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报告

1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¹⁾

中国西部民族经济研究中心⁽²⁾

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当量积累到一定阶段时，必须转向质的提升。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民族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1.1　高质量发展：概念框架

1.1.1　经济发展质量的含义与测度

什么是经济发展质量？大体上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经济发展质量在微观层面具体表现为产品和服务等。在质量管理领域，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认为“质量就是满足需要”；全面质量控制的创始人费根堡姆认为，产品或服务质量是指营销、设计、制造、维修中各种特性的综合体，这一定义有两方面的含义，即使用要求和满足程度。经济发展质量在宏观层面的直接表现为经济增长质量。

关于经济增长质量，不同学者的理解存在差异，大体上存在着狭义和广义两种观点。狭义的观点把经济增长质量定义为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卡马耶夫认为：“在经济增长这个概念中，不仅应该包括生产资源的增加、生产量的增长，而且也应该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消费品的消费效果的增长。”⁽³⁾刘树成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应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以及经济增长的稳定性⁽⁴⁾。任保平认为，在经济数量增长到一定阶段的背景下，经济增长质量表现为增长的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创新能力提高。狭义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来度量⁽⁵⁾。

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包括生态环境、能源消耗、社会公平等诸多内涵。世界银行的维诺德·托马斯等在《增长的质量》一书中对增长质量的理解是，“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它是构成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包括稳定和持续的收入增长、减轻贫困、平等的收益，以及环境质量等⁽⁶⁾。发展质量其实就是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巴罗认为，经济发展的质量维度指的是健康状况、人口出生率、收入分配制度、政治制度、犯罪率和宗教信仰。⁽⁷⁾拉蒙·洛佩兹等沿着维诺德·托马斯等的思路，认为，发展质量是指减少极端贫困、缩小结构性的不平等、保护环境，以及使增长过程持续的经济增长类型⁽⁸⁾。蒙福特·姆拉奇拉等认为，高质量的增长是一种强劲、稳定、可持续的增长，可以提高生产率，进一步改善生活水平和减轻贫困。他们构建了一个增长质量指数，涵盖增长基础（强度、波动性、部门结构、需求结构），也涵盖社会结果（健康和教育成果），捕获了增长的多维特征（见图1-1）。安·L.欧文和朱利奥·维德拉斯考虑的经济增长质量维度包括人均收入增长率、健康状况、不平等程度、环境绩效和生活满意度⁽⁹⁾。

2014年，全球经济与气候委员会指出，追求“包容性、高质量和有弹性”的增长已成为最重要的发展议程。该委员会将“更好的增长”定义为增加收入，减缓贫困，改善健康状况，使城市更宜居，助力生态恢复，鼓励创新以及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改善气候变化。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巴黎协定》强调了包容性和绿色增长的新发展议程，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关于发展优先事项的国际讨论从较高的速率或数量转向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全球经济与气候委员会2018年报告将经济增长的目标概括为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什哈贾·杰哈等构建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IGGI）是一种新的衡量增长质量的指标。根据新的全球发展议程，IGGI有三大支柱：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环境的可持续性。该指数包括了28个指标（见表1-1）。

综上所述，发展质量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概念，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不同学者理解的质量维度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点。笔者认为，发展质量包括：①经济效率，如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等；②社会公平，如收入分配、贫困消除和性别平等状况等；③卫生保健，如居民营养、公共卫生设施和医疗服务、干净饮用水、传染病流行、人口寿命状况等；④教育，如居民受教育程度、终身教育发展状况等；⑤居住条件，如人均住房面积、生活环境状况等；⑥安全保证，如失业率、养老保障、犯罪率状况等；⑦人口发展，如老龄化率、人口性别比状况等；⑧环境质量，如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环境污染状况等；⑨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区分了“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产业发展质量”“区域质量”。

本研究根据新发展理念，认为经济发展质量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维度（见图1-2），基于这五个维度，我们构建了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包括创新指数、协调指数、绿色指数、开放指数和共享指数。

1.1.2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经济高质量发展集中体现了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是为了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的解读，高质量发展有六大内涵。他指出：“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供给、高质量的需求、高质量的配置、高质量的投入产出、高质量的收入分配和高质量的经济循环。”具体来讲，“推动高质量的供给，就是要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我国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的产业体系和配套网络，其中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但许多产品仍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部分关键技术环节仍然受制于人。要提高供给质量，更好满足日益提升、日益丰富的需求，跟上居民消费升级步伐。促进高质量的需求，要促进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平衡。我国已形成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人群，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内需市场十分广阔，但是就业质量不高，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养老、医疗、教育等给居民带来的负担还比较重。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释放被抑制的需求，进而带动供给端升级。实现高质量的配置，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完善产权制度，理顺价格机制，减少配置扭曲，打破资源由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配置的障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就是要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扭转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逐年下降的态势；在人口红利逐步消退的同时，进一步发挥人力资本红利，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矿产、能源资源的集约利用程度，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最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推动经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实现高质量的分配，就是要推动合理的初次分配和公平的再分配。初次分配环节，要逐步解决土地、资金等要素定价不合理的问题，促进各种要素按照市场价值参与分配，促进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再分配环节，要发挥好税收的调节作用、精准脱贫等措施的兜底作用，注意调节存量财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形成高收入有调节、中等收入有提升、低收入有保障的局面，提高社会流动性，避免形成阶层固化。促进高质量的循环，就是要畅通供需匹配的渠道，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要求，逐步缓解经济运行当中存在的三大失衡——供给和需求的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确保经济平稳可持续运行”⁽¹⁰⁾。

吴利学和贾中正认为，“‘高质量发展阶段’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应是由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在产品结构上应是由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为主转变；在经济效益上应是由高成本、低效益向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向转变；在生态环境上应是由高排放、高污染向循环经济和环境友好型经济转变”⁽¹¹⁾。

与经济发展质量维度相匹配，本研究认为高质量发展主要包括五大内涵：创新驱动、协调互动、绿色低碳、开放包容、公平共享。

1.2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综合评估

1.2.1　评估方法

基于对高质量发展的五个维度的理解，借助类似柯布—道格拉斯的函数形式，本研究构建了综合发展指数，即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它由五部分组成：创新指数、协调指数、绿色指数、开放指数和共享指数。具体形式为：

式（1-1）中，DQI代表经济发展质量指数；IDI代表创新指数；CDI代表协调指数；GDI代表绿色指数；ODI代表开放指数；SDI代表共享指数；α、β、γ、λ和φ是参数，其中，0<α<1，0<β<1，0<γ<1，0<λ<1，0<φ<1，且α+β+γ+λ+φ=1。考虑到这五个方面同等重要，因此这里取的等权重，即α=β=γ=λ=φ=1/5。这里考虑的是民族地区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数值。

创新指数、协调指数、绿色指数、开放指数和共享指数用类似的方法构建。创新指数是创新主体、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组合，其中，创新主体指数利用的是各地区每万人口中从事科技活动的人数；创新投入指数是将各地区研发投入强度和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万人口）这两个变量取几何平均得到的；创新产出指数是通过一个地区的技术市场、授权专利和新产品收入数据构建的。协调指数考虑了区域、城乡和产业三个方面，利用的指标是城乡居民收入比、产业结构的二元系数和空间基尼系数。绿色指数考虑了资源利用效率、污染物排放量和环境复原能力三个方面，其中，资源利用效率考虑的是建设用地、水和能源等几种资源的利用效率；污染物排放量用的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环境复原能力选取水环境的自净能力等级、森林覆盖率和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三个指标构造环境复原指数。本研究从贸易开放度、外资开放度和国际旅游三个方面构建开放指数，贸易开放度用贸易依存度代表，外资开放度用实际利用外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代表，国际旅游用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代表。共享发展，更主要表现为经济机会的均等分布，包括教育、健康和基本需求等社会机会的相对水平。教育机会的代理变量是：公共教育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受教育年限的性别比、技能劳动力占比。健康机会的代理变量是：财政支出中医疗卫生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每千人拥有的医院卫生院床位数、每千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本研究用人均电力消费和通达性作为基本需求代理变量⁽¹²⁾。

1.2.2　评估结果

表1-2A、表1-2B、表1-2C、表1-2D及表1-2E分别列出了2000—2017年及2001—2017年民族七省区（因西藏数据缺失较多，这里没有列出）的创新指数、协调指数、绿色指数、开放指数和共享指数。表1-3给出的是2001—2017年民族七省区（不含西藏）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图1-3是2017年民族七省区（不含西藏）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维度雷达图。

从表1-2A至表1-2E、表1-3、图1-3中可以看出：

第一，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总体上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水平较低。经济发展质量指数表明，目前民族各省区的经济发展质量水平大体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0%～60%。

第二，考虑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低，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其他省份发展质量提升的速度比民族地区快，因此，民族地区发展质量缺口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第三，从经济发展质量的各维度来看，民族地区共享发展和协调发展基本上与全国同步，且个别省区的指标好于全国，但创新与开放面临的缺口较大。

第四，民族各省区中，经济发展质量存在差异，经济发展质量的各维度间存在不平衡问题。总体来说，创新与开放是影响民族地区发展质量最重要的两个短板。

1.3　民族地区创新发展路径选择

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永续动力。民族地区总体创新不足，既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表现，也说明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经济发展尚处于要素驱动阶段，而完全靠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受要素边际生产力递减和报酬递减的影响，是难以持续的。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新时代，经济欠发达的民族地区追赶经济发达地区的引擎不再是“大烟囱式追赶”，而是创新追赶。因此，要维持民族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并追赶经济发达地区，必须加大创新投入力度，进一步优化创新结构，使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民族地区要成功地实现创新发展，有赖于一系列的因素，如阿特金森和伊泽尔提出的“创新成功三角形”，包括商业环境、监管环境和创新政策环境（见图1-4），创新成功取决于正确地组建创新三角形的各个方面。

有效的商业环境因素包括商业活动、商业组织和商业群体的影响力。有利于创新的因素包括：活跃的，但同时能抑制短期投资的资本市场；接受、包容和适应变化的人群；高涨的创业精神；一种能够接受跨组织合作和协作的文化；高水平的大学学历认证和专利认证体系；很强的信息技术应用，特别是在商业领域；很强的行政管理手段；一个能够平衡短期和长期目标的商业投资环境。

有效的监管环境突出地表现为一个竞争和开放的管理体制，其中涉及政务环境、法治环境等，如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证、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中小投资者、纳税、强健且有竞争力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跨境贸易、知识产权的保护、合同执行和破产办理等。

一个强有力的创新政策体系对创新成功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地区想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脱颖而出，就要把握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创新政策，这涉及政府对创新基础设施的投资、对创新企业的财政支持特别是税收支持政策、对劳动力受教育与培训的支持、对区域产业集群和以技术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对公共服务部门创新的支持等。

民族地区在创新成功三角形的三个方面都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因此，应通过政府投资，使劳动者得到良好的教育，建立良好的基础设施，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建立激励相容的激励机制（激励机制是创新行为的重要驱动力）等。

1.3.1　完善区域创新体系

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是民族地区实现内生增长的关键载体。区域创新体系可以为各创新主体提供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的平台，使区域创新能力得到持续发展，从而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增长。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引导和服务，加强创新主体培育；培育企业家和科研人员的创新意识，通过人才培养、科技平台建设和运行机制改革等途径，提高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能力，发挥其在区域创新体系构建中的关键作用；加快创新中介系统的建设，让创新中介系统在区域创新培育中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同时，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包括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创新环境，如道路、通信、城市网络等城市基础设施，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提供物质载体。此外，应加快矿产资源、民族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关键技术攻关与应用示范，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提供力量源泉和持续动力。

1.3.2　加大政府的制度支持力度

在民族地区的创新发展过程中，政府主要提供制度支持。一是通过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积极鼓励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通过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中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加大对技术创新活动的财政投入力度；促进企业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合作创新。二是建立健全资源产权制度，让资源所在地的居民有机会共享资源开发红利；使产权确立成为对经济有效、持久的创新激励手段；完善生态补偿制度，使具有关键性生态功能的民族地区能够获得长期性、制度性的生态红利；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三是针对当地中小企业，制定更多差别化的创新激励措施。

1.3.3　形成以企业为中心的创新支持系统

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等是企业创新的重要载体，应形成以企业为中心，以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和地方政府为辅助的创新支持系统。第一，民族地区的企业应根据自身所处地理位置、行业特征、员工素质等制定创新发展战略。第二，企业必须注重对研发人员的培养和引进。除了企业本身进行技术培训，还应重视引进外部人才。第三，加大对研发资金的投入力度，合理运用资金；多渠道筹集创新资金；建立多元化资金投入体系，通过技术创新风险投资机制，分散投资风险。

1.3.4　大力发展教育，提升区域人力资本水平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受教育程度不高，是制约民族地区个人创新创业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通过制定相关激励措施，鼓励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培养和提高自身素质，提升区域内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政府部门可以将教育经费的投入作为一项重要规划内容纳入地区中长期发展规划，保障教育投入按照一定比例实现增长。政府应当适当引导社会资本进入人力资本培训领域，充分发挥社会资本作用。政府在进行人力资本的教育投入时，要有所差别，对于民族地区的贫困地区实行投入倾斜。鼓励个人创新创业，增加区域内企业存量。

1.3.5　构建良好的金融环境以支持区域创新发展

随着区域创新发展的加快，各金融机构应创新服务方式，强化金融创新，发挥其在区域创新中的推进器作用。除适当调整民族地区金融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政策和限制条件，让更多企业进入金融市场外，政府还应不断创新区域发展的融资模式，从而使区域内各企业和个体户能够更好地融资。对于民族地区而言，金融机构应根据地区特点，在信贷资金的申请上进行创新，根据民族地区产业特色、周期等改变其担保抵押方式，从而为有需要的主体提供更多的可借贷资金。

1.4　民族地区区域协调发展之路

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目标方向是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而民族地区在这三个方面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存在较大的差距。一方面，民族地区必须加快速度，实现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根据区位、禀赋结构和发展阶段，民族地区要按照集中均衡开发模式，引导人口和经济活动向重点开发区域及区域性中心城镇集聚，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实现空间上的均等化。

1.4.1　持续加大对民族地区投资和发展的援助力度，确保民族地区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确保民族地区的发展速度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中央政府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必须持续加大对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支持力度。要深入研究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放在最优先地位的政策含义。

民族地区要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速度必须高于全国水平，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政策的倾斜力度。国家投资的着力点在于持续提高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加快基础网络（快速交通网络、航空网络、信息网络等）建设，使民族地区深度融入全国区域经济网络。

在发展援助方面，应更多地着眼于授之以渔，着力增强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上，赋予民族地区优先发展的机会，制定和完善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在资金援助上，除了关注对东部地区有利的资源开发型项目（如直接的资源开发和有利于资源运输的跨区域通道建设），应更多地帮助民族地区发展有市场潜力和带动能力的项目，同时对资源型产品输出较多的地区实行相应的、有利于当地发展的税收政策。在对口支援政策上，要强化援助方与受援方的合作互助关系，一对一落实援助责任，加大支持力度；在援助目标上要定位于提升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着力提升民族地区的集聚力，扩大民族地区产品的市场范围，同时通过多方面努力，激励东中部企业的进入。

1.4.2　与经济支撑带、重要交通干线规划建设相结合，着力构建新的经济支撑带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民族地区的发展，“要与我国经济支撑带、重要交通干线规划建设紧密结合……”⁽¹³⁾。经济带是由若干个城市（群）通过交通干线连接形成的带状经济区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区域经济发展骨架和支撑的经济带，受到中央层面的高度重视。国家把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带作为推动发展的战略支撑。“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着力重点打造的国家级经济带有沿海经济带、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带。民族地区要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引领，主动融入这些经济带建设，同时根据其发展阶段和禀赋结构的变化，着力构建新的经济支撑带。

主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内蒙古要建成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和充满活力的沿边开发开放经济带；广西要建设与“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打造“一廊两港两会四基地”，构建衔接“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产业合作基地、开放合作平台、人文交流纽带和区域金融中心；贵州依托自身位于西南，连接华南、华中和地处“一带一路”接合部的区位优势，积极参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发展；云南要面向“三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肩挑“两洋”，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推动铁路、公路、航空等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发挥好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中的主体省份作用；西藏要发挥连接祖国与南亚的区位优势和纽带作用，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青海要立足比较优势，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及地区的交流合作，努力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战略通道、商贸物流枢纽、产业基地、人文交流基地；宁夏要实施开放引领战略，加快建设开放宁夏，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建成辐射西部、面向全国、融入全球的内陆开放示范区、中阿合作先行区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新疆是我国西北的战略屏障，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地区，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也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和运输通道，当前又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充分发挥地缘、人文等独特优势，加快互联互通，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与周边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的全方位务实合作，大力推进“五大中心”建设，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京津冀协同与民族地区协调发展。内蒙古及河北的民族自治地方是京津冀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可靠的能源保障基地、最便捷的国际合作陆路通道和北方腹地。这些地区在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可采取各种措施，完善区域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加强与京津冀地区在口岸、公路、铁路、航空、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形成连通沿海港口、沿边口岸与内陆腹地高效对接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推进重点地区生态综合治理合作，探索建立流域生态保护区与受益区横向生态补偿试点机制，强化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合力整治环境；继续深化京蒙对口帮扶和区域合作，积极融入非首都功能疏解，重点支持乌兰察布、赤峰、锡林郭勒等地区主动承接北京一般制造业、商贸物流、云计算后台服务和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社会公共服务产业转移；积极吸引各类北京企业在该区设立区域总部、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营销中心；创新京蒙产业合作模式。支持通过委托管理、投资合作等方式，创新产业跨区域转移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京蒙两地有条件的园区开展共建合作；推进赤峰、乌兰察布、锡林郭勒建设京津冀地区清洁能源输出基地；创新与天津自贸试验区的合作模式，共同在内蒙古建设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构建天津港经内蒙古至俄、蒙，中亚各国和欧洲各国的经贸通道。

长江经济带与民族地区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是横跨东中西、连接南北方的重要轴带，有望成为“中国经济脊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放在首要位置，推动长江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东中西部互动合作，将此地带建设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创新驱动带、协调发展带。长江经济带的建设为贵州和云南的发展带来重大的发展机遇。贵州将紧紧抓住国家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机遇，着力加强以连接长江中上游中心城市和主要港口、连接东西两头开放、连接长江经济带南北交通通道为重点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与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互联互通。云南以融入长江经济带为主线，以加强与周边省份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合作为重点，努力把金沙江对内开放合作经济带建设成为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长江上游的重要经济增长极。

粤港澳大湾区与民族地区协调发展。粤港澳大湾区（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GBA）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的广州、深圳（含深汕特别合作区）、珠海、佛山、肇庆、惠州、东莞、中山、江门九个城市（珠三角）组成，总面积5.6万平方千米，2018年末总人口达7000万人。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和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根据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要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还要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广东的民族地区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生态屏障，旅游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多彩，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促进广东民族地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交流合作，推进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着力构建新的经济支撑带。例如，建设珠江—西江经济带，带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建设兰新发展轴带，带动三大民族走廊之一的河西走廊各民族地区的发展；基于贵昆（贵阳—昆明）—渝黔（重庆—贵阳）—成昆（成都—昆明）、西成（西安—成都）—成渝（成都—重庆）高铁建设，连接西南—西北的经济圈（带），带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加快建设沿边交通干线和沿边经济带，促进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区域合作与次区域合作；等等。

1.4.3　禀赋结构再升级

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民族地区的禀赋结构得到了根本性改进，但相比经济发达地区还有很大的升级空间。为更好地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民族地区禀赋结构应再次升级，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与社会先行资本的普惠性和质量。

首先是人力资本升级。民族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受制于人力资本供给不足、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技能型人力资本特别是高层次人才严重短缺等问题。民族地区应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实现人力资本升级。既要加强基础教育，稳定普及义务教育，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更要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快速提高技能劳动力比重。同时，国家的高层次人才计划要实实在在地支持民族地区。

其次是社会先行资本升级。实现互联互通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内容。实现互联互通，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关键。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对内、对外联系的“大通道”不足，区域内连接“大通道”的“毛细血管”（通县、通乡、通村道路）更是落后。因此，民族地区应继续提升区域内的基础设施（路、电、水、网等）水平和质量，实现“通组入户，互联互通”，继续加强区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高速公路县县通，提高自身的集聚力，并低成本接受区域大中城市的发展溢出。社会先行资本升级除了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应将与民生紧密相关的基础设施放在重要位置，如农村水利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等。

高质量发展，除了社会先行资本的硬件外，还需要相应的软件——制度资本。民族地区应加快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要按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加强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各种市场制度安排符合国际惯例，通过改革、厘清政府职责，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消除市场交易的障碍。

1.4.4　走包容性绿色城镇化之路，实现民族地区空间结构的优化

“经济增长在空间上是不平衡的，在空间上均衡分配经济活动的意图只会阻碍经济的增长”，“而不平衡的经济增长和和谐性发展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这就要求“一方面促进生产活动的集中化，另一方面通过实行各种政策来使各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包括营养、教育、健康、卫生）平等化”。“要获得经济集中化和社会平等化这两个方面的效益，就需要采取有利于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政策行动。”⁽¹⁴⁾从区域发展角度来看，此种发展模式可称为“集中均衡开发模式”。按照集中均衡开发模式重塑民族地区空间经济格局，就是要引导人口和经济活动向重点开发区域及区域性中心城镇集聚，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大幅度向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倾斜，显著提高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产品供给能力，让各族人民享有基本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引导人口和经济活动向重点开发区域集聚。按照国家和民族地区相关省区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民族地区既有国家层面的重点开发区，又有省级层面的重点开发区。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引导人口和经济活动向这些地区集聚。

建设民族地区的城市（镇）群，着力提升民族地区首位城市的带动辐射能力。内蒙古按照“一核引领、中心带动，节点支撑、轴带推进，分区引导、集聚发展”的思路，形成集中与均衡发展相结合、全方位开放带动的“一核多中心，一带多轴线”城镇空间布局结构。广西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以大带小、分工协作的要求，以沿海、沿江、沿交通主要干线为依托，以核心城市为支撑，以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组成部分，发展集聚效率高、辐射作用大、城镇体系优、功能互补强的城镇群，形成北部湾城市群和桂中、桂北、桂东南城镇群，承载全区80%左右的城镇人口。贵州根据地形及资源条件，规划形成“两圈、九群为城镇主体，五区为城乡统筹发展单元”的省域城乡空间格局（位于中部地区的贵阳—安顺与遵义两个都市圈和位于东、西两翼的九个特色城镇组群形成的省域城镇发展主体），构成远期培育的黔中城市群。云南按照“强区、富带、兴群、促廊”空间开发思路，重点建设滇中城市集聚区、沿边开放城镇带、区域城镇群和沿对内对外开放经济走廊的城镇带。西藏构建“一圈两翼三点两线”⁽¹⁵⁾的城镇化空间格局。青海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三江源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西宁—兰州城市群建设紧密结合，优化城镇化总体布局，加快建设东部城市群，壮大区域性中心城市，培育新兴城市，打造重点城镇，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宁夏按照宁夏空间规划确定的“一带三区、一主两副”总体空间格局，以沿黄城市带为主体，以银川都市圈为核心，以各级中心城市为基础，优化城镇布局，提升发展水平，形成“区域中心城市—地区中心城市—县域中心城市—镇”四级级配合理的城镇体系。新疆要逐步形成“一圈三带”的空间组合模式，即乌鲁木齐都市圈，北疆、南疆铁路沿线和沿边境城镇发展带。在目前沿塔里木和准噶尔两大盆地环状城镇体系空间格局的基础上，最终实现网络化城镇体系空间格局。

深化城乡制度改革，促进要素和产业的集聚，加快推进民族地区城镇化步伐。城镇化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减缓农村贫困、实现社会公平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民族地区正处于城镇化的加速时期，应加快土地、户籍、财税体制改革，为城镇化创造最大动力。主动适应相关省区城市及城镇体系的培育发展；以宜居、宜工、宜商为目标，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将有条件的地级城市培育为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将一批发展条件较好的县城培育为20万～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按照现代城市发展要求，把一批县城培育成产业支撑强、地域文化特色鲜明、人居环境良好的中小城市，支持有条件的中心镇加快发展，因地制宜发展一批特色鲜明的旅游镇、工业镇和商贸镇；大力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

通过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逐步实现人口的相对集中。经济活动空间演进的最核心特征是集聚，在原来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的均质空间中出现增长极点，增长极点可发挥其强大的吸纳和辐射功能，由此形成城市和集镇，而产业聚集的结果是形成区域增长极。生态移民会引起人口的集聚。在民族地区，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为人口的相对集中提供了重要契机。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不只是人类活动有意识地从生态脆弱区域或不适居住区退出，从而为自然界的再生产提供良好的条件，还通过自然界自身的代谢能力实现脆弱生态的重新修复。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更是经济移民，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是实现集中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

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培育空间集中的支柱产业。延伸农牧业产业链，大力发展以农业资源为基础的加工工业；在资源型工业的发展中，特别注意资源型工业的深加工，加强与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合作，建立工业园区；充分发挥旅游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和乘数效应，提升产业集聚力。

1.4.5　飞地经济：民族地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选择

民族地区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也是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最突出的地区。民族地区的主体功能以及与技术前沿的距离和人力资本禀赋等决定了某些产业的发展面临着禁入约束或限制性约束。同时，对口支援政策又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通过发展飞地经济，可以更紧密地联系援助地与受援地，更好地发挥对口支援对民族地区的带动作用。

所谓飞地经济，是指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在行政区外“借”地办工业，即在推进工业化和招商引资过程中，缺少发展工业条件的地区或者发展工业受限的地区，把工业和招商引资项目放到行政区域外、具有综合优势的飞地工业园区，其产生的产值、税收，由园区和引资方按比例分成。飞地经济也指位于不同行政管理区域的地区进行经济合作，飞出地在飞入地建立经济园区并资助管理，合作双方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实现合作双方的互利共赢。开发区和产业园区是飞地经济的基本运作方式及载体。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两个地区，“筑巢引凤”和“借鸡生蛋”是飞地经济发展的两种基本模式。所谓“筑巢引凤”，是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欠发达地区飞入的模式（区位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提供土地和各种基础服务设施，吸引经济发达地区建立工业园区或投资建厂）；所谓“借鸡生蛋”，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飞出的模式（一些受自然环境、地理条件约束无法进行资源开发的地区，在其他行政辖区内建立工业园区招商引资、发展项目）。“借鸡生蛋”模式比较适合民族地区飞地经济的发展。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在成都建设的成阿工业园区是典型的飞地工业园。

获得合作收益是飞地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飞出地通过发展飞地经济扩大了发展地理空间，为顺利完成产业升级和转型提供了条件，提升了飞出地的经济发展质量，保持了飞出地的经济竞争优势。飞入地则在发展飞地经济的过程中，盘活了当地的土地资源，为当地的就业问题找到了出路，增加了当地财政收入，获得了先进的经济发展管理经验。对整个地区发展而言，飞地经济模式优化了区域资源配置，实现了区域资源的有效整合，为区域经济发展找到了新的源泉以及区域经济合作平台建设的有效方式和机制，增强了不同地区协同发展经济的意识，提升了区域发展的整体水平，朝着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迈进。

飞地经济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载体，飞地经济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创新实践模式。飞地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跨区域经济共同体的产生，有利于实现资源互补，有利于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发展成果的共享。“飞地”型区域合作对我国民族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1.4.6　加快边疆地区发展，建设沿边经济带

边疆地区地处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是确保国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¹⁶⁾。国家特别重视边疆地区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大力度支持……边疆地区……加快发展”，“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21世纪以来，随着兴边富民行动的开展和沿边省份建设沿边经济带的实践，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边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滞后，毗邻地区主要是经济欠发达国家的欠发达地区，目前的政策覆盖仅限于边境县，边疆地区对经济活动的集聚能力较弱，经济活动的相对地位有所下降。因此，新时代加快边疆发展，可以在已有的政策覆盖区和各地沿边经济带建设实践基础上，在国家层面规划建设沿边经济带。

——国家层面的沿边经济带，其区域范围宜覆盖边疆地区的地级行政区单位，包括45个边疆市（州），面积350.70万平方千米，占全国陆地面积的36.53%⁽¹⁷⁾。沿边经济带以沿边重点地区为依托。

——加强沿边交通干线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环边公路干线。目前，边疆地区交通干线的建设注重与内地的联系，在现有的区域格局下，相对弱化了边疆城镇的集聚力。要建设沿边经济带，必须加强沿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把沿边重点城市联系起来，形成陆路环边公路干线，进一步夯实基础。

——充分利用边疆民族地区邻边的独特区位优势和现有的合作基础，支持沿边重点地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沿边国家级口岸、边境城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开发开放，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整体提高开放的总体水平，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南北四向开放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把边疆民族地区建设成为我国向西、向北、向南开放的重要基地和充满活力的沿边开发开放经济带。

——与周边陆上邻国就跨境铁路建设、技术标准对接等加强交流，进行相应探讨规划，共同开拓基础设施发展空间。以跨境通道和口岸建设为重点，加快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管道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对接中亚地区、南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及俄罗斯地区，内连国内腹地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功能配套、衔接紧密、快速便捷的国际大通道，改善内陆沿边地区的对外交通体系与现代物流体系。

——实施边疆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建设边境小康村。加快边境小康村建设是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体现，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守边固边的重要内容。

——设立边疆发展基金。通过边疆发展基金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沿边经济带基础设施的建设。

1.4.7　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

大力加强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提高供给数量和质量。按照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十三五”时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城乡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大体均衡，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广大群众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显著提高。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也要紧扣这个目标，补齐城乡区域间资源配置不均衡、硬件软件不协调、服务水平差异较大等短板，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使各地区群众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1.5　民族地区绿色发展路径选择

根据民族地区在全国的生态位和绿色发展的现状特点，深刻把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努力实现绿色富民、绿色惠民。根据前面的研究，绿色发展的要求为：资源利用效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及对环境的影响最小化、自然环境的复原能力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都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¹⁸⁾我们要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间的协同共进，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1.5.1　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进形成绿色空间格局

主体功能区是对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设计和总体谋划，是对各类空间主导功能的明确定位，体现了国家空间管控的战略意图，是空间规划与空间管控的基础。基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各省区相继编制了主体功能区规划，划定了各省区的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等功能区。在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按照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定位有序发展的同时，考虑到民族地区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中以生态恢复和保护为主的定位，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第一，根据主体功能区规划定位，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根据各省区发布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各省区的经济布局更趋均衡，经济结构更趋优化，城乡发展更趋协调，资源利用集约高效，生态系统更加稳定，国土空间格局更加清晰，国土空间管理趋于科学。

第二，要科学合理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坚持生态优先，推进民族地区的城镇化，走包容性绿色城镇化之路，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目前，我国民族地区城镇的集聚效应较弱，生产率不高，城镇化质量低。因此，下一步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推动应以提高城镇的聚集效应和生产率为核心；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要注意城镇化的内生演进，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与政府的引导相结合；在产业支撑方面，应注意推动劳动力吸纳能力强的产业的发展，通过产业园（区），实现工业的集聚；加强民族地区城镇间特别是镇与镇间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呼包鄂、北部湾、黔中、滇中、金沙江下游、兰西、银川—中卫、天山北坡等具有雏形的城市群的建设，充分发挥“群”的溢出效应。

在城镇化过程中确保环境质量的稳定和提升。绿色城镇化要求在城镇化过程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排放量，提高环境的修复能力，这就要把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与途径。

应该注意的是，民族地区内部差异显著，推进城镇化的路径多种多样，西北民族地区、西南民族地区、青藏高原地区、沿边地区等各不相同，切忌机械地按一个模式推进。

第三，完善空间规划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指出：“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一’，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部署。”各省区要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¹⁹⁾，实现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第四，强化生态环境空间管控。加快构建“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以下简称“三线一单”）管控体系。“三线一单”是生态环境保护和空间布局的基础，也是生态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根据原环境保护部印发的《“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识别生态空间，实施限制开发，分区管控；明确环境质量底线，实施环境分区管控；完善资源利用上线，提升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划定环境综合管控单元，实施环境综合管理；落实“三线”要求，建立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1.5.2　推动“生态+”模式的发展，推进产业结构绿色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²⁰⁾。民族地区资源富集，矿产资源、旅游资源、生态环境资源具有种类多、品位高、空间分布既相对集中又分布广泛的特点，只要开发方式恰当，完全能够实现益贫和绿色发展。推动“生态+”模式的发展，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促进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让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推进产业结构绿色升级，是民族地区建立“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的必然选择。

根据民族地区的生态区位优势，以稀缺的生态资源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社会资本为驱动力，统筹推进民族地区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和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引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资源禀赋相匹配，逐步形成错位发展的生态产业格局，着力构建民族地区绿色生态产业经济圈。

充分认识新时代民族地区比较优势的变化，着力延伸产业链和提升附加值。根据民族地区的地理禀赋、在全国主体功能区中的地位和世界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旅游业、民族文化产业、生态康养产业将成为新时代民族地区的比较优势产业，如果发展方式恰当，这些产业就会既是环境友好型产业，又是益贫式产业。深度推进民族地区生态旅游融合发展，创新民族旅游产业协同联动发展新体系；建立促进旅游业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互动融合发展新机制，做美做精民族地区核心旅游景区，推进旅游产业与特色农牧业、民俗文化、休闲康养融合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提升民族地区旅游竞争力。整合民族地区生态资源优势，坚持产、城、人、文融合，推进特色民族村寨、中心特色小镇建设；通过公共私营合作制（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模式加强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全面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扎实推动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的“一揽子”规划落地见效，让民族地区群众背靠山水美景增加收入、过上好日子。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资源型产业绿色升级。鼓励国有资源型企业把企业总部迁移到民族地区，在民族地区建立资源加工企业，这将促使资本和劳动向民族地区流动，增加民族地区的支出份额，从而增加民族地区的制造业份额。同时，对民族地区企业实施投资补贴，对于延迟其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也有重要作用。建立重污染产能退出和过剩产能化解机制，加大对“散乱污”企业整顿治理的力度，引导民族地区企业通过改进工艺、提档升级，打造现代化、环保型企业，依法关闭超标排放、无治理能力企业。

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东亚产业发展的实践表明，产业发展在空间上呈现出一种雁阵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发展在空间上也表现为由东向西的梯级产业转移模式。民族地区要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的发展机遇，做好承接国际和国内产业的转移工作。特别是，国内所实施的对口支援战略为民族地区承接国内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提供了最好的平台。把对口支援和产业转移相结合，不仅可以促进民族地区禀赋结构的快速升级，更会促进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依托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和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构建民族地区农业生产力布局，从空间布局上解决资源错配和供给错位的结构性矛盾，建立因地制宜、就地生产、就近供应的主要农产品定期监测和动态调整机制。

1.5.3　推进生产方式绿色转型

研究表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入特别是投资的驱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有限，资源利用强度大，效率不高。因此，推进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要坚持以技术创新为先导，以资源能源节约和高效利用为抓手，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低碳化和循环化，努力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绿色水平。

要着力于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民族地区的技术创新要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指导，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产品换代升级与新产品开发和企业商业模式的全流程。支持企业提高绿色精益制造能力、推行绿色设计、开发绿色产品、建设绿色工厂，打造绿色供应链。大力发展绿色、有机、生态产业，积极创建民族区域特色品牌。

要着力于加强经济增长方式绿色转型的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统筹推进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以环保督察巡视、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等方式落实地方环境保护责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创新，完善水污染防治、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补偿、自然保护区等相关制度。建立健全排污权初始分配和交易制度，落实排污有偿使用制度，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加强排污权交易平台建设。全面推进民族地区资源税改革，落实环境保护、生态建设、新能源开发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和落实民族重点生态保护区域资源环境价格机制，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等因素。适时调整污水处理费和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政策，提高垃圾处理费收缴率，完善再生水价格机制等。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合理提高补偿标准，向生态敏感和脆弱地区、流域倾斜，推进有关转移支付与生态保护成效挂钩，探索资金、政策、产业及技术等多元互补方式，逐步实现森林、草原、湿地、荒漠、耕地等重点领域和禁止开发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全覆盖，实现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制度化。建立森林生态服务市场，完善森林资源确权认证制度，探索建立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碳汇交易市场体系，实现民族地区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统筹发展。

要着力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资源强度。根据民族地区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实施严格的自然资源开发管控制度，对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等实施资源开发总量和强度双管控，既要控制总量，更要控制强度。严格执行《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健全完善约束性指标管控体系，理顺资源价格体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完善循环型产业体系、城市循环发展体系，着力壮大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积极开发清洁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1.5.4　加快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生活方式涉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广泛开展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创建活动，推广绿色出行，通过生活方式绿色革命，倒逼生产方式绿色转型。”⁽²¹⁾据此，通过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倡导绿色出行，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完善绿色产品的推广和发展绿色物流，增加绿色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1.5.5　加大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力度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²²⁾因此，必须加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再造生态资源承载力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科学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加快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三条红线。”⁽²³⁾所谓“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目前，多个省（区、市）的生态保护红线已经划定，民族八省区中，广西、贵州、云南、宁夏等已经划定了生态保护红线。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广西陆海统筹后全区生态保护红线面积6.276万平方千米，占全区管辖面积的25.68%。广西生态保护红线基本格局为“两屏四区”。“两屏”为桂西生态屏障和北部湾沿海生态屏障，主要生态功能是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和海岸生态稳定。“四区”为桂东北生态功能区（包括都庞岭、越城岭、萌渚岭山地）、桂西南生态功能区（西大明山地）、桂中生态功能区（包括大瑶山地）、十万大山生态保护区，主要生态功能为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和水土保持。此外，生态保护红线还包括桂东南云开大山地、西江上游源头区等。

《贵州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划定的贵州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为45900.76平方千米，占全省面积的26.05%。贵州生态保护红线格局为“一区三带多点”：“一区”即武陵山—月亮山区，主要生态功能是生物多样性维护和水源涵养；“三带”即乌蒙山—苗岭、大娄山—赤水河中上游生态带和南盘江—红水河流域生态带，主要生态功能是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维护；“多点”即各类点状分布的禁止开发区域和其他保护地。

《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明确，云南全省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为11.84万平方千米，占全省面积的30.90%。基本格局呈“三屏两带”，其中，“三屏”即青藏高原南缘滇西北高山峡谷生态屏障、哀牢山—无量山山地生态屏障、南部边境热带森林生态屏障；“两带”，即金沙江、澜沧江、红河干热河谷地带，东南部喀斯特地带。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宁夏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为12863.77平方千米，占全区总面积的24.76%。在空间上呈现出“三屏一带五区”的分布格局：“三屏”是指贺兰山生态屏障、六盘山生态屏障、罗山生态屏障；“一带”是指黄河岸线生态廊道；“五区”为东部毛乌素沙地防风固沙区、西部腾格里沙漠边缘防风固沙区、中部干旱带水土流失区、东南黄土高原丘陵水土保持区、西南黄土高原丘陵水土保持区。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是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构建了陆地生态安全格局和海洋生态安全格局，其中陆地生态安全格局以“两屏三带、一区多点”为主体。“两屏”是指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和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三带”是指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和南方丘陵山地带，还包括大江大河重要水系；“一区”是指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多点”是指点状分布的国家禁止开发区。海洋生态安全格局是指以海岸带、海岛链和各类保护区为支撑的“一带一链多点”。这些地区大都在民族地区。因此，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是民族地区绿色发展的最大责任。要统筹推进民族地区生态林资源建设、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和草地生态功能建设，防治草原鼠虫害，加强草原沙化、退化治理，保护生物多样化。要大力推进大规模绿化行动，坚持植树造林、山水保护、生态修复、功能提升统筹推进，实施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深入开展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工作。认真落实“河长制”，以中小河流域、大中型人工湖泊及山地、丘陵为重点，设立水源涵养保护区，从源头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尤其是重要水源涵养区的强制性保护和整治，加强水生态系统保护与恢复，实施严格的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措施。要加强民族地区农牧业面源污染治理，推广资源节约型农业清洁生产技术，建设生态沟渠、污水净化塘、地表径流集蓄池等设施，推进健康生态养殖种植，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保育型农业有机循环发展。

1.6　支持民族地区开放发展

民族地区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地区和重要依托。民族地区的开放发展要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今后一段时期，民族地区坚持开放引领发展的原则，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提高开放的总体水平，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南北四向开放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把民族地区建设成为我国向西、向北、向南开放的重要基地和充满活力的沿边开发开放经济带。

1.6.1　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第一，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优先推进一批连接中国与中亚、东南亚，蒙古国和俄罗斯等重点矿区、产业园区、主要城市与毗邻城市的重大铁路、公路及机场项目建设。推动邻边民族地区的部分机场升级为国际机场，加快建设邻边西部地区国际航空港物流园区，构建连通内外、安全通畅的国际大通道。积极推动邻边西部地区成为中欧班列编组枢纽和物流集散转运中心，支持“苏满欧”“郑连欧”“蓉连欧”“中俄”等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行，推动开通从民族地区主要城市经重点口岸到欧洲的国际货运班列。加强口岸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口岸布局，实施口岸升级改造工程，完善贸易通道，提升人员交往通关能力，促进口岸提质增效。

第二，深化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按照企业主导、政府推动、公平交易、互利共赢、统筹规划、稳步推进的原则，深化对外贸易，适应国际需求结构的新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优化贸易方式，扩大优势产品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推进对外贸易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加大对“走出去”企业的扶持力度，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在境外建立资源利用型、加工制造型、商贸物流型、农业产业型园区和科技研发基地，积极对接沿线国家工业园区，不断深化扩大经贸合作。支持企业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进口，鼓励建设进口商品城、进口商品直销中心。

第三，加强人文交流。深化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教育、文化、科技、医药卫生、环保等领域的合作。充分发挥青年在对外人文交流中的作用。鼓励高等院校与沿线国家扩大合作。着力创作、生产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区特点的对外文化精品，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利用重大外事活动和展会平台，开展系列交流活动。

第四，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充分发挥西部地区区位、资源、产业以及政策等优势，深化与我国港澳地区合作，扩大同沿线地区及大洋洲和北美洲经济发达地区的合作交流，不断开创互利共赢的开放合作新格局。

1.6.2　全面提升内陆开放水平

充分发挥民族地区各省区的国际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扩大内陆地区特色优势产业的对外开放，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充分发挥民族地区具有国际声誉的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国际旅游业，借鉴上海等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加快自由贸易区在民族地区的布局与建设，使其成为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区域。

1.6.3　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

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沿边国家级口岸、边境城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等沿边重点地区，是我国深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合作的重要平台，是沿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确保边境和国土安全的重要屏障，正在成为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先手棋和排头兵，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国务院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八个方面共三十一条意见，八个方面包括：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实现稳边安边兴边；改革体制机制，促进要素流动便利化；调整贸易结构，大力推进贸易方式转变；实施差异化扶持政策，促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升旅游开放水平，促进边境旅游繁荣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支撑保障水平；加大财税等支持力度，促进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鼓励金融创新与开放，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相信这些措施的落实和实施，必将大幅度推动边疆地区的发展和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1.6.4　构建包容性绿色开放模式，确保开放利益的共享和普惠

开放并不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缩小、贫困减缓及环境改善。开放的包容性和绿色性取决于开放的模式与方式。开放的包容性要求促进共享发展，即确保开放红利被各族人民特别是低收入阶层和贫困人口共享。在开放与增长方面，要以开放促增长，避免“贫困化增长”；在开放与减贫方面，要提升开放对贫困人口的益贫性；在开放与不平等方面，要通过开放实现各民族福利水平基本同步增长，进而缩小收入差距。

绿色开放要求开放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西部地区生态脆弱，大部分地区是全国的生态屏障和关键地区所在，因此，在贸易形式方面，要开展绿色贸易；在产业转移方面，确保环境质量的稳定和提升；在外资利用方面，确保绿色导向。

1.7　支持民族地区共享发展

2020年以前，在现行标准下实现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贫困村退出，贫困县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性贫困问题，主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2020年以后，考虑到民族地区的发展实际，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是我国贫困治理的重点所在。贫困治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生存问题，而是转变为发展问题和发展成果的共享问题。

1.7.1　区域发展：经济机会最大化

通过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这是减贫（包括消除绝对贫困和减少相对贫困）的基础。实证研究表明，要保持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发生率在3%以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要稳定保持在60000元以上。因此，对于2020年以后的民族地区来说，必须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确保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以上。同时，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即确保收入分配的改善，亦即区域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阶层收入差距维持不变或者有所缩小，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要有所缩小。

（1）禀赋结构再升级：继续加强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提升禀赋质量，优化禀赋结构

2020年以前的目标为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将得到根本改善，大多数地区与区域外的联系将更加方便和快捷，区域内将实现路网、电网、无线网等村村通。但与经济发达地区比较，基础设施的质量差距在扩大，服务水平亟待提高。目前，民族地区还有相当多的县不通高速，相当多的市（州、盟）不通高铁，区域内道路的通达率还亟待提高，村组的垃圾处理设施很不健全。因此，2020年以后，必须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首先，继续加强交通骨干网络的建设，争取在“十四五”结束时实现县县通高速，大多数市（州、盟）通高铁。其次，着力提升民族地区村组基础设施的水平，高质量实现基础设施通组到户。再次，切实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对于传统产业的改造以及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来说，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制度环境特别重要，如知识产权的有效实施、对创新企业实施创新补贴、建立创业园区、形成技术孵化器，等等。最后，进一步加强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在保障互联网全覆盖的基础上，提高网络的稳定性和速度，通过“互联网+”促进地方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和福利改进。

（2）充分认识新时代民族地区比较优势的变化，着力延伸产业链和提升附加值

一方面，根据民族地区的地理禀赋、在全国主体功能区中的地位和世界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旅游业、民族文化产业、生态康养产业将成为新时代民族地区的比较优势产业，如果发展方式恰当，这些产业就既是环境友好型产业，又是益贫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与乡村振兴相结合，科学谋划，全域规划，着力延伸其产业链，提升其附加值。

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裕，在产业发展方面，鼓励国有资源型企业把企业总部迁移到民族地区，在民族地区建立资源（深）加工企业，加强与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合作，建立工业园区（集中区），加快制造业的发展。同时，对到民族地区投资的企业实施投资补贴。在一些有基础的地区（如民族地区的大城市和科研基地），着力发展高技术产业。

（3）着力提升开放能力与水平，形成立体全面开放新格局

民族地区因其在“一带一路”的特殊战略地位，开放发展将取得新进展。2020年以后，“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纵深发展、西部大开发进入第三个10年，雄安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阶段性与决定性进展，这些国家战略为民族地区提升开放水平提供了重要机遇。民族地区应着力提升开放能力和水平，融入全球经济格局，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实施“四向拓展，立体开放”战略，西南民族地区着力南向拓展，主动融入国家中新合作机制，参与中国—东盟框架合作、中国—中南半岛、孟中印缅、中巴等国际经济走廊建设，对接南亚、东南亚地区这个拥有2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拓展开放型经济发展新空间。西北民族地区着力扩大向西开放，加强与中亚、西亚地区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扩大向欧洲地区的开放。北部民族地区着力深化北向开放，深度参与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同时，所有民族地区都要提升东向开放的水平，更好地对接环太平洋国家。

除了对外开放外，民族地区还要深化对内开放。南向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深化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东向要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更好地对接我国东部地区（长江三角洲、京津冀和山东半岛）的先进生产力。推动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加强与周边省（区、市）合作，深化与对口支援省份的全面合作。

交通是发展现代化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大动脉”，也是优化区域发展格局、构建立体全面开放格局的重要支撑。经过多年努力，民族地区交通运输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基本实现从“难”到“通”的转变，但还存在交通体系不完善、线路结构不均衡、运输供给不高效、运输速度还不“快”、安全性有待提升等突出问题。因此，必须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形成陆海互济、东西畅达、南北贯通、天地一体的立体综合交通走廊。

进一步完善各类开放平台，打造沿边开发开放新平台，提高开放平台开放水平，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开放口岸、内陆自由贸易港、国别合作园区等。

（4）按照集中均衡开发模式重塑空间经济格局，走包容性绿色城镇化之路

按照国家和民族地区相关省区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民族地区既有国家层面的重点开发区，又有省级层面的重点开发区。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引导人口和经济活动向这些重点开发区域集聚。

深化城乡制度改革，促进要素和产业集聚，加快推进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继续加快土地、户籍、财税体制改革，主动适应相关省份城市及城镇体系的培育发展；以宜居宜工宜商为目标，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将有条件的地级城市培育为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将一批发展条件较好的县城培育为20万～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按照现代城市发展要求，把一批县城培育成产业支撑强、地域文化特色鲜明、人居环境良好的中小城市，支持有条件的中心镇加快发展，因地制宜地发展一批特色鲜明的旅游镇、工业镇和商贸镇；大力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

1.7.2　贫困治理：经济机会的平等获得

（1）重点地域：昔日深度贫困民族地区

2020年以后，按现行标准划分的部分绝对贫困人口和贫困线上调后的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地区是昔日深度贫困民族地区。据统计，2017年底，全国认定的深度贫困县有334个，2/3以上在民族地区，其中民族八省区有162个，占48.5%。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实施的有效政策和措施，如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精准施策的各种举措，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扶贫举措在2020年后的昔日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应该继续保持，在2020年摘帽的深度贫困县相应的政策应继续执行（摘帽不摘政策）。

（2）确保经济机会的平等获得

一般的贫困人口陷入“贫困陷阱”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基本发展能力（融入现代社会的能力、适应和驾驭市场的能力等）和知识贫困，即普遍地缺乏获取、学习、应用和交流知识及信息的能力，以及社会责任、环境保护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无法获得发展机会。因此，对于2020年后的脱贫人口来说，提高其获得发展机会的能力，创造条件、提供机会、赋予权利将在未来相对贫困治理中占有重要位置⁽²⁴⁾。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有效提高农村的组织资本。完善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加强农村村组的党的建设，把农村党员有效地组织起来，如近年来一些地区提出的“党建扶贫”，推进党建与贫困治理深度融合，效果显著；通过农村专业合作社、农村能人、文化传承人及“公司+农户”等，把相关利益主体组织起来，共享技术、共享市场，助推脱贫人口持续跨越“贫困陷阱”。

持续支持民族地区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持续提升脱贫人口的人力资本，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持续更新改善各类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继续教育等）硬件设施（校舍、教学设备、教育网络化等），使办学硬件条件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甚至高于全国水平；普及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基础教育，切实加强学前教育，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序列，在人员、资金上给予足额的保证；切实提高教师待遇，稳定教师队伍，控制教师流失，提高教师素质；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优势资源，实施退休教师支教计划，提升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教学水平；与用人单位合作，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把内地“西藏班”“新疆班”扩大到所有民族地区，如针对昔日深度贫困的“三州”，举办内地“凉山班”“临夏班”“怒江班”等。

民族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较高，困难群体容易因病丧失劳动能力而返贫或致贫。据调查，民族地区存在着因病报销比例较低、因病长期自费医治、因家庭隐形支出剧增而致贫、返贫的。医疗费用高、报销比例低、报销范围小、报销渠道窄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家庭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患病不仅会使患者丧失劳动力，增加医疗费用支出，打击患者的自信心，而且家人会因照顾患者影响收入。政府需要瞄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家庭和病种，从制度设计层面考虑将因病致贫防控关口前移，保障困难群体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提升。

进一步完善普惠金融体系，缓解（消除）脱贫人口面临的金融约束。同时，加强社会网络建设，着力发挥社会网络的正外部性。

通过文化再造，着力激发民族地区脱贫人口的内生动力。新中国成立时，深度贫困地区所处的社会阶段对后期的发展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一步跨千年”带来了社会发展阶段的跨越，但有一些历史惯性因素，难以完全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基础（历史的路径依赖）。这些因素作用的结果是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积累不足（因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积累不足而陷入“贫困陷阱”）。因贫困文化及相对应的认知观念、行为习惯导致的贫困持续性，被称为“行为贫困陷阱”。因此，要跨越此种“贫困陷阱”，一方面，扶贫措施要激励相容；另一方面，要加强文化建设，进行文化再造，通过组织开展村民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传统节庆等，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让村民在集体活动中认识并反思贫困文化，进而逐步形成否定和摆脱贫困文化的意识和行为。

（3）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结合

2020年以前，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主要任务是脱贫攻坚。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的消除为2020年以后民族地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20年以后，民族地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相对贫困治理要与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通过乡村振兴，调整禀赋结构，大幅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使民族地区的脱贫人口有效持续跨越“贫困陷阱”。

从民族地区快速城镇化的结果来看，2020年平均有超过50%的常住人口进入城镇，人口的乡城转移也会带来贫困的乡城转移。因此，在相对贫困治理方面，要由单纯的农村扶贫开发向统筹解决城乡贫困方向转变，打破城乡分治的二元扶贫模式，促进城乡减贫一体化融合，建立城乡一体的扶贫模式，扶贫战略重点应放在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使城乡困难群体享受的政策内容一致、数量和质量上的均等化上。在城乡居民医保、养老逐步并轨的基础上，推进城乡居民低保、就业、创收、义务教育、住房保障等领域的并轨。

---

(1)项目支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历史交汇期’有效缩小民族地区多维发展差距的理论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8AMZ001）；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西部民族经济研究中心2020年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报告”CWEER2020001（项目偏号：2020PTJS04001）。

(2)执笔人：郑长德，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西部民族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向琳，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西部民族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3)卡马耶夫．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M]．陈华山，等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4)刘树成．保8%经济增长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N]．中国证券报，2009-03-06．

(5)任保平．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扩展[J]．经济学动态，2013（11）：45-51．

(6)托马斯，等．增长的质量[M]．《增长的质量》翻译组，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7)BARRO R.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106): 403-407.

(8)LÓPEZ R E, THOMAS V, YAN W. The quality of growth: fiscal policies for better results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7 (100).

(9)OWEN A L, VIDERAS J. The quality of growth [J]. MPRA paper, 2012.

(10)李伟．高质量发展有六大内涵[EB/OL]．（2018-01-22）[2021-10-09]．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8/0122/c1003-29777411.html.

(11)吴利学，贾中正．“高质量发展”中“质量”内涵的经济学解读[J]．发展研究，2019（2）：75-80．

(12)关于这些指数的具体构建和相关数据信息，参见郑长德．新发展理念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也可以直接与笔者联系。

(13)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京举行[EB/OL]．（2014-09-29）[2021-10-09]．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9/c_1112683008.htm.

(14)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M]．胡光宇，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15)一圈：以拉萨市为中心、乃东区泽当镇为重要支撑、其他小城镇为组成部分，以拉萨至墨竹工卡、拉萨至泽当为两轴线的拉萨—泽当城镇圈。两翼：西翼以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为区域中心、拉孜县曲下镇和江孜县江孜镇为重要节点、其他小城镇为组成部分，拉日铁路、318国道和562国道为轴线的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城镇；东翼以巴宜区八一镇为区域中心、波密县扎木镇为重要节点、其他小城镇为组成部分，318国道为轴线的尼洋河中下游城镇。三点：藏东，强化昌都市卡若区区域中心地位，发挥藏东门户、连接西南、融入成渝的纽带作用；藏北，强化色尼区那曲镇区域中心地位，发挥交通便利、服务牧业、连接西北的作用；藏西，强化噶尔县狮泉河镇区域中心地位，发挥守土固边战略作用。两线：边境沿线重点乡镇和交通沿线重要小城镇。

(16)从省份来看，我国的陆地边疆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面积590.33万平方千米，占全国陆地面积的61.49%。从地级行政区来看，我国的陆地边疆包括45个边疆市（州），面积350.70万平方千米，占全国陆地面积的36.53%。从县域来看，我国的陆地边疆有140个陆地边境县（市、区、旗）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8个边境团场（以下统称“边境县”），面积197.00万平方千米，占全国陆地面积的20.52%，人口2300多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近一半，有30多个民族与周边国家同一民族毗邻而居。

(17)还应该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临边的司级单位。

(18)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求是，2019（3）：4-19．

(19)三条控制线，指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

(20)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求是，2019（3）：4-19．

(21)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求是，2019（3）：4-19．

(22)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求是，2019（3）：4-19．

(23)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求是，2019（3）：4-19．

(24)雷明．扶贫战略新定位与扶贫重点[J]．改革，2016（8）：7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