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是一本以企业家思维来思考当前经济热点话题，并试图创新经济学理论而衍生出来的作品。在从事投资行业的工作中，我站在企业家及投资者的双重角度，对经济的运行规律进行了视角独特的思考，由此形成了本书的初步构思。但真正催生出本书的，还是即将抵达的未来的紧迫性。随着世界在需求困境中陷得越来越深，弄清楚当下的世界和过去四十年高速发展的世界究竟有何本质区别；一个经济体是否会在人均GDP离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空间的时候就减速，有助于人们能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未来。

在工作中，我发现了两个有趣的现象。第一个现象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关于如何“刺激投资增长”的话题。各国的经济学家各抒己见，提出了包括降息、建立市场信心、规划市场秩序在内的各种方案。但正如古人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及列宁也曾说过的，“资本家为了利润能卖给我们绞死他们的绞索”，追逐利益是企业家的本能。当我们站在企业家的立场时，就会明白只要能够带来足够的能覆盖风险的预期利润，项目就是可行的；而如果预期利润不够，那么即便其他条件再优越，也不可能进行投资。预期资本回报率是决定是否投资的关键因素。而其他风险，甚至政策风险，都无法影响经济体内全部企业家的决策，因为总有愿意冒险的企业家。在这些冒险的企业家中，如果未来政策风险导致他们其中的一部分面临亏损，那也只是个体发生的亏损；如果政策风险并未影响他们，那这些人就都能赚大钱。所以，在巨大的利益面前，“预期”的政策风险是无法阻止所有企业家的。

根据这个现象，我们研究并提出了资本收益不可能三角定律（简称资本收益不可能三角）。从收入角度看，一个国家的GDP=资本收益+非资本收益=资本回报率×资本存量+非资本收益。在不考虑GDP增长的情况下（考虑增长时的情况请看正文），资本回报率、资本存量、非资本收益三者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非资本收益包含劳动者收入、税收、折旧三个部分，它的下降存在某个下限，当其降到足够低以后将会导致社会越来越不稳定，情势便会迫使政府出台一些政策，阻止其持续下滑。此时如果继续刺激投资以使得资本存量增加，唯一的结果就是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当资本回报率足够低以后，自发的投资将不再可能增长。实际上，全球自次贷危机以来，就进入了靠刺激带来的投资才能稳住经济增长的局面，这也导致资本回报率不断下滑。这种局面下，自发的投资会越来越少，经济将变得需要依赖由政府主导的财政政策的刺激计划。只要刺激中断，经济将立刻迎来下滑。而持续的财政政策开支带来的结果就是，几乎世界所有经济体都将面临高额债务问题。所以，根据以上GDP不增长时的资本收益不可能三角定律，我们能够意识到，一个经济体在一个中长期能够吸收的自发投资总量是有上限的，如果前期刺激太多，只会造成在偏后时间的投资减少。

第二个现象来自经济学理论中关于市场均衡时企业整体资本回报率给出的理论值和日常感觉的不符。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的资本回报应该等于资本的机会成本，反映到实践中，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将等同于利率，也等于经济增速。这在理论推导上是顺畅且明确的，也是自由市场能够实现商品出清的一个先决条件，否则自由市场能实现自动平衡的说法将成为空中楼阁。但实际上，企业家在投资时很少会选择一个预期收益率仅仅和利率差不多的项目。且从宏观上看，企业的长期资本回报率＞经济增速＞基础利率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我们针对这个现象提出了企业总体利润源泉定律。实际上只要企业满足：第一，当资本回报率低于经济增速时，投资者会减少投资（后面我们将看到资本回报率低于经济增速意味着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为负）；第二，企业次年的资本回报率是在上一年资本回报率的基础上增加一个随机波动。当上述两个前提条件达成时，就能自动得出我们所观察到的资本回报率＞经济增速的事实。这个规则结合GDP增长时的资本收益不可能三角定律，通过后续的定量比较将使我们看到企业获取到的利润，高于企业所能投资的量是一种常态。这些多余的利润如果不能消费掉，将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

当过量的投资使得资本回报率下降到足够低的时候，资本回报率仍会高于经济增速，从而使得二者之差能正常地反映企业所面临的经营风险。这将导致在某个时候经济增速降为零，而此时企业利润高于社会投资容纳上限的情况仍然存在，资本回报率无法回升，进而导致经济体被锁死在经济增速几乎为零的状态，我们把这种状态称为静态陷阱状态[1]。日本长期的经济停滞，以及中等收入陷阱，都是静态陷阱的一种表现形式。

要破解总需求不足的静态陷阱，以及由此带来的必须靠国债刺激经济才能维持的状况，就必须打破上述两条定律。资本收益不可能三角定律是一个简单的等式，无法改变，能打破的只有企业总体利润源泉定律中的两个前提条件。然而，假如现实中有一个人告诉企业家，投资的时候要控制自己的资本回报率，千万不能超过经济增速——一定会遭到企业家的嘲笑或白眼。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断追逐更大的利润是所有企业家的天性，否则企业就无法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由此，我们发现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整体稳定存续之间似乎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会使得社会在一个几十年甚至百年的周期里，经济运转逐渐失衡。

在逐渐失衡的过程中，危机也将慢慢浮现。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部分国家为了走出这类经济困境已经做了诸多尝试。除了继续不断扩张政府债务，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大国之间围绕贸易开展的各种博弈，寄希望于削弱或掠夺其他国家来获取更多的利益，挽救其国内经济正在倾斜的天平，这也是近年来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上产生种种冲突的原因之一。

面对可能近在咫尺的经济困境，选择依照其他国家的做法，还是勇敢地探索中国的特色解决之道，值得人们思考。经历了百年战火、冲突和纷争的中华民族比任何民族都更明白和平环境的来之不易和弥足珍贵，中国人民所向往的美好世界是各国和平共处、和谐共存的。在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国的联结越来越深，人类社会将成为命运共同体，历史将会证明，通过打击其他国家来转嫁国内经济困境的做法是治标不治本的，终究是行不通的。

在并不遥远的未来，世界局势乱象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经济政策也亟待调整，从需求型经济困境中脱困将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这正是这本书的目标——希望找到一种新的博弈机制，来调和企业逐利本性和经济整体发展之间的矛盾冲突，解决当前的经济困境，真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

当然，国家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所做出的选择无论对于企业家还是劳动者都意义重大。本书也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个思考当前经济形势的独特视角，以帮助大家在世界之百年变局中看清时代趋势，找到渡过经济困境的路径，顺利实现财富增长。

本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和解。首先，正如封面图案喻示的，在过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的均衡求解式思维是两个完全不兼容的体系。但在本书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企业的资本回报率高于社会平均这一现实，既在西方经济学框架下成立，又能满足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这种情况下，两个体系之间有了关系的桥梁，就能够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资本的成长为何导致最终出现整体性经济危机这一问题。所以，这两个理论体系的“和解”是和解的第一层含义。

其次，早些年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普遍认为，资本家和劳动者是对立的，这使得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层出不穷。但是当世界已经发展到资本高速发展的阶段后，我们发现“资本家”一词，实际上包含了企业家、投资者、资本收益者这三重身份。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这三重身份是无法拆分的，只属于同一个体。而在现今世界，这三重身份通常能分拆到不同的个体身上。如果再仔细分析会发现，要求资本必须逐利并导致经济堵塞的，只有资本收益者这一身份。而企业家、投资者实际也是劳动者，这是和解的第二层含义。

资本收益者的首要目标是资本增值。但随着社会逐渐进入全球性的需求不足后，书中的分析将帮助他们看到，经济堵塞正是所有资本收益者个体单独追求收益和风险的对等造成的。在我们提出的国股民营方案中，将单独的企业的经营风险汇集起来，能够形成一项无风险资产。也就是说，单独的企业在个体手中是风险资产，所以估值较低，而汇集持有后，将变为无风险资产，使得估值上升。因此在整个国股民营方案中，无论资本所有者还是政府，其效用可以同时得到提升，不存在阶级斗争时的那种对立，这是和解的第三层含义。

本书提出的很多观点和思路与常规的经济学理论差异较大，不可避免地可能会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争议。因此，我也真心地希望读者能在一些观点上给出有价值的批驳，让本书能以更加完整和稳固的体系呈现。对本书观点有不同意见或建议的读者，请与我联系。我的邮箱是book@zczyfund.com，欢迎有价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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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本书中，静态陷阱状态与静态陷阱同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