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旧秩序的危机

导言

在过去两百年中，世界政治的宏大戏剧之一便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崛起并获得全球支配地位。自由主义的支配地位是与西方民主国家不同寻常的发展相伴随的，西方民主国家在18世纪晚期还处于软弱无力的少数者地位，但到了20世纪晚期，它们却变得富有且占据优势地位。西方民主国家的崛起在现代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经历了起起落落。19世纪，作为首屈一指的工业国家和海洋力量，英国成为当时自由主义崛起的先锋。20世纪，美国从一个内向、孤立的国家转变为拥有支配地位的世界强国。几十年来，世界大战和地缘政治斗争使自由国家陷入了与独裁主义、法西斯主义和集权主义强国之间的较量。冷战实际上是在不同的统治意识形态和现代发展路径之间展开的一场大搏斗。随着苏联的突然垮台和冷战的结束，自由主义的支配地位在世界范围内达到了顶峰。美国和影响远播的自由民主国家联盟占据了世界政治的中心，它们富有、强大并具有支配力。

西方民主国家不仅变得强大和富有，它们也在不断努力地构建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相对来说，这是一种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和进步的秩序。在英国和美国的带领下，这些国家倡导自由贸易并逐步创立各种各样的多边规则和机制。开放市场、国际机制、合作安全、民主社群、进步性变革、集体解决难题、共享主权、法治——所有这些自由主义理念的组成部分在过去几十年和数个世纪中，以各种不同组合，并通过变化着的方式悉数登场。

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美国从事了世所未见的、最具雄心壮志和深远影响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构建。这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种独特类型——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美国不只是促进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它还成为这种秩序的霸权性组织者和管理者。美国的政治体制以及它的同盟关系、科技、伙伴和市场，也与这种更广泛的自由主义秩序融合在了一起。在冷战的阴影下，美国成为这种自由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所有人和经营者”，它在支持自由国际主义规则和机制的同时也享有着特殊的权利和好处。美国组织并领导了一套围绕着多边机制、同盟关系、战略伙伴和受保护国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这种秩序建立在战略谅解和霸权契约的基础上。通过提供安全并对稳定和开放的市场作出承诺，美国向其他国家提供了“服务”。

在“二战”结束后的55年中，美国所领导的这种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为几十年来西方和全球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稳固的基础。美国与它的伙伴国洽商协约，建立了使世界经济重获开放的机制，开创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美国使联邦德国和日本从敌人变成了战略伙伴，这两个国家后来分别成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通过体现相互克制和承诺的条约，西方国家将自己联系在了一起，解决了德、法和欧洲诸国如何和平共处这一数百年不解的难题，在20世纪实现了伟大的“轻悄悄的革命”。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非西方国家开始向民主和市场经济过渡，并使自己融入不断扩展的自由主义霸权体系。冷战以和平的、对西方有利的方式终结，那些结成联盟的西方国家不仅在与苏联体制展开的竞争中胜出，当苏联领导人作出与老对手结束敌对状态的艰难决定后，西方国家还想方设法展现出克制与和解的姿态。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领导的这种秩序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与美国争夺领导权的那些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对手们都消失了。作为一个单极力量，美国完全站在了世界的中心。在自由国际主义事业这场大剧之中，美国所拥有的充满活力的超凡能力、利益和理想，构成了一种卓著的成就。

本书将探讨美利坚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内在逻辑和特征。这种秩序的内在机理和使之运作的零件（moving parts）是什么？我们如何在之前那些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努力以及更多种类的全球和地区秩序的大背景下，辨识出并理解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所特有的组织逻辑？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与那些帝国主义秩序有什么不同？如果说它是一种带有自由主义特征的等级性秩序，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它将统制（command）与互惠、胁迫与赢得同意（consent）相结合的特殊之处？

当前，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陷入了困境，各种冲突和争议使其不再稳定。这一秩序所面临的最显著危机出现在小布什执政时期，备受争议的“反恐战”、入侵伊拉克以及对多边规则和协议的质疑致使批评小布什政府的浪潮在全球范围内涌起。反美主义蔓延开来并不断增强，甚至连那些与美国关系紧密的传统盟国也开始对生活在由美国这一单极力量所掌控的世界中的好处表示怀疑。当时的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以一种非常尖锐的方式将这种情绪表达出来，他主张世界必须回到一种多极状态，因为“任何仅为一种力量所掌控的社会总是充满危险的，而且会激起反对”1。

如果美国领导的这种旧秩序的危机仅指小布什政府的政策，那么这一危机或许今日已然不在。奥巴马政府将恢复美国的自由霸权主义领导地位（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称之为“多伙伴世界”）作为其外交政策议程的中心内容。2但是，如果这一危机源于单极权力分配所导致的内在张力和不安全因素，那么危机就肯定会继续存在。这个危机或许是，在一个单极世界中，带有自由主义特征的等级性秩序完全无法持续下去，或是出于他者对这一秩序的不可避免的反抗，或是因为霸权力量将不可避免地变得越发帝国主义。

另外一些分析人士则认为，美国领导的这种秩序所遇到的问题出在其他地方。旧秩序的危机和美国单极地位没有什么关系，问题在于美国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已经逝去。冲突和争议不过是那些想要塑造后单极时代国际秩序的国家所展开的斗争。向多极状态的回归，以及那些抱持不同秩序构建方案并相互竞争的全球性力量的崛起，导致国际秩序正在经历一场大变局。3由此，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以及接着出现的世界经济衰退（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异常鲜明地展现了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体系所受到的压力。与“二战”后发生的历次经济危机不同，这场危机起源于美国，并使自由资本主义这一美国模式的光彩大为消退，使外界对美国在提供经济稳定和发展方面担当全球领袖的能力产生新的质疑。4随着美国单极地位的下降，我们正在见证一场围绕领导权和支配地位的争斗的开始。

还有一些人士接受了美国力量正在衰落的观点，继而宣称自由国际主义秩序本身也在消亡。与新力量中心的崛起相伴随的，是有关国际秩序基本组织逻辑和原则的新方案。在这场即将上演的宏大剧目中，中国是引人注目的领衔主演。中国不会成为既有秩序的利益攸关方，反而会利用不断增长的实力将世界政治推入一个非自由的方向。5作为既有国际秩序深层特征的开放性和以规则为基础正在发生转变。

上述各类见解促使我们思考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即美国领导的战后秩序所遇到的困境，其性质究竟是什么。小布什政府仅仅是胡乱运用和错误处置了美利坚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领导地位吗？抑或存在一种更为深刻的斗争，而这种斗争源自对美国以霸权方式组织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非功过的不同看法？抑或反映了更为深刻的问题，即老的西方国家与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国家之间的一种共识已经崩塌，这种共识针对的是自由国际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组织方式所具有的益处？

本书认为，旧秩序的危机超越了近年美国对外政策所引发的那些争议，甚至也超越了当前还未完全结束的经济危机。这是一场关于自由霸权主义秩序内部权威的危机，而不是这一秩序本身所蕴含的那些深层原则的危机。这是一场治理方式的危机。

这场危机源于一个现实，即旧秩序的内在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涉及权力转移、主权规范之争、与非国家行为体有关的威胁以及秩序参与国的范围。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霸权地位之所以获得其他国家的接受，是因为美国能够向众多国家提供安全和其他“体系性服务”（system services）。如今，这种权威不再获得像以往那样稳固的认可。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秩序的必然终结，但的确给这一秩序带来一种根本性的挑战：在旧的权威关系正在销蚀的情况下，确立一种能够代表全球社会进行协调的国际行动的正当权威。

虽然美国领导的霸权主义体系陷入困境，但引人注目的是自由国际主义所具有的持久性。在过去十年中，全球体系经历了不寻常的动荡——新力量的登场、金融危机、全球性经济衰退以及美国盟友对其单极野心的激烈争论。虽然存在这些动荡，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作为世界政治的一种组织逻辑，被证明是具有韧性的，它仍然有市场。还没有形成什么有吸引力的其他选择，可以替代这种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相反，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以及经济、安全相互依存度的增强，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了新的支持者和压力。

矛盾的是某种程度上，旧秩序正是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它成功击败了苏联的扩张主义威胁，而这种威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一秩序。它成功创立了一种相对开放和有力的贸易投资体系。苏联的消亡减弱了美国在西欧和东亚提供军事保障的重要性。中国、印度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使新的全球力量中心得以出现。这些情况以及其他新形势让旧秩序以美国为中心的性质受到了深深质疑。这还没有导致自由主义秩序本身被根本舍弃，而是带来一种在美国和其他重要利益攸关方之间就权威展开重新协商的诉求。简言之，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契约，而非一种新的体系。如果这构成了有关权威的危机，我们便值得铭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以往曾遇到多次危机，但最终仍会继续演进。对此，我深信不疑。

本书提出了四大核心观点。第一，“二战”结束后，国际秩序的一种特殊类型被建立起来，从其实质而言，它是一种带有自由主义特征的等级性秩序。在这个秩序中，美国在提供规则和稳定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这是一种建立在美国实力支配地位和自由主义治理原则基础上的等级性秩序。美国虽然是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国家，但它的权力优势被“二战”后确立的一系列规则、机制以及互惠的政治安排（以共享的战略利益和政治交易为依托）弱化与调和。较弱的二等（secondary）国家被赋予享用美国力量的机制化权利。美国提供了公共物品，并在由多边规则和机制所组成的松散体系中进行活动。美国的霸权权力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相互融合，实际上，它们彼此依赖。但是，那些战略契约和自由霸权主义秩序的制度基础已经受到侵蚀，结果造成美国在这个体系中运用权力所需的权威也在减弱。

第二，导致这种权威危机的根源在于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的转型。美国单极力量的崛起以及国家主权规范的受损，与全球体系的其他深刻变革一起侵蚀了旧秩序的基础，使这一秩序的基本信条和世界政治的规则受到质疑。在两极和多极体系中，强国在领导国家联盟制衡他国的过程中可以进行“支配”（rule）。当体系变成单极状态时，这种支配逻辑便消失了。支配不再建立在对制衡联盟的领导权或最终实现的力量均衡（equilibrium）之上，而是建立在某个国家的优势地位之上。这是一种不同以往的新情况，并且对较弱的二等国家造成威胁。结果，首强国的权力被置于强光之下。

冷战的终结宣告了一个以单极和全球化为特征的世界体系的到来。极（poles）和边缘地区（peripheries）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冷战时期，自由主义秩序主要被建立在先进的、工业化的西方世界，它在两极化的全球体系中占据了半壁江山。随着苏联的崩溃和两极状态的消亡，西方体系从“内部”秩序变成了“外部”秩序。自由主义秩序的大规模扩展激活了新的参与者和议题。近年来，新的安全威胁的上升已使同盟和安全伙伴关系的逻辑受到质疑。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不仅没有让自己显得像是令人满意的旧秩序守护者，反倒让自己看上去像是一个受到威胁且充满不安感的国家，并抗拒它自己所拥有的战后秩序中的契约与克制。结果，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支配性角色受到了质疑。

第三，为了理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的这场危机的性质以及它的未来，我们需要理解国际秩序的各种类型，以及在不同类型秩序中规则、权威、权力和正当性的来源。首先，这意味着要弄清楚自由主义秩序的各种不同逻辑，以及主权、规则和等级是按照何种方式被组合在一起的。我们最常援引的世界政治理论建立在全球体系是无政府状态这一假设之上，也就是说，这一体系是基于相互竞争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权力扩散（diffusion）和分散（decentralization）形成的。换言之，我们的理论倾向于以“无政府逻辑”为焦点。但是在一种某一国权力如此强大且权力制衡或均衡根本无法实现的全球体系中，就必须理解上层（superordinate）国家和下层（subordinate）国家之间关系的逻辑。实际上，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这种体系的运行靠的是“等级逻辑”。

我对帝国主义等级形式和自由霸权主义等级形式作了一种基本区分。之后，我探讨了两极向单极的转化如何改变了大国进行机制化协商谈判并同意受制于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动机和方式。单极状态的出现改变了（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美国将自己系于全球规则和机制的动机。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拒绝这些动机。实际上，当美国看到自己的单极实力地位正在衰落或将要衰落时，它就其霸权地位与他国进行重新协商的动机就会增强。

第四，自由主义的支配地位并未结束，它还在继续发展并呈现出多样的变化前途。的确出现了一种要求对体系内权威和领导权进行再分配的压力，但也有希望看到美国的霸权地位（在重新协商的条件下）持续下去的支持力量。当代全球体系的各方面特征强化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持续性。大国战争的不复存在消除了推翻秩序的传统途径。世界自由民主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绝对分量为既有的这一秩序带来了可靠的稳定性。此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无论是霸权主义形式或是其他形式，都具有不同一般的融合力。这是一种易于加入却难于推翻的秩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虽然没有完全地嵌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它们依然从这种秩序中获益。这些国家不会很快或无法彻底转变为自由国家，但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扩展性和融入性逻辑会刺激这些国家的转变，这排除了创造全球秩序其他替代方案的机会。

总之，塑造自由国际主义的演进性质关键在于美国自己。如果美国还想继续做全球秩序的首要供给者，就需要对自由主义秩序构建的传统战略进行再探索和改良。6美国需要就它与世界的关系进行重新协商，这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它需要放弃一些在之前的霸权时代所拥有的权利和特权。美国在20世纪变成了一个“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国的全球性权威实际上是以霍布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即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欧和东亚的国家，将权力的支配权转交给了华盛顿，正如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下的个人自愿地创立了一个利维坦，并将权力转交给利维坦。当前，在权力和相互依存的长远转型之下，有一种普遍看法认为，无人将美国推选至它目前所占据的这种特权地位，或至少只有欧洲人和日本人这样做了，但其他力量正在崛起的国家并没有这么做。美国要想再次成为自由主义利维坦，就需要其他国家自愿地授予美国这一地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需要重新找寻并倡导具有操作性、共识基础并能发挥作用的全球规则和机制。在21世纪，这需要在由自由民主国家，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和衰落国家，西方和非西方国家所组成的更广泛的联合阵线（coalition）中分享权威。正是这种自由主义的国家复合体（complex）才是自由主义秩序的规则、机制和进步追求的终极守护者。

在这一章中，我将对本书要探讨的这些问题和相关争论进行介绍。我会首先考察与国际秩序有关的那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接下来，我会论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兴起和转型。之后，将涉及等级性政治秩序的逻辑以及这种秩序的帝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变体。然后我会对之后几章的大致情况做一些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