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冲突与需求不足的内在联系

人类文明的进程，伴随着战火和纷争。20世纪先后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将全球大部分国家都卷入其中。回望那一段历史，不难发现国内需求不足这一因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关于政治、经济和战争，很多人通常持有一个耳熟能详的极简观点，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战争是政治的延伸[10]。但是纵观世界历史，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产业资本阶段时为什么会爆发世界级别的热战，背后真正的原因只用以上的极简观点来解释是不够清晰的。

研究近代史所发生的世界级别的极端冲突，我们认可一种观点，即当世界原有的某一种结构，比如18世纪后期由欧洲及北美洲主导形成的海权地缘战略结构，突然要被某种陆权战略结构替代的时候，就会爆发战争[11]。而这种战略结构替代，本质上是对原有的形成产业资本的原材料产地和产业资本形成后的商品输出地的地缘竞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实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战争，是由那些具备帝国主义战争条件的国家所挑起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内生性矛盾（生产过剩、需求不足）导致了国家之间的恶性竞争，而这种恶性竞争的极端形式，就是世界级别的热战。

一个国家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会伴随着巨量生产力的提升，来为国内市场以及全球市场提供大量的产品。但工业化发展的国家内部的购买力增长速度往往低于生产力的增长速度，也就导致各国都必须依赖外部市场才能实现经济的平衡。而这种对外部市场的争夺，往往需要靠对外战争来解决。两次世界大战就是经典案例，是某些国家的产业资本崛起过程中，因无法靠内部消化危机，从而开始对外争夺势力范围、原材料产地和一般商品市场，所派生出的激烈的冲突现象。

借助两次世界大战来展开分析，将有利于理解历史上那些极端冲突可能的成因与需求不足的内在联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

1871年普法战争后，德国实现了统一，并从法国手中拿到大量的资源、土地和赔款，进而大大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在19世纪70年代末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到1913年，德国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12]。对比同时，英国因其先发优势，仍拥有着庞大的殖民地体系，居于世界头号霸权地位；美国则通过多年坚持门罗主义，维持着对整个美洲的控制力，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殖民地的作用。世界版图上易于掌控的殖民地基本已被列强瓜分殆尽，德国继续发展的空间被极度限制。

作为后起之秀的德国，在工业化的背景下，缺少殖民地，又存在自身内部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问题，对资源和市场有着巨大且迫切的需求，对外输出产能和掠夺原材料成了它的选择。为了争夺新的殖民地和市场，德国最初选择大力扩张海军，挑战英国、荷兰、西班牙等海上霸权国家，但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海上的输入、输出线路持续受阻。于是，德国由海权战略转为陆权战略，开始由柏林向南修建一条通过巴尔干地区、跨越土耳其、直通亚洲的铁路，以实现其欧亚大陆连接型发展路线[13]。但如果德国通过铁路绕过整个海权国家对海上贸易的控制而直达西亚，就意味着进入了石油产地，可直接得到中东一带充足的石油供给，同时可将其大量的工业品输出至整个亚洲。巴尔干地区作为铁路的必经路线，注定成为一个战略要地。

1914年6月28日，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发生了针对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的刺杀事件。奥匈帝国取得了德国的支持，在一个月后对塞尔维亚发动了战争。随后，法国与俄国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德国作为奥匈帝国的同盟国也对俄国和法国宣战。随着战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卷了进来，最终发展成死亡人数超1000万、伤者人数超2000万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实际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十余年，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就曾说过一段话，尽管是在讨论俄国与法国的关系，却也道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经济原因：

如果小投资者们非常爱好积攒（很多年来法兰西民族一直有这种与生俱来的嗜好），那么输出资本的需要就变成绝对和不可避免的必需了。

当一个国家或民族处于工商业高度发展时期，剩余资本很容易就会累积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西方国家，恰好处于这一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电力，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过剩的产能。聚集的产业资本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在本国市场已经饱和的情况下，需要迫切地寻找外部市场，而外部市场的重新分配必然引发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间激烈的争夺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挑战旧有秩序将成为必然，一场世界级别的热战就不可避免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

经过四年的战争，以英国、法国、俄国为首的协约国取得了对同盟国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此次世界大战共造成了17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参战各国的经济实力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据统计，法国钢铁产业年产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68.7万吨下降到180万吨，且还需偿还30亿美元的债务；英国则需要偿还美国约40亿美元的借款。英法作为战胜国尚且如此，战败的德国经济情况则更为糟糕，签订《凡尔赛条约》后，德国背上了无力偿还的2260亿马克（约合113亿英镑）的债务[14]。

由于大量生产资料被战争摧毁，为了偿还债务、重振经济，大部分欧洲国家不得已加快货币的印刷速度。叠加战后生活物资的稀缺，欧洲各国很快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恶性通胀，尤其是德国。在1922年初，1美元可兑换320马克，到了1922年下半年，1美元可兑换7400马克，直到1923年最严重的时候，买一个面包就需要一万亿马克。恶性通胀侵蚀着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也影响了企业再投资与生产，居民的购买力一度降到冰点。

与此同时，美国由于地理位置远离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生产设施未遭到破坏，其国内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成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耗最小的战胜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前线的大量需求，使资本在军工、农产品等行业大量聚集，进而在整个工业链条上拥有了巨大的产能。对美国的投资者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疑是“天降横财”，而琳琅满目的商品也显示出美国社会的繁荣景象。产业资本的繁荣和实体经济利润的缩窄也引发了投机热潮，金融股票的市场价格一浪高过一浪。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前线需求和原本的“欧洲外需”也已随之消失，但习惯满功率运行的美国产业资本已经无法适应减速，仍然盲目地认为国内和欧洲有做不完的订单。不知不觉间，“美国制造”的产品产量已经超过美国本土和欧洲市场的需求总和，整个社会进入严重的产能过剩时期，直到1929年左右，经济循环卡壳，并在股票市场的“史诗级暴跌”下迎来了名为“大萧条”的大危机[15]。此时，贫富差距问题仍然严峻，即便作为战胜国，美国也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总需求不足这种内生性的经济问题。

源自美国的“大萧条”最终也波及了欧洲市场，由于欧洲各国幅员狭小，人口稀少，比如当时的瑞典，只有几百万人口，却拥有从钢铁、机械设备甚至到汽车制造的完整工业化体系，在“一战特需”被切断后，基本没有能力通过自身完成经济周期调节，再叠加战后通货膨胀和居民的低购买力水平，生产过剩危机首先从欧洲小国迅速蔓延开来。

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情况更加特殊，《凡尔赛条约》的巨额赔偿加上来自美国“大萧条”的冲击，使其整个国家的经济濒临崩溃。在1928年仅获得2.8%选票的纳粹党，在1930年就成为国会第二大党，并于1933年开始执政，确定了德国整军备战的路线[16]。这一路线产生了大量的军工需求，美国的产业资本为了快速从生产过剩的泥潭中脱身，转而向曾经的“敌人”德国输入大量的资源、技术和商品，同时提供大量的贷款帮扶德国复苏。在1933—1939年间，与德国军工企业合作的美国公司超过60家，其中美国军火公司杜邦公司甚至向德国出售了战斗机等高级武器设备[17]。几乎可以说，德国提供的巨量需求拯救了美国经济，同时也正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德国在一片经济废墟上重建了军事能力，使得其有能力再度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

将视角切换至亚洲，日本也正在经历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相似的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在欧洲，而在亚洲形成了相对真空的格局，日本则利用这个机会加快对外投资和借款，并在此期间完成了工业化阶段的产业资本积累，产能得到巨大的提升。但日本的地理位置和狭小的国土面积注定其本身是一个资源稀缺型国家，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美英等国的制约，日本也难以获得其迫切需要的资源与市场。当资本主义国家大萧条的影响传递至日本时，快速放大了过剩生产力和过剩劳动力引发的危机，使日本和欧洲国家一样，走上了靠转移多余生产力至国家军工的道路[18]。在大量军工产能和资源需求的迫切压力下，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寻找殖民地，成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

1931年，也就是在大萧条发生的两年后，日本在我国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疯狂掠夺东北的资源，进而一路向北进军，掠夺西伯利亚的矿产和石油资源。日本和中国的战争，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首战。

1939年，德军向波兰发动了“闪电战”，欧洲大陆由此卷入战争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参与国家更多，波及的地域范围更广，各国伤亡人数更多且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额更为巨大，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整个欧洲的各种工厂、设备等生产资料被摧毁得很彻底，与此同时，美国则为了解决大萧条危机而推行“罗斯福新政”，颁布《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和《铁路调整法》等法案，收购电力、天然气及铁路等公共事业私营企业，将其置于联邦政府控制之下[19]。这些国家中原有的投资者遭受重创，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被拉回到很低的水平。再结合战后英美实施最高达90%的边际所得税率，把1940—1980年间的贫富分化控制在了一个较低的水平。

内在联系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当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地缘战略呈现出了较为混乱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初期重工业、军工业被限制，于是德国的投资开始流入苏联甚至中国，比如中国部分军队抗日战争的装备一开始都来自德国。后期又因为各国的政治立场尚不明确，且美国为了应对自身需求不足的危机，其国内资本大力输出产能，帮助德国重建了军工产业，使后者有能力再次挑战欧洲霸权。日本方面，英美为了支持其北上进攻苏联，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前，也向日本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

究其原因，导致这种混乱的是工业化主导的地缘战略，各方的利益需求不同。工业化时代，地缘战略往往是以占有资源、扩大产能、开拓市场、消化需求为目的，而地缘战略本身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敌人和朋友，是敌是友完全取决于各国的战略取向和内部压力的迫切程度[20]。当我们不谈各国意识形态的对抗，换一个角度来分析历史上的冲突时，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各国的冲突与向外部输出产能以缓解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这一目标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