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法

论方法　　从社会的角度，通过资产阶级的衰落来直接推导出这一切结论是很容易的，因为这个阶级最独特的艺术媒介正是音乐。但是这一推论过程会受到损害，原因在于，如果只是十分草率地一眼扫过整体，就会对整体之中所蕴含的、而后又会被整体所分解的细节习惯性地做出错误判断，从而反过来贬低这些细节的价值。人们倾向于接受整体，接受大趋势，同时斥责那些与大趋势不相符的事物，而这与上述的推论过程也是紧紧地缠绕在一起的。所以，艺术就成为社会中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而并非社会转变的催化剂，这样，艺术也就刚好认同了资产阶级意识的发展，在这种意识中，一切精神性的建构都被分化缩减为简单的功能，都是为了其他事物而存在的，最终也就都变成了商品。一方面来说，艺术的内在逻辑是拒绝社会的，从社会推导出的艺术作品旨在突破艺术的拜物倾向以及“艺术的自在性”这种意识形态，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也的确实现了这种突破；而另一方面，这种推导过程也默认在商品社会中一切精神性的内容都会被物化，同时也将消费品的标准当作评判社会真理的绝对标准，从而认为艺术存在的权利也是由此来断定的。所以，这种推导方法其实在无意识中是支持妥协主义的，同时，也有理论警告我们，在运用推导时不能把具体个例当作总体类别，但是，以上的推导方法却颠倒了这个理论的意思。在已经结合为整体并且充分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只有在与这个社会并不相似的部分里才会发现另一种社会在精神方面的潜力。所以，仅仅将先锋音乐简化为它的社会起源与社会功能，就只能敌视性地、不加区分地将这种音乐定义为资产阶级的、颓废的、奢侈的，而很难再超越这种定义并形成其他论点。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行政命令式的压迫性语言。它越是霸道地要将作品在各自的类别定位上钉死，也就越是会无助地从作品的外表被弹开。辩证法不能把个别现象当作已有规律的样本或例子来论证，也不能摆脱概念本身的运行——不然的话，就恰好是上下颠倒过来的辩证法；如此一来，辩证法就会衰退为国家性的宗教。相反，真正需要的其实是将总体概念的力量转化为实实在在之对象的自身发展，并且凭借对象自己个体化过程（Individuation）的力量来解答对象之中所包含的社会谜题。这个过程的目标并不是为对象于社会中的存在做出辩解，而是通过解释对象核心中在审美上的正误来获得一种认识社会的理论。概念必须浸入个体单子内，直到社会的本质从概念本身的动态中浮现出来，而一定不能把个体单子当作宏观世界的一个特殊情况，或是按照胡塞尔的说法“从上至此”（von oben her）。32对新音乐的极端所作的哲学分析如果同时考虑到新音乐的历史环境与化学机理，便能够从目的上将其与社会学的分类法做出根本性的区别——类似地，就预先设定好的哲学关联所带来的、跟外部世界毫无关系的审美而言，与这种哲学分析也同样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先进的辩证法具有诸多职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遵从这样一个论点：“我们并不是必须自己带来评判标准的，也没有必要把我们自己的观点与思想拿出来检验；只要把这些都放置到一旁，我们就可以思考事物自在自律的状态。”33不过与此同时，这种分析与那些传统上专门考察“自在自律的存在”的哲学活动也同样有所区别。这种分析是描述式的技术分析、辩护性的注解，以及批评。在技术方面进行分析是本书中的普遍前提，而且也的确经常出现，但是除此之外，还需要在内容超出人文学科的考量范围时，加入一些对细节的解释，这样才能表明事物与事实真理之间的关系。作为对产业化的反抗，为新音乐辩护的这种行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合适，但是这也只能局限于正面的赞赏。最终，批评则局限于努力判定作品究竟是否拥有价值。批评所获得的成果仅仅是偶尔出现于哲学论述之中；批评这种行为将审美上的失败当作必然来理解，是理论通过否定而前行的手段。音乐作品中的理念以及语境应当以哲学的方法来建构——即使这样做有时会超越艺术作品所直接实现的成果。这种方法表明创作程序与作品34之间在各个要素中所隐含的关系。它就是这样试图判定两组音乐现象中的理念的，并且由此不断进行探索，直到对象内在的连贯性转变成为对对象自身的批评。这个程序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现象的严谨性（Stimmigkeit）保证了其自身的真实性，同时也是自身虚假性的催化剂——这层意义只能从现象自身发展出来。矛盾对立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范畴，它本身具有双重本质：一方面，作品塑造了矛盾对立，在这种塑造过程中，作品让矛盾对立以作品的瑕疵为迹象浮现出来，而这就是作品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另一方面，矛盾对立所包含的力量却又蔑视作品的建构，将作品毁掉。当然，这类内在的方法时时处处将超越对象的哲学知识当作前提，而这一方法本身则是与哲学知识截然相对的。这种方法不可能像黑格尔一样依靠“纯粹的观看”（reine Zusehen）；对主体与客体的身份进行构想是以两者之间的整体性为基础的，所以，进行这种观看的意识越是有自信，它也就越是彻底地消失在对象之中，而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的观看”才能带来真理。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调和已经被扭曲为邪恶的戏仿时，当主体已经在客体的秩序之中瓦解时，在这个历史时刻，唯一对这种调和有益的哲学是蔑视调和的假象的，它反抗普遍的自我异化（Selbstentfremdung），坚决承认那些已经被彻底异化了的、“事物本身”的概念也已经对其无话可说的东西。这便是此种内在方法的边界，而这种方法无法通过主张正面的超越性来教条地支撑自己，就好像黑格尔在自己的时代也走不通这条路一样。和其对象一样，知识仍然被限制在特定的矛盾对立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