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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章惇。他曾是苏轼的好朋友，后来当上宰相。

章惇早年为商洛县令，苏轼在陕西凤翔任职，两人相距不远，时常一起出游。两人曾约定：“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

多豪放，多有美感。

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入狱，章惇还为他进言，并不惜在朝堂上顶撞宰相。

当很多人为了避嫌，不敢与被贬的苏轼联系时，章惇依旧毫无顾忌地飞书至黄州。

后来，因为政见不同，两人渐行渐远。

章惇也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最终，曾经意气风发的铁血小子章惇，沦落为被《宋史》列入《奸臣传》的下场。

好朋友一旦反目，会成为最具破坏性的对手。

1094年，章惇拜相，他将要对付的第一个人锁定为昔日老友苏轼。一张张贬令，经他的手飞向渐渐老朽的苏轼。

苏轼由英州到惠州，最后远放至儋州。晚年，苏轼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病情加重。苏轼落入此等境地，与章惇有很大的关系。

有人为朋友两肋插刀，也有人为了利益插朋友两刀。

一般这种情况下，经此劫难，两人的友情已是无法挽回了。再见面如果拔刀相向，也很正常。

可是，苏轼心中无怨，一直以宽和之心对待章惇。

待宋徽宗上台，因章惇曾反对宋徽宗继位，他的好日子到头了。

章惇的儿子章援是苏轼的学生，听说老师可能回开封拜相，带着父亲的信拜访老师，希望老师放过他们父子。

哪知道苏轼这人心大，根本没想过报复章惇。

收到信后，苏轼拖着病体，第一时间回信。开头就表明自己的态度：

苏轼的意思很明白：“我跟章惇有40多年的交情，虽然中间产生一些小小的误会，但是不会影响我们的关系。”

对章惇给自己带来的沉重打击，他轻描淡写。

他用必然的心态去面对许多偶然，既不生气，也不愤怒。

愤恨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反而显得自己无能。

苏轼用自己的行动，验证着自己说过的话：“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大爱，是人生最难得的境界。

原谅，是人间最高级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