穿上他的军服，挂上他的军刀，戴上他的军帽，照着镜子看。我的天，我穿上这件镶红边的蓝色短军服多好看！还有帽穗、帽上的绒球和子弹带……我平时在家里穿的厚毛短上衣和黄色中国棉布裤怎么能跟它们相比呢？

我的亲戚的到来动摇了将军们谈话的效力，但是不久环境又使我而且是永远地厌弃军服了。

我对自己的“不明不白的身份”进行了反复思考以后，心里的结论跟我听见两个保姆的闲谈后所推断出来的结果差不多。我觉得自己更不依赖这个我对它毫无所知的社会了，我觉得实际上我是被抛弃，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我还带着一点孩子气的高傲这样想：我要做给阿列克谢·尼古拉叶维奇[6]和他的同事们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虽是这样，然而也可以想象到我在父亲家那种古怪的修道院生活里日子过得多么痛苦，多么单调。既没有鼓励，也没有消遣；我父亲溺爱我到十岁，现在他几乎总是对我不满意；我没有同伴，教师们来了又走了，我送走了他们，就偷偷地跑到院子里去同家仆的小孩们一起玩，这件事本来是严格禁止的。其余的时间里我就在那些白天不开窗、晚上灯光不亮的又大又暗的屋子里走来走去，什么事也不做，不管碰到什么东西就拿起来读。

门房[7]和女仆房是给我唯一极大快乐的地方。在那里我感到毫无拘束，我参加他们的争论，袒护一方，反对另一方，同我的朋友们一起商谈他们的事情，提出我的意见，知道他们的一切秘密，这些门房里的秘密我从来没有在客厅里泄漏过一句。

在这个题目上我不能不停留一下。其实我完全不想避开离题的情节和插曲，——任何谈话都是这样进行的，生活本身也是这样。

儿童一般都喜欢仆人；父母却禁止他们同仆人接近，特别是在俄国；孩子们并不听父母的话，因为客厅里很无聊，而女仆房里却热闹。在这种场合和在其他千百种场合一样，父母就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了。我绝不能够想象我们的门房比我们的“茶室”或“休息室”对孩子们更有害。在门房里孩子们学到一些粗话和坏习气，这是真的；可是在客厅里他们学到粗暴的思想和恶劣的感情。

命令孩子们跟他们经常接触的人疏远，这个命令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我们中间经常有人谈起仆人特别是农奴的极端的道德败坏。的确他们并不是品行端正的模范，他们精神上的堕落表现在他们过分忍受一切，他们极少愤怒，极少反抗。可是问题不在这里。我希望知道的是，——在俄国什么阶层比他们腐化少一些？是贵族呢还是官吏？也许是教士吧？

你们为什么笑呢？

也许只有农民们才有某些权利……[8]

贵族和家仆之间的差别是很小的。[9]我不喜欢那些怀着恶意的宣传家对群众的假意奉承（尤其是在一八四八年的灾难[10]以后），可是我更加痛恨贵族们对人民的诬蔑。俄国的大地主们把仆人和奴隶描绘成淫荡的野兽，他们蒙住了别人的眼睛，也窒息了他们自己的良心。我们很少比下层阶级好，可是我们却把自己表现得更温和，我们会更巧妙地掩饰我们的利己心和情欲；我们的欲望容易得到满足，我们平时又不用抑制它们，因此它们并不显得十分粗野，而且也不十分显眼；干脆地说，我们阔些，吃得饱些，因此我们也更会挑剔。阿勒马维华伯爵向塞维勒的理发师举出他要求他的仆人所应有的品德，那个时候费加罗叹口气说：“照你们对仆人要求的品德，大人，您见过多少主人配当仆役的？”[11]

一般地说，俄国人的道德堕落并不深，与其说是深，倒不如说是更野蛮，更淫猥，更吵闹，更粗鲁，更乱，更无耻。教士关在家里，同商人们一起大吃大喝。贵族们当着人喝得大醉，毫无顾忌地拚命打牌，打他们的仆人，调戏他们的女仆，对自己的事情处理得很坏，处理家庭生活更坏。官员们也是一样，不过做得更肮脏些，再加上在上级跟前卑躬屈节，还偷点小东西。说到偷盗，贵族的确少犯偷盗罪，他们公开地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而且只要碰到机构，他们绝不松手。

这一切可爱的弱点在那些十四级以外的公务员[12]身上，在那些不依存于沙皇而依存于地主的贵族的身上就表现得更加粗鲁。但是作为一个阶层他们比别的阶层又坏在哪里呢——我却不知道。

我回顾过去，不仅把我们家和枢密官家的家仆、而且也把二十五年来和我们有密切往来的两三家人家的仆人的事情仔细地回想了一番，我想不起他们的行为中有什么特别不道德的坏事。也许有人说，小偷小摸……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概念被地位完全搅乱了，因此很难下断语：人—财产[13]对自己的同类是不用讲礼貌的，那么他们对待老爷的财物就不必客气了。倘使我们把那些亲信、得宠的男女仆人、老爷的情妇、进谗挑拨的人除外，那就更公平了；然而首先他们这些人都是例外——这些马房里的克来英米赫尔[14]们，这些管地窖的卞肯多尔夫[15]们，这些穿粗布衣服的彼列库西希娜[16]们，这些赤足的庞帕杜尔[17]们；况且，他们的行为比所有其他的人都好些，他们只是在夜里才喝个痛快，又不把他们的衣服押在酒馆里面。

其余人的天真朴直的放荡也没有超出喝一杯烧酒和一瓶啤酒、愉快的聊天和抽一袋烟、不请假擅自外出、互相争吵有时吵到打起架来、对有些要他们做出不近人情的和不可能的事情的主人耍点欺骗的花招等等的范围。不用说，一方面由于他们缺少任何教育，另一方面由于处在奴隶地位，缺少农民的憨直，他们的性格里就增加了不少古怪的、畸形的东西，然而他们像美国的黑人那样，有一半的孩子气：一点小事情就会使他们高兴，一点小事情也会使他们伤心；他们的欲望也很有限，这些欲望与其说是不道德的，倒不如说是天真的、合乎人情的。

烧酒和茶、小酒馆和小饭馆——这是俄国仆人两种经常的嗜好；为了它们的缘故他偷盗，为了它们的缘故他贫穷，为了它们的缘故他忍受迫害和惩罚，扔下家里人让他们无衣无食。像马修神甫那样从他那陶醉于戒酒主义[18]的高度去谴责酗酒，坐在茶桌旁边，想不通为什么仆人要到小饭馆去喝茶，不肯在家里喝，尽管在家里喝便宜些，再没有比这个更轻易的事情了。

烧酒使人麻醉，使人能够忘掉自己，让人感到虚假的快乐，给人刺激；倘使一个人的智力发展较差而生活又更狭隘、空虚，那么这种麻醉和刺激就会使他更加感到愉快。一个仆人给注定永远待在门房里，处在永久的贫困中，当奴隶，让人买来卖去，他怎能不喝酒呢？他能够喝的时候，他就喝得很多，因为他不能每天喝酒；十五年前森科夫斯基[19]在《读者文库》[20]中就讲到这个了。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并没有酒鬼，因为那里有很多酒。关于英国工人疯狂的酗酒，这样的解释也适用。这些人在对付饥饿和贫穷的毫无出路的和力量悬殊的斗争中给毁掉了；不管他们怎样艰苦地挣扎，他们到处都碰到铅皮的屋顶[21]和无情的回击，把他们扔回到社会生活的阴暗的底层去，判决他们从事没有目的的终身劳役，这种劳役把他们在身心两方面都折磨得不成样子。一个人当了六天的杠杆、齿轮、弹簧、螺丝钉，到星期六晚上他粗野地挣脱了工厂劳动的苦役，在半个小时里面就喝醉了，尤其是因为他已经筋疲力尽，支持不了多久。道德家们还是去喝自己的Irish〔英语：爱尔兰的〕或者Scotch whisky〔英语：苏格兰的威士忌酒〕、一声不响为好，否则他们那种惨无人道的慈善事业会给他们招来可怕的反应。

在小饭馆里喝茶对仆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在家里喝茶在他看来不像是喝茶；在家里什么都使他记起他是个仆人；在家里他是住在龌龊的下房里面，他得自己生茶炊[22]；在家里他用的是断了把的茶杯，而且每时每刻老爷都会打铃叫他去。在小饭馆里他是个自由的人，他是一位顾客，人们为他铺好桌布，为他点起灯；茶房为他端着托盘跑来跑去；茶杯发亮，茶壶闪光，他发命令，有人照他的话办，他很高兴，还愉快地叫一份压紧的黑鱼子或者露馅的馅饼来佐茶。

在这一切里面幼稚的天真朴直更多于道德堕落。印象总是很快就控制了他们，但是并不在他们心上生根；他们经常为一些偶然的事情、微小的欲望、毫不足道的小目的操心或者更可以说是分心。对一切怪异事物的幼稚信仰使一个成年男人变成了胆小鬼，这同样的幼稚信仰在最痛苦的时刻又给了他安慰。我见过两三个我父亲的仆人的死亡，我很感到惊奇：只有在这里才能谈到生命结束时的那种纯朴的心安理得；他们的良心清白，没有犯过大罪，万一有点什么，也已经在忏悔的时候同“好神甫”一起结束了。

儿童和仆人互相喜欢的感情就建立在他们之间的这种近似上面。小孩们痛恨成年人的贵族统治和那种垂青的、俯就的态度，因为他们聪明而且明白在成年人的眼里他们是小孩，而在仆人的眼里他们是人。因此他们不高兴同客人打纸牌、玩罗托[23]，倒更喜欢同女仆们玩这些。客人同他们玩这些是为了他们，由于迁就的原因，让让他们，作弄他们，只要不想玩，就放下它们走开了；女仆们玩这些，不仅是为了小孩，也同样为了自己；这样就使游戏本身有趣味了。

仆人们特别喜欢小孩，这并不是奴性的忠心，这是弱者和普通人的互相喜爱。

古时候在地主和家仆之间常有一种宗法的、世袭的爱，这样的爱在土耳其现在还存在着。今天在俄国，再也没有忠于自己主人的家族和种族的忠心耿耿的仆人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地主并不相信自己的权力是正当的，也不认为在可怕的最后审判日[24]里他要对自己的仆人负责，他只是用他的权力来为他自己谋利益。仆人也不相信自己应当处于从属地位，他忍受暴力压制，并不认为这是上帝的惩罚、这是考验，——仅仅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俗话说得好：弱不敌强。

我还在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两三个那种奴隶制狂热拥护者的样本，八十高龄的地主们经常惋惜地谈起他们，讲他们小心勤劳的工作，讲他们耿耿的忠心，可是这些地主们就忘记讲自己的父辈和他们本人用了什么来酬劳仆人们的这种自我牺牲。

在枢密官的某一个田庄上有一个衰弱的老人安德烈依·斯捷潘诺夫，他赋闲在家，就是说靠人养活。

枢密官和我父亲在禁卫军中服役的时候，他当过他们的随从，他是一个善良、诚实、滴酒不沾的人，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他只要看少爷们的眼睛，就猜得出他们要什么，我以为这并不是容易的事。以后他在莫斯科近郊管理田地。一八一二年的战争开始，交通就完全切断了，他后来孤零零地待在那儿，没有钱，守着烧得精光的村子的瓦砾堆，为了不至于饿死，他卖了一点木料。枢密官回到俄国后，着手整顿自己的田产，知道了木料的事情。作为惩罚，枢密官撤销了他的职务，把他赶走了。老头子拖着一家人到处寄食。我们经常到安德烈依·斯捷潘诺夫住的那个村子去住一天、两天。那个衰颓的老人得了瘫痪症，每次都支着拐杖来向我父亲问好，同我父亲谈话。

他谈话时那种忠诚和温顺的样子，他的愁苦的面容和他的秃顶两边灰黄色的发绺使我深受感动。

“老爷，听我说，”他有一回说道，“您哥哥又得到一枚勋章。尊敬的老爷，我上了年纪了，不久就要把灵魂交还给上帝了，可是天主不赐给我恩惠，让我看见您哥哥佩戴勋章，在我去世以前连一次也不给我看见他系上绶带、戴上全部的勋章！”

我望着这个老人：他的脸上现出非常孩子气的真诚表情，他那伛偻的身子，他那痛得变了样的面孔，他那黯然无光的眼睛和有气无力的声音——这一切都取得人们的信任；他不是在撒谎，他不是在奉承，他真的想望在死去之前看见那个为了他卖掉一点木料十五年来一直不肯宽恕他的人佩戴着“绶带和勋章”。这是一个圣人，还是一个疯子？是啊，也许只有疯子才做得到圣人吧？

新的一代人没有这种偶像崇拜，要是偶尔还有农奴不要自由，那不过是由于懒惰和物质上的考虑。这无疑地是更加堕落，不过这说明是接近结束了；倘使他们希望看见老爷的脖子上挂着什么东西，那一定不会是弗拉基米尔绶带[25]。

我在这里顺便讲一点我们的仆人一般的情况。

不论是枢密官，或者我父亲，他们都不曾特别压迫家仆，就是说，他们不曾在肉体上虐待他们。枢密官脾气暴躁，不耐烦，因此常常粗暴，不讲道理，然而他很少同家仆们接触，他很少注意过他们，他同他们几乎是彼此不认识。我的父亲却拿他那些任性的要求去折磨他们，不论是一瞥眼光、一句话、一个动作，他都不放过，老是不停地教训人；对俄国人来说，这常常比打骂更坏。

在我们家体罚差不多已经不用了，有两三回枢密官和我父亲使用了“警察所”的卑劣手段[26]，这太不寻常了，因而所有的家仆都在谈论这件事，整整谈了几个月；而且这都是由于重大的过错引起的。

更常见的是家仆给送去当兵；这种惩罚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害怕的；他们虽然无亲无故，可是他们还是宁愿当家奴，觉得比作二十年苦工好些。这些可怕的场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地主找来了两个警察兵，他们偷偷地、突如其来地和出其不意地抓住了那个指定的人；通常村长就在这个时候宣布老爷昨天晚上下了命令要把他送到征兵处去，本人忍住眼泪，装出不在乎的神气，妇女们却哭了起来，所有的人都送礼物给他，我也送给他我能够拿出来的东西，那大概是一个二十戈比的钱，一条围巾之类。

我还记得我父亲因为某一个村长把他收到的代役金[27]花光了，下令剃掉他的胡子。我一点也不明白这算什么惩罚，可是这个六十岁老人的面容使我大吃一惊；他放声大哭，鞠躬到地，要求给他免去这个耻辱，他愿意退赔全部代役金，此外再缴纳一百卢布的罚款。

枢密官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全家的仆人一共有三十个男的和差不多同样数目的女的；然而结了婚的女人不做任何事，她们料理自己的家务；听候使唤的只有五六个女仆和洗衣女人，她们从来不上楼。此外，还得加上男孩和女孩，他们正在养成当差的习惯，就是说，养成游手好闲、懒惰、撒谎、喝酒的习惯。

为了说明那个时候俄国生活的特点，我想，讲几句关于家仆生活费的话，也不是多余的。起初，每个家仆每月只得到五个纸卢布的伙食费，后来增加到六个。女人每月少一个卢布，小孩从十岁起拿成人的一半。仆人组织了“公会”[28]，他们并不抱怨收入不够，这说明当时吃的东西的确非常便宜。最高的工资是每年一百个纸卢布，另一些人只拿到这个数目的一半，有些人一年只拿到三十卢布。十八岁以下的男孩没有工资。除了工资以外，对仆人还发给衣服、大衣、衬衫、床单、被子、毛巾、帆布床垫；不拿工资的男孩可以得到使他们精神和肉体干净的费用，那就是洗澡费和斋戒祈祷[29]费。把一切都算在内，一个仆人每年只花费大约三百纸卢布；要是再加上吃药、看病，还有偶尔从村子里运来的储存的食物，就是连这些费用都算上，也没有超过三百五十卢布。这同巴黎或者伦敦的仆人相比只值他们的四分之一。

俄国大地主通常还要计算奴隶制度的保险费，这就是由地主供养奴隶的妻子儿女，而且奴隶本人老年时候还可以在村子里某个地方得到一点点面包过日子。当然，这是应当算进去的；然而由于对体罚的恐惧、奴隶地位的不可能改变、供养的标准非常低等等——这种保险费就大大地减低了。

我看够了奴隶地位这种可怕的意识怎样摧残、怎样毒害着家仆们的生存，它怎样压迫、麻痹他们的心灵。农民，特别是缴纳代役金的农民，较少感觉到人身的不自由；他们多多少少可以不相信自己完全处在奴隶地位。可是那些从早到晚坐在门房里龌龊的长木板箱上面或者端着盘子站在饭桌旁边的家仆们，他们却没有疑惑的余地。

不用说，也有一些人，他们住在门房里就像鱼在水里一样，他们的心灵从来不曾觉醒，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已经有了嗜好，履行他们的职务时也感到津津有味。

关于这类人，我们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就是我们的老听差巴卡依。这个人有大力士一般的体格、高高的身材、相貌堂堂，带着一副深思远虑的神态，他活得很久，他始终认为听差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这个可敬的老人经常发脾气，不然就是喝醉了，或者同时又发脾气又喝醉。他总是把他的职责看得高，而且给它加上一种庄严的重要性；他做出特别的声音和响动掀起马车的踏蹬，像开枪一样砰的一声关上车门。他绷着脸、笔直地站在马车后面的足蹬上，每一次车轮越过辙窝发生颠簸的时候，他就发出他那低沉的、不高兴的声音对马车夫吆喝：“稳一些！”并不管辙窝已经在后面五步远了。

他除了跟车出去以外，还有一个重要职务（这个职务是他自愿担任的），就是教家仆的男孩们学习贵族的仆人礼节。他清醒的时候，倒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他喝了酒，脑子糊涂起来，他就挑剔、苛求、专制、横暴到了叫人不能相信的程度。我有时候出来替我的朋友们打抱不平，然而我的威信对巴卡依的那种罗马人严厉的性格影响不大；他会给我打开通客厅的门，说：

“这儿没有您待的地方，请出去，不然我就把您抱出去。”

他从来不放过任何责骂那些男孩的机会，不管是一个动作也好，一句话也好，他不但骂，而且经常拳打，或者“挖油”，那就是用他的大拇指和小指头巧妙地、熟练地像弹簧一样地弹他们的脑袋。

后来他把男孩们都赶了出去，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虐待他那个唯一的朋友麦克佩斯、一条大的纽芬兰种公狗，这条狗是他养的，他喜欢的，他给它刷毛，他细心地照料它。他在屋子里单独地坐了两三分钟，就到院子里去唤着麦克佩斯跟他一起坐到长木板箱上；他就对狗谈起话来：

“笨蛋，暖和的屋子你不待，你干吗坐在院子里挨冻？真是个畜生！你瞪着眼干吗——嗯？你没有话回答我吗？”

他说了这些话，经常接着就是一记耳光。麦克佩斯有时候也会对它的恩人做出要咬的样子；那个时候巴卡依就会无情地、毫不让步地痛骂它。

“可不是，你喂狗吧——喂来喂去，还是一条狗；它向你呲牙咧嘴，也不想想你是谁。……要是没有我，跳蚤早就把它吃掉了！”

他的朋友的忘恩负义使他感到委屈，他气愤地闻了一撮鼻烟，把留在手指头的一点点烟扔到麦克佩斯的鼻子上去；狗就打起喷嚏来，很狼狈地用爪子从眼睛上刷掉鼻子上的鼻烟，十分不高兴地离开了长木板箱跑去抓门；巴卡依骂了一声：“坏蛋！”就给它开了门，一足踢了它出去。通常在这个时候男孩们就回来了，于是他又弹起他们的脑袋来。

在麦克佩斯之前我们有一条猎狗叫做别尔塔；这条母狗病得厉害，巴卡依带着它睡在他的褥子上，照料它两三个星期。有一天大清早我到了门房里。巴卡依想对我讲什么话，可是他的声音变了，一滴大的泪珠滚下脸颊来，——狗死了。这是又一件事实可以供研究人心的人参考。我绝不以为他恨那些男孩；这是由于他那冷酷性格，这种性格给酒加强了，而且不知不觉地受了门房里气氛的影响。

可是除了这些奴隶制爱好者以外，还有多少不幸的人和毫无指望的受苦受难人的愁容经常悲惨地闪现在我的记忆里。

枢密官有一个厨子，他有特殊的才能，勤劳而头脑清醒，他在工作上一帆风顺。枢密官亲自设法让他到御厨房去学习，那里有一位著名的法国厨师。他在御厨房学成出来以后，在英国俱乐部工作，积了钱，结了婚，过着老爷一样的生活；然而奴隶身份的绳索使他夜里也睡不安稳，他的地位使他很不开心。

在伊威尔圣母大教堂做完祈祷以后，阿列克谢鼓起勇气去见枢密官，要求准许他缴纳五千纸卢布，赎回他的自由。枢密官一向以他的厨子自豪，就像他以他的画家自豪那样，因此他不肯收钱，他对厨子说在主人死后，不用花钱便可以得到自由。

对厨子来说，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他心里不痛快，变瘦了，头发也灰白了，而且……他是一个俄国人，就喝起酒来。他不好好地干活，英国俱乐部把他辞退了。他给介绍到特鲁别茨卡雅公爵夫人家里工作，公爵夫人吝啬得要命，老是同他斤斤计较。有一回她过分地委屈了阿列克谢，他平素喜欢表现自己的口才，就做出他那庄严的神气，带着他的鼻音说：

“您的光辉的身体里有一个多么阴暗的灵魂！”

公爵夫人气坏了，赶走了厨子，而且像一般俄国贵妇人那样，给枢密官写了一封抱怨的信。枢密官本来不必理睬，可是他为了顾全绅士的礼貌，就把厨子叫了来痛骂一顿，命令他到公爵夫人那里去求她饶恕。

厨子并没有到公爵夫人那里去，他到小酒馆去了。一年中间他把什么都花光了：从他积蓄起来作赎金的那笔款子到他的最后一条围裙。他的妻子同他一起挣扎着，挣扎着，以后她也走了，到什么地方作保姆去了。我们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后来警察把阿列克谢带来了，穿得破破烂烂，像个野人似的；他们在街上找到他，他没有住处，从一个小酒馆出来，又去另一个小酒馆，就这样地流浪着。警察要求主人收容他。枢密官也难过，也许还感到惭愧；他收容了他，对他相当和善，给了他一间屋子。阿列克谢继续喝酒，他喝醉了就吵吵闹闹，以为自己在做诗；他的确不缺少某种杂乱的幻想。我们当时在瓦西里叶夫斯柯耶村。枢密官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厨子，就把他送到我们这里来，以为我的父亲可以劝好他。可是这个人已经完全毁掉了。在他的身上我看到农奴心上那种日积月累的对主人的愤怒和仇恨：他讲起话来就咬牙切齿，脸上带着表情，这种表情特别在厨子身上可能是危险的。他在我面前讲话毫无顾忌；他喜欢我，他常常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说：

“一棵烂树的好枝子。”

枢密官死后，我父亲立刻给他自由；这太迟了，这不过是把他甩开罢了；他就这样地完了。

除了他，我还不能不回想起农奴制度的另一个受害者。枢密官还有一个三十五岁上下的家仆，在他身边担任办事员一类的职务。我父亲的大哥[30]（死于一八一三年）本来打算创办一所乡村医院，在他还是小孩的时候就把他送到一位有名的医生那里让他学点医术。那位医生还替他请求得到在内外科医学院听讲的许可；这个年轻人有才能，他学会了拉丁文和德文，也会治一点病。他二十五岁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军官的女儿，隐瞒着自己的身份同她结了婚。欺骗不能够长久继续下去，在他的主人去世以后，他的妻子惊恐地知道了他们原来是农奴。他的新主人枢密官一点没有歧视他们，他甚至喜欢年轻的托洛恰诺夫，可是他同他妻子一直不断地吵架；她不能原谅他欺骗她的行为，她终于同另一个男人跑掉了。托洛恰诺夫一定很爱她，他从这个时候起就陷入一种接近精神失常的悒郁，整夜整夜地喝酒，自己的钱光了，就花主人的钱；他看出来没有办法应付下去的时候，就在一八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服毒自杀。

枢密官那天不在家；托洛恰诺夫来看我父亲，当着我的面对我父亲说他来向他告别，请他转告枢密官，缺少的钱都是他花掉的。

“你喝醉了，”我父亲说，“你去吧，好好地睡一觉。”

“我马上就要去长睡了，”医生说，“我只是求您不要记住我的坏处。”

托洛恰诺夫的泰然自若的表情使我父亲感到吃惊，我父亲注意地望着他，问道：

“你怎么啦，你在说胡话吗？”

“没有什么，老爷，我不过喝了一小杯砒霜。”

找来了医生，找来了警察，给他服催吐剂，给他喝牛奶。……他开始要呕吐的时候，他极力忍住，他说：

“待着，待在那儿，我吞下你，并不是为了要吐出来。”

后来毒性发作得更加厉害的时候，我听见他的呻唤和痛苦的叫声，他反复地嚷：

“烧！烧！火！”

有人劝他请一个教士来，他不肯，他对卡洛说，人死后不可能再有生命，他很懂解剖学。夜里十二点钟光景，他用德国话问那个一等军医，几点钟了，然后他说：“现在是新年了，祝贺您。”——就死了。

早晨我跑到那间当作浴室用的小小侧屋里去，——托洛恰诺夫停在那里；他的身体躺在桌子上，还是他临死时那个样子：穿着燕尾服，没有打领带，胸口敞开；他的面貌完全变了样，而且已经变黑了。这是我见到的头一具死尸；我走开了，差一点晕倒。我在新年里得到的礼物，那些玩具和图画并没有使我高兴；脸变黑了的托洛恰诺夫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我一直听见他的声音：“烧！火！”

我只再讲一件事情来结束这个悲痛的题目：门房的确没有在我身上留下坏的影响。正相反，在我的早年它就培养了我对一切奴隶制度和一切专制的制止不了的憎恨。我还是小孩的时候，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因为我淘气狠狠地刺我一下，就说：“等着吧——您长大起来，就会跟别的老爷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侮辱。老妈妈可以满意了：至少我并没有跟别的老爷一样。

除了门房和女仆房以外，我还有一个消遣的地方，在那里我至少不会遇到干扰。我喜欢看书就像我不喜欢上课那样。我非常喜欢没有系统地看书，这种爱好一般说来，是对于认真研究的一个重要障碍。譬如，我当时和后来都很讨厌语言的理论研究，可是我很快就学会对这些语言的大致理解和勉强讲话，而且停留在这个阶段上，因为用来看书这就够了。

我父亲和枢密官两人当时共有一个相当丰富的图书室，收藏着不少上个世纪的法文书。书堆在楼下一间没有人住的潮湿的屋子里。钥匙在卡洛那里。我可以在这个文学仓库里随意翻来翻去，我看书看得很痛快。我父亲认为我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我学法文会学得更快，其次是，我有事情做，这就是说，我会安安静静地坐着，而且在自己的房间里。我并不让他看见所有我看的书，也不把书放在桌子上，——有些书给藏在衣橱里面。

我看什么书呢？不用说是长篇小说和喜剧。我看了五十册法国《戏剧节目》[31]和俄国《戏剧》[32]；每一卷有三个或者四个剧本。除了法国长篇小说，我母亲还有拉封登[33]的小说和科采布[34]的喜剧，——我也把它们看了两三遍。我不能说长篇小说对我有多大的影响；虽然我也像所有的男孩那样，对书中一切暧昧的或者有点欠妥当的场面都不肯放过，但是它们并不使我特别感到兴趣。给我的影响大得多的一个剧本是《费加罗的婚姻》[35]——这个戏我爱得神魂颠倒，反复看了二十遍，不过我看的是《戏剧》中的俄文译本。我爱上了薛侣班和伯爵夫人[36]，而且我自己就是薛侣班；我看书的时候我的心好像停止跳动了，而且我感到一种新的感觉，自己却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个侍从武士改扮女装的场面多么令人陶醉，我真想把谁的丝带藏在我的怀里，偷偷地吻它。事实上在我那样的年岁，我完全没有同女性交际过。

我只记得偶尔在星期天巴〔赫美捷夫〕的两个在女子寄宿中学校念书的女儿来我们家作客。小的一个只有十六岁，长得非常漂亮。她走进房里来我就局促不安，从来不敢对她讲话，只是暗中不断地看她那双非常好看的深色眼睛，看她那一头深色的鬈发。我从来不曾向人提过这件事，这一点最初的恋爱气息没有让任何人看出来就过去了，连她本人也不曾觉察到。

好些年以后我同她见面，我的心还是跳得厉害，我记得我十二岁的时候多么爱慕她的美丽。

我忘记说，《维特》[37]和《费加罗的婚姻》同样地打动我的心；这本小说有一半我看不懂，就连忙翻过去，急于想看那个可怕的收场[38]，它叫我哭得像一个疯人似的。一八三九年《维特》又偶然落到我的手里来了；当时我在弗拉基米尔；我告诉我的妻子[39]，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就为这本小说哭过，我把书中最后的几封信读给她听。……我读到那个地方，我的眼泪又夺眶而出，我不得不停了下来。

在我十四岁以前，我不能说我父亲特别限制我的自由，可是我们家的整个气氛使一个活泼的男孩感到受压制。对我的身体健康固执地和不必要地关心而同时对我精神上的需要却丝毫不注意，这是非常讨厌的。提防着感冒，提防着不消化的食物，有一点儿伤风咳嗽，就很紧张。冬天我一连几个星期待在家里，到了准许我出门的时候，又得穿上暖和的高统靴，裹上围巾之类的东西。在家里火炉经常热得叫人受不了。要不是我从我母亲那里继承了钢铁般的健壮身体，这一切就会使我成为瘦弱的、娇生惯养的孩子。我母亲丝毫没有我父亲的那种偏见，在她住的那一半宅子里，她允许我做在我父亲的那一半宅子里禁止做的任何事情。

在没有竞赛、没有鼓励、没有称赞的情况下，我的教育收效很差；没有系统，又没有监督，我做功课很不起劲，我还以为靠记忆力和生动灵活的想象就可以代替用功。不用说，对家庭教师们也同样没有人过问；薪金谈妥以后，只要他们按时上班，坐完这一段时间，——他们可以一连教几年，不必向任何人报告他们教学的成绩。

我当时的教育上一个最古怪的插曲就是聘请法国演员达勒斯来教我朗诵课。

“现在没有人注意这个了，”我父亲对我说，“然而我哥哥亚历山大[40]——他一连六个月每天晚上跟奥弗列纳[41]一块儿读le　récit　de　Théramène〔法语：特拉美纳的故事〕[42]，可是总不能达到奥弗列纳所想望的那样完美。”

所以我就开始学习朗诵了。

“那怎么样，monsieur Dalès〔法语：达勒斯先生〕，”我父亲有一次问他道，“我想您可以教他上点跳舞课吧？”

达勒斯是一个六十开外的胖老头子，他做出完全了解自己长处、也完全了解谦虚礼貌的样子回答说他“不能判断自己的才能，不过自己经常给au Grand Opéra〔法语：大歌剧院的〕芭蕾舞出主意。”

“我就是这样想的，”我父亲说，他把他那开着的鼻烟壶递给达勒斯，他对俄国的或者德国的家庭教师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很想您能够le dégourdir　un　peu〔法语：使他活跃些〕，在朗诵以后，稍微跳跳舞。”

“Monsieur le comte peut disposer de moi.〔法语：伯爵先生可以调度我。〕”

我父亲非常喜欢巴黎，开始回忆起一八一〇年歌剧院的休息室、乔治[43]的青年时期和玛尔斯[44]的晚年来，他还问起咖啡馆和戏院的情况。

现在请设想一下我那间小小的屋子，一个凄凉的冬天晚上，窗户冻上了，水沿着绳子从窗上流下来，桌子上有两支脂油蜡烛，我们两个人tête-a-tête〔法语：对坐谈心〕。达勒斯在舞台上讲话还是相当自然的，可是在教课中他却认为朗诵的时候不宜于自然。他读拉辛的剧本用唱歌一般的腔调，而且在每一行诗停顿的时候来一个分开，就像英国人在后脑勺梳的分头那样，因此每行诗看起来都像一根折断了的手杖。

同时他挥舞着手，好像一个掉在水里而又不会游泳的人那样。每一行诗他都叫我重读几遍，并且他总是摇头。

“不对，完全不对！Attention！〔法语：注意！〕‘Je crains Dieu， cher Abner〔法语：我害怕上帝，亲爱的阿布奈尔〕，’[45]”于是来一个分开，这个时候他闭上眼睛，微微摇着头，用他的手轻轻地推开波浪，接着念下去，“et n’ai point d’autre crainte.〔法语：别的什么我都不怕。〕”[46]

随后，这个“除了上帝，什么也不怕的”小老头儿看了看表，合上书，推了一把椅子到我面前：这就是我的舞伴。

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从来不会跳舞，这是不足为奇的。

这样的教课并没有继续多久，大约两个星期以后就很悲惨地停止了。

我同枢密官一起去看法国戏；序曲已经奏过了一遍、两遍——幕还是没有升起；前座的观众想表示懂得他们的巴黎规矩，就像巴黎的后座观众那样叫嚷起来了。一位导演走到幕前面来，向右面鞠一个躬，向左面鞠一个躬，又向正前面鞠一个躬，说：

“我们请求观众们原谅；我们遭到了可怕的不幸事故：我们的同事达勒斯，”导演的声音的确让眼泪打断了，——“在他的屋子里由于煤气中毒逝世了。”

俄国炉子的煤烟就用这样残暴的手段给我免除了朗诵、独白和同我那个有着四只脚的红木女舞伴的单人跳舞了。

在我十二岁的时候，照料我的事就从女人的手移到男人的手里了。大约在那个时候，我父亲两次请了德国人来照管我，可是这两次尝试都不成功。

照管小孩的德国人——不是家庭教师，也不是照看小孩的老家人；这是一种完全特殊的职业。他不教小孩念书，也不给他们穿衣服，可是他监督别人教小孩念书、给小孩穿衣服，他关心小孩的健康，带小孩出去散步，对小孩谈什么废话都行，只要是讲德国话。要是家里有一个家庭教师，德国人就听他的话；要是有一个带小孩的老家人，他就得听德国人的话。那些持证签到的教师常常由于意外的原因迟到和由于他们自己无法控制的情况早退，就要讨好德国人，他尽管一窍不通，却也开始把自己看成一个有学问的人了。女家庭教师使用德国人替她们买东西、办各种各样的事，可是只有在她们找不到别的崇拜者或者她们实在生得难看的场合，她们才允许他向她们献殷勤。十四岁的学生瞒着父母到德国人的屋子里抽烟，他容忍了这种事情，因为他不得不想尽方法留在这个家里。的确，大半在这个时候，照管小孩的德国人会受到主人感谢，收到主人赠送的表，然后给辞退了；要是他不耐烦带着小孩逛街，和因为小孩伤风感冒或者弄脏衣服受到申斥，那么，照管小孩的德国人就变成了单纯的德国人，开一个小店卖给他从前的学生琥珀烟嘴、花露水、雪茄烟，还替他们办其他秘密的事情。[47]

第一个照管我的德国人是西里西亚[48]人，姓约基席；据我看，根据他这个姓就有充分理由不该找他来。他个子高高，是一个秃头，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极不爱干净；他经常吹嘘他的农业知识，我想我父亲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找他来的。我非常厌恶地看待这个西里西亚的巨人，只有一件事我容忍了他，那就是我们到杰维奇草地和普列斯年斯基水池散步的时候，他经常对我讲一些猥亵的故事，这些故事我都在门房里重复讲过了。他至多待了一年；他在村子里干了什么丑事，园丁要用大镰刀杀死他，我父亲便叫他滚蛋了。

在他之后来了一个布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49]的大兵（也许是逃兵），他名叫费多尔·卡尔洛维奇，他的特点是写得一笔好字和过分的愚蠢。他先前已经在两家人家照管过小孩，有了一点经验，就是说，有家庭教师的气派；而且他讲法国话总是把重音念错。[50]

我对他毫不尊敬，我使他在这里的每时每刻都过得不愉快，特别是在我相信不管我怎样花费力气，也无法使他懂得数学上的小数和比例的运算法则以后。一般地说男孩的心里有很多无情的甚至残忍的东西；我恶狠狠地拿比例的问题来折磨这个可怜的沃尔芬比特尔的猎兵；我对这件事很感兴趣，虽然我平时很少有机会同我父亲谈论这种事情，这次却扬扬得意地对他讲述了费多尔·卡尔洛维奇的愚蠢。

费多尔·卡尔洛维奇还向我吹嘘他有一件新的燕尾服，深蓝色的，有金钮扣，我的确看见他有一次出去参加什么人的婚礼，穿了一件燕尾服，这件衣服他穿起来显得宽大，不过有金钮扣。那个伺候他的男孩告诉我说，这件衣服是他向一个在化妆品店当店员的朋友借来的。我毫无同情地逼着这个可怜人，要他讲：蓝色燕尾服在哪里？——我总是这样逼他。

“您家里蛾子很多，我把它寄放在一个相识的裁缝那儿，让他保管。”

“这个裁缝住在哪儿？”

“您要知道干吗？”

“为什么不告诉我？”

“您不用管别人的事情。”

“好啦，就算这样吧，可是过一个星期就是我的命名日，——您就让我高兴吧，请您在那一天从裁缝那儿把燕尾服拿回来。”

“不，我不拿，您不配，因为您‘伊姆彼尔季年特’[51]。”

我用手指指着吓唬他。

费多尔·卡尔洛维奇最后一次的碰壁，就是他有一回在我的法国教师布肖的面前吹嘘他当过兵，参加过滑铁卢[52]的会战，还说德国人狠狠地揍了法国人。布肖只是看着他，带着吓人的样子闻了一撮鼻烟，使得这个打败了拿破仑的人感到有些狼狈。布肖生气地拄着那根多瘢节的手杖走了，以后讲到他从来不提他的姓名，只说“le soldat de Vilain-ton〔法语：惠兰吞的兵〕”[53]。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双关俏皮话是从贝朗瑞[54]那里来的，我非常喜欢布肖的巧思。

末了这个布吕赫尔[55]的战友同我的父亲大吵了一场，离开了我们家；这以后我父亲就不再拿德国人来折磨我了。

我们这位布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大兵还没有撤退的时候，他有一个朋友也担任“德国人”的职务，我有时就去看他所照管的那些男孩，和他们一起到远处游逛；他走了以后，又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了——我感到无聊，想摆脱孤寂，可是找不到方法。我不能够改变我父亲的意志，倘使不是在这以后不久一种新的精神的活动和两次的会晤挽救了我（我在下一章里讲到它们），我也许就会在这样的生活中给毁掉了。我相信我父亲一点也不会想到他强迫我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否则他不会拒绝我那些最天真的愿望，不会不答应我那些最自然的要求了。

有时候他也允许我同枢密官一起去看法国戏，这对我来说是很高的享受；我非常爱看演戏，不过这种娱乐带给我的乐趣同痛苦一样多。枢密官带着我赶到戏园子老是在戏演了一半的时候，而且晚上总是有人邀请他，不等戏散场他就把我拖走了。戏园子在阿尔巴特门、阿普拉克辛的公馆，我们住在老马房街，就是说隔得很近，可是我父亲绝不许我离开枢密官一个人回家。

在我十五岁的光景，我父亲按照上大学的需要，聘请了一个教士[56]来给我上神学课。我拿到《教义问答》[57]，是在读过伏尔泰[58]以后。没有一个地方像俄国这样宗教在教育事业上起的作用是那么微小，这不用说是很大的幸运。担任神学课的教士通常只拿一半的薪金，倘使这个教士还教拉丁文，那么他的薪金就比教《教义问答》多。

我父亲把宗教看作一个有教养的人所不可缺少的东西；他经常说应当毫无异议地相信圣经，因为在这个领域里理性是没有用的，自作聪明只会把问题弄糊涂；他又说应当遵守自己在其中诞生的那个宗教的仪式，不过也不要过分虔敬，对老太婆来说过分虔敬是可以的，对男人就有失体统了。他自己信教吗？据我猜想，他有一点点相信，这是由于习惯，由于礼貌，出于他想保护自己以防万一。然而他自己从不遵守教会的戒律，他拿身体不好作为借口。他几乎从不接待教士，至多就是把教士请来在一间没有人的客厅里唱唱圣诗，然后就在那里送他五个卢布的钞票打发他走了。冬天他借口说教士和教堂执事随身带来大量的寒气，使他老是感冒。在乡下他却到礼拜堂去，也在家接待教士，但这并非出于敬畏上帝，倒不如说是出于世俗的、实际方面的考虑。

我母亲是一个路德派[59]教徒，因此她比一般的信教又高了些；她每个月总有一两个星期天坐车到她的礼拜堂去，或者照巴卡依顽固的说法：“到她的基尔黑[60]去。”我在家无事可做，便同她一起去了。在那里我学会了摹仿德国的新教牧师，摹仿他们的朗诵和长篇空话像得不得了，——这个本领我成年以后仍然保留着。

每年我父亲都命令我斋戒祈祷。我害怕作忏悔，而且总的说来，礼拜堂的mise en scène〔法语：演出〕使我惊奇，使我畏惧；我怀着真正的恐惧走去受圣餐；可是我并不把这个叫做宗教的感情，这种恐惧是由一切不可了解的、神秘的事物来的，特别是在这种事物给加上了重大、庄严的意义的时候；念咒和算命对我也有这样的作用。我在复活节的晨祷以后开斋，吃过了染红的蛋、过节的甜奶渣糕和圆柱形甜面包，这一整年我就不再想到宗教了。

然而我经常读福音书[61]，也喜欢读，读的是斯拉夫文本和路德翻译的德文本。我读的时候没有得到任何的指导，也不是完全了解，可是对我读的那些内容我却感觉到一种真正的、深切的敬意。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常常醉心于伏尔泰主义[62]，喜欢讽刺和嘲笑，但是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我拿起福音书来有过冷淡的感觉；我一生都是这样；我在任何年岁，在不同的情况下面，重新阅读福音书，每一次它的内容都给我的心灵带来和平与宁静。

那个教士给我上课的时候，他惊奇地看出我不单是对福音书有一般的知识，而且我还可以一字不差地引用原文；他说：“可是主上帝虽然开了他的智慧，却还没有打开他的心。”我这位神学教师耸了耸肩膀，对我的“两面性”感到惊讶，不过他倒满意我，以为我可以通过捷尔诺夫斯基[63]的考试了。

不久另一种宗教就占据了我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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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彼得·基利洛维奇·艾森（1772—1844）：俄国少将，后来做过彼得堡的总督。

[2] 阿列克谢·尼古拉叶维奇·巴赫美捷夫（1774—1841）：俄国将军，一八一六至一八二〇年任比萨拉比亚总督，后来在几个省里担任省长职务。

[3] 尼古拉·包里索维奇·尤苏波夫公爵（1750—1831）：俄国大官僚、大地主，叶卡捷琳娜二世、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显贵，克里姆林宫部的主任。

[4] 这大概是笔误，因为这番谈话发生在一八二〇年，作者当时只有八岁。

[5] 一个亲戚：指阿列克谢·彼得洛维奇·库钦（1808—1839年以后），枪骑兵军官，作者的外甥（作者堂姐娜·彼·库钦娜的儿子）。

[6] 这是巴赫美捷夫的名字和父名。

[7] 门房：男仆们住的房间。

[8] 这一句的原意大概是：“只有农民们才有权笑。”英译文作“也许只有农民们有权说他们不同。”

[9] 原文下面还有半句：“就像他们的名称之间的差别那样。”（英译者没有译出。）因为“贵族”的原文是“дворянин”（德沃利雅宁），家仆（或译“家奴”）的原文是“дворовый”（德沃罗维依），念起来，声音相差不太大。

[10] 灾难：指一八四八年法国资产阶级政府镇压巴黎工人六月革命的事。

[11] 这句话见法国剧作家奥·博马舍（1732—1799）所作四幕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第一幕第二场。（引用吴达元的译文。）

[12] 彼得大帝一七二二年规定俄国文官官阶为十四级，十四级以外就不是政府的文职官员，因此英译者把“那些十四级以外的公务员”译作“那些在私人的和非政府的机构中工作的人”。

[13] 这是说，他们是人，却又被当作主人的财产。

[14] 彼·安·克来英米赫尔（1793—1869）：俄国反动政治家、尼古拉一世时期的交通大臣、尼古拉的亲信。

[15] 亚·赫·卞肯多尔夫伯爵（1783—1844）：尼古拉一世军警专政制度的一个反动头子，一八二六年起任宪兵司令和第三厅厅长。

[16] 玛·沙·彼列库西希娜（1739—1824）：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宫内女官和宠信。

[17] 让·安·庞帕杜尔（1721—1764）：法国侯爵夫人、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以上四种人都是专制君主宠爱信任的人物。

[18] 西奥巴德·马修神甫（1790—1856）：爱尔兰天主教神甫，一八三三年组织戒酒会，宣传戒酒，有“戒酒的使徒”之称。“陶醉于戒酒主义”是作者讽刺马修神甫活动的用语。

[19] 约瑟夫·伊凡诺维奇·森科夫斯基（1800—1858）：原籍波兰，记者、反动的批评家和作家，他用的笔名是布拉姆别乌斯男爵。

[20] 《读者文库》：森科夫斯基编辑的一种“文学、科学、艺术、工业、新闻和时装杂志”，在彼得堡出版，销行很广，由十九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中大的出版家兼书商斯米尔津（1795—1857）发行。

[21] 这里可能指工厂厂房。英译文作“一面压迫的高墙”。

[22] 茶炊：即“沙莫瓦尔”，俄国特有的一种铜制茶具，上面煮开水（泡茶用），下面生火，中间有一根烟囱。

[23] 罗托：一种游戏，从袋中取出有号码的牌子，放在本人手里纸板上相同的号码上，谁先摆满了纸板上的号码，谁就得胜。

[24] 最后审判日：根据耶稣教传说，这是上帝举行最后大审判、给所有恶人以永久惩罚的日子。

[25] 弗拉基米尔绶带：指悬挂弗拉基米尔勋章的绶带。作者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们希望看见老爷脖子上挂的不是绶带，而是绞索一类的东西。

[26] 指帝俄大城市中每个警察区里的警察所，当时根据农奴的主人（地主）的要求，农奴在警察所里受到鞭打的刑罚。

[27] 代役金：农奴向地主缴纳的代替劳役的钱。

[28] “公会”：原文是“артeлъ”，或译“组合”。这里指的是当时俄国农民中间，有一些人为了某种共同经济利益，或者为了从事一种共同的劳动组织起来的团体。这是一种为了在劳动或消费上合作互利的自由组织。

[29] 斋戒祈祷：指耶稣复活节（三月二十一日或这天以后，月圆以后第一个星期天）前的斋戒祈祷。

[30] 父亲的大哥：指作者的大伯父，即彼·阿·雅科甫列夫。

[31] 《戏剧节目》：指《法国戏剧节目》，六十八卷，法文原版，一八二三至一八二九年出版。

[32] 《戏剧》：指《俄国戏剧》，或《全俄戏剧创作全集》，四十三卷，一七八六至一七九四年出版。

[33] 奥·拉封登（1756—1831）：德国感伤主义的小说家。

[34] 奥·科采布（1761—1819）：德国反动作家。

[35] 《费加罗的婚姻》：又名《狂欢的一日》，法国剧作家博马舍创作的五幕喜剧，是《塞维勒的理发师》的续篇，后来由奥国音乐家沃·阿·莫扎特（1756—1791）改编为歌剧。

[36] 伯爵夫人和薛侣班都是《费加罗的婚姻》中的人物。伯爵夫人就是阿勒马维华伯爵的妻子，薛侣班是他的侍从武士。薛侣班拿了伯爵夫人的丝带藏在身上。在第四幕中薛侣班打扮作女孩子。

[37] 《维特》：即德国诗人和作家歌德的中篇小说《青年维特的痛苦》（有郭沫若的中译本《少年维特之烦恼》）。

[38] 指小说结尾维特的自杀和他的绝命书。

[39] 一八三八年五月作者在弗拉基米尔同他的堂妹娜·亚·查哈林娜结婚。

[40] 亚历山大：作者的伯父，娜·亚·查哈林娜的父亲，也就是本书第一章里提到的“兄长”。参见第17页注②。

[41] 奥弗列纳：原名让·利瓦尔（1720—1806），法国演员，一七八五年移居俄国。

[42] 见法国剧作家让·巴·拉辛（1639—1699）创作的五幕悲剧（诗剧）《费德尔》第五幕第六场特拉美纳同雅典王特塞的对话。

[43] 乔治：本名玛格丽特·约瑟芬·文美尔（1787—1867），法国女演员，擅长表演古典悲剧。

[44] 玛尔斯：本名安娜·布杰（1779—1847），法国女演员，擅长表演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1622—1673）的喜剧。

[45] 见拉辛的五幕悲剧《阿黛莉》，这是该剧第一幕第一场中大僧正约德对阿布奈尔讲的话，达勒斯把一行诗“分开”了。

[46] 见拉辛的五幕悲剧《阿黛莉》，这是该剧第一幕第一场中大僧正约德对阿布奈尔讲的话，达勒斯把一行诗“分开”了。

[47] 在《一个年轻人的笔记》中讲到的风琴手和音乐教师伊·艾克只是教音乐课，没有什么影响。——作者原注
伊凡·伊凡诺维奇·艾克（1758—1827）：他在作者少年时期当过作者的音乐教师。《一个年轻人的笔记》是作者早年的著作。

[48] 西里西亚：在东欧，当时是普鲁士的一省。

[49] 布伦瑞克：在德国中部。布伦瑞克公国的公爵住在沃尔芬比特尔。一八〇七至一八一三年布伦瑞克公国曾合并到维斯特法利亚。

[50] 英国人说法国话比德国人还差，但英国人只是歪曲了语言，德国人使它变成下流的东西。——作者原注

[51] 费多尔用德国口音讲了一个法国字“impertinent”，意思是：顽固，没有礼貌。

[52] 滑铁卢：比利时的一个村子，在首都布鲁塞尔以南，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拿破仑军队在滑铁卢会战中被英荷联军和普鲁士军队打败，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53] 这是一句双关俏皮话，表面上是说“惠灵吞的兵”，照法语读音把“惠灵吞”这个姓读成“惠兰吞”，“惠兰吞”的意思是“下流人”。阿·惠灵吞（1769—1852），英国的公爵，滑铁卢会战中他是英荷联军的指挥官，一八二八至一八三〇年任英国首相。

[54] 比尔·让·德·贝朗瑞（1780—1857）：法国诗人。他在《一个姑娘的诉苦》一诗中讽刺地把“惠灵吞”称为“惠兰吞”。

[55] 盖·勒·布吕赫尔（1742—1819）：普鲁士的元帅，参加了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和滑铁卢的会战。

[56] 教士：指瓦·瓦·包戈列波夫，作者少年时期的宗教课程的教师。

[57] 《教义问答》：指根据莫斯科总主教费拉列特的《东方希腊——俄罗斯教会基督教教义问答》编辑的教义问答课本，全名是《基督教教义入门或圣徒略传与教义问答浅说》。

[58] 弗·马·伏尔泰（1694—1778）：法国作家和哲学家，资产阶级的启蒙学者。

[59] 路德派：基督教新教的一派，创始人是德国宗教改革的社会活动家马丁·路德（1483—1540）。

[60] 基尔黑〔德语：礼拜堂〕，巴卡依用俄国口音讲德语，讲成了这样。

[61] 福音书：即《新约全书》中《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四篇。

[62] 伏尔泰主义：这个字眼是根据“伏尔泰”这个姓来的，十八世纪后半期和十九世纪初期对进步的特别是反宗教的社会政治思潮和观点所用的称呼。

[63] 彼·玛·捷尔诺夫斯基神甫（1798—1874）：一八二七年起任莫斯科大学神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