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4—6世纪拜占庭文学

第一节 概况

一、政治历史背景

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东部变成拜占庭帝国，其历史进程包含三个方面：封建经济关系发展，政治专制集权加强，以及基督教影响增长。这些现象在君士坦丁大帝时期（306—337年）已有苗头。但在4—6世纪，这些发展又未能定型。封建经济关系的核心——土地问题——如何解决，尚不明朗。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1，全归皇帝独占，还是大贵族地主“利建侯”2，实行私有，也不明朗。专制集权已从昔日罗马帝国的“养子继承制”，改为“亲子继承制”的“家天下”。但是，罗马时期军事巨头夺权的习惯并未根除，反而有增强之势。更滑稽的是，拜占庭帝国以基督教为国教，基督教只允许一夫一妻制，皇帝皇后造人功能有误，就后继无人。所以，拜占庭的皇帝一旦无后，就真的是大事了，政权非易手不可。因此，这专制集权也不稳定。基督教呢，虽然一天天成为国教，但一两千年的异教传统，根深叶茂，岂是说倒就倒的？何况基督教初创之时，连耶稣基督也不过山野村夫而已，文化修养不够雅驯，如今成了国教，也得文质彬彬才好。那就不能不继承异教文化遗产，于是，便有个过渡时期。而且，既然成了国教，名利双收，大家都想分一杯羹，便不免起内讧，争夺正统地位，所以，基督教自身也不稳定。这一切，像托尔斯泰说的，“一切都刚刚翻了个身，一切又都还没稳定下来”（《安娜·卡列尼娜》），连疆土都没稳定下来，5—6世纪后，被波斯人、阿拉伯人抢去不少。过渡时期，万象更新，但又模糊不定，就是拜占庭帝国第一段历史时期的特点，也是这时期拜占庭文学的根本特点。

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时，主要做了两件大事：罗马帝国新都建成，基督教合法化。

罗马城在3世纪已失去往日的辉煌，被北方蛮族打开了大门，经济中心地位也削弱了。皇帝行宫随时搬迁，几乎居无定所。君士坦丁大帝为新首都选定了最合适的地址——欧亚商路和帝国东西两半之间的希腊古镇“拜占庭”。新都落成于324年，定都则在330年5月11日。异教祭师和基督教教父都出席了庆典。当天刻在大理石廊柱上的诏书，把新都称为“新罗马”。不久，新都换了个名字，即奠基者的名字“君士坦丁堡”（Κωνσταντίνουπόλις），沿用至拜占庭帝国灭亡。新都的壮丽辉煌，在当时欧洲和中西亚地区，堪称首屈一指。

君士坦丁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是欧瓦莱斯（Οὐάλης，328—378年），他把行宫建在米兰，帝国东西两半从此明显隔开了，两种相互独立的文化也开始形成。欧瓦莱斯死后，瑟奥多修斯一世建立了新王朝。他临死时（395年）把帝国分为两半，留给两个儿子。阿卡狄奥斯（Ἀρκάδιος，377—408年）得了东半部，奥诺利奥斯（Ονώριος，393—423年）得了西半部。东半部即相当于拜占庭国家，其规模和疆域至此便明确下来：它拥有巴尔干半岛、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亚美尼亚、齐壬奈卡、埃及以及黑海的殖民地。这片广袤的领土上住着希腊人、马其顿人、弗拉基人、哥特人、科普特人、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斯拉夫人等。社会阶层也五光十色，不亚于种族的繁多。大地主是罗马奴隶主贵族后裔，与宫廷显贵、帝国官吏、宗教高官一起构成上层。中下层则有一般教士、商人、不同种族的城市居民结成的选民团（curia）、农民、房东等。尽管封建关系有所进步，但某些经济领域依然使用奴隶劳动。军队成分复杂，代表着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其中的雇佣兵更是三教九流都有，不止一次引起国家大变动。

瑟奥多修斯王朝（379—450年）传了三代，后继无人，便结束了。接着是莱翁王朝（457—518年），也因后继无人，三世而斩。6世纪便是尤斯廷诺斯（Ἰουστίνος）王朝（518—578年）。4—6世纪的拜占庭文学就在这样的朝代更迭中产生和发展。

基督教在1世纪产生于巴勒斯坦，有两百多年处于非法状态，受尽种种迫害。但每受一次迫害，信徒四散逃亡，逃到哪里，就把基督教种子撒到哪里。到4世纪初，基督徒俨然成为社会第一大群体。它的救赎理论，以及蔑视财产和社会地位的区别、安抚穷苦人的伦理观，给了下层百姓以希望。而它的基本教义“一神论”又恰恰适合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天上只有一个神，地上当然只能有一个皇帝！皇帝想不承认这种教义也不行，除非他不想当皇帝了！这就历史地导致罗马帝王承认基督教合法。君士坦丁大帝的一些前辈早就明白，宗教纠纷只会削弱濒于灭亡的国家，所以，他们颁布敕令，禁止迫害基督徒，允许自由建筑基督教堂。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及其盟友李锡尼共同颁布《米兰敕令》，规定基督教与多神教一律平等。为此，第一位基督教史家尤瑟比奥斯曾庄严而得意地写道：他们“承认神是他们一切赐福的源泉”，“同心同德颁布了利于基督徒的最完善的法律”。3君士坦丁大帝本人虽然仍长期保持异教徒身份，终生顶戴着异教“大祭司”称号，但又千方百计促使基督教成为国教。321年，他发起当着主教们的面释放奴隶的仪式；323年，他禁止强迫基督徒参加多神教祭祀活动；325年，他在尼西亚（Νικαίας）召集帝国宗教普世大会，制定权威性影响至今的《尼西亚信经》，授予普世大会确认和组建教堂的最高法定权，等于实际确立了基督教的国教地位。临终时，他由曾被定为异端的基督教阿雷奥斯派主持，皈依了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