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需要理论的谱系

在《理想国》的第二卷中，苏格拉底说：“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接着谈到“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找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城邦。”在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看来，城邦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各个个人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一个城邦最少也需要生产粮食、住房、衣服，也就是说要有农夫、瓦匠、纺织工人。这些工作并非由一个人全部自己完成，而是选择分工合作。其基础就是每个人的性格不同，适合不同的工作。柏拉图认为满足必然需要的城邦为真正的城邦、健康的城邦。出于人们追求奢侈的需要，城邦会不断扩大，健康的城邦内部的组成人员将会不足以使得城邦继续保持健康状态。这种奢侈的需要就是打破城邦内部平衡的动力，而过程会出现两个可能性结果。其一，如果需要不能够得到合理有效的满足，随着城邦的扩大，就会带来城邦之间的战争，从而城邦的护卫者是城邦所必需的；其二，无论是出于主动进攻的需要还是被动防守的需要，城邦的护卫者对于城邦来说都是必需的。为了保持城邦内部以及城邦之间的平衡，对护卫者的品格的要求“除了秉性刚烈之外，他的性格中还需要有对智慧的爱好”。所以在柏拉图看来，哲学王的真正需要是对智慧的需要。

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如何定义人性问题时区分了必然与需要。他认为凡是人类作为自然生物必然要求得到满足的生理需要都不构成属人性。这是因为人类生理需要与动物的需要并没有本质区别。所以从事生产满足人类生理需要的活动的人类活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并非属人性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的活动应该是在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的前提下，从事更加自由的活动。进而言之，亚里士多德认为生理需要对人性本身构成了威胁，因为人类为了满足这些生理需要会损害其人性本身的需要。人性本身的需要得到满足需要花费更多的自由时间。亚里士多德关于必然与需要的讨论直接启发着马克思在讨论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的基本需要满足与自由活动的关系，这一问题留在后面进行详细讨论。

对美好生活的追寻是古希腊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人追求很多不同的东西，诸如快乐、荣誉、财富。哪种追求的满足才是美好生活真正必需的呢？针对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回答：一种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他认为我们应该追求那些符合我们内在本质的需要，这些需要的满足是根据我们的内在本质；另一种是以犬儒主义、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为代表，他们认为任何能够满足美好生活的条件，诸如对基本需要的满足，都是值得追求的。当然这些需要也是由人的本质所决定的。

在《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的团契生活部分，需要作为重要概念第一次与分配联系在一起。“所有的东西大家共用，他们又卖掉田产家业，按照各人的需要把钱分给大家。”至少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的“按需分配”并非首创。在中世纪的欧洲，穷人保有一项权利，即向富人要求财富剩余。这依然来自对人的需要与剩余的划分。17世纪空想共产主义者杰拉德·温斯坦利宣传所有的人类都应该根据其自身能力进行劳动，根据他们的需要进行劳动产品的分配。近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最大区别就是对个人的强调。个人的概念来源于奥古斯丁，其讨论人类的罪恶起源不可能来自上帝，只能来自个人。古代社会讨论的需要一般是指人类作为整体具有的需要，但是近代社会讨论的需要则变成了私人的需要。曼德维尔在《蜜蜂寓言》中虽然没有系统地阐释，但是已经揭示了满足个人的多样需要能够带来国家的繁荣。个人的需要并不一定带来腐化与堕落，相反能够带来集体的繁荣与发展。奇蒂（Chitty）在博士论文中重点讨论了需要概念在从卢梭到马克思这段哲学史上的地位。从传统上来说，卢梭设定了人的原始和谐状态，人类历史即为人的需要不断满足与不断发展的历史，人类退化为了政治上与精神上的奴隶。奇蒂对这种解释框架进行了重构，他认为卢梭的自尊（amour-propre）概念与需要以及人的自我实现的关系非常密切，人的需要的满足与人的公民身份获得认可，同时也是人的自我实现的展示。

18世纪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以人的自然属性为研究核心，把人的需要等同于“肉体感受性”，并以此为核心基础建立唯物主义的感觉论。爱尔维修认为“肉体的感受性是我们各种活动、思想、感情以及我们的社会性的唯一原因”。爱尔维修把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等同起来，试图从这种自然属性出发来寻找人类行为的原因，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这种观点的弊端在于：第一，没有看到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不同，仅仅从人的生物属性出发，忽视了人类文明对人的需要的影响。第二，没有区分出来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不同，各种需要之间存在的质的不同，把不可化约的需要进行了强行化约。第三，对个体需要与社会总体需要之间的区别没有进行详细分析。

在康德之后的德国哲学家们都在寻找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融合道路问题，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格尔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贡献就是充分利用了辩证法。黑格尔思想中的人不仅仅是现实的个体，更是思维主体的历史设定，在讨论历史运动的动力时，黑格尔认为“人们的需要和欲望可以说是目的的最切近例子。它们是机体内：感觉到的矛盾，这矛盾发生于有生命的主体本身内部，并引起一种否定性的活动，去对这种还是单纯的主观否定（矛盾）加以否定。需要和意欲的满足恢复了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和平。因为那客观的事物，只要矛盾尚存在，或只要这意欲尚未满足，虽仍站在对方或外面，但通过与主观性相结合，便同样会抛弃它的片面性”。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讨论了逻辑在现实社会中应该如何运转的问题。这里，黑格尔区分了动物需要与人的需要的不同，看到了人的需要满足方式的历史性。人的需要是通过人的劳动来满足的，这一过程中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动物用一套局限的手段和方法来满足它同样局限的需要。人虽然也受这种限制，但同时证实他能越出这种限制并证实他的普遍性，借以证实的首先是需要和满足需要手段的殊多性，其次是具体的需要分解和区分为个别的部分和方面，后者转而成为特殊化了的，从而更抽象的各种不同需要。”

黑格尔是在市民社会中重点阐述了需要问题，为此他专门设立了“需要的体系”这一市民社会的第一个环节。“通过个人的劳动以及通过其他一切人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介，个人得到满足——即需要体系。”黑格尔的需要概念同样具有螺旋上升的意义，也就是说自然需要通过社会需要最终达到精神需要的层次。个体的自然需要只能是粗陋的特殊需要，只有经过了与他人的需要的相互确证，成为社会需要，才得到了普遍性。为了弥合特殊需要与普遍性需要之间的关系，黑格尔设定了精神需要作为两者的真正主体。精神需要其自身的运动，从而消除了特殊需要与普遍性需要之间的隔阂。马克思利用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时抛弃唯心主义，从而真正建立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弗雷泽重新分析了黑格尔与马克思如何利用辩证法讨论需要问题，以此回应现代需要理论家们对普遍需要与特殊需要的讨论。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基于对黑格尔的需要概念的讨论，构建自己的整个理论体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