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兵制、军制亦即现代军事学所讲的军事制度，包括军事领导体制、军队编制、武器装备、军事训练与演习、军队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兰书臣在《中华文化通志·兵制志》中将兵制的要素总结为十条：军伍之制（军事组织体制），掌兵之制（军事领导体制），用兵之制（军事指挥体制），养兵之制（军事后勤体制），任官之制（武官制度），集兵之制（兵役制度），器用之制（武器装备制度），教练之制（军事教育训练制度），动员之制（战争动员制度），法规之制（军事法规制度）。[1]宋人陈傅良所撰《历代兵制》内容涉及军事统御指挥、军队构成、组织编制、武器装备、兵农关系、兵员招募、武官选人、将帅职权、士卒训练、部伍调发、管理教阅、宿卫番上、戍边屯守、纪律号令、功过赏罚、服制饷章、马政厩库、供应军需等制度。不过，商周时代作为中国古代冷兵器时代的早期阶段，车战盛行、马步兵欠发达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战国，许多军事制度都处在草创阶段，有些制度尚未形成，与后世有着明显的不同，这就客观上决定了商周兵制有别于后代的历史事实。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关注较少，系统探讨商周兵制的学术著作更属凤毛麟角。陈恩林先生的《先秦军事制度研究》堪称翘楚，该书成稿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晚期，1991年出版。此后的二三十年间，简牍大量发现并陆续公布，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能。罗琨先生的《商代战争与军制》一书出版于2010年，全书三分之二是介绍有商一代历次战争的，军制部分主要侧重于商代殷墟时期。有鉴于此，对商周兵制进行系统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本书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商代后期到战国时期中央王朝和诸侯国主要军事制度形成、发展过程的实证分析，揭示我国商周时期军事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变化动因。
在当前环境下，我们研究商周兵制的意义大约有以下四点：
第一，系统认识商周兵制的基本内容，能够进一步丰富对早期社会制度文明内涵的认识。在商周社会，军事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期实行寓兵于民、寓将于卿的制度，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常常互为表里，许多行政制度和行政行为具有鲜明的军事色彩。例如《国语·齐语》载：“管子于是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2]这虽然是春秋时期的情况，但可据以推知西周和商代更是如此。这就决定了对同时期其他许多制度的认识都离不开对兵制的研究。
第二，有助于认识商周时期军事斗争和军事实践的基本形式。从商代到西周再到春秋时期，作战双方常常采取“结日定地”的方式，在预定的地点进行阵地决战，许多战役往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分出胜负。著名的牧野之战就是在半天之内结束的，这一点可由利簋铭文得到证实。而进入战国时期，阵地战让位于要塞战，长途奔袭和伏击成为新的战斗样式，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的战役都是在一些要塞展开，如齐魏之间的马陵之战、秦赵之间的长平之战等。这种军事斗争形式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兵制的变化。反之，我们通过逆向思维的方式，从兵制的变迁中，可以分析认识当时战争样式的变化情况。
第三，有助于对商周时期基层社会组织形式的研究。商和西周时期的基层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构？西周井田制下基层社会的存在形式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由于资料缺少，我们已经很难认识清楚。即便春秋时期，对所谓“书社”制度下的基层社会组织也没有一个统一和明确的认识，这说明我们对商周社会的认识还很不清楚。众所周知，商周时期是一个军民合一的社会，研究军事制度也有助于对社会组织的认识。
第四，对土地和赋税制度的研究有所助益。在先秦时期，赋和税是两个概念，税指税收，赋指军队给养，包括兵役和军需。西周的国人承担军赋，而不承担税，所谓“古者什一，籍而不税”是也。到了春秋，籍田制废止，鲁国实行“初税亩”之后，“国人”才开始缴税。后来又有“用田赋”，这时候的“赋”已经不包括兵役在内了，其起征的物质形式已经和税没有区别了。直至战国之世，兵役才从“赋”的概念下彻底脱离出来。这是早期赋税变化的笼统概括，从中不难看出，作为兵制研究对象的“军赋”、“兵役”和赋税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军赋兵役制度的研究必然会带来对赋税制度的新认识。
早在战国时期，《荀子·议兵》中就有“请问王者之军制”的记述。[3]《吕氏春秋·节丧》云：“引绋者左右万人以行之，以军制立之，然后可。”[4]这大概是“军制”一词在文献中的最早出现。大约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兵书《尉缭子》中有《制谈》一篇，指出：“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5]这里明确提出了“军必有制”的思想，值得重视。先秦时期涉及兵制的文献也很丰富，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以《周礼》为代表的经部典籍。经部的许多典籍都有兵制的记述，如《左传》就在庄公十六年、闵公元年、僖公二十七年、三十一年、成公三年等处谈到晋国军队由一军发展为六军的详细过程，对研究春秋时期晋国的军事领导体制很有意义。另外《左传》在记载一些著名战例时，常常详细记述战前双方的军力部署和主帅与谋臣的对话，从中很能看出当时的军队管理体制。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晋国下军佐栾书对楚王的禁卫军制度的讲述等。
《周礼》是先秦制度文化的集大成者，其中的《夏官司马》主要讲述的是兵制，有些内容可以和其他文献相应证，比如“虎贲”、“旅贲”等。《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伐纣时，“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6]更早的文献《尚书·顾命》篇记载成王崩时，“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这与《周礼》所述“虎贲”的职责是一致的，《周礼·夏官·虎贲氏》说虎贲氏“掌先后王而趋以卒伍。军旅、会同亦如之。舍，则守王闲。王在国，则守王宫。国有大故，则守王门，大丧亦如之。及葬，从遣军而哭。适四方使，则从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征事，则奉书以使于四方。”[7]除此之外，《周礼》中对“师氏”职能、西周后期军队编制、兵器的管理与发放、军队训练和演习等都有载述。
（二）战国时期的兵书。战国时期的兵家对战国和春秋晚期的兵制有着很精深的论述，尽管他们的许多著作都不以治史为目的，但客观上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兵制提供了许多翔实的材料和有见地的看法。前文所引的《尉缭子》就率先提出了“军必有制”的思想，并在《制谈》篇中作了详细论述。《孙子》首篇就论述了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的权限与职责、军需的管理和供应等制度。顺便说一下，三国时期曹操对《孙子》作注时也阐述了许多早期的兵制问题。《吴子》、《六韬》等书也讲到了大量的军队制度问题，这些内容涉及“治兵”、“教战”、“论将”、“募士”、“保马”等，《吴子》还注重军事刑法在军队管理中的作用，其《治兵》篇云：“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8]《六韬·龙韬·王翼》具体记载了主将统帅下的72名高级参谋的执掌分工，这些权责包括天文、地利、兵法、通粮、伏旗鼓等十八项。另外，《司马法》、《孙膑兵法》对兵制的记述更是详尽丰富，像《司马法》中对战车的编员数额、“五兵”的配置、军事训练和演习的管理安排等都成了历代学者讨论相关问题的重要资料。
不过，先秦时期的许多著作在讨论兵制时，其着眼点是当时军事制度的探究，目的是认识军事管理的内在规律，指导军事实践。这些著述缺乏“史”的概念，并不重视对不同时期兵制变迁的研究，更不要说对这种变迁做出解释，严格来说还只是兵制研究的基本史料。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兵学顿衰，对兵制的研究辄无从谈起，像《史记》、《汉书》这样的皇皇巨著，也没有专门记述兵制的篇章。直到唐代李靖的《李卫公问对》才谈及先秦时期的兵制，主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9]
1.黄帝所传《握奇文》（或《握机文》）的正名问题及基本思想，基本阵法与井田制的关系；
2.西周兵制，主要是姜太公的兵制思想；
3.春秋时期齐国的兵制；
4.司马穰苴的兵学思想。
但是《李卫公问对》一书是唐太宗与李靖之间为了探讨治兵的得失而进行的一场谈话，其初衷是反思古代的兵学思想，用以指导当时的军事实践，并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当时学界对兵制的研究还很不重视，以杜佑的《通典》为例，这样一部以撰述历代典章制度闻名的著作，《马政》附于《军礼》，《兵制》附于《刑法》，而《兵典》条目下主要汇集了《孙子》以来的历代军事理论。
进入两宋以后，学者们开始重视对早期兵制的研究，当然也包括了对商周兵制的研究，这一学术动向发轫于《武经总要》的编修。公元1043年，即庆历三年，宋仁宗御令曾公亮、丁度等人搜求先代和本朝的有关军事的典章制度，著为是书。这一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宋人研究兵制的热情，王安石、三苏父子都对前代的兵制做过研究，欧阳修、宋祁在所撰的《新唐书》中第一次设立了《兵志》新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注重了对历代兵制的记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昭禹，他在《周礼详考》中对周代的军事制度有过翔实的考论。
南宋一朝对商周兵制论述较多的当推陈傅良的《历代兵制》，其中卷一设有“周”和“春秋”部分，限于资料，该书没有论及商代。另外，王应麟所撰《玉海》，专设“兵制”一门，共16卷，分别是：总论4卷，兵法2卷，阵法2卷，讲武1卷，田猎1卷，车战1卷，水战1卷，马政2卷，弓矢1卷，剑戟杂兵器铠甲1卷，许多条目下面都涉及商周这一时段。另外还有章如愚的《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兵制卷，其中对车战相关内容的研究还常常被现代学者引用。
从宋人开了研究兵制的风气以后，一些典章制度体的史书中也有兵制的专条，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就列有《兵考》。清代学者对商周兵制的研究所得大都表现在对《周礼》一书的注解上，著名的有孙诒让的《周礼正义》、金榜的《礼笺》、陈祥道的《礼书》，以及王鸣盛的《周礼军赋说》等。
近代以来，随着新史学的兴起，兵制史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一批通论性的著作问世，其中不乏对商周兵制的研究，著名的有晚清无名氏的《历代兵制叙略》、徐炳龙的《历代民兵考略》，在其后还有刘公任的《中国历代征兵制度考》、秦松石的《中国历代兵制概要》、黄坚叔的《中国军制史》等。但是，这一时期的兵制史研究仍处于初创阶段，没有对商周兵制的断代研究，许多通论性的著述深度不够，使用的史料以文献为主，尚未吸收考古、古文字研究的成果，故其成就乏善可陈。
建国以后，商周兵制的研究有所发展，但是，无论相对于古代史的其他领域，还是相对于军事史的其他领域，仍然比较薄弱。其成果根据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四类：[10]
（一）商周各时期兵制的总体研究。这里首推陈恩林先生的《先秦军事制度研究》，该书对夏至战国时期的军事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另外还有一批值得重视的论文，其中对商代兵制专文研究的有：石璋如先生在五十年代撰写的《周代兵制探源》，严一萍的《殷商兵志》，徐喜辰的《殷代兵制初探》，赵光贤的《殷代兵制述略》，林沄的《商代兵制管窥》，宋镇豪的《商代军事制度研究》、《商代军事制度》，王贵民的《甲骨文所见的商代军制数则》、《商周制度考信》兵制部分，李雪山的《商代军制三论》；对西周兵制专文研究的有：徐喜辰的《周代兵制初论》；对春秋战国兵制专文研究的有：阎铸的《春秋时代的军事制度》，文士丹的《春秋时期的军制演变》，李元的《对春秋时代军制变革的整体考察》，徐鸿修的《西周春秋军事制度的两个问题》，徐勇的《试论春秋军事制度的基本特点》、《战国军事制度的时代特征》；等等。这一时期的兵制研究还集中在一些重要的列国，如晋国、齐国和南方的越国，重要的文章有徐勇的《齐国军事领导体制及兵制论略》、《春秋时期齐国的军事制度初探》，李孟存的《晋国的军制》，杨英杰的《春秋晋国军制探讨》，孟文镛的《越国的军事制度》，杨华的《商鞅变法与秦兵制》。
（二）商周兵制相关问题的研究。这一部分内容既包括对商周兵制一些具体问题的探索，也包括对商周（先秦）军事史、军事思想史的研究。比较重要的有胡厚宣《殷代的史为武官说》，范毓周《殷代武丁时期的战争》，孟世凯《商代田猎与军事训练的关系》、《夏商时期军事后勤探讨》，孙作云《说豳在西周时代为北方军事重镇——兼论军监》，王宇信《甲骨文“马”、“射”的再考察——兼驳马、射与战车相配置》，杨升南《略论商代的军队》、《卜辞“立事”说——兼谈商代的战法》，刘一曼《论安阳殷墟墓葬青铜武器的组合》，沈长云《殷契“王作三师”解》，王贵民《就殷墟甲骨文所见试说“司马”职名的起源》，肖楠《试论卜辞中的师和旅》，连劭名《殷墟卜辞中的戍和奠》，刘钊《卜辞所见殷代的军事活动》、《卜辞“师惟律用”》，靳玉峰《历代兵役制度概述（一）：夏商周时期》，刘兴林《殷商以田猎治军事说质疑》，张永山《夏商西周军事史》（专著，《中国军事通史》第一卷），于省吾《略论西周金文中的“六
”和“八
”及其屯田制》，方述鑫《〈史密簋〉铭文中的齐师、族徒、遂人——兼论西周时代乡遂制度与兵制的关系》，傅平安《试论商和西周时期的战略战术思想》，常征《释“六师”：兼述西周王朝武装部队》，杨宽《论西周金文中的“六
”“八
”和乡遂制度的关系》、《春秋战国间封建的军事组织和战争的变化》，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专著），李元《论春秋时期的民兵制度》，张荣明《从管仲改革看中国古代军制的演变》，何清谷《战国兴起的几项军事体育运动》，黄朴民《先秦军事思想的发展及其特征》，杨钊《先秦时期舟船暨水战》，曾德明《先秦时期战争观念述论》，张政烺《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杨泓《战车与车战二论》，杨英杰《先秦车战述略》，王学理《轻车锐骑带甲兵——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与研究》（专著），郭宝发《秦俑军阵指挥系统初探》，郭淑珍《试论秦俑坑弩兵在中国军事史上的意义》。台湾和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有：钟柏生《卜辞所见殷代的军政》共三篇，分期发表在《中国文字》上，叶达雄《商周时代的师与师职试论》，瓦连诺夫A.B《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商军分队的人数和结构》，王晖《季姬尊铭与西周兵民基层组织初探》、《西周金文与军制新探——兼说西周到战国车制的演变》，谢乃和《高青陈庄〈引簋〉与周代军制》，郭旭东《殷墟甲骨文所见的商代军礼》等。
（三）兵制通史中的商周部分。这部分以专著为主，主要有：陈高华等《中国军事制度史》，雷海宗《中国的兵》，陈群《中国兵制简史》，黄水华《中国古代兵制》，刘展《中国古代军制史》，兰书臣《中华文化通志·兵制志》，孙金铭《中国兵制史》，王晓卫《中国兵制史》，臧云浦《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表释》，以及中国军事史编写组集体编写的《中国军事史》第三卷《兵制》和《中国历代军事制度》等。其中尤以刘展《中国古代军制史》对商周部分的论述较为详尽。这方面的论文不多，多是宏观上的论述，有高尚志的《中国军制的产生与发展》，雷渊深的《中国历代军事职官制度》等。
（四）断代史或同类著作中的军事制度部分。这里仅列举一些涉及兵制较多的部分著作，主要有：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的《甲骨学一百年》中的“商代的军队与军制”部分，张光直《商代文明》中的“军队力量”部分，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中的商代的“兵制”部分和西周的“刑法和军队”部分，杨宽《西周史》中的制度部分和“军政大事”部分，石井宏明《东周王朝研究》中“东周王朝的军事”部分，童书业《春秋史》中“从西周到春秋时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学术”，杨宽《战国史》中“郡县征兵制度的推行和常备兵制度的建立”部分。
从以上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建国以后商周兵制的研究比以前明显深化，对一些细节问题出现了专文研究，系统研究商周（先秦）兵制的著作开始出现，研究兵制通史的著作大量涌现，断代史开始注意对军事制度的记述。前人的这些成果值得充分肯定和继承，也是我们展开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但毋庸讳言，商周兵制研究中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问题，整体上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
（一）缺乏系统性的专著。从上面罗列的第一类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专著只有陈恩林先生的《先秦军事制度研究》，陈著的最大贡献在于率先对商周（先秦）兵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通过大量的文献考证，对先秦兵制的基本特点作了总结，“理出了先秦奴隶制军事制度发生、发展、衰落及解体的历史脉络”。[11]由于受时代的限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商讨余地，比如，军队编制中十进制向五进制的转化原因，西周春秋时期军赋的变化过程等。另一方面，近二三十年来不断有新材料发现和公布，这些材料使进一步澄清一些史实、修正一些观点成为可能。其余的都是以论文形式发表的，虽然题目显示为某一时段的兵制研究，但具体内容常常针对某一种制度或该时期兵制的总体特点展开，缺乏系统性，往往内容不够丰富，阎铸的《春秋时代的军事制度》分上下两篇连载，字数也不超过2万，这样的篇幅显然不能对商周兵制展开系统的讨论。
（二）断代史或同类著作中兵制所占的比例不高。上面罗列的第四类著作中，除过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的《甲骨学一百年》中的“商代的军队与军制”、石井宏明《东周王朝研究》中“东周王朝的军事”为原书中的单独一章外，其他都是某一章下面的一小节，所占原书的分量极为有限，从中可以看出兵制研究的薄弱。
（三）兵制通史对商周（先秦）部分的论述往往过于简单。这类著作多数是军事机构从事军制学教学和研究的工作人员所作，详于后代而略于先秦，对商周时期的史料挖掘不够充分，许多观点有很大的商量余地。其中刘展主编的《中国古代军制史》值得重视，书中的商周部分由杨升南和王贵民先生执笔。
目前来看，尽管商周兵制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经过学界前辈几十年来的不懈努力，对一些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清晰和一致的看法，也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和可借鉴的成果，重新系统考察商周兵制的工作已经可以开展了。
商和西周时代，由于资料阙如，许多问题很不清楚。通过实证研究，厘清基本史实，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有益的理论探讨是一条可行的路子。为此，本书对商周兵制的研究将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对商、西周、春秋和战国这四个时代的军事制度分时段加以研究。商代前期的历史不很清楚，从殷墟时期开始，借助甲骨文，许多问题可以得而论之，兵制也不例外。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结果，商代殷墟时期可以从公元前1300年起算，到战国末期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一千多年，无论是中央王朝，还是地方诸侯，其军事力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军事制度的变化更是巨大，因此不能笼统论之。以时代划分为依据，突出各个时代的特点是简单易行的方法。在商代，我们对中央王朝和方国的兵制分开论述，方国可以先周时期的“周”为例，主要围绕“师”“旅”的编制与规模、“族”武装存在的形式、武官系统、兵器的配置与管理、早期兵种的构成等问题展开；在西周，问题的焦点发生了变化，国野分制之下“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成了西周兵役制度的一大特点，以“师”为最大单位的军队编制体系向以“军”为最大单位的军队编制体系过渡是西周晚期军制的重大变化，另外命卿制度和司马制度的建立健全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话题；春秋时期，“争霸”风起，各诸侯国的军力膨胀，在争夺兵源的过程中，军赋制度的变化最为剧烈，从作战方式上看，车战在这一时期经历了由盛行到衰落的巨大变化，最终让位给充满活力的步兵部队；战国时期，早期兵制的各项制度基本健全，由于国野制度的破除，普遍兵役制最终代替了临时征集制，列国的兵源空前充足，军队数量迅猛增长，军队内部的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形成了选卒与训练、奖励与惩处的一系列制度，再加上铁质兵器的使用和推广，军队的作战能力进一步强化，这一切表明早期兵制在战国时代已经走向成熟。
（二）揭示商周兵制演变的基本趋势。早期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生产水平决定了兵源多寡，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基层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兵役征集方式。从宏观上看，商周时期的兵制发展有这样三个基本趋势或特点：由临时征集到常备军；军队规模不断扩大、兵种增加；“族”武装力量的长期存在。这三个基本趋势或特点是由农业社会的基层组织形式和农业生产水平决定的。在商周时期一千多年的兵制发展史中，后者是如何影响前者的，这是需要重点研究和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三）探讨商周兵制演变的动因。商周兵制演变的基本动因可以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战争观念、作战方式的变化等几个方面加以考量。和世界上许多早期文明一样，我国商周时代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早期国家，这就决定了军事力量的扩张必须建立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受生产工具的影响，我国早期的农业生产发展在商和西周时期都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农业生产耗费了几乎全部的劳动力，根据《尚书》等文献的记载，商王和周王也象征性地参加农业生产。到了春秋中晚期，农业生产水平开始加快发展，尤其进入战国之后，随着铁制工具的大量使用，水利工程的兴建和灌溉面积的扩大，一年两熟制的推广，中国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猛进的时代”。农业的这种快速发展不仅从物质上为常备军事力量的存在提供了保证，也从制度上摧毁了西周以来的井田制，并进一步摧毁了依附其上的家族军事势力。从商代到西周，甚至到春秋初期，古人的作战观念受礼制的束缚，作战双方常常通过战阵对决，在一次冲杀中决定战局的胜负。而战国时期，人们的作战观念更加实用，交战双方根据力量对比的强弱，选择防守或者攻击，战争往往在关塞要津附近展开。围绕关隘的攻守，双方展开了增援与截击、奇袭与伏击的较量。这样一来，遭遇战、伏击战、追击战等更加实用的战争样式成为主流，代替了呆板陈旧的战阵对决。在新的战争样式下，作战环境更加复杂多变，这就促进了步兵数量的扩张和地位的提高，车兵则退于次要地位，公元前541年晋国将领魏舒“毁车以为行”正是这一变化在军事实践中的反映。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对部队的机动性提出更高的要求，以适应长途奔袭、增援以及追击的作战需要，这是骑兵崛起的主要原因。
以上三个方面，由于研究的目的和侧重点不同，使用的研究方法也不一样。第一个方面，即对不同时期兵制具体内容的研究是立论的基础，需要利用文献、考古和古文字资料进行实证研究。后两个方面侧重于理论探讨，其研究目的是从宏观上廓清商周兵制演变的基本趋势和动因。因此理论探索结合实证研究是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
通过对商周兵制进行考察，本书厘清了一些基本事实，如“师”、“旅”、“军”的编制，族武装力量的兴衰，车、步、骑等兵种的变迁，各代兵器的异同及变化的原因等。以此为基础，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一些新的认识。
（一）说明了商周兵制由十进制向五进制变化的过程，揭示了临时征兵制度之下，基层社会组织的变迁与军队编制的内在关系。十进制的军队编制主要存在于商和西周早期，这与基层社会血缘关系强固、早期氏族组织的孑遗未尽有关。而五进制出现在西周晚期，盛行于春秋，正是村社制度在基层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反映。
（二）对春秋时期的赋税制度变革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春秋时期的赋税制度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著名的如晋国的“作爰田”、“作州兵”，鲁国的“初税亩”、“作丘甲”、“用田赋”，郑国的“作丘赋”，楚国的“井衍沃”等。长期以来，这些问题都是土地制度史争论的焦点。笔者从军赋的视角对上述变革作了一个解释，指出在春秋中期以前，晋国、鲁国、郑国、楚国、齐国等主要的诸侯国都进行了赋税政策的变革，这种变革基本都分“两步走”，先改变国人的税制，废除籍田制度，实行实物税，再对“野”征发军赋。通过这些变革，各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是春秋时期各国军队不断扩大的经济基础。
（三）揭示了战争观念对军事制度的间接影响。大致说来，从商代到战国，战争目的经历了“争霸——兼并——统一”这样一个变化轨迹。受此影响，作战观念也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即由强调道义胜利，用礼制约束军事行为，到“兵不厌诈”，以诡计权谋制胜。这就决定了春秋早期以前的“结日定地”的作战方式，最终被扼守关塞要津，通过伏击、奇袭等方式决胜的战争样式所代替。新的战争形式必然要求军事制度的变革，这也构成了商周兵制演变的主要原因。
由于学力所限，加之时间仓促，没有充分使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古资料，于兵器变化对兵制的影响缺乏深入的探讨。兵器形制和材质的变化属于军事技术领域，但这种变化一定会影响单兵战术和作战阵形，并通过后者影响军队体制。另外，对商周时期马种的改良缺乏应有的重视，这就决定了对骑兵的研究不能很好地展开。
[1] 兰书臣：《中华文化通志·兵制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页。
[2]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31—232页。
[3]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78页。
[4]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526页。
[5] 华陆综注译：《尉缭子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页。
[6]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1页。
[7]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485—2486页。
[8] （战国）吴起撰，江苏师范学院学报组等注释：《吴子兵法注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3页。
[9] 吴如嵩、王显臣校注：《李卫公问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85—802页。
[10] 无特殊注明，均为学术论文，专著在标题后面括号内标出。论文的出处见书后所附的参考文献，此处不一一注明。
[11] 陈恩林：《先秦军事制度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