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刚下过一场雷雨，暴雨摧枯拉朽的力量，在次日午后仍有余威。崩碎的山石倒灌进江流，漩涡裹挟枯枝钢筋，钻过大桥，向东怒叱而去。医生在桥下站着，看镇民卷起裤腿，赤脚踩进泛滥的河泥，用竹竿加长的铁钩打捞断钢与纸壳，慢慢抽完一根生烟，剩下半截，掸进江里，趿着拖鞋回到诊所。阿杰带着他母亲新做的芙蓉酥刚到。前段时间大水漫漶，长安下游几个村庄被淹，死了几个人，阿杰被招去水文局，充了几天临时工，负责写撰写报告，结果感冒不断，背痛加剧，一天灸三柱艾绒也没起色，只能隔三差五来他诊所。
“其实也没做什么，”阿杰趴在诊床，脸比做工前浮肿了一圈，“每天光坐办公室，但人就是不舒服。”
“气的问题。也怪我，停了这么长时间。”
医生拍了两张照片，给他看背后揪出的紫痧。阿杰点点头，下床穿鞋，接过诊单，开始抓药。仙灵脂，蛇总管，熟地，白芍。蛇总管只要3克，医生嘱咐。最近库存不够，昨天大早他上山找了一位熟悉的药农进了一批。老人招呼他试下新到的麻药，他拿起一片干嚼，啐出药渣后，感到嘴里阵阵发麻。痛了个把月的右臂好了一个下午，结果到了傍晚，头重脚轻，饭也没吃，就躺倒了。
抓完药，阿杰把车钥匙和十块钱放在诊桌上。诊桌玻璃下压着一张朋友手抄的心经。一八年，他一位做设计的朋友来镇上调理身体，仅仅一周，大有起色，走前不知以何为报，于是抄了经文，又画了幅释迦给他。
“车子我待会儿还给你。”
“没事，不急，”阿杰说，“就是现在到处在查驾照，你尽量五点以后出发。”
“我考虑不做了，”他又说，“到月底就辞了。”
“开会都有两只鸡拿，不是挺好，”医生将钱收进抽屉，压在诊单上，钥匙揣到口袋，“哎，辞工后不急着做事，先休息，好了再说。”
阿杰走了，他锁上门。有人打电话来，说五点半左右到。他说明天吧，今天有事，想早点收工。他抓着电话，换了双鞋，踏步上楼，见她趴在矮桌，切好的番茄豆角码在砧板，顶上风扇缓缓转动，仿佛睡着了。他拍了下她的脖子，叫她起来，“这样容易着凉。”
他快速做好了饭：薄荷豆角，番茄鸡蛋，用昨天剩下的一把生菜烧了碗汤。吃饭时他跟她说，今天在江边又遇到那人抱着吉他唱歌，还是只唱第一句，“又见炊烟升起”。已经唱了好几年，来去就这么一句。以为对方不会别的，结果有次天黑后去骑楼买甜酒，意外看见那人坐在邮局门前，唱“暮色照大地”。还是只有一句。
她告诉医生今天下午两点，有人在门口坐了一会儿，说是从浮石那边过来的，问医生还在不在做，胰腺癌能不能治。几年前，他父亲生了肝腹水，镇医院说晚期没办法，让拖回家。母亲不知从哪儿听说这家治病很灵，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过来，喝了三个多月药，腹水居然消失了。他记得看病的医生很年轻，人瘦瘦小小，两个老人帮打下手。她说，二老是他父母，去世已经好几年。您那是多久之前的事？
那会儿医生正在大庄出诊。村里一名七十八岁的老人高热不退，他将自行车从地下室拖出来，灰也没擦就出了门。她跟客人说，医生还在做，但不一定能接。癌症他治好过，但胰腺癌没听他提起。要么等医生回来，您亲自问问。对方拍了张渔具店的招牌，说不等了，回头让朋友自己来一趟，看看具体情况再说。
他将豆角舀进她碗里，说一般问某某病能不能治，多半跟自身相关。胰腺癌接不接，得看具体情况。这病变化很大，且重病多有因果，不一定能插手。他有个师弟，以前同在重庆学针灸，婚后定居在漳州，说邻居有个小女孩，今年五岁，看去比同龄的要小，面色蜡黄，好动而不知疲倦。有次傍晚遇到，想随手为她调理脾胃，左手刚握住她的右手，即见一男性大手从其小手推出，掌心穿过他的，扣在他外关穴处。师弟感觉不到任何推力，但心知对方是要自己松手，只能作罢。
再说一案。清代道医李冠仙，著有《知医必辨》。书里提到某日为徐子治病，见小儿八九岁，立大厨榻床上，手扣厨环不止。模样清秀，毫无病容，不一会儿，跌倒在床，随即爬起，身往后，弯头面，出两脚前，中腹挺起，后又跌倒，敲环不止。父求治法，李乃告之：小儿前身为教戏法的师傅，因小儿伤命，前来报冤，故宜请高僧放焰口以释之。徐父照做，一日而愈。四十年后，再见徐子，年将半百，读书不成，呆形痴样，无少时貌。
“对方来时我刚好不在，他又走得急，多半没什么缘分。”
她点点头，倒了杯山楂酒，将瓷杯推向他。他一口饮尽。
“病人好些了。”他说。老人年轻时打过仗，现在还有老干部的做派，见人上门，分外客气，只要还能起身，都要下床相迎。今天也是。坐起时被痰卡住，差点酿成大祸。他沁了一身冷汗，处理许久方才缓解，所以回来比计划晚了半小时。
前天他去同户出诊，中了病气。看诊回来，发现外套在暑天寒凉如冰，隐有腥气，知其有异。到了夜里，左腿髋骨剧痛难忍，强撑着爬起煎药，用烧热的秤砣和白酒熏蒸衣物。早上十点方才睡下。下午两点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给病人家属打去电话，细教处理。当天夜里，老人已可起身，第二天就能自行吃饭。
“嗨，不能说，说多了讲你搞封建迷信。”
厨房没灯，她将手机电筒打开，反扣在微波炉上，赖以照明。厨房灯泡坏了很长时间，医生借了只梯子，亲自换上，好了没几天，灯又坏了。煤气灶边的老灶是他父亲用来炒药的，现在早已机械化炒制，铁锅不再使用，蛀满老锈，叠放一只铝皮锅。她来时打开看过，发现内有一汪残水，旷日已久，不知怎么处理，只能由它去了。灶台下堆满碎裂的陶罐，碗碟放在坏掉的消毒柜。姑姑劝他把灶台推倒重做，打几只免漆柜。他不解释，但也不行动。太潮湿了。回南天刚刷洗过的皮鞋皮衣，晾在楼梯间，没两天就长起白毛。打什么样的柜子都会烂掉。
这边的老宅几乎没法住。父母去世后，除了三楼书房，其他房间都堆满了遗物：父亲开照相馆时用破的镜头，做茶水生意存下的玻璃杯垫，和笔友的几封往复书简，摔断腿的老花眼镜。我母亲不知道他们通信的事情，他说，那人是文学期刊的编辑。他在三楼书房西侧搭了张简铺，陈年薄席摊着辨不清原来颜色的绒毯。浴室没有热水。去年冬天洗澡时，热水器忽然冒起火星，底部烧出偌大圆洞，浴室电线老化不堪，无法安装新机器，他后来便只洗冷水澡。那天中完病气，全身发冷，左腿不良于行，他一壶一壶烧热，一壶一壶扶着楼梯，腾挪上楼，才擦净了身体。这些年他就一直这样潦草过着，她甚至觉得，这厨房，这老宅，就是他生活的一种象征。这个时代到底有多少人会这样？应该很少。就像她所知的反面。
他喝完酒，说起另一件事。
“有个人只用电磁炉烧水洗澡。我的病人是扶贫干部，说政府可以免费给他安装热水器，对方就是不要。”
她笑了，问为什么。
“他三十出头的时候，在东莞灯具厂打工，认识了一个女孩子，两人同居在一起。后来那女孩怀孕了，因为年纪太小，没法生下来。家里也不同意，逼她回贵阳。于是他们说好，她先回去，打胎休养，之后再来找他。他边打工边等着，等了一年又一年，那女孩没再回来。”
他为什么不去找她呢？她问，他明明是可以这样做的。如果他爱她。
“我不知道，病人没说，”他说，“后来那人疯了，住了一段时间的精神病院，过了半年，又治好了。他回到这边，独自在西山看林。”
你去过的，他说，我们去过西山。有一次。
她说是的。
他用筷头点蘸菜汤，在桌上画出一条曲线：上山后过了林场，右手边第一栋就是。
她记得那栋屋子，记得前院杂乱堆砌的木头，以及两只踱来踱去的山鸡。外墙立着一块不规则的长石板，粉笔写着“不要偷八角”的警示。但一路下来，他们并未看见任何八角种植地。那里真有个疯疯癫癫的看林人吗？她对此很怀疑。那屋子荒凉，凄楚，像废墟，像垃圾，随时都可能塌掉。
从镇里去西山，得经过市郊文体中心，再穿过一条昏暗的隧道。国道改到二桥之后，这条山下的省道就废弃了。沥青路面破损不堪，大飞蓬花沾满尘土。白色塑料袋和方便面包装散落四处，溪边的电箱横七竖八地写着“电鱼违法”的蓝字。稻田间的几间草屋是专卖棺木的。这里尚未实行火葬，镇民去世后，都会葬于山上，他的父母如此，大表姐和姑妈也是。四月初，大哥打电话来，说今年人星散各地，三表姐在东京，侄子在南宁，他又在上海，人力急缺，政府又叫停扫墓，只能出钱请工人修葺。医生答可以。后来的一个月，他每晚都会梦见父母，梦见自己走进老宅的中堂，将带回的糕饼放在八仙桌上，父亲看也不看，将礼物撇到桌下。他弯腰捡起，抬头看见一张久违的怒容。
从上海回来后，他一直想去墓地看看，趁她还在。一天下午四点，他提前休了诊，去铺子买了纸钱香火，又拿了六只苹果，一瓶白酒，叫了辆出租，带她去山上。在父亲墓前倒酒时，烈日灼热，晒得人头晕。给母亲墓前拔草时，一团丝云飘来，遮住了日头。下山时他误踏了一座老墓的坟头，球鞋骤然脱胶，整张鞋底掉下，他抽出鞋带，扎住鞋头，一瘸一拐地下了山。旧鞋不能留了，他找了只红塑料袋，合着一起在河滩烧了。清明或中元，镇民都在滩边祭祀，去晚了，香烛线香便无立锥之地。
她第一次来时，他在财富广场的二十六楼替她找了间民宿。民宿老板是他的一个病人，年轻时在广州一家中药房做店员，对药味憎恶得不得了。初恋男友是本地人，在荔湾区做交警，脾气温吞。男方家里嫌她穷，出身农村，逼他和她分手。他同她说了，她觉得伤了自尊，赌气说，那就分吧。他每天将车子停在她宿舍楼下，副驾驶立一大束玫瑰，祈求她回心转意。她透过窗子，看见那辆熟悉的红色本田，心下一横，拉合窗帘。眼不见为净。车子不再出现的那天，她盯着窗外望了许久，直到天黑，才意识到他真不会来了，大哭一场。
在一起时也不知道会那么喜欢他，分手后却接连躺了十天，体重跌到不足八十斤，乳腺生满结节，经期时有时无。她回到长安，一一年经二姐介绍，嫁了一个做基建的玉林人。双方工作都很忙，男方忙于出差，她忙于做生意，长的时候，两三个月才见一次，因她身体不佳，夫妇便决定不要小孩。她总说老夫老妻，谈不上感情，但每次见面前，她都会买上一堆新衣。
民宿的房间和去年变化不大，无非旧了些。电梯四周的木板结满灰尘和蛛网，贴在上面的电器优惠广告还是同一张。公寓的衣柜从卧室被搬到了客厅。原先放在柜边的琴叶榕被移到了阳台。阳台的树脂吊篮还在，悬挂在上的LED串灯再也亮不起来。花瓶内的向日葵业已枯萎，换成了永生羽毛草……和他的宅子比起来，这里的变化不值一提。老宅顶楼的砖罅长起了蘑菇，老鼠蟑螂在厨房自由进出。阳台的那株老石榴早已枯死，从前每年的春天，都会结出一两个果实。他从不摘下，看它萎谢掉落，再被鸟雀轻轻啄食。猫神隐在地下室，过着醒来就吃的日子，胖了一大圈，而且差点认不出他了。
妄想一成不变的人是痛苦的，他说。可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去年七月，她刚来时，曾跟他说好在此定居，于是他拿出几年的积蓄，在诊所对岸的东方明珠买了套三室公寓。买完房账户还剩六千块钱，欠药商的两万块钱还没给。他打算有点钱装一点，但近一年过去，房屋还保持着购入时的狼藉。他也很久不再问她，到底什么时候才来。昨天知道她要走，他从斗柜里翻出一只老侧把壶，想给她泡点朋友寄来的古树生普。茶叶存了好几年，一直没舍得喝，结果心神一动，壶盖从手中滑脱，碎成两半。
把茶喝完，他说，带你去一个地方。
她点点头，喝掉茶水，洗净碗筷，沥干放在槽边。忽然想起在上海时，有次无意说起煤气费太贵，反复打火的话，走表很快，所以他洗碗只用冷水。左手中指和食指为此生了冻疮，烂了后结痂，愈合了又破。一个冬天都没好。
她想，自己其实是能够理解他的失望的。这一年不断积累的失望。不会兑现的承诺。毫无理由的苛责。
听见他们下楼的脚步声，猫在地下室发出呜咽。父母去世后的一天，他出门吃饭，见一只小猫在饭店前的榕树下徘徊。瘦骨嶙峋，看去出生还不到二十天。他跑去杂货铺，买了根双汇，掰碎了喂它。吃完他走路回家，猫紧随其后，关门时略一迟疑，它从缝中溜进，就此住下。其后四年，人猫相伴，倒也合拍。有时它中焦虚弱，会跑到药房，吃两块白术或木香，入秋后则吃冬青子。天气好些，它到露台晒太阳，啃吃鸡尾草和车前草。她第一次来，猫外出觅食，见她坐在厨房，呆了片刻，迅速直起身体，跌跌撞撞蹿下楼，踢翻了一只水桶。此后但凡她在，它就不出地下室。
他还要喂猫，她便先出了门。走到渔具店，见展示架上的彩灯亮着，照着一排长短不一的鱼竿。饵料一包累着一包，“黄尾鲷”“红虫大王”，甜腥扑鼻。阿英坐在转椅上跟小廖打视频电话，转椅坐垫烂了好几个洞。小廖和阿英夫妇在这儿租了快十年。两人长于江西的一个农村，全村都靠编织渔网为生，渔网要扣铅坠，做久了会慢性铅中毒，但他们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小廖夫妇和医生几乎同龄，但初中毕业就结了婚，跑到广西做生意。三个小孩中，最大的已经二十一岁，在南昌打工，二儿子十七岁，在本地读高中，最小的女儿才四岁。傍晚她常和小女儿对着电视机跳减肥操。
阿英电话打完了，从头上捋下发绳，箍在手腕：“要出去啊。”
她说是的，阿英笑说：“挺好。”
小廖这段时间去了广州，包下天河区一栋烂尾楼的两层，统共十二个房间，想做钟点房生意。快三个月没回了。阿英一个人管两个店铺，有些忙不过来。这里的渔具店装了个监控，一有客人她就来，平时她都在隔壁织网。父母前段时间从老家来看她，不太熟悉渔具价格，所以只能坐在门口看店。但那几天阿英心情不坏，难得穿起裙子，裙子和上衣的银色珠片在日光下闪闪发亮，见她下楼，主动说起店里最近又来了一只野猫，脸庞尖尖，耳朵耸立。但不吃鱼肉，只吃淮山。小鱼瘪成一张皮，也没见它舔一口。怪得很。如果他们有兴趣，可以抱走。她说好是好，就怕医生的猫吃醋。
野猫在一个大风天里跑出门，再也没回来，也可能误食老鼠药。领养一事不了了之。今天店里刚到了一包改性尼龙丝，因为太重还扔在门口，她帮阿英一起拽进屋内，和一堆铅锭泡沫靠在一起。
“没想到你力气那么大，”阿英说，“明天要是空，来我家吃饭。”
“明天回去了。”她说。
“下次什么时候来？”
她刚想说什么，二儿子将电瓶车停在楼下，撞开大门，冲上二楼，楼上传来一阵满含怨气的敲打，必必剥剥的。她悄声问怎么了，阿英顿一下说，儿子高中毕业，想买辆电动车，说其他同学都有，就他没有。但是一辆车四千块钱，现在每个月除了基本吃用、学费开销，还有六千的房贷。大儿子在工厂，每月三千五百块。小廖要求他自留一千，剩下的都寄回家。
但还是入不敷出。这几年渔具店越开越多，他们赚得越来越少。
“广州那边的房租一给就是二十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赚回来。不亏就好了。买车的事情怎么能答应。”
十年前阿英跟着小廖去了一次义乌，想看看有没有机会。初来乍到，人地皆生，不知怎么打开局面，于是将电话号码抄在卡片上，逐户派送。作用不大。不过那是她第一次旅行，记得蜿蜒的山路，密集的厂房，薄如宣纸的肉饼。记得自己很想尝尝那饼，但小廖没同意。
现在做生意不用走那么多路了，她说，可以开个线上店，淘宝之类，抖音上也能卖货。
“想过开店，但淘宝不是要那个……客服嘛，可我们都不会打字，只能算了。”
她差点脱口而出，空了我教你，再一想不知什么时候，未必有机会，只能笑了笑。他换了件岩灰色衬衣出来了，手里还在系着第二枚扣子。隔壁电脑店的父子坐在路边，对着简易折叠桌，一壶接一壶地喝茶，问他们要不要来一杯，他拍了下肚子，说不用了，刚喝过，胀得很。
医生叫她上车，抓好自己，不要摔下。一开始她没弄清要去哪里，他也不说话，沉默着往前。驶上沿江长道后，她才反应过来是要去岛上。这条沿江窄道宽不过五十厘米，长不过三公里，二层石屋已经至少矗立了四十年。即便那么漫长的时间，屋主依然来不及粉刷。裸露的红砖土墙早已发黑，攀满薜荔、喜林芋、白粉藤、紫青葛、酸叶胶藤。吊金钟与玉叶金花在晚风中此起彼伏，赤红浓烈，暗夜也遮蔽不住。有些残墙上画着褪色的“拆”。这里算最老的镇中心，说了要拆，但一拖再拖。唯一的那栋高楼还是〇八年建起的，迄今也未售空。镇民说是风水问题。这里原先有个屠宰场，污水至今还会顺着管道渗到路面。深夜他们常能听见死去牲口的哀嚎。
“这里还好。但广场以前是刑场，煞气更重。地产商请高工来看，打夯时杀了几百只黑狗，埋在下面。血流得到处是。”
站在公寓阳台，可以看见那片广场，就算亮着灯，也比别的地方喑哑。
今天钓鱼的人不多。有几个人坐在岸边听山歌，腰胯上的便携蓝牙音箱开得很大声。
“阿杰说他水文局的工作不做了。”
很好啊，她说，要是他肯回来帮忙，你也轻松一些。
“嗯，他身体还没完全恢复，等他想来时再说。”
阿杰从小患有强直。大学读的是物流，毕业后在南宁工地开夜车，半年后背痛加剧，佝偻如虾。家人束手无策，一三年在成都辗转找到一个乩童，乩童说过几年他会遇到一个人，病会有所转机。一六年他和医生相识，如其所言，好了七八成。之后医生叫他一边治病，一边学习抓药。因为没法固定时间上班，怕他拿了定薪反有压力，每月医生在微信上打几个红包，作为酬劳。
“小徒弟空了也会来，”他说，“但也不能指望太多。”
小徒弟的父亲是黑龙江人，九五年来广州做服装生意，遇到她母亲，定居下来，在南方结婚生子，直到〇九年罹患肝癌去世。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在广州独自打理，觉得离家太远，把生意转回柳州。服装店很快倒闭。后来她辗转又做过贷款，中介，都没赚到什么钱，一六年认识了一个南宁人之后，一年最多回来一次。剩下十三岁的女儿和八十岁的婆婆还在镇上。婆婆老得听不见声音，做菜常忘记给过盐，凝神思索半分钟，又撒一把下去，吃的人要跳脚。几年前，小徒弟月经初来，痛到唇色发白，体育课上到一半，被几个同学架回了家。婆婆不知怎么处理，只记得某年右手腕痛，桥西的一个医生扎了两针，重又活动自如，于是骑着三轮车带她来到这里。她刚来就对樟木柜上的药名很感兴趣。这些小楷是医生读二年级时他父亲责其写下的。那会儿医生还不怎么认字，在膝上摊开一本《本草纲目》，依样画葫芦。没有金墨，跟邻居讨来一碟黄油漆，秃毛笔沾一沾，写在抽屉面板上。油漆的气味粘在记忆中，久久不去，颜色历久弥新，至于那些字，写得太像样，太骨清神秀，仿佛意在说明他注定要吃这碗饭。
后来她经常放学后跑来，扔给他一盒尚且温热的米饺，看他施针、用药。他觉得她有天赋，三不五时教上几味，教其性味归经。她学得很快，抓药又稳又准。那会儿她拿柜子上层的药草还需垫脚，现在都十七了，不怎么见高，但敦实了不少。
严格意义来说，没有行过拜师礼，不算师徒，所以她叫他“阿叔”而非“师傅”。高中毕业后，她不读书了，在红楼酒店对面的糖朝甜品店做服务生。有次他们去店里看她，她笑嘻嘻地走来，系一条黑围裙，戴着帽子，脸圆圆的，头发留长到肩膀，但还像个男孩：“阿叔，吃什么？”
两人合吃了一碗芒果西米露。店里空调打得太低，她的手臂冻起一层鸡皮疙瘩，蓦然抬头，看见小徒弟坐在一旁，深深地望定她。等他们吃完，小徒弟抽走桌上残碟，仿佛很顺手地把账单扔在她面前，这才意识到小徒弟对医生不单是师徒之情。要多出些什么。
她想，其实这些年，他是有机会的。结婚生子，告别孤独，过一种更正常，或是更合理的生活。刚认识的时候，医生就曾和她说过“那个女孩”的故事。她长在山里，而他是“街仔”，小时候的周末，她常走十几里山路过来看他，再走回去。高中毕业他离开了小镇，过了几年，女孩去了海藻饲料厂工作，嫁给了另一个街仔。公婆开水果店，对她不很友善。婚后几年她生不出孩子，连父亲都觉得她没用。她在这调理了大半年，每次煎药都得背着家人。婆婆嘲讽她，说医生光靠你就能吃饭。后来她怀了孕，生下一个女儿，出生十天，婴儿全身湿疹，面目俱赤，脸部浮肿，耳朵溃烂。老人带去急诊输液，久久不愈，她抱过来吃了几服药，湿疹很快褪去。他给她的小女儿写了首曲子。再后来，她离了婚，在老街开了家私房蛋糕店，一个人带小孩。有时见他三餐无着，会送来几袋无水蛋糕或奶油泡芙。又过了几年，她说要去桂林，走前来诊所告别时送了一大把鸡血藤，塞进他手里，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这么多年，他不是没有机会，但那些机会，都被他有意无意地或忽视，或放弃了。她其实不明白为什么是自己。一年前的五月，他从朋友那要来她的联系方式，第一次给她写信，第一次跟她说故事，谈论自己，谈论他人，直到现在，她都觉得古怪且不真实。他从未在她身上发现任何值得珍惜的特质，他甚至都不了解她，那些想法或是愿望。她猜他只是因此望见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她所代表的、跟他当下全然不同的生活，就像她在他身上看见的一样。
现在已经能看见岛屿的轮廓。岛在江心，一条铁桥与岸边相连。发大水时桥会被收起，镇民生活只能仰赖政府空投。夜间江流渐回清澈，铁桥也放了下来，桥边停泊了两艘海事趸船。他重踩油门，叫她抓牢，车轮碾过年迈生锈的铁板，发出隆隆巨响。
岛上没有路灯，只能靠记忆辨别道路。医生告诉她，左手边那座爬满常春藤、类似村委会的长方建筑，原先是个旅游中心。九六年起建的。老镇长以为会有人想来岛上看看。但岛上什么也没有，没有景观，没有建筑，只有少数传说，少数居民。没人对一座荒凉贫瘠的孤岛感兴趣。游乐场还没来得及命名就倒闭了。只剩一座秋千架，挂在高大的榆钱树下。绳索断过一次，后被换成钢制，偶尔有小孩来。长椅下和廊檐下结满蛛网，灰尘如串珠，绿色烧烤炉已经褪色，一只气球拴在烤炉铁架上，在风中缓缓飘摇。这里有灯，有三四条长椅，其中一条坐着两位老人，闭着眼睛，摇着蒲扇。他将车停在路边，说我们坐一坐吧。
檐下的长椅正对一栋三层民居，墙上刷着彩色农机广告，居委会登记募捐数额的粉纸挡住了广告上的联系方式。她说每天都会看到阿杰在刷手机，他手机上有个约会APP，不知道叫什么。闲暇时分，他就在那上面浏览女孩儿的照片，一张接一张，从不厌倦。他是急着找女友吗？
哦，医生笑笑，阿杰有过女友。三年前他在网上认识了湘雅医院的一名主治医生，两人在线上鸿雁往来，感情迅速升温。她决定飞来和他见面。在机场遇人抢劫，她放弃了箱子，想夺回手提包，因为包里有给阿杰的特效药，争夺中对方用尖刀刺中了她后背。她活了下来，但脊髓神经受损，再也站不起来了。她删掉他的联系方式，也不告知他自己的任何现状。阿杰则大睡一觉，过了一天，如常醒来，如常吃饭，如常灸三柱艾，晚上看三个小时免费的往期《非诚勿扰》，十点前必洗澡睡觉。床边放一本黄皮《周易集解纂疏》。空了就翻，书页打卷得厉害。
他不提她的名字，也不提这件旧事。只是不管去哪里，他的腰带都会拴着那一大串钥匙。钥匙扣是女医生出发前寄来的。一只黄色橡胶皮卡丘。
这些事情不可思议，但也是有可能的，你知道吗？
她说她知道。她想，也许女医师比阿杰要难。因为阿杰从一出生，就知道他的一生注定歪斜了，扭曲了，但她是被意外陡然截断的。但也不好说。从未得到还是得到后再失去，在已经发生的人身上，从来都不是个选择题。对于他们来说，选择并不存在。没有选择，也就没有探讨的余地。阿杰又想参透什么呢？吉凶悔吝，世事不外乎四字而已。
风吹起她的裙摆，他伸手将其掖好，叫她细看墙下的一排陶钵，里面是扦插的多肉。她认出旭鹤，姬胧月和立田锦。他教过她。散步的时候，他会随口报出动植物的名称。屋侧的那株古树裂成了两半，很多年前被雷劈过，悬瘘累节，枯根又发新藤，龙蟠虬结而上。像老街那一户，儿媳孕检，没有胎心，预备取掉，老人过世后，胎心重又出现。生死相继，迎送往来，他也只能这么讲，“玄妙之门。”
最近你常做噩梦。梦里大叫，醒来都忘了。
是的，都忘了，她说。他因此无法睡着，只能起身，读书，写作，去厨房煲药。
你做梦吗？她问。
最近很少，他说，以前也很少。
他睡得太少，体力透支，躺下不足三秒就会发出鼾声。梦早被疲劳挤兑出局。所以噩梦只发生在上海，他四年中唯一的一次休息。他在梦里看见父母再度死去。他努力想分析梦境给出的信号。该去修坟了，他说，墓园长满了杂草。父辈都葬于那座山上，以后他也会躺在那里。一座空墓永久地等着他。
他大学读了一年就退学了。2003年前后，学校乱糟糟的，学生个个无心向学，朝楼下扔被子枕套，还有脚盆水瓶。连电话亭都被砸了，一片狼藉。他不想参与，对学校生活也深感失望，于是揣着最后的五百块钱，坐火车去湖州找网恋了几个月却还没见面的女友。从车上下来，还没出站，他发现灯芯绒夹克前襟口袋被人划了一刀，放在里头的钱和学生证都不见了。学生时代以这样一个方式自此告一段落。同样记得的还有他们在湖州旅店告别的那个潮湿的下午，他蹲在地上，用剪下的衬衣布片反复擦拭唯一的一双皮鞋，听见女友轻轻地说道，我们不合适，还是分手吧。
家里反对还是觉得他太穷？任何一个答案都会叫他心碎。他没再问下去。离开湖州后，他独自坐车去了北京，住在团结湖一间密不透风的地下室。香肠放几天就发霉，水龙头下冲一下煮了继续吃。后来的几年，他当过编辑，跟过剧组，混过酒吧。编辑干了半年，出版公司倒了，前老板介绍他到朋友的剧组做宣发，剧组说他写得一无是处，借着去上海转场，将他开除了。他失业了大半年，饿得撑不下去就找朋友蹭饭。但朋友的口袋里也经常摸不出十块钱。一〇年圣诞前夕，他跑到亮马桥的一家酒吧，恳求老板给个活儿干，什么活儿都行。当天他洗盘子洗到两点，打烊后老板清点账目，将他拉到一侧，掏出裤袋里所有的纸钞，告诉他这是今晚所有的收入，歌手的钱还没付。很多人一瓶酒坐一宿，操蛋得很，可你也没什么办法。他粗粗估计，只有三百来块，心下一沉。老板踌躇一会儿，抽出几张，拍在他手上。他羞惭攥紧，出门后才敢细数，发现只有二十五块。公交早停了，打车费都不够，他从凌晨三点走到天明，倒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
离开北京后他在广州待了几年。走投无路时，在夜市买了本盗版的《卜筮正宗》和《增删卜易》，开始自学六爻，此后在地铁站卖课为生，一课十块，一天能得几十块。过了半年，发现自己尚无片瓦遮头，哪来能力替人消灾，这才决定学医行医，先后赴山东和重庆，跟过几位师傅。一四年他去成都，他出技术，一个师兄出钱，两人合开了间社区诊所。一年后师兄去世，给他留下一包针，叫他继续行医，好好行医。他这才知道师兄有肺结核，学医多少为了自治。两人同吃同住这么久，他自查后，发现并未患病。但诊所也开不下去了。一个伙计做艾灸时烫伤了一个病人，对方带了三四个人，堵在门口，要走了五千块钱。不多，却也足够使其破产。一天早上过去，发现门诊门口被人建了一堵墙。异乡再没有自己的位置了，他只能回到长安。此时他已三十四岁，人事杳然，一贫如洗，唯有一张旧诊床随身。他坐在父亲的诊所，终日无所事事，父亲私下对病人说，那是我儿子，看病很厉害，可以不收诊金——这才有人肯让他一试。
回来一年后，母亲走了。那是一六年的冬至。她晨起后说头晕，可能感冒，于是睡了一天。傍晚她起身喝了米粥。深夜他进她房间时，见她光脚踩在砖石地板，在昏暗的壁灯下对镜梳头。见他进门，母亲笑笑，又躺回床上。他给她摸了脉，喂了药，听她说腹部微恙，乐观觉得明天会好起来，于是守在床边，继续读书。凌晨一点，他下楼给火炉添炭，其中一根在炉内裂开，心头大跳，冲到楼上，听见她喉头咽痰般发出声响，头如朽枝折向一侧，猝然走了。
他要到后来才意识到，回来时母亲已一夕老去，瘦伶伶的身体瑟缩在老气横秋的棉服下。他还停留在她年轻时在镇上国营宾馆做服务员的模样，乌沉沉的头发盘进发网，穿着绛紫色窄裙，背对着他，在阳光下抖开一床散发着消毒剂气味的雪白被单。他记得自己穿着胶皮水靴，跳进巨大的洗衣池，和其他人踩踏衣服，将水花溅得到处都是。
他记得最多的始终是小时候的事。那时家里太穷，没有零花钱，又长身体，嘴巴很馋，见同学喝橘子汽水，也想尝尝，但母亲从不同意。一天他无论如何都要吃雪糕，以不去上学作为威胁，母亲说，好好上课，回来吃绿豆粥。他看向父亲，试图寻找盟军，父亲怯懦地望了眼厨房里忙碌的母亲，道，还是回来喝绿豆粥吧。他扔下书包，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母亲没有理他，他只能擦干眼泪，背起书包，悻悻上学去。后来他学会了偷钱，每次偷五毛、一块，藏于褥下，居然攒到二十五块，被父亲打扫卫生时发现，挨了顿打。
现在想想，母亲可能只是希望他健康，不单因为拮据。只是许多话他彼时没来得及问，现在也没机会了。他刚回长安的那一年，母亲每日煲汤，熬粥，也不再拦着他吃零食，只忧心他的瘦弱。听闻镇上新开了一家东北饺子店，味道很好，她便走了三公里路，花十块买了一碗，装在塑料袋里带回来，见他在书房写作，敲一敲门，放在桌上，又悄无声息地退下。他嫌时间太久，皮子泡得发腻，嫌她打断工作节奏，将碗撇在一旁，任其变冷，彻底糊掉。
用竹杖扒开重重芒草时，他还是无法相信她从此将长眠山间硬土下。还以为人生低谷，低无可低，四十三天后，连父亲也走了。一个师兄从成都跑来帮忙。大年三十，大殓都找不到人。按习俗要到初四出殡，他坐在父亲身边，说，和你商量件事，别让他们等太久，年前就送你去吧。棺木中的父亲好像霎了霎眼，他且作同意。抬棺上山时，他发现棺木莫名的沉重。风水师说，那是你父亲不想走。母亲去世后，他整夜睡不着，在江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抽到手发麻，人发木，但父亲落葬之后，他坐在碑边，想抽根烟，发现连一根都打不着。
父母有只樟木箱，常年锁着，从未打开。他们走后，他找来铁钎撬开，发现里面只有一床大红丝绸被套，正中用金丝绣了一对振翅嬉游的凤凰。他翻了又翻，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留下，只有被褥和一本翻烂的账本，写满一笔笔的欠账。想起有年老街改造，没法接诊，他们倾家荡产搬到河西，为造房欠下十多万债务。能卖的全卖了，相机，桌椅，才一点点还清。他记得高二那年的冬天尤其冷。他吃得太差，长到一米七三就不长了，好像欢愉和希望都就此冻结在了那个冬天。他总说如果不是穷，可以长到一米七八以上。而今他总因身高而自卑。
后来的几年很难，一门中医，连走了两人，病人避之不及。他只能从头做起。但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他渐渐读懂了生死奥义，医者使命。年轻时他四处漂泊，一条道路走不通，就换另一条，一个目标达不到，就换另一个。他也曾想过一切办法，避开行医之路，却最终发现，还是得回到这条大道上，于是在日记里写，人该怎么度过这一生？“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唯有躬身下去，方有天地自明。
你呢，他问。
她告诉他，自己小时候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父亲在新疆采矿，好几年没什么消息，母亲在大伯的农场做门卫，有时在深夜搭顺风车回镇，陪她睡一夜，再坐凌晨最早一班大巴离开。有时她夜半醒来，闻到一股甜软的气味，知道正在母亲怀里，嘴里塞着半片威化。醒来后她已经走了，吃剩的威化还在床头。母亲带回的礼物有时是雪碧，有时是奶糖。就这些：饼干，雪碧，糖果，没什么特别的。她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交流的也不多。现在也一样。
她在北京待过几年，但情感稀薄。只记得有次为做一起拆迁坠楼案，转了两趟公交去大兴。坐在公交上，一过六环，车窗外昂首过去几头高大的黑驴。大兴集聚着为数众多的家庭服装作坊，屋檐灰如泥炭，一片压着一片，格局大同小异：一楼放机器，二楼做老板办公室，三层四层是职工宿舍。民用电路做工业，实在不堪重负。一一年，一栋四层民居起火，烧死了十八个人。许多工厂就此被清理出城。负责那起报道的同事，当时刚满二十六岁，誓言做一辈子的记者，五年前离了职，成了一名民法律师，负责过一起轰动全国的煤企争产案。从写新闻的变成了新闻的中心，也挺好的。本就没有一成不变的计划，也没有持续一生的宏愿。她也不做记者很多年了。一二年离开北京后，她去了杭州，在另一家报社供职。传统媒体江河日下，她想过和它们抱在一起下坠，到了一五年，省内全面叫停调查报道，稿件做了无法刊发，杂志只能靠发软文维生。她熬了半年。某个凌晨，主编签完属于他的最后一期版面，爬到二十八楼，跳了下来。她也离了职。辞职后大病一场，休息半年后决定离开杭州，去上海做点别的。只要是工作就行，只要不是新闻。
经历不等同于履历。人的过去也无法三言两句简单概括。她想，其实人生归根结底，是一个一个不甚连续的瞬间。离开北京，去向杭州，离开杭州，去向上海，无论如何，都不过某个时刻的决定。人人希望深思熟虑，事事完满，实际多数不过瞬间之下的冒进；人人喜欢勇敢坚定，实际上，遇事临头，从不勇敢，更不坚定。
风变小了。他出了点汗，叫她上车，我们再往前走一走，他说。接近月牙湾时，他停下来，脚掌抵住地面，让一辆电瓶车经过。接着是一辆白色起亚，汽车卷起一阵尘沙。他们等车经过，但车也停了下来，大灯照亮一方空地，车里走出两个小小的人影，靠在车头望月。她终于看清，眼下他们正置身于一大片芦苇之中。
新闻上说今晚有最大的月亮，他说，就算中秋，也见不到了。
像把今年的幸运份额都透支完了，她说。
是啊。他说，不过，可能你觉得今年不好，但过段时间回头再看，会发现今年还不错。
或是这样，她说，不是一年比一年坏，只是当下够好。
芦苇旁长满双荚决明，金黄纷纷，剔透如盏，红色的是扶桑，明丽近妖。越过芦苇就是江水。他告诉她，江中有种五彩大鱼，偶尔得见，浮游水间，憨态可掬，见者一旦忘情，伸手去捞，鱼旋即重如大石，捕者如不甘心，随之而去，鱼会愈来愈重，待得回过神，人已深陷水涡。几难生还。
喔，很像说一种欲望。
不，他笑笑，摇头，不是比喻。都是真的。
那辆车开走了，剩下他们。她不说话了，抬头看月。芦苇的影子映在后视镜，在流淌的夜色中曳动。她想，他的生活，他的故事，很多时候她其实也只能理解一部分。
你知道，他忽然说，很多人都说我看病专注，就我知道，不是这样的。也会觉得很烦，接到电话想，最好这些人，这些事，都给我滚蛋。
你知道吧，他顿了一会儿，说，我妈妈的死，我有责任。那天我没有好好照看，满脑子都还是写医书。我在她床边写目录和大纲。我以为会没事，以为明天就好。但你要很久之后，才肯承认，曾以为是一念的疏忽，让你错失掉多少。
她看向他，寰宇洁白，清辉胜雪，远处山影轮廓分明，但无法看清他的表情。只有他们身在孤岛，这里没有人。他微笑着，叹息着，背对她，走下石阶，走向底部。远处有几个中年人，站在浅水处泼水嬉闹。他脱尽衣物，叠放一旁，手举过头顶，活动踝关节，跃入水中。一轮皎月落在江流，那么澈亮。她看着他慢慢游向远处，游向江中之月，赤裸的脊背在稠黑江水中雪亮。像蛟。她想，他的生活，他的故事，她不是不相信，就是很多时候，她也只能理解一部分。
如果我们说的故事不全是真的，如果我们竭力也无法说出全部；如果忏悔也可以虚构，她想，其实有很多她也只是没法讲。而李冠仙的故事其实是说，要观察一个人，了解一个人，或许应该用上一生的时间。
春天你给她打去电话，问楼下的樱花是否都谢了，她说不是，吉野樱谢了，但八重樱还开着。她知道这些名词是因为你说过一次。如果你想看，我可以带你去，她说。每次你说要下楼走走，她都会很高兴，因为你几乎从不下去。在家时你伏在案前工作，躺在床上读书，或给情人发消息。你几乎从不下楼。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忽视她的邀请。
可她记得每一次的出行。记得四岁那年的夏天，你们一起去西溪湿地，洪园的木绣球开得到处都是。白色的芍药，紫色的马鞭草，开得到处都是。你告诉她，很喜欢绣球，大花绣球色泽艳丽，花枝饱满，中华木绣球要小一些，颜色多为纯白，但也很美。只是花期太短，不到一个星期就谢了。上海思南路和瑞金路的花坛，到了夏天就会缀满蓝粉花球，但你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轻易就错过了花期。她应诺说，如果看见就通知你。第二年夏天，你回到杭州，她说有礼物要送给你。你以为又是绘画课上手工粗劣的作品，她说不是。她恳请你下楼。起先你跟过去一样，说等会儿。等会儿之后，就不再有下文。她央求你下楼，承诺不会让你失望。你这才收起手机，跟她下到楼底。绕过几个灌木丛，到达一座老楼后，她蹲下身，指出重重树叶下边缘微黄的花朵。小小一朵，长在灌木底部，浓密的叶片和近旁的枫树截住了倾泻而下的日光，使得她的盛大比其他的到来得都要迟一些。
所以你才知道，四月开始，她每次放学回家，走在小区里，都会注意到哪里的绣球开了：你都不知道我们小区的绣球有多少，这里一蓬，那里一蓬，比天上的星星还多。但你一直没回来，它们都谢掉了。她记得每一株绣球的位置。她记得樱花的位置。她记得荷苑旁的两排关岛，记得你说她出生时，树木才刚种下，七年过去，已枝繁叶密。游乐场有一株吉野染井，旁边是山茶。红色山茶被风吹落一地。她捡起最大的那朵，托在手心让你拍照。鱼池旁的松月尚未凋谢。天已经黑了。小区装了地灯，但还不够亮，要借助别的光源。你把手机电筒打开，照向树枝，它们在黑暗显露面容，仿佛重新开绽了一次。
你被这美震了一震。于是知道，她守着这株仅存的樱，日复一日地等你。等光照向它，等它再开一次。
疫情开始后，有四个月的时间你没回家。她奶奶发来消息，告诉你她深夜大哭，问自己是否从垃圾箱里捡来的，又说很想死。可她不过六岁。六岁对她来说，也是长大了，换下的乳牙被她包进布包，藏在枕头下，等着你去收起。你不断猜她究竟是何处境，是何心境，猜测是否和她父亲吵架，但这条消息你一直没回，怯于面对吧你想，见面的话总会好的。
是的，见面总会好的。见面时她抱着你，安静得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你依然吝于付出，专注自身，为了哄她睡觉，才肯读一会儿《了不起的卡梅拉》，半小时，快速读完两本。她记得你讲《睡鼠睡不着》会犯困，所以这本书被她藏进了书柜深处。她记得你说过《精灵书》的翻译不大好，所以小心地问你，米小圈可以吗。你迟疑了下，答，挺好的。她松了口气，说，那就好，我觉得可太逗了……但在日记里，她的母亲从未出现过。她不会虚构，只能写到了和祖母吵架的情景：因为去酷嗒动物园必须要人陪，祖母不愿意前往，最后没能看成，路上她们吵了一架。她写到在学校包饺子，“在家很少能吃到饺子”，写到某日雨后看见彩虹，“那是上帝和人的永约”。
她记得那些话，多数连你自己都忘了。
她不会虚构，只能写无法实现的愿望：珊瑚礁和小丑鱼不要消失，海水越涨越高。陆地变大，文明退场。人不会衰老，也不会死去，你们会一直在一起。
见面时都很好，唯独不见面才不好。每次回上海，你从家里出发，在东站下车，站在送客区，都能看见她坐在车里，透过车窗，笑着朝你用力地挥手，于是你也笑着挥手，轻松转过身，轻松上火车。两个小时后，她的父亲会告诉你，今天她又哭了很久。她每次都是哭着睡去的。每次告别，都像又失去你一次。
她只向他们发脾气，也只向他们求和，你离开时她会找他们各种麻烦，再软弱地站在一旁祈求原谅。她从不跟你发脾气，因为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太少了。但她记得你罚过她，唯一的处罚，因为欺负邻居小孩，她被勒令面壁思过；记得小时候她磨牙，咬破了你的乳头……她连这些也记得。
你只会不断地缺席，不断地错过。忘掉身份，忘掉责任。自以为寻找生命的热情。
但你不会和他说这些。永远都不。你只会说，一切都好。都还不错。温、良、恭、俭，我们能够呈现的、应该呈现的外观。不会说一再摁掉女儿打来的电话，因为深彻的负疚整夜失眠。你更不会说遇到他之前，你也遇到过别人，痛苦地等过好几年，然后某天的傍晚，站在一间陌生的厨房，站在龙头锈蚀的水池前，给他打去电话，说你爱上别人了。他正开车去往北方海边的路上，那么多年和家人的第一次出游。有一段路他不知道怎么开下去，于是摘下眼镜，将车停在路边，笑着跟后座的家人说，开累了，休息一下好吗。在冰凉的海水边，好几次他都想跳下去。
不，你不会讲，只会说，一切都不错。情感需要共享平静和喜悦，也需要你独自吞咽苦难。
有人喝醉了，拿着一只塑料饭盒，摇摇晃晃地走下台阶。她站起身，听见对方嘟囔着支离破碎的句子。她无法听懂，也无法听清，但担心他落水，于是大声叫着医生的名字。医生终于听见了，游了回来，接过饭盒，从河里打了一盆水递给酒鬼。酒鬼“啪”地立正，行了一个军礼。天起了凉风，医生打起哆嗦，嘴唇发白，于是手撑台阶，爬上了岸。穿好衣服后，他朝远去的人影挥手示意。
你还好吗，他侧头问她，说话时水珠从发梢滚下。
她说是的，还好。但是，“想到离开就睡不着。”
“回去也好。长安太小了，”他说，“我是没办法。你不一样。在这儿久了就会废掉。这鬼地方，连个能上班的单位也没有。你能做什么呢？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不为难别人，也别为难自己。”
他用袜子慢慢擦干脚底，揉成湿塌塌的小球揣回口袋：“你知道吗？这边就是这样，待久了无法出去，待久了人就会废掉。十多年来，我一直想克服，后来发现解决办法也很简单。那就是到了新地方后，好好吃餐饭，很快就没事了。”
“我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信我的，下了飞机，好好吃顿饭，吃完睡一觉。醒来你就忘了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地方。”
我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她流下眼泪，对不起啊，我真的不知道。
她记得南方难以忍耐的烈日，空阔理智的政府大楼，经年不换的广告牌；记得群山笼罩白雾，渔船长泊浅滩，江流日夜搅动灯光与色彩；记得雷雨绵延不绝，一到清晨，就消失无踪。像一场梦。
她记得夜晚那么长，吃清补凉和玉米凉粉的食客直到十一点还在骑楼排队，店铺顶上的电风扇呼呼吹着，无止无休，炒粉摊的炉火终夜不灭。她记得老火车站的每个凌晨，都挤满等活儿的背夫和苦力。记得傍晚的孩子坐满文体中心的草地，年纪轻轻就有了衰老疲惫的姿态。他们从不把读书当作出路，也无法将读书当作出路。
开始你会觉得贫穷堕落，但时间久了，你就会习惯，习惯潮湿闷热的天气，习惯辛辣粗糙的食物，习惯雷雨只发生在黑夜，消失于白天，你会渐渐觉得，迟慢也没什么，迟慢才孕育得出善良。
他们开在回去的路上。他开得不快，但也不慢。夜晚温煦的风吹拂在脸上，人变得柔软而困倦，她想，其实就在这里睡去也无妨。
她还记得一年前刚来长安的那个下午。夜晚刚下过一场雷雨，暴雨摧枯拉朽的力量，在次日午后仍有余威。崩碎的山石倒灌进江流，漩涡裹挟枯枝钢筋，钻过大桥，向东怒叱而去。她站在桥梁下，看见雾霭深锁的苍翠岛屿，心想，如果去一次岛上会怎样，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她一直以为是台风阻断了去岛屿的道路，后来发现不是。如果人真的想去一个地方，什么都无法阻挡，雨会停，道路会变干，群山会被移除，海水和云柱可以分开，只要等得够久，足够虔诚，总会到达，只是你不一定要去那里。你常常困于中途，并不知道自己想去哪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