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100多年前，梁启超一定展开过一张世界地图，多次细细观察。他发现，广东珠江口背倚大陆，面朝海洋，俨如世界中心。沿海路，往东直达美洲；往北可抵韩国、日本，乃至北极；南行则经东南亚直至西亚、欧非，亦可往大洋洲，直达南极。似乎有某种说不清的预感，他挥笔写下《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认定珠江口“为世界交通之第一等孔道”，“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

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在他的代表著作《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提到：“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地点在近距离和远距离的形势上比广州更优越。”这里的广州，当然也包括珠江口整个湾区。

他们似乎都觉得，

这个地方迟早要发生点什么。

远古先民

深圳位于北回归线以南，东经113°43′至114°38′，北纬22°24′至22°52′之间，地处广东南部，毗邻香港。东邻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南边深圳河与香港相连，北部与东莞、惠州两城接壤。辽阔海域连接太平洋。

2003年的一天，香港西贡黄地峒附近的海滩照例来了许多钓鱼人。有一名钓鱼爱好者曾经就读考古专业，毕业后改行经商。垂钓之时，他无意中发现海滩的石头有些异样，其形状不像是自然风化或海水侵蚀所形成的，似乎经过了人工打制，于是拍照发给香港考古学会的同学。

随后的考古发掘证实，这是一个距今3.9万年至3.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制造场。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一下把香港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推到了3万多年前，考古学界称之为黄地峒遗址。

深圳与黄地峒不过数十公里之遥，或许不是7000年前，而是3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远古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生育繁衍。

咸头岭遗址，一件陶器的阅读

咸头岭遗址位于深圳大鹏湾，背倚求水岭，与香港新界隔海相望。这里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存，距今约7000年，被评为“200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咸头岭文化与北方著名的仰韶文化、长江中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处于同一时期。也就是说，珠江文明的起源一点也不比黄河文明、长江文明晚。

咸头岭遗址发掘出土的大批文物，除打磨石器外，还有大量陶器。其中，修复的印纹白陶尊、白陶钵几件白陶制品尤为精美。

石器时代对人类来说，是何其漫长。一块石头，从粗糙的打制到精细的磨制，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变化，竟然经历了漫长的数百万年。这是一个脑容量缓慢增长的漫长故事，猴子的脑容量约为300毫升，而智人的脑容量则达到1400毫升。

陶器的出现可谓石破天惊。当这颗星球的古人类尝试制作第一件陶器时，天就亮了，那是人类文明一道刺眼的曙光。

1400毫升脑容量的大脑开始复杂运算，在反复筛选中选取最合适的材料——黏土。

已经进化为手的前肢对黏土反复淘洗，让黏土沉淀为可用的原料。

1400毫升脑容量的大脑开始想象，预设一个自己需要的器形。对所有其他脑容量与体重比例过小的动物来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复杂思维。

然后是烧制。

当第一件陶器烧制完成时，古人类对火的把控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随后青铜时代来了，铁器时代来了，每踏上一级文明的阶梯，都是一次用火技巧的飞跃。

陶器的出现，距今不过20000年左右。陶器的兴盛，则在距今9000年至4000年之间。没有人能解释，中国的陶器、埃及的陶器、两河流域的陶器，乃至世界各地的陶器，为何产生于大致相同的时段。

咸头岭遗址出土的陶器带来了太多深圳先民的信息。

首先是深圳先民已经开始定居，近血缘的聚居逐渐形成村落，这正是城市的原始形态。

房屋也出现了，干栏式，以适应南方湿热多虫的天气环境。

定居意味着人们已把多余的猎物驯养成家畜，采集的野生种子用于耕种。咸头岭遗址陶器通常刻有水波纹饰，可见海洋也是他们获取食物的重要来源。

陶制纺轮的出土，标志着衣皮带茭的原始穿着已成为往事。按照沈从文先生对古服饰的研究，整幅织物拼合的贯头衣是先民最初着装的式样，上衣下裳的服饰要到商周以后才出现。

咸头岭遗址出土的陶器还带来深圳先民的一些什么信息呢？

在众多出土陶器中，有罕见的白陶。白陶用料考究，制作精美，通常用作重大祭祀礼器。也就是说，最初的祖先崇拜、鬼神崇拜已成为深圳先民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

至殷商，白陶发展鼎盛，后世考古发掘贵族大墓时经常发现有白陶陪葬。伴随而来的信息是，人与人的差别，除了体格与智力，又多了一项重要指标——财富占有的多寡。

之后，人类生活的主线，基本是财富的占有、分配、再占有、再分配的历史。

咸头岭时期的深圳先民，在后来的中原文化中统称为百越。细分，则归为南越部族。

秦之变

如果我们考察岭南文化数千年的变迁，无法不把目光投向湖南广西交界的一个偏远县城。这个被称为“兴安”的小县境内，有一条长达34公里的运河，叫作灵渠。灵渠是世界水利史上的一大奇迹，发明了可使船只爬坡的斗门，也就是现代概念的船闸。

宋朝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有形象的描述：“渠绕兴安界，深不数尺，广丈余。六十里间置斗门三十六，土人但谓之斗。舟入一斗，则复闸斗，伺水积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来。治水巧妙，无如灵渠者。”

一条灵渠，沟通了中原的长江、岭南的珠江两大水系，带来了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大融合。这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节点。

灵渠自公元前214年通航，历经两千余年，始终是岭南与内地间重要的通道，直至民国后期，现代公路铁路逐渐发展，灵渠才渐趋没落。

公元前221年，秦并六国。又以屠睢为帅，率军50万，兵伐岭南。

南越有五岭之隔，山高林密，湿热难耐，道路不通，军粮补给无以为继。加之越民顽强抵抗，秦军损兵30万，屠睢也身死疆场。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监御史禄征调民工开凿灵渠。灵渠既通，军用补给畅行无阻。秦以任嚣为主将、赵佗为副将再伐南越，迅速占领岭南全境，随后设置南海、桂林、象三郡。深圳地区隶属南海郡。

秦定岭南，迁入大量中原移民，《资治通鉴》载：“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这五十万移民当然是分布于广东、广西等广大地区。赵佗任南海郡尉时，向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

据西汉时期统计，公元2年，南海郡人口仅94253人。可以想见，其中外来人口何其之多。

秦之变，包括今深圳地区在内的岭南人文、习俗、文化也因之一变。最为根本的变化当然是文字，随着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沟通，南越部族渐渐融入中原汉语文化圈。

因盐而重

不知道造物主为什么要创造一种称为“盐”的东西，它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太多的麻烦与变数。

影响华夏民族历史走向的炎黄大战，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史学家张其昀在《中华五千年史》中称“黄帝克炎帝于阪泉，擒蚩尤于涿鹿，两者实为一事”，而“炎、黄血战，实为食盐而起”。战争起因，就是争夺山西省解县的盐池。史学大家钱穆也说，解县盐池是古代中国中原各部族共同争夺的一个目标。

《孔子家语》载诗歌《南风》，相传是舜帝在解县盐池边即兴而作。

食盐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人类生存不可或缺，又不可大量食用。这个特性，给当权者带来巨大的利润操作空间，又不致民不聊生。汉武帝时盐业由政府统一专营；唐安史之乱后，国库空虚，全国财政收入锐减。刘晏任中央盐铁使，财政收入迅速上升至1200万缗，其中盐税达600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

两千多年前，汉武帝在全国27个郡设立盐官。南海郡的盐官，就设在南头（今深圳南头古城一带），与粤西苍梧郡高要盐官遥遥相对。史籍称之为“东官”，南头一带，又称作东官盐场。

公元331年，晋成帝拆分南海郡，以东路盐官为名设立“东官郡”，下辖六县。宝安县县治及东官郡郡治均设在今南头。

史载，唐代广东地区“岁煮海取盐直四十万缗。市虔、吉米以赡安南，罢荆、洪等漕役，军食遂饶”。

宋朝时期，深圳地区盐业发展达到顶峰。当时深港地区有五大著名盐场，分别是：归德场（今深圳沙井一带）、东莞场（今深圳南头一带）、黄田场（今深圳西乡、宝安国际机场一带）、官富场（今香港九龙一带）和叠福场（今深圳葵涌一带，包括上村、下村和咸头岭，以前有“上盐仓”“下盐仓”之称）。

盐业一直为政府所控制，近乎军队管理。除了在村民中指派盐工，还起用一些刑罪之人。明代对煮盐的灶户实行灶籍管理，一旦成为灶户，子子孙孙不许从事其他行业。盐丁擅自改行或者逃亡，一律治罪。窝藏逃亡盐丁者，一律发充为灶户。灶户近若贱民。

宋代大词家柳永曾做过盐官。第一次来到煮盐现场时，他被自己看到的景象彻底震惊了。盐工光着膀子，身子和涂泥混在一起，蓬头垢面。时常有中暑昏倒者，被监工淋海水，醒来继续煮盐。盐工不仅有壮年人，甚至还有老人和孩子。柳永遂为之写下名篇《煮海歌》。

明代彭韶曾向皇帝进呈《恤灶图八咏》，陈述煮海盐民的艰辛，读之催人泪下。

深圳本地传有《盐丁叹》，云：“晒盐苦，晒盐苦，皮毛落尽空遗股。晒盐只望济吾贫，谁知抽羹无虚土。年年医得他人疮，心头肉尽应无补。公婆枵腹缺常餐，儿女遍身无全缕。”

人类历经的一切欢乐与悲伤，都如江河之水缓缓流去，但会固化进一件文物、一个古老的地名里，如同江水远去，河滩留下卵石。

深圳地区还留有众多关于制盐的地名。《新安县志》记有盐田圩、盐田村、盐寮下村、盐灶村、盐排村、上灶、下灶等，举不胜举。

最为人所熟知的地名当然是盐田了，这个地名应当取自元朝之后。元朝之前，海水制盐的方法主要是煮，到元末，出现了晒盐法。

崖山之后无中国乎？

陈寅恪先生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发端于宋代的钢刃农具大大延长了农具的使用寿命，更大大提高了耕种效率。读范仲淹的诗文，可知宋代已使用轴承水车，苏东坡则歌颂过一种叫“秧马”的农具，也就是说，那时候已有插秧机。几乎每一个生产环节，宋代都有相应的工具发明，如耘荡、踏犁等。一些重要的农业技术都在宋代发明，如果木嫁接、果实套袋、人工孵化等。之后元、明、清三朝，皆无超越。

指南针早有发明，但用于航海，却始于宋代。这项技术的运用，才是人类大航海时代的发端。

秦汉以来，中国历朝多重农抑商。宋代后期，工商业收入远远高于农业收入，这在中国经济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信号。

传说宋太祖立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碑文内容，史学界尚有争论。没有争论的是，两宋是士大夫、言官最感宽松的朝代。

然而，宋朝国家经济强盛，老百姓分享的红利却不多。官吏腐败，以苛捐杂税盘剥百姓，连朱熹也叹道“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平民生存状况似乎是一个佐证，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大奚山爆发盐民起义，义军曾攻至广州城下，惊动朝野。历经数月，起义才得以平息。

这大概是“崖山之劫”最后的原因。“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老百姓大多成了看客。

这里的居民见证了大宋，一个王朝在十万臣民跟随幼年皇帝蹈海的壮烈中画上句号。随之而来的岂止是城头易帜，更是四维将裂，一座千年老宅轰然倒下。

这里是8岁宋帝赵昺最后的归宿。赤湾《赵氏族谱·帝昺玉牒》载：“后遗骸漂至赤湾，有群鸟遮其上。山下古寺老僧往海边巡视，忽见海中有遗骸漂荡，上有群鸟遮居，窃以异之。设法拯上，面色如生，服式不似常人，知是帝骸，乃礼葬于本山麓之阳。”

宋少帝陵位于今深圳南山区赤湾村少帝路，近赤湾公园。

少帝并不孤单。两宋战乱，遗民纷纷南迁，岭南再次迎来移民高潮。深圳南山望族郑氏，以及分居深圳各地的陈氏、邓氏、李氏、孙氏等大家族皆自两宋迁来，文天祥族人及其众多部属后人至今仍在深圳繁衍生息。

迁海之殇

自宋之后，历经元、明、清三朝，中国沿海地区居民最为惨痛的记忆莫过于“迁海”。这场人祸给深圳地区带来的灾难远胜王朝鼎革、江山易帜。

郑成功

郑成功之父郑芝龙，生于泉州，后投靠在澳门做海商的舅父，学得葡语、日语等多种语言，并成为天主教徒。郑芝龙帮其舅父押送货物辗转多地，流落于日本九州平户，靠街头卖鞋、代人缝补衣服糊口。《广阳杂记》载，一天，他把辛苦赚来的三钱缝进衣领，竟然丢失。彷徨于路，悲从心来，哭了。恰逢一日本姑娘路过，问其故，安慰道，男人的气度，应三百万钱也视同草芥，为三钱何以至此？两人因之有了交往。

这个日本姑娘，是平户藩士田川七左卫门之女，叫田川松，很快便成为郑芝龙的妻子。依靠岳父引荐，郑芝龙得以出入德川幕府，又与当时的大海商李旦相识，并成为李旦得力助手，两人情同父子。

其时，荷兰为海上霸主，称雄东南亚海域。郑芝龙因外语之长，获李旦委派代管台湾事务，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司令雷约兹周旋打交道，参与抢劫过往商船。至1625年，郑芝龙实力见长，成为台湾十八寨寨主，拥有船只700艘，最终击败荷兰、西班牙海上势力，取得从日本到东南亚的制海权，过往商船都需向他交纳保护费，一时富可敌国。

1646年，南明隆武政权亡。清朝许以三省王爵招降，郑芝龙北上降清，后被杀于北京菜市口。

清军背诺杀入福建南安，留居南安的田川松不甘其辱，自尽而亡。《赐姓始末》载：“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肠涤秽，重纳之以殓。”

郑成功重整海上武装，沿海痛击清军。1659年，郑成功带领他庞大的舰队，从浙江沿海而上，攻占定海（今浙江舟山），全歼清军定海水师。随后浩浩荡荡，进入吴淞口，沿长江一直杀至南京城下。清廷一片惶恐，顺治一度打算挂帅亲征。

因贻误战机，郑成功未能一举拿下南京。

清军士兵多来自马上民族，面对海洋无可奈何。郑成功成其心头大患，清廷日日唯恐政权不保。

《迁海令》

1656年6月，清廷颁布《禁海令》，严格禁止商、民船只私自入海，不许海上贸易，违令者就地正法；负责执行禁令的文武各官失察或不追缉，从重治罪；保甲不告发者，即行处死；沿海可停泊舟船的地方，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海；如有从海上登岸者，失职的防守官员以军法处置。

1661年，清廷颁布《迁海令》，史载清廷派科尔坤、介山二大臣巡视广东，“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

当清兵开入新安县（今深圳地区）时，有些村民不知有《迁海令》，仍然下地耕种。

史载新安县迁海惨况：

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

康熙年间《新安县志》载：

及流离日久，养生无计，爰有夫弃其妻，父别其子，兄别弟。且为夫者哭而送其妻曰：“汝且跟他人为婢，以免死。”为父及兄者，泣而命其子若弟曰：“汝且佣工于他族，以养汝生。”时，豪民富客，常有不用赀买而拾养迁民子女者，奚啻千百焉！

至于壮年之民，散投各营，以图养口。其余乞食于异乡者，沿途皆是。辗转于道旁者，何处蔑有？又间有重廉耻者，行乞不忍，而又计无复出，遂自取毒草研水，举家同饮而没。上台及县长官俱日谋安插，但迁民多而界内地少，卒莫能救。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痛曰：“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两次迁海后，新安县被划到界外的土地占十之八九。几乎今深圳市的全境，加上香港地区的全境，都在被迁之列。县衙所在的南头古城仅留清兵守界，已无半点人间烟火之气了。

《漫游纪略》记曰：“以予所睹，界外所弃，若县若卫所，城郭故址，断垣遗础，髑髅枯骨，隐现草间。粤俗乡村曰墟，惟存瓦砾；盐场曰漏，化为沮洳。”

自是，新安不成其县，归入东莞。

复界

自1656年始，迁海为祸近四十年之久。其间，有福建总督李率泰（曾任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王来任以“尸谏”进言，终于引起了清廷的重视。

李率泰死前遗疏称：“臣前在粤，粤民尚有资生。近因奉旨迁移百姓，弃膏腴而为荒土，损楼阁而就茅檐。赤子苍头，啼饿在道；玉容粉面，丐食沿街，以至渐渐死亡，十不存八九。为今之计，虽不复其家室，万乞边界稍宽，俾各处村民，耕者自耕，渔者自渔，可以缓须臾之死，臣虽死亦瞑目矣。”

1669年，郑成功已客死台湾多年，清廷准许新安展界复县。连同回迁人口，全县仅有2172人。

之后，清廷推出一系列垦荒优待措施，历经近半个世纪，至1818年，新安县人口达到239115人，较迁海复界前猛增百余倍之多。

历经迁海之变，此新安已非彼新安了。好比一场牌局，旧的一轮过去，新的一轮开始，牌已重新洗过了。大量客家人的迁入，带来不一样的口音、习俗，连住房的式样也别有不同。广府人、客家人彼此较劲、认同、融合，延续至今。

更为深刻的影响是无从言说的，迁海带来的闭关锁国注定关乎一个民族的走向。

罂粟花之战

鸦片

罂粟花在唐代从国外传入，主要用作观赏。后文人笔记中说，南京三山街当年就有罂粟花盆栽售卖。再就是药用，传说御医还拿来为明神宗制过壮阳药。罂粟被制成鸦片吸食，应当在烟草传入中国之后。

据吴晗考证，烟草于明朝晚期分三路传入中国，南路主要是珠江口，北路则经朝鲜进入辽东。《李朝仁祖实录》丙戌五月条记：“九王（多尔衮）喜吸南草，又欲得良鹰。南草良鹰，并可入送。”清初达官贵人多染吞云吐雾之习，康熙说他出巡，常见大臣在帐中吸烟，虽禁不止，进而与鸦片混吸。

1793年，英国派出七百多人的使团，借为乾隆祝寿，要求平等通商，被乾隆一口拒绝。这次访问，英国人发现中国官富民穷，吸食鸦片成风。“上流社会的人在家里沉溺于抽鸦片……广州道台在他最近颁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鸦片的种种坏处……可是，这位道台每天都从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鸦片。”

贸易平衡

明朝张居正“一条鞭法”确定白银为官方货币。至晚清，白银流通长达300多年。海外贸易中，中国丝绸、瓷器、茶叶始终畅销欧亚，这些货物换回大量白银。1757年后，清朝闭关锁国，仅开广州一口通商，并征收高额关税，英国的工业产品很难进入中国市场，由此造成巨大的贸易顺差。

乾隆不批准对等通商，英国人为改变白银大量外流的状况，转而与地方官员勾结，开始罪恶的鸦片贸易。

鸦片倾销改变了白银的流向，先前中国一直是白银流入国，自此，白银年年外流高达数百万两。

银子逐年减少，换来的是害多无益的鸦片。

禁烟

1839年3月，林则徐奉旨到达广州。他要求运到中国境内的鸦片尽数缴官，并令所有外商写出保证，永不销售鸦片，一经查获，“货尽没官，人即正法”。

三天后，外商通过洋行代表伍秉鉴上缴鸦片一千余箱，约十万余斤。林则徐怒斥，要求外商将商船上的鸦片一并交出，并派兵封锁黄埔江面，包围外商居住的商馆。

英商务监督义律从澳门赶来，进入商馆后，也不得再自行出入。商馆顿成临时监狱，350多名外商困于其中，饮食无以为继。最终迫令商人交出全部鸦片，总计237万斤。

这些鸦片的上缴，有程序上的微妙之处。鸦片非由商人直接交出，而是先交给义律，再由义律统一交给林则徐。这样，纠纷不是政府与商人，而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事了。

城下之盟

虎门销烟对中华民族来说，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壮举，在举国衰颓的氛围中，大义凛然地表达出气节、期许与决心。

战争的到来，却是对陈腐糜烂、封闭自大的大清王朝的一次嘲讽。连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都有误判，更别说清廷那些腐臣朽吏了。

林则徐奏书中认为英国无法从万里之远派兵来中国，甚至把英军走正步误判成“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难以登岸作战。

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司令懿律（义律的兄弟）率大小舰船40余艘，官兵7000余人，到达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

此后两年多时间里，英国舰队驰骋东南沿海，一度抵达天津大沽口，威胁京师。清军望风披靡，屡战屡败。

1842年6月，英军舰队驶入长江，围困南京，进入中国心脏地带，切断交通动脉京杭大运河。

8月29日，钦差大臣耆英登上英军旗舰“皋华丽”号，《南京条约》签订。

利洛舰长日记载，条约系洋纸书写，前为汉文，后为英文，“合定为一本，一样四本，各执二本”。

鸦片战争是一个历史的界碑，自此，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翻开了。

这一页最直观的图景发生在新安县，一个被称为香港岛的地方，自此割让给英国，不再归清廷管辖。

随着历史大书的页码翻动，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清廷再割九龙半岛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清廷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租借深圳河以南新界地区99年。原属新安县3076平方公里的土地中，有1055.61平方公里脱离其管辖，深圳与香港从此划境分治。

1913年，新安县复称宝安县，县治仍设在南头。

历史的大书随之翻到非同寻常的一页，1949。

1949年宝安县大事记并注

阅读数千年中国历史年表，1949，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份。1949年9月，尚称中华民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997年版《宝安县志》载：

民国38年（1949年）

1月，江南支队改称粤赣湘边纵队东江一支队，下辅7个团，2个独立营，1个教导队，兵员1万余人。三团驻东宝地区。同月，成立中共宝安地区委员会，张辉任书记。

江南支队，系1946年东江纵队主力北上后，活跃于东莞、宝安的中共地下组织及武装骨干，1948年整编为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南支队。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残部纷纷南逃伶仃岛、万山群岛、海南岛和台湾岛等岛屿。中共香港分局决定，将东江纵队保留在粤赣湘边区的地下组织游击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以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1949年1月1日，粤赣湘边纵队在惠东县安墩镇黄沙村成立，边纵队司令部以及东江一支队司令部分别设在安墩镇黄沙小学和安墩镇大布村鹞子岭忠义堂。

2月，东江第一支队二团在惠阳将军坳活捉宝安县长陈树英。

2月，二团已活跃于惠阳众多地区。当月，驻欣乐乡武工队获得情报，国民党宝安县县长陈树英在惠阳开会，将于3月26日从惠阳返回南头。陈树英系广东军阀陈济棠侄子，到任宝安仅两个月。3月25日，二团团长李群芳亲率一个连，从深圳坪山、龙岗一带出发，连夜翻山，于次日清晨到达惠阳沥林镇，在公路山道拐弯处设伏。9时许，陈树英所乘客车到达，遂被二团擒获。

8月下旬，根据中共江南地委指示，成立中共宝安县委、宝安县人民政府，黄永光任县委书记兼县长。

8月29日至9月3日，中共宝安县委在乌石岩（今深圳宝安石岩）召开第一次委员会议。当时，县府所在地南头尚有国民党残部驻守。会议确定了宝安县干部配备，以迎接宝安全境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

10月16日，县城南头解放。

南头城内，国民党宝安县政府译电员温巩章为中共情报人员。10月，温巩章保存了国民党宝安县各部门的档案，向边纵部队提供重要情报，南头国民党200多名守兵不断逃离，几乎已近空城。10月16日，黄永光率部兵临南头城下，温巩章和另一位潜伏的地下组织成员朱东岐分头引导队伍进城，未发一枪一弹，即在天主教堂国民党县政府所在地挂上了“宝安县人民政府”牌匾。

10月19日下午4点30分，宝深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汝琛率队接管深圳，宣告宝安陆地全部解放。

深圳墟紧邻香港，为重要门户。南头解放后，国民党武装溃散，所余税警、护路大队1000余名官兵也在中共地下组织策动下宣告起义。根据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为避免边界冲突和国际纠纷，作出了我武装部队不进入宝安、平湖以南地区的规定。10月19日，下午4点25分，刘汝琛率领军管会成员100多人，脱下军装换上警察制服，胸佩徽章，以人民警察和文艺宣传队的名义，从布吉乘坐货运火车直落深圳镇，奉命接管深圳镇和九龙海关。香港《正报》专版报道：“7时30分，深圳各界人士在民乐戏院举行盛大欢迎会。刘汝琛在会上庄严宣布，深圳镇正式解放。”会后，文艺宣传队表演了《兄妹开荒》《红军回来了》等多个节目，引来大量群众前往观看。当日下午，深圳镇首任镇长陈虹带领50多名武装人员接收了国民党深圳镇公所，把“深圳镇人民政府”的牌子挂在深圳镇当铺“共和押”前门。深圳镇解放，香港媒体纷纷前来采访报道。英国《泰晤士报》驻港记者也对刘汝琛进行了专访，一时成为香港各大报刊头条新闻。

10月21日，九龙海关1134名员工宣布起义。

10月25日，县政府各科成立，设军事、财务、民政、财粮、文教、经建6个科。

10月30日，深圳镇和3个联乡办事处及10个乡人民政府成立。同日，全县7所中学、147所小学全部复课。

11月16日，两广纵队炮兵团解放大铲岛。

大铲岛，位于今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西面的前海湾。状如铲，故名。面积近1平方公里，位于往来香港、内地的黄金水道上。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政府在大铲岛建立海关，迄今已过百年。1949年11月15日，两广纵队炮兵团团长袁庚派两个排组成战斗队攻打大铲岛。16日，俘虏敌军170人，其中少将参谋1人。当月，解放三门岛前夕，袁庚奉命调至中央军情部参加武官班受训。

是年，全县67200户，人口268310人（其中蚝民3680人）……农业总产值3757万元，工业总产值655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折算）。

落马洲，一个诗人朦胧的泪眼

1979年3月16日上午，台湾诗人洛夫在余光中的陪同下前往与深圳一河之隔的落马洲。当时，落马洲山头薄雾缭绕，鹧鸪啼叫，声声扣人心弦。望远镜中，对岸河山隐约可见。

无限愁绪如风中乱发，诗人不能自已，写下广为传诵的《边界望乡》：

说着说着

我们就到了落马洲

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中勒马四顾

手掌开始生汗

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

乱如风中的散发

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

一座远山迎面飞来

把我撞成了

严重的内伤

病了病了

病得像山坡上那丛凋残的杜鹃

只剩下唯一的一朵

蹲在那块“禁止越界”的告示牌后面

咯血。而这时

一只白鹭从水田中惊起

飞越深圳

又猛然折了回来

而这时，鹧鸪以火发音

那冒烟的啼声

一句句

穿透异地三月的春寒

我被烧得双目尽赤，血脉偾张

你却竖起外衣的领子，回头问我

冷，还是

不冷？

惊蛰之后是春分

清明时节该不远了

我居然也听懂了广东的乡音

当雨水把莽莽大地

译成青色的语言

喏！你说，福田村再过去就是水围

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

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

其实，诗人抓回的，何止一掌冷雾？是年，是月，深圳建市，还有一个宏大的春天故事，等待诗人抓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