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要从一份公文开始。因为所有的事情似乎都是由此公文引起的。
这份公文是一位桀骜不驯、真诚坦率的天才撰写的。他曾对月感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泛舟长江赤壁高唱“大江东去、浪淘金、千古风流人物”，他沉醉西湖美景吟咏“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你大概知道他是谁了，他就是苏轼。
公元1079年3月，浙江湖州。苏轼刚刚从徐州调到湖州任知州不久，按照惯例要给朝廷写一份谢上表——无非是惶恐地坦白自己才德不足，感谢皇上知遇之恩。这种谢上表，纵横官场近二十年的苏轼已经写过多次，每次新任一职，都需要“表”一次心扉。这本是一件极其寻常的小事。苏轼完全可以交给下官去代笔，或自己下笔，甚至套用之前所写的上表，说一些歌功颂德的话、表一些忠心耿耿的言即可。
这种文字对于苏轼来说太简单了。可苏轼就是苏轼，老父亲苏洵为其名“轼”，告诉这位大儿子要像“马车的扶手”那样低调，可天才的苏轼实力太强、性格太过于坦率，甚至还带有一些天真、浪漫、文艺、潇洒和不羁，这在交友上是极其吸引人的优点，而在仕途上则似乎都是容易招致祸患的弊病。
苏轼的文学天赋，加上其外显的性格，却总是不允许其低调。
随着饱蘸笔墨的笔在纸上恣意挥洒，苏轼渐渐抑制不住心中愤懑之情，那种豪爽、真性情、不善于掩饰的性格慢慢通过墨汁流淌为文字：苏轼想到了新法改革给百姓带来的疾苦，想到了路边流离失所的难民，监狱中含冤的百姓，苏轼统统归罪为新法操之过急，苏轼再失其沉稳，忘记了父亲和弟弟为官要低调要隐忍的嘱咐，在这份极其严肃的谢上表中发了牢骚，让人读来，不禁感觉苏轼对于新法、新政、新党颇有微词，甚至借着谢上表含沙射影地抨击朝政。
新党一帮人已经暗地里观察多时、忍耐多时、期盼多时，他们分析、观察保守派每一名官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字一文，就好像暗地里蹲守着的饿狼，等待着猎物出现破绽，时机一旦到来，他们会立即扑咬，致猎物于死地而后快。而保守派其他官员太过于低调、谨慎，毫无把柄可抓。唯有苏轼，敢说、敢言、敢写，而且能写。
他们之前已经广泛搜集了苏轼的诗词文章书信，等到看到官家邸报上《湖州谢上表》，纷纷弹冠相庆！他们一边被苏轼文采所感染，感慨苏轼之才华，谢上表都写的绚烂华章，一边认为攻击苏轼——进而全面打击旧党的机会来了！这些新党，迅速集合在一起，暗暗谋划如何运筹此事，这些人感觉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诟病诬陷、打击倾轧是他们的专长。
新党新晋官员有：李定，攀附王安石变法，官至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进知制诰、御史中丞。舒亶，新法的坚定推行者，借此攀援上升，官至御史中丞。吕惠卿，苏轼的同榜进士，借势变法迅速升至参知政事，仕途顺利而通达。何正臣，追随王安石，官至监察御史。此时推行变法的王安石都已被罢相，退居金陵。新党和旧党之间的矛盾，由于新党的权柄被小人所掌控，逐渐由单纯政见上的不同，变为打击报复政敌的手段。
这些新党官员执掌大权，开始了不讲武德的打压，满嘴念着阿弥陀佛、仁义道德：苏轼啊苏轼，休怪我等无情，政治斗争本就如此残酷，只有将旧党击败、只有杀一人，才能警示旧党，只有如此，新党新政才能得以畅通无阻的实施，大宋才能实现富国强兵、才能不受外族欺负啊！
就这样，新党打着伟大的旗号，开始了他们的罪名罗织、证据搜集和审查审讯，并将几乎所有的火力，对准了苏轼。苏轼虽然政治地位还没有那么耀眼，但是破绽最多，诗文影响力巨大——当然，不排除新党中有人公报私仇、或者是嫉妒苏轼的才华而借以报复。
苏轼的敌人，当然不仅仅限于以上几位，纷纷在暗地里将这份谢上表研究了一遍又一遍，我们也一起读一遍这份谢表。这份中国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文字狱案件导火索：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至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他们读后窃喜、大喜，无论是嫉妒苏轼才华的，还是真正秉公无私，为推行新法革除阻碍的，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目的只有一个——打击苏轼。
为了找到破绽，他们像科考前温习功课一般、像研究经典一样，逐字逐句，标注重点、疑点、难点、纰漏，想方设法挖掘、发散、升华、迁移。对你研究最透彻的往往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忠实的敌人。
监察御史何正臣率先开炮：这哪里是谢，字里行间流露的全是牢骚。这分明是对朝廷的不满、对自己任职的不满、对新法的诋毁、对圣上的不敬。作为朝廷官员，怎么能够表这种言论，议论诋毁朝廷新政，蛊惑人心！？
御史中臣李定慷慨激昂：这份谢上表，把我们置于何地？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说的大概是我和李定、舒亶、吕惠卿吧？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苏轼说自己老不生事，意思是说在朝的元老年老无用还经常惹事？
监察御史舒亶上奏道：岂止是这份谢表，苏轼平日所作诗词文章，已经有很多抨击新法的了，甚至藐视圣上。新法乃富国强兵之良策，上可安国家社稷，下可富黎民百姓，苏轼身为朝廷官员，不支持倒罢了，却始终固执一己之见，诋毁抨击新法，甚至公开对抗新法，有法而不执行。
安徽灵璧县国子博士李宜之，这位基层代表也抓住这次机会，张开大口，咬上苏轼一口，借此向新党献礼：变法于国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苏轼之言行误国害民，若是有更多人效法，岂不是误了国家大事？咬完之后，果然很快得到擢升，调到开封。他们就是要让那些梦想着擢升而没有门路的小官吏们知道，想升官，有捷径，就是起来揭发检举攻击苏轼。
司天监沈括，这位苏轼的同年进士、同学、好友，也莫名其妙地背叛了苏轼，其昔日向苏轼求得的墨宝诗文，都被当做礼物献给了新党一派，这位科技天才郑重说道：臣读苏轼的诗文不觉下汗惊恐，臣虽愚钝、和苏轼交好，但是也不敢包庇、不敢不呈报给朝廷！诗文里面处处都是哗众取宠、恃才傲物、抨击新法、藐视朝纲、包藏祸心。很多年以后，苏轼原谅了沈括，仿佛此事都没有发生过。
这是一次借机攀援的好机会。所有想在仕途上飞速进步的官员，无不趁机攀附、落井下石，而所做的非常简单，只要你脸皮足够厚、胆子足够大、想象力足够丰富，你就可以尽情发言、诋毁。
远在湖州的苏轼，呈上谢上表之后，公务之余，继续畅游湖州山水，有时候欣赏书画，练习书法。怎么也难以想到，自己所上的谢表，已经被以吕惠卿为核心的新党、特别是已经依靠变法得以擢升的官员、想搭上变法的末班车得以擢升的官员，暗地里研究了无数遍，一场精心构设的案件像一张无形的大网，即将从开封飞往湖州，把苏轼罩住，使其逃脱不得、辩解不得，这张谢上表即将在朝廷掀起轩然大波。
这是黑暗前的黄昏，大风大浪之前的平静。新党添油加醋、夸大其辞、煽风点火之后，对苏轼一向信任的神宗皇帝似乎也有些怀疑：苏轼如此不堪？为了推行新法，这位皇帝不得不同意：先将苏轼带到开封审查，待查明后再说。
就这样，朝廷新党选派一名最雷厉风行的官员：黄甫遵。新党知道，苏轼朋友众多，或许会有人为苏轼通风报信，到时苏轼提前销毁其窝藏的其他诗词就不好了。他们要求黄官吏星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黄州，将苏轼带到朝廷审查。有朋友为苏轼报信，驸马王诜最先得到这一消息，便告知苏辙，苏辙惊恐万分，知道此事严重，便立即让其女婿王适也从开封出发到湖州，提前通风报信。
这两路，怀着不同的目的，开始了比赛。随行黄甫遵的是他的儿子和御史台两名官吏，他们四人一路快马加鞭，沿途官驿换马，将给苏轼通风报信的王适远远抛在后面。似乎是天助苏轼，黄甫遵的儿子途中患病，中途只得在润州（镇江）休息，便落在了王适的后面。王适终于先行到达黄州，告知苏轼此事，苏轼大惊，惊慌之余，得以提前销毁了部分诗词文章。
公元一零七九年的八月，一代文豪苏轼被带到开封乌台，吃上了牢饭、住上了牢房、穿上了囚服，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打击、肉体上的磨炼、精神上的洗礼。而苏轼的家人也仓皇收拾行李，被迫离开了湖州府衙，在王适的陪同下，走水路赶往开封。船行至宿州，又遇到官兵搜剿，查抄苏轼的诗词文章，官兵好像是土匪强盗一样，在船上翻箱倒柜，但是一无所获。官兵走后，王闰之气愤的说道：写诗文有什么用？不能当饭吃，还招来祸害，将苏轼的文稿烧去大半。
而此时的苏轼，已经下狱，正接受审讯，御史台到处搜索苏轼的信件诗词文章。放言出去，若是有私藏苏轼书信文字的，主动上交，可以从轻处罚，上交并检举的，可以奖励擢升，窝藏不交被查出的，从重处罚。
他们要用这些材料织一张特殊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