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方医案简史

1.古代经方医案

1133年，宋代医官许叔微（1079—1154）著成《伤寒九十论》，选择自己临床医案90则，用于讨论伤寒90个病证，医案有发病经过，有所用方药，更有治疗效果，还有讨论及感想，是经方医案的开山之作。明代医家徐彬说：“古来伤寒之圣，惟张仲景。其能推尊仲景而发明者，惟许叔微为最。”

清代初期，随着《伤寒论》研究热潮高涨，徐灵胎亦提出：“惟仲景则独祖经方，而集其大成。惟此两书，真所谓经方之祖。”经方备受众医关注，擅用经方的医家逐渐增多，经方医案撰写也出现高潮。

清初江西喻嘉言的《寓意草》是一本以叙事体为特征的医案。本书开篇强调“治病必先识病变，识病然后议药”，提出“病千变药亦千变”，所录案例也是详细分析病情，用方大多从经方化出。后世喻嘉言学术的追随者甚多，大多模仿《寓意草》的写作方法写作医案，如江西谢映庐《心得集》（后改名《谢映庐医案》）、安徽郑重光《素圃医案》、江苏李文荣《仿寓意草》、浙江徐守愚《医案梦记》等。

清代江南的经方家，以马元仪、尤在泾、叶天士、徐灵胎、陈修园、王旭高最为著名，他们留下的医案学术价值较高。马元仪（约1634—1714），得明末医家沈朗仲、李中梓传授，又游学于江西喻嘉言，临床擅用经方，其医案在《续名医类案》中收集数十案，均为追忆式案例，思路清晰，法度森严，使用经方甚至原方者甚多。马氏亲传弟子中的尤怡（？—1749），字在泾，医名最大，同代名医徐大椿称赞尤氏：“凡有施治，悉本仲景，辄得奇中。”其医案的案语重议论，或推阐病原，或明辨治法，皆能依据经典理论对病情作分析，进而阐明自己的观点。案语多为结论性文字，结句每用“也”字，表示判断或肯定，所以尤氏医案有时可当作医论看。尤氏医案善用古方，肾气丸、桂枝汤、理中汤、旋覆代赭汤、麦门冬汤、橘皮竹茹汤等方的医案颇多。柳宝诒说他“论病则切理餍心，源流俱彻，绝不泛引古书；用药则随证化裁，活泼泼地，从不蹈袭成方”“此案不第为治病之良规，并可为读古之心法”。可惜其案例大多是实录式，故事性不强。

1776年，清代苏州名医叶天士（1666—1745）的医案经华岫云等人收集整理，编成《临证指南医案》刊行。叶氏医案析理精湛，方药灵巧，案语明达，加上叶氏的医名甚重，医案于是风行海内。叶天士应用经方别具一格。程门雪说：“天士为善用经方之法者，历来诸家之用经方，当以此翁为最善于化裁。”确实，叶案用方不大，大多在10味药以内，但化裁多，变化大，初学者难以掌握。后人张文选对叶案用经方有专门研究，著有《叶天士用经方》，可以参考。

徐灵胎（1693—1771），晚号洄溪老人，清代杰出的医学思想家与评论家。徐氏治病，喜用汉唐方法，不拘陈规俗见，自成一家。《洄溪医案》属追忆式医案，记叙生平治验，有诊治经过的记述，有徐氏的心得体会及评论，易读好懂。徐氏医案文学简洁流畅，惜墨如金，反映出作者很高的文字水平。所述案例，均经徐氏精心选择。这些医案，或治法独到，或切中时弊，或示人以规矩，或晓人以医理。全书并不以治验自炫，而是以治验教人认识医学，掌握医学的理论，掌握正确的治学方法，故可以将《洄溪医案》看作是一部通过医案进行医学思想、医学规范、治学方法教育的通俗读物。徐氏医案重在说理，故具体的诊疗细节往往略而不详。案中仅载治法、方名或主药数味，此为特点。

陈修园（1753—1823），福建长乐人。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中进士，任直隶威县知县。陈氏学术以《内经》《伤寒论》为宗，推崇经方，并指出“经方愈读愈有味，愈用愈神奇”。《南雅堂医案》是一本追忆式医案集，内容以病为纲，全书8卷，分50余门。本书“各证案语，简括处则寥寥数言，详阐处则多至累百，且语多平淡，法极纯正，既无矜奇炫异之处，亦无矫揉造作之弊”（《南雅堂医案·凡例》），医案比较平正，体现了他深入浅出、返博为约的治学主张。

王旭高（1798—1862），清道光咸丰年间名闻江浙。周小农对其曾评价道：“余尤佩其虽一以仲圣方为宗，而能集仲圣以下医方之长，绝不拘泥一家言，观其治案可知也。”（《退思集类方歌注·序》）他强调方证相应，曾说“有是证则用是方，为千古心法”（《退思集类方歌注》），医案有《环溪草堂医案》。王旭高医案案语夹叙夹议，论证明快，理切词达，可见王氏辨证思路清晰，理论文字水平很好，是初学者较适宜的医案读本。王氏用药，既有古方家的严谨，也有时方家的灵变；既重理法，亦重方证。

晚清柳宝诒的《柳选四家医案》影响亦甚大。该书刊于1904年，可以说是一本以经方案例分析为主的教材。选录清代医家尤在泾、曹仁伯、王旭高、张仲华医案而成，四家均擅用经方，方小药精，重视识证。柳氏并加按语评注，“以发明其用意之所在”，帮助读者理解名医的思路，学习各家经验，体会知常达变的方法。此书初刻于1904年，因评注颇精，历年来再版多次，成为晚清以来中医人员重要的临床阅读书籍。

2.近现代经方医案

晚清以来，经方家不断涌现，他们临床擅用经方大剂，撰写医案也成为风气，对传承和推广仲景医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温存厚，字载之。清代武官兼医家。弱冠从戎，见士卒蒙犯风霜湿秽，苦无良医，乃留心医学，渐明医理。推崇《伤寒论》《金匮要略》，擅用经方，他说：“熟读仲景之书，只要将证认准，投之无不立刻奏效，正所谓经方起死人而肉白骨也。”他著有《温氏医案》（1886年撰），记其三十余年治温验案，医案能道出其使用经方的思路。

常熟余听鸿（1847—1907）是晚清著名经方家。他曾说：“仲景之方人皆畏难不用，然病至危险，非仲景方不能挽回耳。”他用药峻猛，擅用经方大剂，与当时流行的轻灵之风迥然不同。其《诊余集》为追忆式医案，以朴实的文笔记叙了作者生平治疗危急重症及疑难杂症的过程与心得。其文笔朴实，如老医灯下长谈，娓娓道来，十分亲切；记载详细却不繁琐，能使读者有亲临现场之感；所选案例皆为疑难重症，诊治过程曲折多变，证候复杂难辨，然医案能一一道出原委，使人茅塞顿开，故有较强的学术性。案后每有余氏的心得体会，示人如何学医，如何辨证识病，如何立法处方，是一部利于初学的较好读物。

江阴曹颖甫（1867—1937）的《经方实验录》是首次以经方为题的经方医案著作。门人姜佐景整理，间附有姜氏经方验案。全书收载92案，皆为应用经方案例。是书每案于脉症方药记述简明，辅佐评说不厌求详，着重反映曹氏平生趋重经方治病的风格，并对不少经方的经义有精辟的剖析。在记录医案方面亦颇详细，姓名、地址、药量、按语等俱全，并重视药后情况及追访疗效，如“覆取微以汗”“得快利”“新血下如豚肝”等，客观地反映出经方的实际效果。研读其医案颇能体会经方运用的深意。他的《经方实验录》所反映的重视实证、重视实验的思想，代表了当时中医学术界的一种新的思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湖南萧琢如崇尚仲景学说，擅用经方。认为“仲尼为儒家圣者，仲景则医门之孔子也”“仲景而后无完医”。其撰《遯园医案》辑录生平疑难病医案150余则，记叙繁简不一，但分析浅显形象，通俗易懂，强调医理深刻，引人深思。

清末民初，广东一带经方家甚多，且医名显赫，陈伯坛、黎庇留、谭彤晖、易巨荪并称“四大金刚”。陈伯坛（1863—1938）擅用经方治疗顽急大症，常以重剂取效，单味药常以“两”计，甚至上“斤”，人称“陈大剂”。惜陈氏甚少有医案流传，仅存医案九则载于《广州近代老中医医案医话选》中。广东顺德黎庇留精通《伤寒》，临证均以仲景大法为本，于临床中通权达变，每能立起沉疴，尤善用经方如白虎、承气、真武、四逆之类救治危急重症，以此著名于时。《黎庇留医案》所载50个案例，皆是据经方而治效者。广东鹤山易巨荪临证胆识过人，尤擅用仲景经方抢救危急重证，读其《集思医案》，激荡人心，如用通脉四逆汤治疗霍乱，用大承气汤、黄连阿胶汤、生姜泻心汤治疗下利重症，用大剂柴胡治疗流感，用二加龙骨汤治疗疟疾，用大剂升麻鳖甲汤改汤为散救治疫核（即鼠疫）流行，可见经方能治大症。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医存废之争十分激烈，而能为中医争得话语权的，应该是《伤寒论》。《伤寒论》以其极强的实证性，临床的有效性，成为中国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的一个交汇点，正如陆渊雷先生所说：“大论用药之法，从之则愈，违之则危，事实也，其必有科学之理存焉！”（《伤寒论今释·凡例》）可以说，在世纪风浪的颠簸中，《伤寒论》成为中医大船上一块最大的压舱石！同时，一批擅用《伤寒论》《金匮要略》方治病的医家，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无可辩驳的临床疗效崛起于20世纪，被人称为“经方派”。他们大多留下许多医案，成为我们研究经方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些医案，有的在他们生前已经编辑成书，如恽铁樵的《药盦医案》、陆渊雷的《陆渊雷医案》；有的作为重要的临床证据写入论著，如叶橘泉的《古方临床之运用》；更多的是后人收集整理其医案编辑成书出版，如祝味菊的《祝味菊先生医案选》、范文甫的《范文甫专辑》、章次公的《章次公医案》等。

3.当代经方医案

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政府重视老中医经验的总结工作，现代经方医家的医案出版了不少。如赵守真的《治验回忆录》、蒲辅周的《蒲辅周医案》、岳美中的《岳美中医论集》《岳美中医案集》《岳美中医话集》、夏仲方的《中医经方学家夏仲方专辑》、范中林的《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吴佩衡的《吴佩衡医案》、陈会心的《陈会心医案》、张汉符的《医方经权》、张志民的《伤寒论运用法》、赵明锐的《经方发挥》、张岫云的《张岫云医案百例》、门纯德的《名方广用》、米伯让的《米伯让先生医案》、万友生的《伤寒论方证医案选》、权依经的《古方新用》、邢锡波的《邢锡波医案集》、赵正俨的《赵正俨医案医话》、刘渡舟的《经方临证指南》、何任的《何任医案选》、江尔逊的《杏林六十年》等。另外，经方家刘绍武、胡天雄等医家的医案分别在《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中作为分册出版。在此无法一一列举。其中比较适合初学者首先阅读的经方医案及其作者简介如下。

刘渡舟（1917—2001），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他认为，认识疾病在于证，治疗疾病在于方，方证乃是伤寒学的核心。他用经方善于抓主证，他说“使用经方必须抓住主证”，这叫做“擒贼先擒王”（《刘渡舟医论医话100则》）。其医案对方证的识别要点明确，没有空泛的论述，叙述要言不烦，如同一个个小故事，用方大多是经方原方，是经方教学难得的范本。代表性医案可见《经方临证指南》《刘渡舟临证验案精选》《跟刘渡舟学用经方》等书。

岳美中（1900—1982），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主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他重视经方，强调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诊疗模式，强调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结合，是在新时期对方证相应原则所做的创新性的解读。其医案多为追忆式，大多是疑难病证，用方以经方为多，剖析其识别方证思路非常清晰，而且有经验心得，是教学的良好案例。代表性的医案可见《岳美中医案集》《岳美中医话集》等书。

赵明锐（1924—2000），山西汾阳人，从事中医临床近50年。《经方发挥》是其运用经方30年的临床经验汇集。书中选录经方40首，所选医案130多则。医案均为追忆式，文字质朴，过程清晰，方证明确，是适合初学阅读的一本医案。

门纯德（1917—1984），大同医学专科学校副教授。从事中医临床50多年，擅用经方救治急危重症。《名方广用》是其代表性的医案著作。医案为追忆式，文字朴实，无空泛的论说，方证识别的要点明确，实用性强。

夏仲方（1895—1968），上海市松江县人。夏氏认为，《伤寒论》是统论一切外感疾病，为百病立法之书。他对仲景方药研究精深，临床善用经方。其医案平正不偏，大多用原方稍事加减，方证相应，与经典原文切合。姜春华先生赞誉其医案“皆如老吏断狱，精到无比，无江南者纤巧之风，洵难得传世之作”。其医案均收录于《中医经方学家夏仲方专辑》一书中。

叶橘泉（1896—1989），长期从事中医临床和中药研究工作。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他主张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整理中医学术。临床常用中西两法诊病，擅用经方。他认为，方证学是仲景学说的核心。他的医案叙事直白，无空泛的病机理论，对方证的描述清晰，文字通俗易懂。他的医案多散在于医论中，可参见《古方临床之运用》《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叶橘泉》《叶橘泉点滴经验回忆录》等书。

江尔逊（1917—1999），四川省夹江县人，乐山专区医院中医科主任。临证50余年，针灸与药治兼擅，尤以擅用经方救治疑难重症著称。生前著有《杏林六十年》，医文中记录大量案例治验，如说如话，平易好懂，其中蕴含如何识别方证的道理和经验。后又经人编辑，增补弟子的传承心得体会，其中案例杂谈不少，亦能启人心智，参见《经方大师传教录——伤寒临床家江尔逊杏林六十年》一书。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伤寒论》研究的复兴，特别是近20年来经方热的出现，我国编辑出版的经方案例书籍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有力地推动了经方的普及与中医临床水平的提高。

合编类的经方医案，因为以方为纲，利于理解原文，也利于临床应用。代表性的有熊寥笙的《伤寒名案选新注》，何任、张志民、连建伟的《金匮方百家医案评议》，高德的《伤寒论方医案选编》，陈宝田的《经方临床应用》，张有俊的《经方临证集要》，戴佛延的《古方医案选编》，金梅等的《经方百案研读》，史载祥、黄柳华主编的《经方治验百案》，陶御风、史欣德主编的《皕一选方治验实录》等。其中《皕一选方治验实录》是从10万首方中收录了581首1911年前古方的相关验案5200余则，其中经方几乎囊括，是一部经方医案的重要工具书。由于所选方剂以治验为依据，这也是对《伤寒论》《金匮要略》260多首经方做了一次基于临床应用结果的精选。《经方治验百案》每案中西医诊断明确，检测数据图像以及治疗经过详列，疗效评价客观可征，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编者引用经方家恽铁樵的话表明其学术观点：“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本书编辑医案的思路方法值得当今重视。

个人的经方医案，利于凸显个人学术思路和用药风格。其中可以推荐的，有冯世纶编的《经方传真》、段治钧等编的《胡希恕医论医案集粹》、陈雁黎编的《胡希恕伤寒论带教笔记》等，整理收集了经方大家胡希恕先生的医案，让这位经方老人的思想大行于当下，胡希恕医案和治验质朴纯真，思路别开生面。又如李可的《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这位基层老中医用经方救治危急重症的案例，如石激水，引起中医界的高度关注，极大地提振了中医人员的自信心。还有畅达的《汤方辨证及临床》、闫云科的《临证实验录》、陈潮祖的《陈潮祖医案精解》、刘方柏的《重急奇顽证治实》、黄仕沛的《经方亦步亦趋录》、黄煌的《黄煌经方医案》《黄煌经方医话》、陈雁黎的《胡希恕伤寒论方证辨证》、彭坚的《彭坚汤方实战录》、严仲庆的《经方治肾病的实践与思考》、娄绍昆的《娄绍昆经方医案医话》、李发枝的《李发枝方证辨证选录》等，都以方证相应为基本原则，思想性与理论性强，富有启发性和实用性，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

令人欣喜的是，随着近几十年来经方的普及，许多来自基层的青年才俊也开始撰写经方医案，如姜宗瑞的《经方杂谈》、李宇铭的《原剂量经方治验录》、何运强的《经方实践得失录》、孙纪峰的《经方临证指要与医案》、何庆勇的《经方治疗疑难病实录》、王彦权的《卫生室的经方故事》、王晓军的《王晓军经方临证实战录》、包斐丰的《我跟黄煌学用经方》等。这些青年医生撰写的经方医案未必青涩，不乏生气。

4.日本经方医案

在日本，中医被称为“汉方”，而经方被称为“古方”。有不少应用古方看病的医家被称为“古方派”。日本有不少汉方医家撰写的医案很实用，以朴实直白为特色，同时与现代医学结合紧密，可读性较强。

《汉方诊疗三十年》（王宁元译，2011年华夏出版社）是一部难得的、风格独特的医案集。作者大塚敬节（1900—1980）是日本汉方古方派的现代杰出代表。他十分推崇《伤寒论》，认为没有《伤寒论》就没有汉方医学，《伤寒论》式思维是汉方医学临床诊疗全面的、根基性的指导性思想。他认为，真正的《伤寒论》研究，是古方派兴起之后才开始的。古方派医家认为，《伤寒论》与《黄帝内经》二者具有的世界观是完全不同的，对用经络理论解说《伤寒论》的学说持有疑问，主张用《伤寒论》里固有的世界观进行解释。临床重视腹诊和把握体质状态，强调临床“始于《伤寒论》，终于《伤寒论》”。《汉方诊疗三十年》是大塚敬节先生自1927年至1958年的30年间临床医案的精华，共有医案374则。医案对方证的把握非常精准，与现代医学诊断、患者体质状态有着和谐的联系，缘于如实直白的记录，舍去了过度的理论阐释及方解，使得部分经典原文具象化，从而极大地方便了读者的模仿和理解。书中的医案都是追忆式的，如说如话，有情节与场景，如同白描，初看很平淡，但细品却滋味无穷，是经方医案中的精品。

《汉方治疗百话摘编》（1981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是据日本汉方家矢数道明《汉方治疗百话》重新编译而成，共收录作者130则临证治验。这些医案均为追忆式，记录详细，经验实用。《临床应用汉方处方解说》（198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是矢数道明1966年的著作，其中有经方87首，后世方53首，日本经验方14首，每首方除解说应用、方证外，还有大量日本古今医家的医案和作者的治验，由此可一窥日本在经方应用上的大概。

受日本汉方的影响，我国台湾地区也有不少经方家，其医案也值得一读，如朱木通的《中医临床二十五年》、马光亚的《台北临床三十年》等。其中朱木通医案用方精准，视角独到，可师可法者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