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名著的诞生

北宋文治的时代需求

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思想、文化较为发达的时代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个能在和平时期培育出大量思想家、现象级文化大师的时代。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周敦颐，乃至于宋徽宗，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都是政治、文学、史学、艺术、哲学等各领域的宗师巨匠，我们在中学语文课上也背过不少他们的文章。在这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司马光无疑也是其中非常明亮的一颗，他的巨著《资治通鉴》，是公认的传统中国史学中最经典的著作之一。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还是一位深度介入实践的政治家、洞察深刻的思想家。司马光最大的特点，就是擅长把对现实政治的看法以及他本人最重要的思想隐藏在对历史的解释、评价中。所以，阅读、分析《资治通鉴》，是我们了解司马光思想最好的途径。这本小书，就打算以《资治通鉴》为切入点，来探讨、总结司马光的思想特征，以及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启示。

《资治通鉴》这部书给多数人的感觉可能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我们从小就听过书名，知道它的作者；说陌生，我随便问一个关于它的问题，很多人可能就答不上来，比如，《资治通鉴》为什么诞生在宋朝？它为什么出自司马光的笔下？这其实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任何一部作品，之所以会诞生于某个时代，一定有支撑它诞生的时代背景。时代背景也会在经典著作上留下深刻、鲜明的印记。本书开篇，我们就来交流探讨这个问题，《资治通鉴》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这个时代又赋予了它哪些特点。

先从《资治通鉴》这个书名说起。后世学者用“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句话解释这个书名，翻译成今天的白话文，其实就是：以史为鉴，有助于提高治国理政能力。这的确是《资治通鉴》最核心的功能。因此，梁启超曾用“皇帝教科书”五个字来概括《资治通鉴》的主旨。要理解《资治通鉴》，理解司马光编纂这部著作的意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我们必须明白，这部书有明确的政治功能指向，也就是说，司马光想通过学习历史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但这么做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学习历史对指导现状有意义、有帮助，如果没人相信“以史为鉴”是有用的，那么那个时代就不会诞生像《资治通鉴》这种类型的著作。

巧了，宋朝恰好是最相信知识、文化力量的时代，是一个全民相信“读书有用”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环境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局面：藩镇割据。中央政府失去了原来的权威性，虽然名义上还是唐王朝，但地方的很多事务都由节度使负责，中央政府根本管不了，唐朝也因此逐步走向了分裂的局面。等到唐朝灭亡以后，各大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用当时人的话来说，什么是天子？“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耶！”只要兵强马壮，就有实力去问鼎天子的宝座，谁能把其他人都打趴下，谁就能做皇帝。于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混乱的历史时期——五代十国。唐朝在公元907年灭亡，宋朝到公元960年才建立，中间这段时间就是五代十国，共延续了54年。在这短短的五十几年里，中原王朝更迭了5个，每个王朝平均11年还不到；换了14位皇帝，每位皇帝平均在位3年多，给人的感觉非常混乱。王朝更替频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每个政权都以暴力作为基础，只要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就可以称王称霸，毫无秩序可言。

等到赵匡胤建立宋朝以后，他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如何避免让宋朝成为第6个短命王朝。赵匡胤问宰相赵普，过去几十年如此动荡，想让社会长治久安他该怎么做？

赵普回答说，前几十年之所以混乱，就是因为军阀权力太大，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无他奇巧”，不需要太多花里胡哨的招数，针对这些武将军阀：第一，夺其兵权；第二，控制财政。将所有最优秀的军事力量，全都调集到中央周围成为禁军，地方上不允许保留强大的军队。这样就能避免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

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很多皇帝就已经想到了加强中央禁军的方法。但是，地方军阀是军阀，中央军阀就不是军阀了吗？管理中央禁军的这些人难道就不能篡夺皇位了吗？赵匡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用了“杯酒释兵权”的办法，这也成了后世有名的典故。此后，无论是地方上的军阀，还是中央的军阀，军事管理权全都收回到皇帝手里，还塑造了复杂的兵将分离系统和文官管理系统。

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把整个武将集团赶出权力中心以后，他们留下的权力真空由谁来填补？在赵匡胤结束武人统治之前，原来的各种权力，尤其是地方上的权力，不仅仅是军事权，还有财政、司法、人事权等也都握在武将手里。结束了武将专权，这个国家应该建立怎样的新型管理模式？宋朝统治者的选择是：确立文治导向，也就是建立以文官为主体的国家管理模式。

我们知道，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选拔官员的制度。科举制度在隋炀帝时代被发明出来，经历唐朝，已经实践了很长时间。但在唐朝，科举制并不是选拔官员最重要的途径，例如宰相这一级的高官职位，掌握在世袭贵族手里，不是科举出身的贫寒子弟能够问津的。科举制度真正成为选拔官员最重要的途径，是在宋朝才确立的，这跟宋朝的国策为文治导向有关。

唐朝的那些读书人，别看他们考中以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当时心情很好，过几天他们就开心不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考是考完了，但没有岗位可分配。唐朝还处在非常典型的贵族政治时代。很多高级官员，是因为其父亲是尚书，爷爷是宰相，所以也能当大官。但是宋朝的情况起变化了。经历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唐朝晚期的黄巢起义，再加上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贵族社会逐渐崩溃，贵族阶层也就一步步瓦解了。因此宋朝的文官集团不可能像唐朝那样，由贵族成员来填充。于是，宋朝的第二任皇帝宋太宗，决定充分发挥科举制的作用，向全民开放，只要你愿意读书，达到一定水平后就能来应试，考试合格就能直接当官。所以出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样的诗句。宋朝就靠这套制度，选拔出了大量优秀人才，重新建立了文官政治。

宋太宗对科举制的重视，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说明。北宋第一位皇帝宋太祖在位17年左右，一共开设过15次科举考试，录取进士188人。而宋太宗在位21年期间，只开过8次科举，别看次数少，选拔出来的人才数量是宋太祖时期的近8倍，多达1487人。甚至在雍熙三年（公元986年）这一年内选拔的人才就有200多个，超过宋太祖在位期间选拔人才的总和。为什么录取这么多人？因为地方官员的缺口很大。把地方军阀铲除以后，所有的基层官员都由中央来委派，要向下分派到县这一级，因此宋太宗总觉得人才不够用。

科举制的盛况推动了教育发展，改变了很多老百姓的教育理念。从百姓的角度看，一年到头辛苦种田，就只有这么点收入，社会地位也不高，要是能够顺应潮流让孩子去念书，改变家族的地位，这不是很好吗？读书，参加科举，就成为当时社会中上阶层的不二选择。在这样的社会潮流下，教育、文化逐渐有了更深厚的基础，变得更加普及。那么接下来，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一下子多了这么多读书人，大家读点什么呢？社会希望读书人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呢？针对这个问题，宋太宗有一个重要举措，那就是集合当时最优秀的文人士大夫编辑了好几部高质量、大部头的书籍，用于总结、传播古代的知识文化。

宋太宗在位的时候编过四部大书：《太平广记》《太平总类》《文苑英华》和《神医普救方》。我们重点说第二部《太平总类》，这是部类书，有1000卷，不仅总结了很多与经邦治国相关的知识，也包含了花鸟鱼虫等博物学知识，这部书后来改名叫《太平御览》。“御览”二字意味着这是皇帝亲自看的书。因为这本书编完后，宋太宗觉得非常好，决定每天读三卷，一年读完。宋太宗不是嘴上说说，他不到一年就提前把《太平御览》读完了。《宋太宗实录》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宋太宗读书，从上午巳时（约9时至11时）开始，一直读到下午申时（约15时至17时）。当他刚翻开第一页的时候，就飞来一只苍鹤，停留在大殿的殿角。直到宋太宗读书活动结束，那只苍鹤才飞走。宋太宗感到很奇怪，说难道苍鹤通人性吗？大臣们说，一定是陛下向道向学之心精诚所至，感动天地，苍鹤是天意的代表，说明陛下搞文治一定能够成功。

实事求是地讲，这个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是我们学历史要有一种意识，每一个虚假故事的背后，一定有一个真实的意图。编造这个故事，恰恰说明当时的君臣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希望用这种类似于神话的故事号召大家都来读书。皇帝读书感动天地，所以推动文化建设、推动教育，应该变成全社会都要响应的事情。

到宋太宗的儿子宋真宗在位的时候，又编了一部书，叫《册府元龟》，也是一部多达千卷的类书。这部书和《资治通鉴》的诞生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宋真宗在编这部书的时候，曾和大臣们说：“所编《君臣事迹》，盖欲垂为典法。”第一个重点，他提到这部书的时候，不是说《册府元龟》，而称之为《君臣事迹》。因为《册府元龟》是整部书编成以后再取的名字，书稿完成之前有一个初名，叫《历代君臣事迹》，说明编书的目标是搜罗各朝各代的君臣事迹。

为什么要编这部书是这段话的第二个重点。搜集这些内容是为了“垂为典法”，以后皇帝们要想学习如何治国，就应该参考这部书。正因为有这样严肃的编纂目的，这部书规定了非常严格的取材标准——“异端小说，咸所不取”，所有的野史小说都不要，这些内容对治理国家没有帮助。《册府元龟》中，几乎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从非常正规的史学典籍，或者是原始档案里抄录出来的，没有一则野史。

把《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作个比较，就会发现它们有很大不同。《太平御览》里有很多花鸟鱼虫博物类知识，但在《册府元龟》里面，只有经邦治国的正史。相对正史而言，博物学知识对治国的帮助不大，因此《册府元龟》将之摒弃了。为什么产生这种变化？这需要认真分析主持编纂《太平御览》的宋太宗和主持编纂《册府元龟》的宋真宗，他们两人有什么差别，这是千万不能忽略的。

宋太宗曾帮助哥哥赵匡胤谋取天下，算是开国型君主，而他的儿子宋真宗只能算是继承型君主。这两类君主最大的差别就是权威性不一样，一般来说，开国君主的权威性更强。宋太宗要倡导读书，让所有的人来跟他学习，他做这件事情的主要目的是树立榜样，讲得不好听一点，就是要做出倡导读书的姿态，至于读什么书，并不重要。因为他的权威性已经足够强了。

他的儿子宋真宗就不一样了，相对父亲而言，他的权威有所下降。作为皇帝，他要继承父亲的政策路线，倡导文治。但他的皇位不是靠自己打拼获得的，如何能让所有臣民相信他是一个合格的，乃至优秀的皇帝？这就需要在知识层面树立自己的优势。所以，他比父亲宋太宗更期待知识给予他力量。因此，编《册府元龟》的时候，宋真宗就把如何通过读书来提高管理国家的能力作为指标了，所以这部书从头到尾都是关于经邦治国的历史事件和道理，别的一概没有。宋朝的历史发展到这一步，不仅文人士大夫相信读书对治理国家有用，皇帝本人也对此深信不疑。这就回到一开始抛出的问题：宋朝人之所以热衷于编纂“以史为鉴”类的书，一定是建立在相信“以史为鉴有用”的观念基础上。这个观念在宋真宗时代已经深入人心了。

《册府元龟》受体裁限制，存在一个缺陷。它是一部类书，即把各种和治理国家有关的历史知识分门别类进行归纳。比如，国家财政归为一类，人才选拔为一类，外交是一类，军队是一类，边疆问题是一类。这样编辑，导致历史知识都是孤立地出现在相应的板块里，没有与之相关的来龙去脉、历史背景，更无法从中看到历史兴衰变化的整体过程。这就需要有一部专门交代历史脉络，讲清楚历代王朝兴衰变化及其背后原因的史书来弥补这个缺口。于是，《资治通鉴》应运而生。司马光编的这部书和《册府元龟》一样，初始都叫作《历代君臣事迹》。一种名称在某个时期出现频率很高，往往就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特征。比如汉代的人均寿命不长，父母希望子女长寿，于是延年、延寿这类名字就特别多。今天“70后”“80后”父母给孩子取的名字许多都来自那个年代流行的电视剧，是一个道理。《历代君臣事迹》这个名字说明，考察历史上君臣将相如何治国，以此来帮助当前的政治精英选择治国策略，的确是宋朝政治文化的重要氛围。

总结一下，从宋朝初期消除武将专政的负面影响开始，宋朝统治者重新建立了文官治理模式。为了配合文官政治，配合选拔文官的科举制，必须重视教育、提倡文教。因此，总结知识，编辑大部头的书籍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在这样一种相信读书有用，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的氛围中，北宋中期的统治精英们坚定不移地相信，历史经验、历史知识能帮助他们领悟更有效的治国理政途径。《资治通鉴》就是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产物。这一历史过程，犹如抽丝剥茧，最终让今人有幸读到《资治通鉴》这部伟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