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供应链管理形态的再辨析

第一节 全球关键行业供应链加速重构

一、突发事件导致“断点”危机外溢

（一）突发事件的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对突发事件作出了定义，认为突发事件通常发生突然，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损害，有关部门应积极采取方案予以应对，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本书梳理了2001—2023年国内外主要突发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个类别，展现其对供应链的危害。如表2-1所示。

一般地，突发事件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全球性。突发事件的危害不仅局限于某个地区或国家，往往会波及数个地区和国家，甚至对全球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例如，2019年年末暴发的新冠疫情，蔓延至全球各个国家，截止到2023年1月1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6亿，累计病亡人数669万。

二是突发性。突发事件的爆发、持续时间、地点以及影响程度往往难以预测、不易察觉。有的危机爆发前具有一定的征兆，但往往由于相关的个人、企业、政府的疏忽，不能对其采取适时的监测和及时的预警，导致突发事件常常不易被人察觉。例如，2015年8月12日，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造成165人遇难，798人受伤，304幢建筑物、12 428辆商品汽车、7 533个集装箱受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68亿元。

三是破坏性。突发事件会给个人、组织及国家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若应对不当则会造成更大的灾害。例如，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以下简称“马航”）成立于1947年，航空网络覆盖欧洲、澳大利亚、亚洲、南北美洲等100多个国家，是东南亚拥有机队数量最多的航空公司之一。2014年3月，马航MH370失事，飞机上全部人员遇难。同年8月，马航计划退市，并进行资产重组。12月马航股票正式停牌。

四是连锁性。重大突发事件不仅本身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危害，其引发的一系列相关事件同样也会产生危害。例如，20世纪70年代，受自然灾害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影响，美国等主要粮食出口国粮食歉收、出口减少，进而导致了1973—1974年全球粮食危机，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全球通货膨胀严重，引发了全球的经济停滞和衰退。

五是深远性。突发事件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经济、政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甚至重塑地缘政治格局等。例如，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引发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地缘政治博弈和贸易摩擦，随之而来的是能源危机、粮食危机、通胀危机以及经济危机在各地区的蔓延。

（二）突发事件下供应链“断点”危机

近年来，随着内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日益增加，全球供应链愈加纵深融合、供应链系统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在精益供应链管理模式（图2-1）广泛推广的背景下，JIT、零库存等策略的实施中，使得供应链系统的脆弱性更加凸显。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暴发，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灾难，各国不得不颁布疫情防控政策，国际与国内的物流、商流、信息流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从而引发了中小企业供应链节点的中断，进而导致整条供应链上的效率和利润受损。牵一发而动全身，供应链上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脆弱点”，一个节点的崩溃将连带供应链上下游和其他环节受影响。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新关注突发事件下供应链的安全与韧性。

1.生产环节——供应短缺

在新冠疫情的初期阶段，受各国不同的防疫政策影响，众多国家的工厂关闭、工人停工、生产停摆、入厂原材料和出厂产成品物流中断，致使许多关键物资如半导体、医疗、能源等出现大范围断供。早在疫情之初，《财富》杂志1 000强企业中，就已有94%的企业出现了供应链中断。超市货架一抢而空，医护用品价格飙升，口罩、手套、呼吸机等物资匮乏，让很多国家陷入危机之中。在欧洲，2020年3月20日，总部位于德国的全球最大的两家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博世、大陆，宣布停止在欧洲的生产。随后，舍弗勒、马瑞利、伟巴斯特、采埃孚等跨国零部件制造商也表示将停止或放缓在欧洲的生产工作。供应商的停摆，导致欧洲汽车行业陷入困境，引发了断链危机。同样，2022年，受上海疫情封控、停工停产的影响，全球医疗器械供应链供应短缺。

2.流通环节——运输瘫痪

在供应节点崩溃的情况下，物流运输瘫痪进一步促使供应链的“断点”危机外溢。一方面，在中国国内，由于小区封控和人们防疫意识的增强，电商末端配送的需求增加。与此同时，受到交通管制和配送人员短缺的影响，现有的配送运力难以满足客户对“最后一公里”配送的需求，导致出现货品积压、配送时效难以保证等问题。如图2-2所示，2019—2021年，中国的快递业务量增速较往年明显放缓，分别为26.6%、25.3%、31.2%。尤其是2022年，受到北京和上海两轮疫情的打击，全年增速仅为2.1%。另一方面，在国际运输海运、空运出现运输缺口，疫情引发一些国家对粮食等产品的限制性出口措施以及检疫壁垒，使国际运输时限难以保证、运输成本高涨，众多国际港口、多式联运承运商面临货物积压、订单延迟、人力短缺等。许多厂商不得不寻找新的替代品或者更昂贵的渠道获取原材料，从而推动交易成本迅速升高，供应链韧性受到挑战。有数据显示，从2020年年初到2021年年初，中国—南美的航线运费上涨了443%，亚洲—北美东海岸运费上涨了63%。国际机场协会也指出，2022年全球航空货运量较2021年下降6.7%。2007—2022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增速情况如图2-2所示。

3.消费环节——供需失衡

供应短缺和运输瘫痪带来的结果就是供给与消费需求的失衡，随之而来的则是交易成本的上升，从而进一步冲击供应链韧性。一方面，受疫情影响，电子商务发展迅速，线上的消费需求激增；另一方面，供给端却因为长时间的停工停产导致产能不足，库存持续走低，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最终在供给端和需求端两方压力下极易使供应链陷入瘫痪。

（三）重大突发事件加快供应链近岸化趋势

新冠疫情加速了全球供应链的重组进程，供应链的重点由效率转向效率与安全兼顾。同时，在“逆全球化”趋势影响下，各国间的不信任程度进一步加深，出现“信任赤字”，更多的国家开始逐步将基础设施、通信、高新科技等关系到国家安全的产业链供应链回流，趋向于建立安全、自主、独立的供应链体系。为缓解成本压力，以及作为新冠疫情后的供应链重塑，欧美国家通过订立法案、颁布产业政策等手段促使部分跨国公司将生产设施迁回本国或靠近本土的地区，其众多车企就采取“近岸外包”的供应链策略，将工厂转移至墨西哥。而美国也试图通过“制造业回流”等手段，掌握核心产业供应链的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