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如果没有我的老师们的指导、学识与关怀，这本书是不会问世的。我亏欠罗宾·米德尔顿（Robin Middleton）太多。罗宾引领我进入18世纪，引导了我对这一世纪的看法，并让我深深爱上18世纪的书籍。从我成为他学生的那一刻起，他就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坚定的支持者、慷慨的读者，也是我的朋友。我对罗宾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同时，当我第一次在研究生院上课的时候，巴里·伯格多尔（Barry Bergdoll）就成为我的灵感源泉。巴里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他一直是我的向导，我非常感谢这么多年来他给予我的建议和支持。理查德·布里连特（Richard Brilliant）从一开始就激发了我对英格兰景观的兴趣。他用源源不断的文章、评论和各种各样的剪报（其中一篇成了题词）促进了这本书的成长，并总是督促我要澄清自己的论点和想法。多年来，希拉里·巴伦（Hilary Ballon）在许多方面都是我的导师、拥护者与榜样。我非常感谢她对我的不断鼓励。玛丽·麦克劳德（Mary McLeod）对我工作的支持之多，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她的热情和质疑精神激励了我；她的友谊让我在最艰难的时候仍能继续前行。上述所有杰出的老师，他们不仅言传身教，而且都读过这本书早期的各种版本。感谢他们付出自己宝贵的时间，也感谢他们对本书的评论、批评和建议；这本书出现的任何疏忽或过错，都是我个人的责任。

我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那里学到了很多。特别是伊丽莎白·哈钦森（Elizabeth Hutchinson）和马修·麦凯尔韦（Matthew McKelway），他们都给予了我很多精神与物质上的帮助。霍尔格·克莱因（Holger Klein）、史蒂芬·默里（Stephen Murray）与埃丝特·帕斯托利（Esther Pasztory）都仔细阅读了拙作并提出了宝贵意见。特别感谢扎伊娜卜·巴赫拉尼（Zainab Bahrani）、弗朗切斯科·贝纳利（Francesco Benelli）、乔纳森·克雷（Jonathan Crary）、维迪亚·德赫加（Vidya Dehejia）、大卫·弗里伯格（David Freedberg）、科尔多拉·格雷韦（Cordula Grewe）、鲍勃·哈里斯特（Bob Harrist）、安妮·伊戈内（Anne Higonnet）和莱因霍尔德·马丁（Reinhold Martin）。已故的凯莱布·史密斯（Caleb Smith）与我一起勘探了纽约市的两片荒原，我们为这剩下的还没有开发为高线公园（High Line）的荒原拍摄了漂亮的照片。我也很荣幸能在哥伦比亚大学与一些优秀的学生一起工作，感谢瑞奇·安德森（Ricky Anderson）、查尔斯·康（Charles Kang）、艾尔莎·林（Elsa Lam）、耶茨·麦基（Yates McKee）、阿尔·纳拉特（Al Narath）、卡罗尔·桑托勒里（Carol Santoleri）、梅格·斯图德（Meg Studer）、丹尼尔·塔莱斯尼克（Daniel Talesnik）、罗伯特·维森伯格（Robert Wiesenberger）、阿伦娜·威廉姆斯（Alena Williams）和卡罗琳·耶克斯（Carolyn Yerkes），感谢大家一起进行的精彩讨论。

在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School of Architecture of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同事中，我要特别感谢马清运院长、黛安娜·吉拉尔多（Diane Ghirardo）、艾米·墨菲（Amy Murphy）、吉姆·斯蒂尔（Jim Steele）、马克·席勒（Marc Schiler）和维克多·琼斯（Victor Jones），谢谢他们的支持。

非常感谢那些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同事的人。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开始，我就要感谢戈汗·卡拉库斯（Gokhan Karakus）、维多利亚·桑格（Victoria Sanger）、沙林尼·斯通（Shaalini Stone）、爱德华·温特（Edward Wendt）和理查德·威特曼（Richard Wittman），感谢他们的同道情谊与持续的友谊。我第一次在建筑联盟学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任教时，戴安娜·佩里顿（Diana Periton）就是我的合作者，她一直是我的灵感来源。我在伦敦生活时，莎拉·杰克逊（Sarah Jackson）和苏珊·詹金斯（Susan Jenkins）在各方面都给予了我至关重要的帮助。特别是凯塔琳娜·博尔西（Katharina Borsi）、海伦·富尔扬（Helene Furján）和芭芭拉·彭纳（Barbara Penner），他们是我在伦敦工作时的同事，非常感谢他们。马里·赫瓦图姆（Mari Hvattum）和马里·雷丁（Mari Lending）曾邀请我去奥斯陆（Oslo），我在那里［带着小塔迪欧（Taddeo）］度过了兴奋与愉快的时光；凯特·本特兹（Kate Bentz）、朱丽叶·科斯（Juliet Koss）和詹妮克·坎普拉德·拉森（Janike Kampevold Larsen）也邀请了我去纽约，我们在纽约度过了开心的日子。我在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期间，大卫·海斯（David Hays）、爱德华多·德·杰西·道格拉斯（Eduardo de Jesús Douglas）和维罗妮卡·卡拉斯（Veronica Kalas）提供了智识与其他方面的支持。此外，我与安娜·阿孔恰（Anna Acconcia）、劳拉·贝尔坎德（Lara Belkind）、让—加布里埃尔·亨利（Jean-Gabriel Henry）、莎拉·马丁（Sarah Martin）和安妮·海登·史蒂文斯（Anne Hayden Stevens）的友谊持续了几十年。

我也要特别感谢莫莉·艾特肯（Molly Aitken），因为她向我介绍了她在耶鲁大学的出色编辑——米歇尔·科米（Michelle Komie）。米歇尔从一开始就支持这本书，并且明智、出色地指导了本书手稿的修改。在很大程度上，这本书受益于编辑德博拉·布鲁斯—霍斯勒（Deborah Bruce-Hostler）敏锐、严谨的眼光，感谢她与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其他人，他们将我的思想文字化了。我还要感谢本书手稿的匿名读者，尤其要感谢杰迪戴亚·珀迪（Jedediah Purdy）；感谢他们博学的建设性评论，感谢他们对这本书的支持。

我的研究得到了许多机构的慷慨支持。敦巴顿橡树园、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Yale Center for British Art）、威廉·安德鲁斯·克拉克纪念图书馆（William Andrews Clark Memorial Library）、亨廷顿图书馆（Huntington Library）、加拿大建筑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Architecture）、奥斯陆建筑学院形态、理论和历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Form，Theory，and History of the Oslo School of Architecture）、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和考古学系（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Columbia University）、哥伦比亚艺术与科学研究生院（Columbia's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的同伴在各个方面都慷慨地为这个项目做出了贡献。我也很高兴能在艾弗里图书馆（Avery Library）、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丘园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in Kew）、贝德福德郡档案室（Bedfordshire County Record Office）、莎士比亚出生地信托基金档案室（Shakespeare Birthplace Trust archives）和英国皇家学会档案室（Royal Society of London）查阅资料。

按照惯例，行文最后我们要感谢最亲近的人。这本书如果没有泰德·亚伯拉罕（Ted Abramczyk）的慷慨、力量与爱是不可能完成的。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他一直是我的靠山，我们与儿子塔迪欧的生活带给我莫大的幸福。塔迪欧的幼年与这本书的问世是两个并行的冒险经历。儿子是我的欢乐，我不变的光芒，我对未来的希望所在。

还有我的母亲弗朗辛·巴尔班、我的父亲贝佩·迪·帕尔玛，我要感谢他们，并向他们献上我第一次也是最深切的感谢。如果没有他们的关心、牺牲、鼓励、恒久的爱，就没有今天的我。这本书是献给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