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得根镇——
毕杏波猫一样无助地蜷缩在炕上，思绪不仅像一团乱麻，更像小猫粉嘟嘟的舌头吧唧吧唧地来回绕着弯地舔着。这下，把她所有的不开心都撩扯出来——
下午痛快地和舅妈、李国、李佳他们打了一架，毕杏波知道自己又闯祸了。她脸涨得像下蛋母鸡的冠子，在屋里来回地走了几圈后把气撒到弟弟、妹妹们的身上。“上外头玩去。”毕杏波冲着大弟毕洪亮喊。开始，毕洪亮噘着嘴不愿意，他说：“有毕杏珍根本玩不起来，她老叫人背，不背就哭。”毕杏波一瞪眼睛，毕洪亮背起小妹毕杏珍拽着大妹毕杏艳乖乖地走了。其实，毕杏波就是想收拾一下乱七八糟的屋子，然后一个人静静地待一会儿。毕洪亮带着两个妹妹一走，毕杏波就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拒绝外面的喧嚣和味道，她像一截木头一样双手抱膝地端坐在炕上。毕杏波凝望着被夕阳染成斑斓色彩的窗玻璃出神儿，她想不出这太阳的能耐究竟有多大——早晨一个样儿，中午一个样儿，傍晚又能把一块块污浊不堪的窗玻璃弄得五光十色，真是神奇。毕杏波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特别是蹲在灶坑前烧一会儿火再猛地往起一站的时候，眼前全是金色的“星星”，只不过那些“星星”是流动的，甚至飞溅般地乱窜。而玻璃上的“星星”被太阳弄得有规律地挪动，确切地说，是一束束七色光在运动。
脖子疼，眼睛也望酸了，毕杏波就把抱膝的双手放下，晃动几下胳膊腿，又抻了抻脖子。她如蛇般地蠕动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没挪窝儿，只不过双手又托在了腮上。这回毕杏波不只是想，还极力地穿过窗玻璃上阻碍她眸光的“黄泥溜”（房顶和墙上的土被化了的雪水冲下来，粘到玻璃上又被雪水或雨水冲成一溜一溜的），看院子里有没有人走动。无奈，玻璃上的光斑和“黄泥溜”固执地切割着她的视线，把院子里觅食的麻雀和舅舅家上屋房顶的袅袅炊烟分成条形或片状。眼睛有些力所不及，毕杏波只好侧耳细听，她似乎听见了住在上屋舅舅家灶坑里“大头煤”劈啪的燃烧声，瘦得像高粱秆一样的舅妈，瞪着金鱼似的圆眼睛对李国和李佳说：“一会儿告诉她妈，就说她偷了红缨枪后当柈子烧了，去管她要，她就打你们，还把李佳的鼻子打出血了……”
毕杏波激灵一下，手托着的下巴磕到膝盖上。嘴里咸咸的，她用手背抹了一把，原来是牙把嘴唇咯出了血……李国、李佳是双胞胎，李国和毕杏波在同一个班级念书，本来李佳也应该与李国、毕杏波一起上学，但舅妈说，“不行，李佳比她哥晚出生八分钟，身体弱，得明年上学。”八分钟就决定了李佳比毕杏波和李国他们晚一年毕业。
滴——嗒，越来越衰竭的滴水声打断了毕杏波的冥想。她知道，明天、后天，再有几个太阳就会把屋顶上滑叽溜的碱土晒干，还会晒出一溜一溜的白碱印。要想看到晶莹洁白的雪，看到屋檐下长短粗细不匀的“冰瘤”得明年。
毕杏波突然悲哀起来，“今年八岁，等到十八岁，二十八岁……会不会和母亲一样生好几个孩子，然后就老大带老二，老二带老三……会不会也和孩子的舅舅住上下屋，孩子们也会有一个瘦成高粱秆一样的舅妈……”想到这些，毕杏波的心里又气起来。
“活着真没意思！”毕杏波嘀咕出了声。
吱嘎，院子里觅食的麻雀被木门的响声惊飞到屋顶的电线上，电线像是受到了男人的爱抚上下颤动起来，几只麻雀又喜新厌旧地飞到另一根电线上。直觉告诉毕杏波，这一声门响是在街道“五七厂”做临时工的母亲回来了。她还知道，身怀六甲的母亲不会直接回到自家屋里，她一定先到上屋的舅舅家去。毕杏波一直弄不懂，母亲是真想她的哥哥和侄男侄女还是为了讨好舅妈？毕杏波坐不住了，想下地看看饭锅，一想到苞米馇子早已煮熟，她又把腿抹回到炕上；毕杏波想擦擦柜盖，刚才和李国、李佳打完架已经擦过了；抹抹炕席，炕席光滑得闪着焦黄的亮光，炕头上还周正地摆着一个红花枕头，这个枕头是母亲为毕杏波即将出世的弟弟或者妹妹缝的。一想到又会有个弟弟或者妹妹来到这个家，毕杏波的心里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难过，反正，她的肩膀上又会背着一个人。毕杏波又把目光移到枕头上，她发现，这个枕头弄得炕上像是有人要出嫁般的喜庆。看见枕头，毕杏波又是一惊。一会儿，母亲见毕洪亮他们还没回来，指定得骂她。
“大舌头，一玩起来就啥都忘了。”毕洪亮咬字不准，常把“四”说成“是”，毕杏波气急了就骂他“大舌头”。毕洪亮背地里也管毕杏波叫“灰毛驴”，因为姐姐穿一条灰色的秋裤。毕杏波一听到弟弟喊灰毛驴，不管是扫地的笤帚还是煤铲子、炉钩子抓起来就打毕洪亮，直到他蹲在地上求饶——毕杏波想去把毕洪亮他们找回来，又怕和母亲迎头撞见。
反正是挨打，一起来吧。毕杏波横下一条心，她知道母亲不会听她解释。
母亲的理由是：咱们住人家的房子，招惹不起人家，舅妈她们总是对的。毕杏波在炕上拿起抹布放下扫炕笤帚不知所措地转了几圈之后，索性拽过未来弟弟或妹妹的枕头，头朝里地躺在炕头上假睡。叮铃铃——不用看，毕杏波就知道是舅舅回来了，进门后舅舅准会把自行车停在院子的老地方。舅舅咚咚的脚步声像鼓槌敲得她心房乱颤。
“完了！”毕杏波心里暗暗叫苦。舅舅不用说话，只要绷着脸，任凭舅妈喷着唾沫星子编笆接枣地向母亲告状，李佳再适时地掉两滴眼泪，母亲就会如坐针毡，怒火中烧地冲到下屋，劈头盖脸地打女儿，最次也得让她靠墙站着不给饭吃——
“哼，不吃就不吃，破苞米馇子都吃腻了。”毕杏波躺在炕上嘟囔着给自个壮胆。
昨天早晨，班长带着同学们刚背诵完《为人民服务》，班主任赵老师就走进教室，她说：“现在，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但是我们决不能麻痹大意要时刻提高警惕，防止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侵略，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扑。因此，我们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全民皆兵’，每个同学都要做一杆红缨枪……”赵老师有点激动，脸上泛起的红晕像搽了胭脂。下课后，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议论做一杆什么样的红缨枪。毕杏波没有说话，老师一说让同学们带红缨枪，她的心就咚咚地跳，她最怕学校要东西，妈妈连毕杏波和她弟弟妹妹们的饭都张罗不饱，根本不会管学校要啥。她也知道，工作在砖厂的爸爸要上一个星期夜班才能回家。砖厂离家六十多里地，爸爸只有在倒一个大班时才能回来看看，住上一宿。爸爸为了多挣些钱，早点给儿女们一间房子和一个带木门的大院子，常顶别人的班，十天半个月回来一趟是常有的事儿。
对爸爸，毕杏波从不敢有一点儿奢望。
昨天中午一放学，毕杏波顾不上吃饭就急忙找来几根木头杆子，想自己做一杆红缨枪，哪怕是一个雏形也好，鼓捣出一身细汗，毕杏波没办法让长木头变短，粗木头变细，她只好把它们扔回原处。毕杏波又去柴禾堆里翻，高粱秆太细，苞米秆太短，比来比去，“毛嗑秆”（向日葵秆）比较合适，只是拿在手里没有重量，太轻。她试着做了一个刺杀的动作，还像那么回事儿。毕杏波用抹布把“毛嗑秆”上的灰撸干净，把上面的毛毛刺儿摘掉，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了门后。
“一起上学啊？”早晨起来，李国就站在毕杏波家的门前，他的声音像甘蔗里淌出来的汁液一样黏稠。毕杏波白了李国一眼。“红缨枪做好了吗？”李国不跟毕杏波计较。“不跟你走。”毕杏波用眼睛使劲地剜着李国。“那让我看看你的红缨枪！”李国仍旧笑嘻嘻地说。“滚。”毕杏波要去推李国，李国笑着跑开了。“不就是‘毛嗑秆’吗？”李国的舌头像钩子一样把嘴角的哈喇子舔回去。“毛嗑秆咋啦？”毕杏波索性把门后的毛嗑秆拿在手里，又轻轻地往地上杵了几下。看到毕杏波瞪起眼睛，李国不说话了，没有舅妈给他撑腰，他有点儿怕她。
毕杏波和李国一前一后地出了院门。李国手里拿着一杆木头的红缨枪，枪头是用白铁皮做的，枪头下面还有一撮红缨。那撮红缨在早晨的阳光下像洋蜡头的火儿，有点微不足道。李国把红缨枪一会儿倒到右手，一会儿又拿在左手里晃。毕杏波故意放慢脚步和李国保持距离。她知道，是舅舅给李国做的红缨枪，舅舅不但会木匠活儿，还会铁匠，大到打水桶，做铁炉子、炉筒子，小到做擦菜板，土豆挠之类……毕杏波对舅舅既害怕又佩服。
“要是没有李国、李佳他们，对，最好没有舅妈，她是地主的女儿，要不是她，舅舅其实是个挺好的人。”毕杏波一厢情愿地想。
与李国比起来，毕杏波手里的“毛嗑秆”像一截黑黢黢的烧火棍。
一路上，李国大声小气地和同学打招呼，大家传看着他的红缨枪，都发出啧啧的赞叹声。李国的大白脸也因此红润起来，他不时地回头冲落在后面的毕杏波做鬼脸。
毕杏波没心思搭理李国。她知道，学校今天要红缨枪明天还会要别的东西，特别是天气渐渐转暖，学校会让学生带“三带”，水杯、毛巾、抹布。老师检查“三带”时走到毕杏波跟前就用鼻子“哼”一声。而班长检查时会让她把放在书桌堂下的饭碗、一小块白布和一小块黑布拿到课桌上头来。听到同学们哄堂的笑声，似乎才是班长的最终目的。
有一次，袁涛一把扯过班长的衣服领子说：“我揍你！”班长的脸都吓白了。
“不敢，不敢了……”那以后，毕杏波的“三带”直接放到桌上，再也没人敢笑了。有一天晚上放学，毕杏波磨磨蹭蹭地走到学校门口，她装作若无其事地东张西望，终于看到袁涛满头大汗地从教室里跑出来，她迎上前去送给袁涛两个带花瓣的“玻璃溜溜”（玻璃球）。袁涛是住在毕杏波家大门洞口袁爷爷、袁奶奶的孙子。“袁涛咋没有爸妈？”毕杏波问过母亲。母亲不但没回答她，还告诉她小孩子别老打听事儿。有时候，毕杏波背着小妹毕杏珍到袁爷爷家玩，她和袁涛互相撩一眼谁也不说话。袁爷爷就笑呵呵地看看孙子，又瞅瞅毕杏波，“你俩不是同学吗？咋不说话？”袁爷爷把“学”念成“xiao”。听到爷爷问，袁涛用眼睛扫一下毕杏波就低头往嘴里扒饭，小半碗高粱米饭把腮帮子撑得鼓起来，像含了两块糖球。毕杏波脸通红地背起妹妹跑出了袁爷爷家。“这么小就知道害臊。”跑到门口的毕杏波听见了袁奶奶说的话。还有让毕杏波更怕的是交学费，一元五毛钱成了她最大的心病。老师每天都要点没交学费学生的姓名，开始还有几个人陪着她，可最后总是剩下她一个人。毕杏波每次往学校走，脚上像坠了一块大石头，她甚至还多次想过逃跑。上学，对毕杏波来说简直是折磨。
上间操时同学们都很亢奋，大家手里的红缨枪虽然啥样的都有，但最扎眼的还是李国和毕杏波。李国在大家羡慕的目光中瞪圆了眼睛使劲地做一个刺杀动作，好像他面前真站一个反动派。相比之下，毕杏波的动作有些敷衍，要不是老师在前面盯着，毕杏波会逃出做操的队伍。
李国一上午没乐到头。
“来，过来。”间操一散，袁涛就叫住李国，李国慢腾腾地挪到他面前。
袁涛一把夺过李国的红缨枪，双手旋转起来，毕杏波听见红缨枪转动带起来的风声，她觉着这么好的红缨枪，应该袁涛拿着才对，要不是袁涛的眼睛小得像绿豆，他就更像邱少云，不，像王成。毕杏波再也找不出比他们还大的英雄了。
“哗，哈！”袁涛突然把红缨枪刺向李国的喉部，李国一个趔趄坐到了地上。袁涛说：“红缨枪给我使几天。”
“让你爷给你做、做呗。”李国抬起的手软绵绵，哭叽叽地像一只癞猫。
“嗨！”袁涛又用红缨枪指了一下李国。
“铃、铃……”上课的铃声响了，围观的同学哗地一下散了。留下李国一个人坐在地上龇着牙。李国走进教室时，老师正领着同学们向毛主席像敬礼。赵老师把李国留在前面单独向毛主席敬了礼。礼毕后，赵老师平静地说：“回到座位上，好好改造世界观。”在同学们的嬉笑声中李国眨了两下眼睛，两滴眼泪像黄豆似的从他苍白的脸上滚下来——
这天，正好是毕杏波值日。李国像一截木头桩子似的钉在凳子上，毕杏波奇怪地看他一眼就低头扫地，扫到李国跟前她高声地喊：“起来。”李国磨磨蹭蹭地站起来说：“要是你帮我把红缨枪要回来的话，我让李佳给你一摞她攒的富拉尔基的糖纸（七十年代，女孩子们都时兴攒包装糖果的纸）。”毕杏波愣了一下又想了一会儿说：“活该！”她知道，李佳根本不听李国的话，再说舅妈也不会让李佳给她。“哼、哼……你等着，回家让你妈揍你！”李国哼唧了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李国不敢跟他妈说红缨枪被人抢了，舅妈会逼着他要回来，他怕袁涛。
这天下午，毕杏波烧开煮苞米馇子的饭锅，又添了几铲子煤把火压住，到三点时再烧一把火饭就熟了。晚上炒一碗土豆片，母亲下班回家吃饭正赶趟，毕杏波蹲在灶坑前一边用炉钩子扒拉着火一边在心里盘算着。两条圆规式的长腿突然挡在她的面前，把她吓一跳，同时一条木棍子在她的头上晃了几下，毕杏波忽地一下站起来。
舅妈带着李国、李佳来了。
李国手里拿着一根木扁担，龇着大板牙说：“还我红缨枪，小偷！”
“你这孩子，住我们、吃我们、还偷我们……”舅妈一边骂一边要伸手拽毕杏波——毕杏波低头躲过舅妈的长手，端起锅台上一盆淘米水向他们迎头泼去……
毕杏波气愤得头发根都站起来了，她瞪圆了眼睛看着舅妈。舅妈他们只顾着扑喽身上、头上的水，毕杏波顺手抢过李国手中的扁担，抡起扁担把他们撵了出去，又插上门。舅妈站在门口跳着脚骂了一会儿，就拖拖捞捞地拽李国、李佳回屋里换衣服去了。都坐在自家炕上了舅妈还在破口大骂——从毕杏波骂到她的弟弟、妹妹，又骂到她的爷爷、奶奶——总之，毕家祖祖辈辈没一个好人。
毕杏波知道，此刻的舅妈肯定是两嘴丫白沫子。
毕洪亮、毕杏艳、毕杏珍被这阵势吓呆了，他们都不敢说话，只是木呆呆地看着姐姐。“胆小鬼，他们那么多人，你们也不帮我。”毕杏波气囊囊的，嘴噘得能挂一头蒜。
毕洪亮低下头。
毕杏波挨打的时候多，有时弟弟、妹妹也和她一起挨打受罚，但弟弟、妹妹多半是在母亲的手落下时就求饶，而毕杏波不求饶，她挨了打不算还得靠墙站着。母亲不让她吃饭。看着弟弟、妹妹狼吞虎咽的吃相，毕杏波一眼一眼地瞪他们。“哪次挨打不是为了他们，再也不管了。”可是一看到弟弟、妹妹被李国、李佳他们欺负，她又会冲上去……毕杏波挨打，李国、李佳就趴在门口痴痴地笑。舅妈会在母亲打累的时候高喊一嗓子：“行了。”
听到舅妈的声音，母亲像是掉进河里突然抓住一棵稻草一样颓然地坐下去。母亲手停了但嘴不停，声音很大，还会把一些东西摔出劈啪的响声。母亲骂毕杏波和她的弟弟、妹妹是冤孽，是讨债的主，是没出息的货，要是出息了，天能掉个龙蛋，地能砸个大坑。母亲骂着骂着会突然大哭起来，她哭诉自己命苦，不该嫁进他们毕家遭罪……
哭累了，母亲就咬牙切齿地说：“等你们的爹回来一定给你们扒皮。”
一想到李国、李佳得意忘形的嘴脸，毕杏波又打定了主意不屈服。
“哗啦，咣当”，母亲开门时，门玻璃震颤的声音还是把毕杏波惊出一身冷汗。
“你、你能不能不惹事儿？”母亲嘴唇哆嗦着——这晚毕杏波不仅挨了打，还靠在冰凉的墙上睡了一夜。看到姐姐挨打，在外面疯跑一下午的弟弟、妹妹都低头吃饭，然后又早早地蜷缩着进了被窝。毕杏波看到毕杏珍的身上、脸上、手上全是土，她就知道，毕洪亮肯定把毕杏珍放到地上，他自己玩去了。母亲实在是被毕杏波气坏了，才没有注意毕杏珍像个土人，给她脱了衣服就塞进被窝……
一群鸽子从屋顶上扑棱棱地飞过去，灰白的鸽子屎像折断翅膀的蛾子落到院子里。毕杏波家的院子，确切地说是毕杏波舅舅家的院子里不但寂静，此刻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是咸菜、大酱味儿。不知道舅舅当时是咋想的，把房子盖到酱菜厂的旁边。舅舅家的上屋东墙是酱菜厂厂房堵头的一面墙，而毕杏波家住的下屋的北面墙也是借助酱菜厂厂房的墙，整个房子成┓形。西面砌起一道高高的院墙正好成一个长方形，小院看上去很严实。毕杏波家住的下屋房顶上正好是酱菜厂的两扇窗户，酱菜厂的窗户冬天从来不封死，只用一些木板条象征性地做成所谓的栅栏，可能是咸菜、大酱不怕冻，夏天又可以通风。登上房顶，从酱菜厂的窗户望去，所谓的咸菜缸不是那种窑里烧出来的陶瓷缸，而是用木板做的大桶。在毕杏波看来，一个木桶能大过一间房子。干完家务活，毕杏波常常坐到房顶上望着酱菜厂的窗户发呆。想着那些大木缸没有人能搬得动，当初又是咋挪到厂房里来的？
毕杏波他们常登上房顶偷咸菜。舅妈纠正说，“那不是‘偷’是‘拿’，那不就是咱自个家吗！”舅妈的理由充分得无可厚非。听舅妈的话，毕杏波的心里总打结儿——咋能是自个家呢？拿自个家的咸菜心不狂跳，腿也不哆嗦？再说自个家的咸菜也没有那么多样儿，而且很快就能吃完。毕杏波又想起母亲常骂他们的话：“你们都是掉底儿的肚子。”毕杏波的脸上又浮现出与年龄不相符的愁容。按舅妈的说法是拿自个家的咸菜，可有时也不那么随便。怕被发现不说，要是赶上今年冬天房顶窗户边上的缸淹的是咸黄瓜，一个冬天的饭桌上尽吃咸黄瓜，要是赶上淹的咸辣椒，就尽吃咸辣椒。有时候，毕杏波和弟弟妹妹被辣得咝咝哈哈地直喝凉水。
母亲说：“越喝凉水越辣。”
毕杏波从来不担心家里没有咸菜吃。只不过随着到房顶上“拿”咸菜的次数增多，毕杏波才知道，其实舅舅是个非常精明的人，盖房子省下两面墙的材料不说，还有不花钱的咸菜可以吃。
毕杏波家的屋子里死一般地沉寂，毕洪亮躺在炕上装睡；毕杏艳和毕杏珍缩在被窝里喘着粗气，实在憋得不行了就像耗子一样露出小脑袋看一眼靠墙坐着的姐姐；母亲坐在炕头上把两只脚插在毕杏珍的被子里纳鞋底，母亲用锥子扎鞋底的时候轻轻地咬住嘴唇，而往出拽线的时候，舌尖儿却舔着上唇。
上屋的舅舅家，炕桌上的盘子碗狼藉地摆在那里，李国和李佳坐在窗台上心照不宣地看着舅舅，舅妈不让他们出去玩，李佳想要舅舅帮忙跟舅妈求情，可舅舅就是不看她。李佳就瞪着和舅妈一样的眼睛用脚趾使劲地抠炕席，毛刺扎进她的脚指甲里，李佳夸张地喊叫起来，终于把坐在火墙下面凳子上和舅舅小声嘁嚓的舅妈叫过来……
袁爷爷、袁奶奶吃过饭就悠闲坐在门前看着疯玩得像泥猴的孩子们，袁涛是孩子头。袁爷爷端着一个大白陶瓷缸子，把茶水喝得咝溜咝溜地响，袁爷爷喝水像喝粥。“这些讨吃的小鬼呀！”袁爷爷眼睛眯成一条缝儿，红亮亮的脸庞上像抹了一层油。“咱们要是有好几个儿子就好喽，也会生出成帮的孙子！”袁奶奶气喘吁吁地摇着蒲扇看着袁爷爷，脸上闪过愧疚的神色。袁奶奶三十岁才开怀，生了一个女儿后，再也没生养。“一个孙子咋了？要是有出息一个就够了。”袁爷爷好像习惯了袁奶奶的愧疚，他自顾说着话根本不去看袁奶奶苍白得有些浮肿的脸，眼神儿始终跟随着孩子们的脚步，还嘿嘿地笑。“别把眼睛掉进去！孙子是好，可明个他长大了还不跟咱们分心眼儿，羊肉终归贴不到狗肉身上——”一连贯的说话使袁奶奶喘不上气，她剧烈地咳嗽起来——袁奶奶费劲地弯下水桶般的腰，呸呸地往地上吐咳嗽出来的黏痰。袁爷爷赶紧站起来为袁奶奶捶背，“好、好，看你行了吧！”袁奶奶想说什么又是一阵喘，她双手拄着地呼哧呼哧的样子像一头大黑熊，从来不离手的蒲扇也扔在地上。
“那昝，我不像现在，腰条儿贼细不说，眼睛也有神，不信你问他？”每次，袁奶奶开头都是这句话。好像不用这句话开头，下面的话根本无法继续。有时候袁奶奶连咳嗽带喘，袁爷爷为她揉肩捶背也不能让她好受一点，袁爷爷就说：“唉，你过去啥样来着？”“那、那昝，我、我……”袁奶奶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地指着袁爷爷——袁爷爷憨憨地笑了。对于袁奶奶的过去，袁爷爷从来不为她打证言，总是笑眯眯地咝溜咝溜地喝茶。
“你快去看看，杏波这丫头指定又挨打了。”袁爷爷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对袁奶奶说。“哎！这丫头就是犟，像一头小毛驴儿。”袁奶奶叹口气，艰难地站起来——
甜丝丝的空气像妖精一样从窗子飘进来，毕杏波使劲地一吸鼻子，醒了，她一边揉着酸疼的后背，一边用眼睛踅摸母亲，趁母亲不注意，她飞快地掀起炕梢儿的席子，又飞快地抓起一把东西，背起书包跑到了门洞口。
由于一夜都靠在墙上，毕杏波的腿脚有点发紧，跑了几步就站住了，用力地踢了几下腿。
袁爷爷家的房门终于开了一下，一团热气欣喜若狂地往外涌，又被随后合上的门截回去。毕杏波看到袁涛从门里闪了出来，她兴奋地抿了一下嘴。袁涛三下五除二地把一个烀土豆吃完，一扬手把土豆皮撇了出去，土豆皮画了一道弧线，落在地上。毕杏波的脚步有点踟躇，但还是迎上去。
“哎，你站这儿干啥？”袁涛问。
“嗯，把这个给你！”毕杏波递过去两张压得板板正正的烟纸盒，烟盒上面有一串紫英英的葡萄。是葡萄牌香烟纸。
烟盒很快在袁涛的手里变成了三角形的“啪叽”（七十年代初，男孩子收集烟纸叠成三角形，俗称啪叽。双方把啪叽放到地上，一方把一方的扇翻过去就算赢了）。那串葡萄正好在啪叽的正中间，嫩得像要淌出水。“你叠的啪叽真好看！”毕杏波讨好地看着袁涛。“其实，我不愿意上午上课，还得起早。”毕杏波没话找话。“中午放学就去玩，赢几张‘握手’（一种香烟）回来，最好再给你赢点儿糖纸！”袁涛看着她。毕杏波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这几天，你奶咋不到门口凉快？”毕杏波的眼光在袁涛的脸上虚愰一下。“没去，我奶咳嗽得厉害，昨天晚上还是我捞的小米饭呢。”袁涛看着毕杏波说。
“昨天，我……李国说我偷他红缨枪了，他妈带着他和李佳打我……”毕杏波十指绞在一起。
“哦！”袁涛愣怔了一下又点点头。
第三节下课的铃声一响，孩子们像圈在笼子里的小鸟张开翅膀飞出了门外。一时间男生都拥到了门口，门前立刻像梗阻的猪大肠。
袁涛高喊一声“撒尿去”，门口才像打开的闸门。
毕杏波也想上厕所，就慢腾腾地向学校操场边上的学生专用厕所走去。厕所是用红砖砌成的，按照男左女右的惯例，厕所两边分别用白石灰写着“男、女”。厕所顶盖的木板由于常年日晒雨淋，已风化成灰色，像一张晒皱了的驴皮。毕杏波离老远就看见李国夹着双腿站在厕所门外，他咋不进去呢？毕杏波奇怪地瞥了一眼李国。
最后一节是语文课，同学们都坐好了，袁涛才带着一伙人踢了趿拉地冲进教室，李国最后一个蹭到座位上。语文是毕杏波最爱上的课，她情绪饱满。赵老师说：“以后，同学们要抓紧上课的时间。”她停顿了一下又说：“请同学们把语文书打开，翻到《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先来学这一课的生字……”
“哼、哼、哇、哇……”哭声由小变大。
赵老师微张着的嘴半天才合上问：“李国，你哭啥？”这回李国趴在桌上抽泣起来，肩膀上下耸动像在抽羊角风。
他同桌的女生站起来指着李国说：“老师，他尿裤子了。”
“哈、哈……”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毕杏波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看了一眼袁涛，袁涛冲她眨眨眼。
“李国拉”这个绰号从小学陪着李国上了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