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辨病论治的研究

第一节　辨病论治的基本概念及理论溯源

一、概述

疾病是医学中的基本概念。由于各种疾病的病因、病状、病机、病程各有不同，因而冠以特定的病名，以代表该病本质及特征。因此，每个具体的病名是医学上对该具体疾病全过程的特点（病因、病机、主要临床表现）与规律（演变趋势、转归、预后等）所作的病理概括与抽象，是对该疾病的本质认识。明代医家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传忠录·论治篇》说：“凡诊病者，必须先探病本，然后用药。”清代医家徐灵胎在《医书全集·兰台轨范·序》中亦云：“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能识病之名，而后求其病之所由生，知其所由生，又当辨其生之因各不同，而病状所由异，然后考虑其治之法，一病必有主方，一病必有主药。”阐释针对疾病的病因病机而确定基本治则及处方用药，即是辨病论治的内涵。既然每一疾病都有其特定的病理变化，针对病理变化而处方用药，应该说是辨病论治之实质，亦即中医治病求本之意。因此按照诊断标准诊断疾病之后，确定相应的治法、方药，则是落实辨病论治的具体措施[1]。

二、辨病论治的理论溯源

（一）《内经》对辨病论治的认识

《内经》确立了辨病论治原则。《内经》中“病名”一词多处被提及，《素问·疏五过论》文中言：“诊之而疑，不知病名。”《素问·方盛衰论》文中云：“逆从以得，复知病名。”经统计，《内经》所记述的病名可达100余种。《内经》对病的论述设有专篇，如《疟论》《痹论》《疹论》等，其辨病内容详细，对所论疾病产生的原因、致病因素的性质、病理变化的过程、病变部位的特点、临床具体表现、诊断上的鉴别、治疗手段及预后推测等均做出了较详尽的阐述，治疗多以针刺为法，未施方药。如《素问·痿论》云：“治痿者独取阳明”“各补其荥而通其俞，调其虚实”。

《内经》虽只载方剂13个，但均为以病设方，如《素问·病能论》治疗狂证用生铁落饮；《素问·腹中论》治疗鼓胀用鸡矢醴；《素问·奇病论》治疗脾瘅用兰草汤等。

（二）《伤寒论》对辨病论治的认识

《伤寒论》奠定了辨病论治体系。《伤寒论》中多数篇名冠以辨某病脉证并治，首重辨病，再行辨证论治。《伤寒论》主论六大类病：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亦对风温、霍乱、奔豚等病具体论述。如太阳病是病，“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颈强痛而恶寒”，而太阳病如有“汗出，身热，恶风，脉缓”，则辨证施方治用桂枝汤；如有“无汗，恶寒，发热，脉紧”，则辨证施方治用麻黄汤；如有“不汗出而烦躁”，则辨证施方治用大青龙汤等。其他如少阳病的治疗以小柴胡汤，阳明病的治疗以白虎汤、承气汤，太阴病的治疗以理中汤，少阴病的治疗以四逆汤等，临床运用时再根据每个患者的体质特征、病性、病位、病因及邪正态势辨证论治，但一般多以主方加减化裁成新方。《金匮要略》亦每篇都先冠以某某“病”，而后是“证”“脉”“并治”。如“痰饮”篇，先讲痰饮、悬饮、溢饮、支饮，阐明“四饮”有“留”“伏”体内的特点，其脉象“偏弦”，总的论治方法为“温药和之”，此即为辨痰饮之病；而后再辨证论治施方，有治痰饮的苓桂术甘汤、治悬饮的十枣汤、治溢饮的大小青龙汤、治支饮的葶苈大枣泻肺汤等。

《金匮要略》中多为辨具体的疾病，有以单个疾病为一篇的，如疟病、水气病、黄疸病、奔豚气病等；亦有把同类疾病，或易混淆需鉴别的疾病，合并于一篇，如《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治》即将痉病、湿病、暍病合并一篇；《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则专论百合病、狐惑病、阴阳毒病；如狐惑病辨病治疗，予内服甘草泻心汤，外用苦参汤洗阴部，雄黄熏肛门；阴阳毒病内服升麻鳖甲汤。

（三）后世医家对辨病论治的运用

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多为辨病论治，对每种疾病均列出若干方以供选用，如常用狂犬脑组织治疗狂犬病。南齐·龚庆宣的《刘涓子鬼遗方》对多种外科疾病辨病列方。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以病为纲，以病源证候为内容，论病1000余种。隋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王焘的《外台秘要》，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均运用了辨病论治、按病列方之法，例如以羊靥（羊甲状腺）、海藻、昆布方治疗瘿病；以地黄、黄连治疗消渴病；以苦参治疗痢病；以羊肝治疗夜盲病等。明代龚廷贤的《万病回春》，列有“诸病主药”，清代张璐在《张氏医通》中，治各科疾患，均以辨病施方为法。清代《温病条辨》治疗温病，多在辨病如风温、温热、瘟疫、温毒的基础上采用卫气营血辨证或三焦辨证等辨证方法，而冒暑、暑秽、大头瘟等温病则以辨病选方，如《温病条辨》上篇云：“温毒咽痛喉肿，耳前耳后肿，颊肿，面正赤……俗名大头温、蛤蟆温者，普济消毒饮去柴胡、升麻主之。”

《山海经》中共记载了38种疾病，其中有疽、瘿瘤、痹、痔、疥、痒、疟等专用病名达23种。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将52类疾病的100多个病种以200多个药方对应辨病治疗，可知辨病论治的运用早于辨证论治。辨病论治的原则确立于《内经》，而体系奠定于《伤寒论》；历代医家对辨病论治有广泛运用，并高度重视，如宋代朱肱曾在《南阳活人书·序》中云：“因名识病，因病识证，而治无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