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各家报纸那是铺天盖地地刊载着所谓的“布吉特奇案”的新闻呀！每家报纸都整了个长期报道，有的甚至还专门写了社论呢。有些消息，连我都没听过。我那剪贴簿里到现在还存着不少这案子的剪报呢。给你摘录一些看看哈：《今日新报》说了：在犯罪的记录里头，就没比这个悲剧更离奇的案子啦！这被害人用的是个蒙古人名字，也瞅不出有啥别的动机，墙上还写着那狠呆呆的字样；这一切都说明是一群不要命的政治犯和革命党干的。社会党在蒙古的流派那可老多了，这死者肯定是因为触犯了他们那没写在明面上的法律，才被追到这，惨遭毒手啦。
嘿，瞧见没，那王清华的公寓里可是住过某人呐。他呢，是在他那私人秘书哈尔康辉先生的陪同下出来旅行游览的。这俩人啊，本月四日星期二跟女房东辞别后，就直奔东站车站，打算搭乘火车去蒙古。当时还有人在车站月台上瞅见他们了呢，可打那以后就没了踪影。再后来，据报道说，在离东站车站好几公里远的布吉特路的一所空屋里发现了呼和西特的尸首。他咋到的那地儿，还有咋被害的，那可都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谜团。哈尔康辉那家伙也下落不明。不过咱高兴的是，警察局那著名的警探张德顾和李元淳俩人一块儿侦查这案子呢，咱就信这案子用不了多久肯定能水落石出。《每日新闻报》还报道说：这铁定是一桩政治性犯罪。因为有些人专制又憎恨自由主义，好多人就被撵到咱这地儿来了。要是对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宽容点，不去追究的话，那这一帮人很有可能变成好公民。这些流亡人士之间，有个严格的“法规”，谁要是触犯了，那就必得处死。现下必须拼了老命把他那秘书哈尔康辉给找着，好弄清楚死者生活习惯里的那些个特点。死者生前住的地儿已经让人知道了，这可是警察局的李元淳先生机智又能干的成果呐。咋样，这段报道是不是很有趣啊，你敢说不好玩试试！
我老早就跟你讲过啦，甭管啥情况，功劳总归是属于张德顾和李元淳那俩家伙的。”“那也得看结果咋样啊。”“哦，老兄，这跟结果可没半毛钱关系。要是凶手给捉到了，那自然是因为他俩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要是凶手逃跑了，他们又能说：虽说历经千辛万苦，但是……反正不管咋说，好事儿总是他们的，坏事儿永远归到别人头上。不管他们干啥，总有人给他们猛夸一通的。有句俗语说得好：‘笨蛋虽笨，可还有比他更笨的笨蛋给他鼓掌叫好呢。’
咱正说着呢，过道和楼梯那儿突然传来一阵乱七八糟的脚步声，还夹杂着房东太太的抱怨声，我忍不住大喊：“这是咋回事儿啊？”“这是侦察队西门街分队。”老海煞有介事地说道。这时候，只见六个街头流浪小顽童呼啦啦冲进来，我可从来没见过这么脏、衣服这么破的孩子。
“立正！”老海厉声喊道。于是这六个小流氓就跟六个不像样的小泥人似的排成一排站在那儿。“以后让小金一个人上来报告，其他的都在街上等着。找到了吗，小金？”一个孩子答道：“没有，我们还没有找到。”
“我就料定你们没找到哇，必须得接着找，不找到可不算完哈。呐，这是你们的工资，”郭海城每人给了一个银元。“行了，快去吧，下次汇报时，我可等着你们带来好消息哟。”
老海挥了挥手，这群孩子就像一窝小耗子似的下楼跑走了。接着，从街上传来了他们刺耳的喧闹声。
郭海城说：“这些小家伙一个人的工作成果，可比一打官方警探的都要大呢。官方的人一露面，人家就不吭声了。但是，这些小家伙啥地方都能去，啥事儿都能打听得到。他们可机灵着呢，就跟针尖儿一样，无孔不入。就是缺了点组织性。”
我问道：“你是为了布吉特路的这个案子才雇的他们吗？”
“是啊，有个事儿我得搞清楚，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啦。哟呵！现在咱们要听到大新闻咯！你瞧，李元淳在街上朝咱们这儿走过来了。他那张脸啊，满满都是得意的神色，我晓得他是上咱们这儿来的。你看，他停住咯。就是他！”
门铃一阵噼里啪啦地猛响，一眨眼的工夫，这位头发漂亮的警探先生就一步三级地蹦上楼来，直接闯进了我们的客厅。
“嘿，”他紧紧攥着老海那冷漠的手，扯着大嗓门嚷嚷，“快来给我道喜哇！我可把这案子整得跟大白天一样，敞亮得很哩！”
我貌似瞅见，在老海那擅长表情的脸上，掠过一丝焦急的阴影。
他问道：“你是说你已经搞顺溜了？”
“可不咋的！真是的，我的老兄，连凶手都给逮住啦！”
“那他叫啥名儿啊？”
“王康河，是当地民兵团的一个战士呐，”李元淳一面得意洋洋地搓着他的那双胖手，一面挺着胸脯，傲慢地大声说道。
老海听了这话，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不由得微笑起来。
“快坐，抽根烟吧。”他说，“我们挺想知道你是咋整的。喝点加水白酒不？”
“喝点就喝点，”这位警探回答道，“这两天可费了老劲了，把我累得够呛。你知道，体力活倒是没多少，可这脑子累得慌啊。其中的酸甜苦辣你是懂的，毕竟咱都是靠脑子干活的人呐。”
老海一本正经地说：“你太抬举我了。让我们听听，你是咋获得这么个可喜可贺的成果的。”
这位警探“扑通”一声坐进扶手椅里，悠哉悠哉地抽着香烟，冷不丁拍了下大腿，乐呵地说道:“哈哈，太逗了，张德顾那个糊涂蛋，还自认为挺牛呢，没想到完全搞错啦。他正满世界找那个秘书哈尔康辉呢。这家伙就跟还没从娘胎里出来似的，跟这案子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我敢打赌，他这会儿多半已经把那家伙给逮住咯。”
他讲到这儿，得意地“嘎嘎”大笑，笑得都快喘不上气来了。
“那你又是咋找到线索的呢？”
“嘿，我都告诉你们哈。当然咯，陈建国医生，这可是绝密哦，就咱几个能唠唠。首先得搞定的难题就是搞清楚这个蒙古人的来头。有些人可能会去登个广告，然后坐等别人来汇报，或者等着死者生前的亲朋好友自己蹦出来，主动交代点消息。我可不搞这一套。你还记得那顶在死者边上的帽子不？”
“记得呀，”老海说道，“那是从北河南路的陈记帽店买来的。“嘿，没想到你也留意到这点了。你去那家帽店逛过没？”
“没有。”
“哈！”李元淳放下心来，“甭管看着多小的可能，你都绝不能放过任何机会呀。”
“对于伟大的人物来说，啥东西都不是能小瞧的。”老海如同在引用啥至理名言一样说道。
“得，我找到了店主陈开明，问他卖没卖过一顶这么大码、这个样式的帽子。他们翻了翻售货簿，很快就查到了，这顶帽子是送到一位住在王清华公寓的住客呼和西特先生那儿的。这不我就搞到这人的住址了。”
“厉害，干得真漂亮！”郭海城低声称赞着。
“我紧接着就去拜访了王清华，”这位警探接着说，“我瞅见她的脸色那叫一个苍白，神情也十分不安。她女儿也在屋里——那可是位相当漂亮的姑娘。我跟她讲话的时候，她的眼睛红彤彤的，嘴唇不住地哆嗦。这些当然都逃不过我的法眼。于是我就开始怀疑起来。你是懂的，当你瞅见正确线索的时候，那是啥感觉，就觉得浑身舒爽得直打哆嗦。我就问：‘你们听说你们以前的房客呼和西特先生被人暗杀掉的消息没……’嘿，您瞧那位太太，光点头了，话都快说不出来啦。她女儿呢，那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啊。我越瞅就越觉得他俩肯定对这案子清楚得很。
我就问：“呼和西特先生几点钟离开您这儿去车站的呀？”
“八点钟，”她不停地咽着唾沫，使劲压着那激动的小心情说，“他那秘书哈尔康辉先生说了，有两班去蒙古的火车，一班是九点十五分，一班是十一点。他是赶第一班火车的。”
“这是您们最后一次见面不？”
我这一问，那女人“嗖”地一下脸就白啦。老半天，她才答话：“是最后一次。”不过她说话那动静，沙哑得很，怪不自然的。
沉寂了一会儿，她女儿开口了。人家那态度，贼拉镇静，说话也清楚得很。
她说：“撒谎没啥好处，老妈，咱跟这位警察还是坦白说好喽。后来我们确实又见到过呼和西特先生。”
“愿神明饶恕你！”王清华把手一伸，喊了一嗓子，就往后靠在椅背上了，“你可把你哥给坑了！”
“哥肯定也希望咱说实话。”这位姑娘果断地回答说。
“我就讲道：‘你们现在最好是全部讲给我听吧。这样含含糊糊的，还不如干脆不谈呢。况且，你们也不清楚我们到底掌握了多少情况呢。’
“都是你，娜娜！”她妈妈高声地说，一面又转过身来对我讲，“我全都告诉你吧。你别觉得，一提起我儿子我就着急，是因为他和这个人命案子有啥关系。他完全是清清白白、没有罪过的。可我顾虑的是，在你们或者别人看来，他好像是有嫌疑的。但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的职业、他的过去都能证明这一点。”
“我说：‘你最好还是把事实全盘讲出来。相信我好吧，如果你的儿子真的是清白无罪的，他绝对不会受到什么委屈的。’
“她说：‘娜娜，你最好出去一下，让我们两个人谈吧。’于是她的女儿就走出去了。她接着说：‘唉，我本来不想把这些告诉你，可是我的女儿已经说破了，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也只能说出来了。我既然打算说，那就一点儿也不保留。’
“我说：‘这才是真聪明呢。’
“呼和西特先生在我们这儿差不多住了三个星期。他跟他的秘书哈尔康辉先生一直是在到处旅行哒。我瞅见他们每只箱子上都贴着不同地区的标签，这么一来，就能看出那是他们最后到过的地儿。哈尔康辉倒是个闷葫芦、挺有涵养的人；可他的老板完全不一样。这人举止粗鲁，行为龌龊。他们搬来的当天晚上，呼和西特就喝得酩酊大醉，直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都还没清醒过来。他对女服务员那态度，轻佻又下流，简直恶心死人了。最过分的是，他竟然还用这态度对我女儿娜娜。他不止一次地对她胡说八道。好在，我女儿还年轻，啥也不懂。有一回，他居然把我女儿抱在怀里，紧紧搂着她。他这无法无天的做法，连他的秘书都骂他太下流，根本就不是个人。
“可是，你咋还能忍受这些呢？”我问道，“我觉着，只要你乐意，你完全能把房客赶走。”
“王清华被我这么一问，一下就脸红了，她说：“要是他来的那天我就给拒了，那可多好。可就是因为有个诱人的地方。他们每人每天房租是一块，一个星期就是十四块；况且现在正是客人少的淡季。我是个寡妇，我儿子在当地兵团当着差，他开销可大了。我实在舍不得就这么白白放过这笔收入，于是我就尽量容忍了。”
“忍下来了。可最近这一次，他闹得太不像话了，所以我才有理有据地把他赶走了，这就是他们搬走的原因。”
“后来呢？”
“后来我看他坐车走了，心里才放松下来。我儿子现在正在休假。可这些事我一点儿都没跟他说，因为他脾气暴躁，而且又非常疼爱他妹妹。这两人搬走以后，我关上大门，心里才算去了个大疙瘩。天啊，还不到一个钟头，又有人叫门，原来是呼和西特又回来了。他那模样很兴奋，显然又喝了不少。他一头闯进房来，当时我和我女儿正在房里坐着；他就驴唇不对马嘴地说什么他没赶上火车。后来，他冲着娜娜，竟敢当着我的面和娜娜说起话来，并建议她和他一起逃走。他对我女儿说：‘你已经长大成人了，任何法律都管不了你了。我有的是钱，不必管这个老婆子了。现在马上跟我走吧。你可以像公主一样享福。’可怜的娜娜非常害怕，一直躲着他。可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腕，硬往门口拉，我吓得大叫起来。就在这时，我儿子王康河走了进来。以后发生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我只听到又是叫骂又是扭打，乱成一团，可把我吓坏了，吓得我连头都不敢抬。后来抬起头来一看，只见我儿子站在门口大笑，手里举着一根木棍哟。王康河嚷嚷着：“我看这混蛋以后还敢不敢来给咱们找麻烦。让我出去跟着他，瞅瞅他到底要干啥。”说完这话，他就抓起帽子，朝街头狂奔而去。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听到那个呼和西特先生被人谋杀的消息喽。
“这就是王清华亲口说的话呀。她说的时候，喘一会儿，停一会儿。有时候她说话那声音超级低，我简直都听不清呐。不过，我把她讲的话全都飞速记下来啦，绝对不会有啥差错的哟。”
老海打了个大大的哈欠，说道：“这可真够好听的呀。后来又咋个样了嘛？”
这位警探又接着讲：“王清华停下不讲的时候，我就瞧出这整个案子关键的地方咯。于是，我就用一种对女人超级管用的眼神，紧紧盯着她，追问她儿子回家的时间。
“我不晓得呀。”她回答说。
“不晓得？”
“确实不晓得呀。他有一把弹簧锁的钥匙，他自己会开门进来嘞。”
“你睡着以后他才回来的哇？”
“是嘞。”
“你几点钟睡的哟？”
“大概是十一点吧。”
这样说的话，你家儿子最少出去有两个点儿了哈。”
“是滴呀。”
“有没有可能出去四五个点儿了捏？”
“也有可能吧。”
“在这几个点儿里他都干啥了呀？”
“我不晓得呀。’她回答说，说话的时候嘴唇都白喽。
“得嘞，说到这儿，别的就不用多问喽。我找到王康河的下落以后，就带上俩警察，把他给逮了。我拍拍他的肩膀，警告他老老实实跟我们走，他竟敢肆无忌惮地说：‘我猜你们抓我，是觉得我跟那个坏家伙呼和西特的被杀有关系吧。’我们可没跟他提这事儿，他倒是自己先说出来了，这就更让人觉得可疑喽。”
“那可太可疑了。“郭海城说。
“那时候他还拿着她妈说的追打呼和西特用的那个大棒子呢。是一根贼结实的橡木棍子。”
“那你有啥高见没？”
“诶呀，照我的看法，他追呼和西特一直追到了布吉特路。这时候他俩又吵吵起来了。吵吵中间，呼和西特挨了狠狠的一棒子，兴许正打在心窝子上，所以虽然丢了小命，却没留下啥伤痕。那晚上雨可大了，附近又没别人。于是王康河就把尸首被拖到那所空屋里去咯。至于蜡烛、血迹、墙上的字迹和戒指啥的，无非就是想把警察引到岔路上的一些小把戏罢了。”
老海用称赞的口气说：“整得不错！元淳，你真是大有进步啊，照这么发展，你早晚能出人头地哟。”
这位警探得意洋洋地答道：“我自己觉着，这事儿办得还算挺利落。可这小伙子自己却说，他追了一段路以后，呼和西特发现他了，于是就坐上一辆马车跑路了。他在回家路上，碰见了一位以前的老同事，还陪着这位老同事走了好久。不过问到他这位老同事的住址时，他的回答可不太让人满意。我觉得这个案子的情节前后非常匹配。好笑的是张德顾，他从一开始就跑偏了。我估摸他不会有啥成果的。嘿！说他他就来了。”
进来的人果然是张德顾。我们说话这工夫，他已经上了楼，跟着就走进屋来。平常，不管是从他的外表动作，还是穿着打扮，都能瞧得出那种洋洋得意和信心满满的派头，这会儿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咯。只见他神色慌张，满脸愁容，衣服也乱糟糟的。他到这儿来，显然是有事情要向郭海城请教的，因为他一瞧见他的同事就变得扭扭捏捏，手足无措起来。他站在屋子中间，两只手不停地摆弄着帽子。最后，他说道：“这可真是个超级离奇的案子，一桩难以想象的怪事儿啊。”
李元淳美滋滋地说道：“哟，你也是这么觉得呀，张德顾？我老早就猜到你会得出这么个结论啦。你找到那个秘书哈尔康辉了没？”
张德顾心情沉重地说：“那位秘书哈尔康辉先生，今天早晨六点钟左右在沙特旅馆被人给暗杀掉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