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无神论的继承者们（2）

这些优秀劳动者，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无神者吗？想必不可以吧，他们沉浸在精神的光辉中。那么他们是些信徒吗？倒也不是。他们是上帝的孤儿，感受到恰似肢体毁形的“灭顶之灾”[1]。他们活在世上，倍感无所适从，不知为什么出生，所以憎恶自己这个偶然性。时而他们感到自己身心充斥一种模糊而多余的生命，膨胀得令他们惶恐，时而他们觉得一个机灵的死神潜入世人和世事，古怪的称呼：诗神。这些难以为情的非信教者，远非鄙视其长辈的梦想，而是与浪漫主义的主将们为伍觉得自己太渺小了。差一点他们就承认自己属于发育不全的早产儿。他们不具备1830年代泰坦们[2]贵胄，也未染上波德莱尔傲慢的辛酸。诚然，他们不敢自称抒情诗人或行吟诗人，甚至没有勇气宣告自己是忤逆诗人；即使抱怨，也是低声下气的，所以不会遭受诅咒，也入不了永劫不复的地狱。他们“晦气”而已。他们感到有点衰老，有的哈喇味，兴奋不起来。他们宣称自己：

衰老了……

苦修厄运而无自尊的不幸者……

这些哈姆雷特被愚蠢的苦恼浸泡……[3]

他们至少能够胸怀伟大的激情吧？根本做不到：

他们觊觎憎恨，却只获得怨恨。[4]

他们忧郁伤感于生不逢时，有的却是：

多灾多难和焦虑不安。

意象，惴惴不安且虚弱衰竭，

使他们的理智力化为齑粉。

他们的血管里如同毒药般翻云覆雨，

熔岩般滚烫，却难逢岩浆流淌卷滚，

把他们自行崩坍的可悲大理想煎炸得噼啪作响。[5]

然而，好歹得让这个世纪中叶的孩子（斯泰凡）高歌呀。那么他的歌唱对象是什么？唉，就是他的长辈们已经选择的那个对象呗。但那是空心的啊。长辈们敬仰上帝在场，他却抱怨上帝不在场。长辈们想炫耀神明照亮的宇宙，他却描绘被熄灭的光明和笼罩世界的黑暗。长辈们感谢上帝让他们享有充实的福分，他却怪怨整个世界使他心里空落落的。长辈们颂扬心智世界、大美、绝对真理：围绕这些至高无上的境界，最浓郁的香味和最鲜艳的色彩有时使他们觉得如梦如幻；他也会像长辈们那样展现纯真的大美、大理想，但总觉得绝对是一种梦想；唯一的大介质是大真理。上帝是他不可治愈的伤口：他拿伤口示众。他的躯体时不时甚至模仿自己灵魂的缺陷；体验到的上帝死亡将变成某种轻微的肺结核病。

总之，马拉美一劳永逸地选定了他的诗歌主题：非实在。为了满足他的怨愤吗？当然，他逼迫大科学和父辈们作证：喏，这都是你们把我造成的德行。甚至巴那斯派[6]不乏含有暴露癖的色彩，勒孔特·德·李勒的漠然也许掩盖其私情，却隐瞒不住其怨恨。更有甚者，这批青年充当着祭品。他们深感天地之间上演的悲剧包含着人类的牺牲，而他们正是被选定的替死鬼；他们决定主动要求这种牺牲。为此，他们必须是不可救药的，必须心甘情愿不可救药，必须终生披麻戴孝。或许我们将求助于愿意当见证人的眼睛：资产阶级毫不在意自己的绝望，弑神之所以使他们吓破胆，另有原因，而人民则识破不了缘由，也许只有上帝洞若观火……但世人恰恰在为上帝披麻戴孝。怎么办？谁是见证人呢？诗人们自己也不晓得。不过，他们觉得自己的违拗对大宇宙起到某种神秘的作用，如果他们不断说不，大写的介质就更加介质，大写的人就更加非实在。

波德莱尔出于怀念大无限，已经打算证明他超越了尘世状况，也许证明人间之外有某种东西，如无限的、绝对的、永恒的实在。比较谦逊的“农神体诗人们”由于愤愤不平，什么都不想证明，他们不着意主张上帝存在，哪怕采取最隐晦的形式，但执意坚持到底宣称上帝“大概应该”存在。奇怪的思路，是吧！无非是上帝存在或不存在。怀疑是允许的：“普世的大怀疑，尽管服从上帝的意图，因为上帝对我们的呼唤置若罔闻，要世人不可对其抱有任何确凿的概念。”[7]但怎么可能同时认为上帝不存在是显而易见的，又宣布上帝大概应该存在呢？我承认这种态度难以维持，但仔细一想，从中看出勒塞纳[8]先生有关自省的大运作诱惑最终导致以假乱真。他开始主张上帝应该存在，最后却宣告上帝即价值。抑或如西蒙娜·韦伊[9]所说，上帝无所不在就是普世不在。由此看出防守的论断显示不信上帝的尖锐性不断增加了。这里涉及“后无神论”基督教千方百计把失败转为胜利。我说的这些诗人们与之相距不怎么远了：他们不完全意识到，把“大概应该存在”当作一种更加必需的形式，因此是被上帝精神化了的形式。不，上帝“不是实在”。但，世人如果通过“忧郁”（波德莱尔语）作自我牺牲去证明上帝应该实在，便可劫后余生。不过也许无神论正是上帝整治诗人们的最后考验。

万能的上帝要求世人“不可对其持有任何确切的概念”，而上帝则可建立宗教，硬要约伯吃尽苦头又对其忠诚不贰：莫非有可能上帝如今部署天下来说服我们他这位老天爷已经死亡？于是真正的信徒们因为无法驳斥唯物主义明显的证据而承认自己灰心丧气，于是不断宣称人世无聊透顶，以他们认可的“没落”去论证：没有上帝，大写的人是不可造就的。这种超越无神论的自我摧毁荒诞无稽、不顾明理，可视为神明的现实证据。有关上帝死亡，这种求助于上帝本身的企图只能在失败的氛围中才被理解。这类无神论者是先驱吧，他们的诗以迄今广为传播的新基督教为源泉，我建议称之为：等同失败行为的信仰。抑或，换个说法，大写的诗，为了在痛苦中体验宗教的失败，甘心情愿承受失败。但，与此同时，由于这些诗人的无宗教信仰是真心诚意的、义无反顾的，由于盛怒和怨愤促使他们比唯物主义和不信教者的否定走得更远，所以最好把这种模棱两可的、矛盾百出的、几乎无法确定的态度视为无神论幼稚病，倒不失为上策。

沦落不止于此：宗教诗的失败同时也是世俗诗的失败。世俗诗丧失君王和上帝之时，正是资产阶级透过派别恶斗窥见阶级斗争之日。彼时人们已经议论“二月大灾难”（法卢语[10]）。早在8月15日时《东西两半球》杂志已经刊登这样的祈祷：“但愿……强力与我们同在。”一切富有阶级，正如蒲鲁东指出：“对第二共和国恨得咬牙切齿。”[11]有产阶级将其政治权利抛给肃清团队，作为交换，后者保障其财产权。当然人家限制文学自由：作家难道不是资产者吗？因此，作家跟大家一样出让其权利，尤其思想表达权。作家个人不签约无关紧要，既然整个阶级为他签字画押。不错，作家确实没有，或不总有大宗财富要保护，但特别在意保护既存秩序，也是确实的吧，因为他不可能侧耳倾听自己天性的喁喁细语，而凶狠强硬的手腕却又遏制不住外部的吵嚷。内战正在酝酿中，专家们，即鼓动者和政客们，缄口不语，诗人却瞎忙一阵；不管他属于哪一派，只要他一插手，便会连累其支持者。不管他仅限于娱乐和感化，都不行；他若越雷池一步，人家就修理他。经过有声有色的被修理，成为病态诗人，权利减少了，虽然重新竖直腰板，却什么也没得到，积怨在胸，倍感不光彩：自感充当同谋，成了替死鬼，陷入新的困惑：美文学尤其需要秩序或特别需要自由，如何作出决定？诗人已经猜到人们后来创造的说辞，强迫他们接受专制倒是极好的帮助：“我们的文学一向在越受到制约、越遭到管束就越具法兰西特色……这种约束非但不会抹煞个性，反而会激励个性。”再说啦，群氓得势，诗人有什么好处？又不是他的读者公众？

诚然，一个艺术家应该唾弃灭教的资产阶级，但终归是资产者使他出生于世，把他养大成人。宁愿守住可耻的阶级，使之蒙受耻辱。总比将其推入鸿沟充当一丘之貉之险要好吧。不管怎么说，诗人深感内疚。他乐意像《强盗》[12]的主人公，以其内心戒律对抗人世可耻的运程。大写的诗全盘自省。唯一的口号：守持、等待、自卫，坚持防守至世纪末。时节似乎有利于反省：诗人会反躬自省吗？不会马上自省，眼下还在发牢骚哪：

今天，行动和梦想已经粉碎

历经世纪损耗的原始公约，

强力，从前诗人驾驭这匹白马，

长着翅膀闪烁光辉，喜气洋洋，

强力，现如今强力哟，却是

凶恶的走兽……[13]

诗歌之父[14]，一场失败的大战役英雄，远在那座岛上[15]，子弟们执意把这种隐退视为一次失败的形象，虽败犹荣，结束新的政教分离，功德圆满。他们自己在这边陆上，千方百计以某种神话般的想象他与巨大的不在场遥想沟通。他们模仿他的诗，朗诵他的诗，体验他的诗，通过穿着打扮和脸部表情体现他的诗。父与子一样疯狂：前者自视为流亡的诗，后者以为体现诗的流亡。后来，老爷子归来，向尘世宣告大写的诗恢复了，可是子弟们充耳不闻：流亡已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所谓流亡成自然。老爷子的不在场，他们自身的脱世以及上帝的永恒不在场混合为一种三位一体，其中一体是另外二体的论据。败下阵的雨果，就是死亡的上帝。诗人在这全凭运气的世界必然失败，子弟们一不小心或一时走神就会证实上帝、大写的人和大写的诗一概难以为继。一个市府发件员脱口道出整部歌剧的终结：

……瞧，这些歌唱团的歌手们……

用他们的歌词把人世搞得心慌意乱，

于是人世放逐他们，反过来又被他们逐放。[16]

整体运作就这么冒冒失失被揭示了：问题只不过在于标志的变换。大家异口同声说，在一切事物中，负极是正极的象征。诗人经受不幸的遭遇后佯装自作自受[17]；从强加给他的约束中，他居然硬说看出他是被上帝遴选的标记，对人家给他规定的限制，他动容之余，忍气吞声，却顽固拒绝离开自己的位置，尽管是别人硬要他占着不动。这种阴沉的态度，人们称之为“尊严”，使服从变为挑战，使被动又变为叛逆反抗。故而诗人保持沉默就很有面子，任何人都不会邀请他发话了，或更准确地说，他会写点东西，公开告示他缄口不语了。某些主题是其禁区吗？不错，反正所有其他主题都自禁了。从1860至1900年文学缄默不干了。马拉美指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诗人的态度是对社会罢工，置之不顾所有可能向他奉献的肮脏手段。所有可能向他奉献的东西都比不上他的秘密工作。”[18]我不认为读者大众意识到这一点。

前辈们写诗为了喜出望外，增光添彩，诗歌成为慷慨大度的最高形式。对其乳房源源不竭的奶水，人们赞赏其丰沛胜于其质量。埃雷迪亚[19]后来讲到拉马丁时指出：“每天他慷慨奉献他的生命、他的天才……他奉献一切，包括奉献他自己。他天生就是罗马式贵族。他对人民的情感只是他伟大的灵魂一种最高度的捐赠。”十二月二日[20]以后，一切都变了：最多产的诗人每十年刚够出版一本厚厚的诗集。如此普遍的力不从心不可系于个体之骨气，应该是一个时代特征吧。当然，这是无宗教信仰的结果。虽然远非决定回归对大自然异教崇拜，但上帝死亡确实引发一种无神论的善恶二元论：“虚无与实有”的对立代替了“光明与黑暗”的神秘学说之区分。“自在”消失时，生命存在的无限集积沉溺于偶然性：其中每个生命存在也许可能不实在，也许可能成为另一个实在。反正生命存在荒诞而空泛的形象把现有的一切都反射到不由自主的无神论者身上，就像反射到一块石子上或一朵玫瑰上，令他们觉得完全不适宜。于是人们把实有这种直接预感称之为“烦恼”。不管怎么说，假如上帝不存在，大写的实有和大写的介质就不可交换界限。实有是分散的、惰性的、外在的。诗人非常厌恶把实有归纳为纯粹离散的介质，因为这种大写的介质否认我们所有的特权，这种残忍的平均主义指着英雄、天才、圣贤的鼻子断定“显而易见，一切实有都是相同的”[21]。实有、媒质、天理、天性：四项混杂，农神体诗人们嗤之以鼻，因为四项各以自己的方式，一味各行其是，各抒己见，暗中较劲儿。诗人厌恶“天然的故而庸俗的女人”，波德莱尔的原话是：“女人是天然的，就是说可恶的，所以她始终庸俗，就是说，浪荡子的对立面。”[22]他憎恶孵化、开花、憎恶一切似乎为上天增添的实在，他害怕自己固有的天性：生性狡诈，深藏不露。一排纽扣紧紧扣住，僵硬挺直，神态拘谨，不允许半点马虎：除非本性使然，还会沉溺于什么？他抑制自己的冲动，控制自己的性欲，因为满足即受用，而一切受用皆为实在的受用。他讨厌女人圆鼓丰满的润泽，同样讨厌男性的汗水、汗毛以及肌肤气味。

波德莱尔这一代诗人，不怎么沉溺于孤芳自赏，倒是更乐意扮演个角色：他们至少确信自己是其中的一个角色，而且好处在于不担当这个角色。崇尚这种花招，往往促使他们以抽象的女性来炫耀自己。在这方面，他们与鸡奸者相仿，厌恶女人的现实肉体，但被作为意境的女人所吸引，仅仅因为问题在于玩弄他们不可能变成实在的东西，并在于质疑他们已成为实在的东西。他们的感情抒发，他们的不省人事，他们对纯真的情分，他们的敏锐细腻，有时他们的虚情假意，他们所有这些装腔作势，很可能被人视为鸡奸者。其实不对，除很少的例外，他们不搞同性恋。多少有点性无能，抑或性冷漠，时不时突然之间阴茎异常勃起，为此他们少不了后悔不迭，大部分时间搞点色情的勾当：触摸一番，暴露一下，抑或话语挑逗，总之，调情卖俏罢了。

注释

[1]维尼语，出自其著作《军事奴役和威严》。

[2]暗喻雨果、拉马丁、维尼、缪塞、戈蒂耶。

[3]引自马拉美《晦气》，参见《马拉美全集》第1410—1411页。

[4]引自马拉美《晦气》，参见《马拉美全集》第1410—1411页。

[5]引自魏尔兰《从前的圣贤》，参见《农神体诗》。

[6]巴那斯派，即高蹈派，系指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一个流派，以勒孔特·德·李勒为首领，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而马拉美则是象征主义的主将。——译注。

[7]引自阿尔弗雷德·德·维尼《一位诗人的日记》。

[8]雷内·勒塞纳（1882—1954），法国哲学家。

[9]西蒙娜·韦伊（1909—1943），法国哲学家。

[10]法卢伯爵（1811—1886），法国政治家，曾任教育部长，提出重要的教育立法《法卢法》此处系指1848年二月革命和第二共和国诞生，转引自《十二月二日政变》（公元1851年12月2日，即共和国年历雾月18日）旧译，《雾月政变》。

[11]法卢伯爵（1811—1886），法国政治家，曾任教育部长，提出重要的教育立法《法卢法》此处系指1848年二月革命和第二共和国诞生，转引自《十二月二日政变》（公元1851年12月2日，即共和国年历雾月18日）旧译，《雾月政变》。

[12]《强盗》（1781年）德国著名诗人、作家席勒（1759—1805）剧作。

[13]引自魏尔兰《农神体诗》之《序诗》。

[14]暗喻雨果，流放在英吉利海峡中与法属海域相连的孤岛上，1870年才光荣返回巴黎。

[15]暗喻雨果，流放在英吉利海峡中与法属海域相连的孤岛上，1870年才光荣返回巴黎。

[16]引自魏尔兰《农神体诗》之《序诗》。

[17]引自让·科克托《埃菲尔铁塔的新婚夫妇》：“既然咱们搞不懂其中奥妙，不妨假装自作自受吧。”

[18]引自马拉美《论文学的演变》，参见《马拉美全集》第870页。

[19]埃雷迪亚（1842—1905），古巴裔法国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1898），此处引自他入法兰西学院时的演讲。

[20]系指公元1851年12月2日，即路易·波拿巴政变成功之日。

[21]引自马拉美《音乐与文学》，参见《马拉美全集》第648页。

[22]转引自波德莱尔《赤裸裸呈上我的心》，参见马拉美致勒费比尔的信（1867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