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显密圆融”：辽朝佛教的兴盛及主要义学流派

在探讨辽朝统治者崇佛活动的同时，有必要对辽朝佛教的发展状况做进一步的论述。事实上，辽朝佛教的兴盛不只表现在造像、建寺、饭僧等宗教实践层面上，同时也反映在佛教义学的繁荣上，辽朝佛教基本继承了隋唐佛教的各种宗派，如华严、密宗、唯识、天台宗等，并涌现出了众多佛教高僧和理论著作[52]。但辽朝佛教各派的发展情况不同，密宗和华严宗是辽朝佛教的主流[53]，此外，唯识宗和律宗也较为兴盛。辽朝佛教义学的发达，正是契丹民族和辽政权引进和深入吸收中原大乘佛教文化的重要表现。

（一）辽朝的华严宗和密宗

华严宗和密宗是辽朝最为兴盛、影响力最大的两大佛教宗派，现存的辽朝佛教著作基本都是华严宗和密宗的著作。就华严学即华严宗义学来说，辽朝涌现出思孝、鲜演、志福、法悟、守臻等众多的华严学大师，并有鲜演《华严经玄谈决择记》、法悟《释摩诃衍论赞玄疏》、志福《释摩诃衍论通玄钞》等华严学著作存世。辽朝佛教义学界的特点之一，是特别重视对《释摩诃衍论》（《大乘起信论》的注释书）一书的研究，许多辽朝高僧都撰有此书的疏文，如中京报恩传教寺法悟（号“诠圆通法大师”）撰有《释摩诃衍论赞玄疏》五卷、《释摩诃衍论赞玄科》三卷、《释摩诃衍论赞玄大科》一卷；燕京永泰寺守臻（号“崇禄大夫守司徒通慧大师”）撰有《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十卷（已佚）、《释摩诃衍论通赞科》三卷（已佚）[54]、《释摩诃衍论通赞大科》一卷（已佚）；闾山慈行志福撰有《释摩诃衍论通玄钞》四卷、《释摩诃衍论通玄科》三卷、《释摩诃衍论通玄大科》一卷；鲜演撰有《释摩诃衍论显王疏》（已佚）等疏文，辽朝佛教界对此论的重视，实际上正与当时华严宗和密宗的兴盛有关。

辽朝密宗在帝王贵族及普通民众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在辽朝密宗经典的翻译方面，则以慈贤的译经为主。慈贤（经录中称其为“宋中天竺三藏慈贤”或“摩揭陀国三藏慈贤”）来自中印度摩揭陀国，大约活动于圣宗到道宗时期，据房山石经目录和《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记载，慈贤共翻译了九部十三卷密教经典：陀罗尼经典五部五卷，即《大摧碎陀罗尼经》一卷、《大佛顶陀罗尼经》一卷、《大随求陀罗尼经》一卷、《大悲心陀罗尼经》一卷、《尊胜佛顶陀罗尼经》一卷；新译瑜伽密典四部八卷，即《妙吉祥平等观门大教王经》五卷、《大教王经略出护摩仪》一卷、《妙吉祥平等观身成佛仪轨》一卷、《如意轮莲华心观门仪》一卷等[55]。辽朝密宗兴盛的另一表现是密宗义学的发展，辽朝密宗义学可以说是唐代密宗义学的传承与发展，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觉苑和道㲀。觉苑活动于兴宗和道宗时期，长住于燕京圆福寺，被授予燕京右街检校太保大卿、崇禄大夫、行崇禄卿等职衔。他曾奉辽兴宗旨参加《大藏经》校勘工作，发现并宣扬唐代一行所撰的《大日经义释》，觉苑著有《大日经义释演密钞》十卷、《大日经义释科文》五卷、《大日经义释大科》一卷等疏文解释此书。道㲀是五台山金河寺僧人，主要活动于辽道宗时期，他以弘扬密宗为主，但也精通华严学，现存著作主要是《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一书，着重阐发准提信仰。关于辽朝华严宗、密宗高僧，及其思想内容及特点理论，下文将进行详细论述，在此从略。

除了华严宗与密宗，唯识宗、律宗、禅宗、天台宗等唐代佛教宗派也在辽朝得到了传播与发展。由于相关佛学著作的佚失与残缺，使我们难以深入辽了解这些佛教宗派的思想内涵。所幸现存的辽代碑文、经幢记等石刻文献中保留着部分信息，有助于我们窥探这些宗派的概况。

（二）辽朝的唯识宗与律宗

在辽朝的佛教义学宗派中，唯识学的影响力仅次于华严学，当时人将两者并称为“性相二宗”（性宗指华严宗，相宗则指法相宗即唯识宗）。无碍大师诠明（又名诠晓，为避辽穆宗耶律明名讳而改）则是辽朝唯识宗的代表人物之一，诠明为辽圣宗时代高僧，曾受命主持校订《大藏经》，对此，希麟撰《续一切经音义序》称：“伏以抄主无碍大师，天生睿智，神授英聪，总讲群经，遍糅章抄，传灯在念，利物为心。”[56]诠明的著作多已散失，只有一些残篇保留下来。据高丽义天《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以下简称《义天录》）记载，诠明的唯识学著作主要有《成唯识论详镜幽微新钞》十七卷、《成唯识论应新钞科文》四卷、《成唯识论应新钞大科》一卷、《百法论金台义府》十五卷、《百法论科》二卷、《百法论大科》一卷等著作[57]；其中，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中发现的辽朝佛教文献中，有诠明所著《成唯识论述纪应新抄科文》残卷（卷三）。诠明对天台宗、净土宗经典也有研习，著有《法华经会古通今钞》十卷、《弥勒上生经疏会古通今新钞》四卷及《续开元释教录》三卷、《金刚般若经宣演会古通今钞》六卷等著作，可见诠明的确是一位“总讲群经，遍糅章抄”的佛学大师。其中，山西赵城（今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金版《大藏经》中存有诠明所集的《上生经疏会古通今钞》卷二、卷四及《上生经疏随新抄科文》等残卷；应县木塔发现有诠明所著《上生经疏科文》卷一、《法华经会古通今钞》卷二、卷六等残卷，卷首有“燕京悯忠寺沙门诠明改定”的题名[58]，而敦煌写经《金刚般若依天亲菩萨论赞略释三》中则有“燕台悯忠寺沙门诠明科定”的题记，从中可知燕京名寺悯忠寺曾是诠明的主要住锡地，并且其著作曾流传到河西一带。

此外，在现存的辽朝碑石文献中，也记载有一些研习唯识学的辽朝僧人：

云居寺法明、法式、去息，在北京房山云居寺辽道宗时期的石经题记中，保存有一些唯识宗僧人的题名，如太康十年（1084）《牛温仁等造经题记》、大安二年（1086）《齐毂等造经题记》、大安四年（1088）《张识造经题记》等中，多次出现“奉宣校勘讲《百法论》沙门法明”“奉宣校勘讲《百法》《唯识论》沙门法式”“尚座讲《百法论》沙门去息”等人的题名[59]，《百法论》（《大乘百法明门论》）及《唯识论》（《成唯识论》）为唯识宗的主要论典，则法明、法式、去息等人应为唯识宗僧人，并且是雕造石经的主要校勘人，这证明唯识学在辽朝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云居寺应当也是燕京地区传习唯识学的重要寺院。

论主大德义景，据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韩温教撰《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记载，涞水县金山演教院曾“专请到燕京悯忠寺论主大德义景在中开演。师时在褐衣，两次是院，启《唯识论》讲。八方学人，云会而至。不数年间，京师内外义学，共举师为在京三学论主”[60]。可知这位悯忠寺论主大德义景也是一位精通唯识学的义学高僧，而结合“悯忠寺沙门诠明”的题名来看，可知燕京悯忠寺也是辽朝重要的唯识学传播中心。

玄枢法师，据乾统十年（1110）李检所撰《宝胜寺前监寺大德遗行记》记载，玄枢俗姓梁氏，安次县（今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人，生于兴宗重熙十一年（1042），九岁时师从圣利寺讲《法华经》义隆上人出家；清宁二年（1056）受具足戒，后因“戒、定、慧学杰出人表”而被安次宝胜寺大众推举担任该寺提点和监寺，并与该寺的演妙大师办造千部《大华严经》，于寺内经藏、三圣殿、舍利塔三处绘制表现《华严经》内容的“七处九会”壁画；太康二年（1076）玄枢于寺中大讲《唯识论》和《梵网经》；大安元年（1085）又“召集徒众，发菩提心，诵观音、弥陀、梵行、大悲、心密、多心[61]等经，历数十年间，各不啻万卷”[62]；乾统十年（1110）卒，终年六十九岁。由玄枢的生平可知，他是一位以唯识为主，兼通华严、天台、密宗的僧人。

据道宗大安三年（1087）《登州福山县洪福寺寿公法师灵塔铭》记载，有僧人法寿，俗姓随氏，早年出家，后至东莱法庆门下学习唯识学，“研味教乘，唯识因明，深得旨趣”[63]；清宁六年（1060）《沙门志果为亡师造塔幢记》提到沙门志果之师法莹“讲《唯识论》”[64]，他们也属于唯识学僧人。

辽朝义学高僧大多皆学各宗义学，而兼学华严学和唯识学则是较为突出的现象，辽朝鲜演、法悟等华严宗大师都对唯识学深有研究，如鲜演就著有《唯识论掇奇提异钞》。此外，道宗时期的澄方法师也同时研习唯识和华严经论，“博究群言，因明百法、唯识、摩诃衍论，《花严》等经”[65]；道宗、天祚帝时期的崇昱大师早年先研习唯识论，“年二十四，于本寺启《唯识瑜伽论》”，次年“回相归性”，由唯识学转向华严学，“开讲《华严》大经”及华严宗经论[66]。

辽朝律学较盛，也出现了许多弘传律学的高僧[67]，可考者主要有以下几位：

传戒大师法均，法均是辽朝最为著名的律学大师，据道宗大安七年（1091）王鼎撰《法均大师遗行碑铭并序》载，法均早年师从燕京紫金寺非辱律师。他一方面研习律学和禅学，“虽行在毗尼，而志尚达摩”，“善传佛戒，惊破聋瞆”，“岭南江西，牛头虎溪。一隐高行，名与之齐”[68]；另一方面对义学也深有研究，“以致名数相应、税金、吼石等论，宗旨明白，义类条贯”，后任三学寺论主。咸雍五年（1069）带领弟子整修燕京慧聚寺，并新建戒坛（即今北京戒台寺戒坛）；咸雍六年（1070）开坛演戒，同年十二月道宗皇帝召见法均，并授予其崇禄大夫、守司空、传戒大师、传菩萨戒主等职衔和德号。此后，法均在云中、柳城等地传戒饭僧，“前后受忏称弟子者五百余万，所饭僧尼称于是”[69]，太康元年（1075）卒，弟子有裕窥等人。道宗咸雍八年（1072）段温恭撰《特建葬舍利幢记》赞颂法均称：“燕京西紫金寺前三学寺论主、崇禄大夫、守司空、传戒大师讳法钧（引者注：即法均），钟普贤之灵，孕凡夫之体。早识归依之路，幼达苦乐之宜。以智为刃，烦恼潜摧；以惠为灯，暗迷洞照。其行高，千尺碧松森岳顶；其戒洁，一轮明月印天心。”[70]对法均的修行持戒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澄渊，辽兴宗时期的燕京律学高僧，被封为“国师圆融大师”，职衔为“燕台奉福寺特进守太师兼侍中国师圆融大师赐紫沙门”（《奉福寺尊胜陀罗尼石幢记》），因此又被称为“太师大师”[71]，可知他在辽朝佛教界具有很高的地位。澄渊撰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详集记》十四卷、《四分律钞评集记科》三卷等律学著作。

非浊，澄渊弟子，兴宗及道宗朝著名律学大师。据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释真延撰《非浊禅师实行幢记》记载，非浊俗姓张氏，范阳（今北京市）人，活动于兴宗、道宗两朝。兴宗重熙年间“礼故守太师兼侍中圆融国师为师”，兴宗皇帝还授予其紫衣及“上京管内都僧录”“燕京管内左街僧录”等官职；道宗皇帝即位后，授予非浊“崇禄大夫”“检校太保”“检校太傅”“太尉”等职衔。其著作有《首楞严经玄赞科》三卷、《三宝感应要略录》三卷、《随愿往生集》二十卷等。

仪范大师非觉，为辽朝著名律宗高僧，据太康九年（1083）《非觉大师塔记》等文献记载，非觉俗姓刘氏，师从于归义寺义从上人，特别重视对《四分律》及律学的研习（“励力四分一宗，罔辞寒暑”）。咸雍年间受到道宗皇帝的召见，并受赐紫方袍及“仪范大师”师号，“至若弘阐律藏，独步幽燕，依禀之徒，遍□海内”[72]，后圆寂于燕京大昊天寺，终年七十二岁。

严惠大德等伟，俗姓李氏，律学高僧非觉弟子，道宗授予紫方袍及“严惠”师号，后任燕京三学殿主。他于寿昌三年（1097）以“律主”身份在惠济寺讲律，“宣毗尼诸部于惠济寺，京师义学辈亦以律主许之”[73]，也是当时著名的律学僧人。

此外，在律学方面有成就的高僧还有以下几位：志延，撰有《四分律尼戒略示科》一卷；守道、志远，曾于道宗时在内廷设置戒坛。而华严宗高僧思孝也撰有《近住五戒仪》《近住八戒仪》《自誓受戒仪》各一卷、《发菩提心戒本》三卷、《大乘忏悔仪》四卷（以上诸书皆佚）等律学著作。此外，天庆二年（1112）《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文中的“觉华岛海云寺业律沙门志全”[74]，乾统六年（1106）《沙门即空造陀罗尼经幢记》文中提到的“大昊天寺讲四分律沙门即空”[75]等人应当也属于律学僧人。

总体上来看，辽朝唯识宗和律宗较完整地继承了唐代唯识学和南山律宗的规模，唐代唯识宗和律宗的主要著作、思想体系和仪轨得到了传承。其中，《成唯识论》《百法明门论》是辽朝唯识学僧人研习的主要经典；而律学方面则以《四分律》的传习为主。

（三）辽朝禅宗的传播

自中唐时代开始，以慧能南宗禅为代表的禅宗得到了迅速发展，而在晚唐五代时期的中原地区，华严宗、天台宗、唯识宗等义学宗派衰落的同时，禅宗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佛教思想界的主流，这在北宋佛教界有着突出的表现。而从现有资料看，与北宋佛教界不同的是，禅宗并未在辽朝佛教界取得主体地位。但禅宗作为唐宋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佛教宗派，仍然在辽朝境内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与发展[76]，这在现存的辽代金石碑刻文献中有所反映，可考的禅宗高僧主要有以下几位：

智辛禅师，据辽穆宗应历二年（952）张明所撰《感化寺智辛禅师塔记》（《盘山辛禅师塔记》）记载，智辛禅师为慧能南宗禅法的传人，“禅师洎传六祖之衣，将付一真之理”，早年随盘山（今天津市蓟州区盘山）感化寺彻禅师出家，并曾至江南及两湖地区参禅学法（“访真侣于江南，礼名山于湖外”），又于山东青州传禅法（“曾届青州，为四众以开禅”）[77]，后返回幽州（今北京市），于天禄五年（951）圆寂，葬于幽州城北，有弟子崇德、崇信等九人。从智辛禅师的生平经历来看，他接受的主要是五代后期中原及江南地区的禅宗，这也说明辽初禅宗主要是晚唐五代禅宗的余续。

圆空国师（生卒年不详），据开泰二年（1013）辽圣宗《赐圆空国师诏》记载，圆空国师受到圣宗皇帝的礼遇，并被称为“大禅师”，文称：“今睹大禅师识超券内，心出环中，撒甘露于敬田，融葆光于实际，总持至理，开悟众迷，朕何不师之乎！”[78]

辽朝前期的禅宗在整体上比较沉寂，这一情况至辽朝晚期的道宗、天祚帝时期才有所改变。受到北宋禅宗的影响，辽朝出现了通理恒策、通圆法颐、寂照大师等禅宗高僧，据天庆五年（1115）《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碑》记载：“洎至康安二号，南宗时运，果有奇人来昌大旨。遂以寂照大师、通圆、通理此三上人捷生间出。……唯三上人乃曹溪的嗣，法眼玄孙，为此方宗派之原，传心之首者矣。”[79]可知三人为南宗禅法眼宗的传人。

由于相关资料的缺乏，寂照大师的生平较难考证；所幸《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碑》对通圆、通理二人的事迹[80]有所记载。

通圆大师法颐，为辽道宗、天祚帝时高僧，俗姓郑氏，早年以“《花严》为业”，后在燕京紫金寺开坛，为信徒受忏灭罪，道宗皇帝“美其道风，愿一瞻礼……特赐紫袍、通圆之号”；后来“因倦学律，寻访山水”，与通理大师恒策一起隐居燕京西大安山习禅，天祚帝时被宣请为“内殿忏悔主”，并加赐“特进守太师，辅国通圆大师”的称号，乾统四年（1104）逝世，弟子遍布五京。从法颐的生平来看，他是一位华严宗和禅宗并弘的高僧。

通理大师恒策，俗姓王氏，七岁从宝峰寺崇谨出家，早年研习《百法论》（即《大乘百法明门论》，唯识宗的主要论典之一），“百法为业，十六启讲，后习性相，靡不圆通”[81]，后来师从永泰寺守臻（华严学大师，曾注疏《释摩诃衍论》），道宗皇帝及宗天皇太后（道宗母）“赐紫袍，号通理焉”，可知他早年是以唯识和华严学闻名的义学高僧。后来通理恒策到大安山莲花峪与寂照大师、通圆法颐等人一起习禅，德业大进，道宗皇帝宣请为内殿忏悔主、赐封检校司空，寿昌四年（1098）圆寂。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中发现有恒策所著《究竟一乘圆通心要》《无上圆宗性海解脱三制律》《立志铭心戒》等著作[82]，反映出恒策在辽夏佛教界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通理恒策的重要事迹之一是续造云居寺石经，据天庆八年（1118）释志才撰《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记载，通理恒策曾于道宗大安九年至十年间在今北京市房山云居寺主持雕造石刻《大藏经》，文称：

师因游兹山，寓宿其寺，慨石经未圆，有续造之念。兴无缘慈，为不请友。至大安九年正月一日，遂于兹寺开放戒坛。仕庶道俗，入山受戒。……所获施钱，乃万余镪。付门人、见右街僧录、通慧圆照大师善定，校勘刻石。石类印板，背面俱用，镌经两纸。至大安十年，钱已费尽，功且权止。碑四千八百片，经四十四帙。[83]

从中可知，通理大师恒策通过开戒坛筹集造经费用，并嘱托其弟子善定具体负责石经的雕造。结合该文末尾的石经目录，可知在一年多时间里，善定主持雕造佛经共六十二部，四十四帙，石碑四千八百片。这些石经的主要部分是佛教各宗论典，如作为般若学和三论宗主要论典的《百论》《中论》《十二门论》等，唯识宗的《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以及《大智度论》《大乘阿毗达摩集论》《摩诃衍论》等重要的论典[84]。此外，据《崇昱大师坟塔记》记载，通理恒策曾住锡王家岛，并且向崇昱传授禅法，文称：（崇昱）“遐访孤征，首抵王家岛。先有通理策师住止于此，师受以达摩传心之要”[85]，此后，崇昱还追随通理恒策一起到云居寺续造石经。

结合以上的记载可知，辽朝初年的禅宗主要是唐代禅宗的余续，此后逐渐沉寂。到辽朝晚期，禅宗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但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以南宗禅为业的禅僧，而只是作为修行实践而被部分兼学各宗的辽朝高僧所弘扬。可以说，辽朝禅宗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禅教结合”的形式，与华严、唯识等义学宗派有机结合而存在的。

（四）辽朝的天台宗与净土宗

天台宗在辽朝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据辽穆宗应历十年（960）王鸣凤撰《大都崇圣院碑记》记载：“时有范阳僧人惠诚，俗姓张，母孙氏，丱岁礼惠华寺玉藏主为师，授以天台止观。”[86]这里提到的“天台止观”即天台宗教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可知惠诚及其师玉藏主都属于辽朝初年的天台宗僧人。此外，辽朝还存在着许多以讲习《法华经》为业的僧人，如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罗汉院八大灵塔记》中提到“沙门首座诵《法华经》绍凝，行超俗表，道冠权门”[87]，寿昌六年（1100）《玄福墓碑铭》文记载有“顺孝寺前木叶山兴王论主圆慧大师赐紫沙门玄福”“常弘《妙法莲花上生经》”[88]，辽道宗清宁二年（1056）刘师民撰《涿州超化寺诵法华经沙门法慈修建实录》提到的“诵《法华经》沙门”法慈[89]，道宗寿昌二年（1096）《蓟州玉田县东上生院无垢净光佛舍利塔铭并序》中的“诵《法华经》沙门省孝”[90]，太康十年（1084）《牛温仁等造经题记》中提到的涿州云居寺“奉宣提点诵《法华经》沙门法选”[91]，以及应县木塔辽藏《称赞大乘功德经》题记中的“燕台圣寿寺慈氏殿主讲《法华经》传菩萨戒忏悔沙门道撰”等人，都以研习《法华经》为主业，《法华经》为天台宗的根本经典（天台宗因此也称“法华宗”），天台宗的《法华玄义》等著作也是注疏《法华经》的主要论典，由此推测，这些人应当都属于研习天台义学的僧人。

从现有资料来看，辽朝净土宗主要表现为对净土经典（如“弥陀三部”“弥勒三部”）的义理注疏，以及僧人和民众的往生净土信仰。辽朝佛教界本来就具有兼学各宗义学和思想的风气，净土信仰更受到各派僧人的普遍重视，这可以纯慧大师非浊为例，非浊除了律学著作之外，还著有反映净土信仰的《随愿往生集》二十卷（已佚）及《三宝感应要略录》等书。此外，以唯识学大师著称的诠明撰有《弥勒上生经疏会古通今新钞》四卷、《上生经疏随新抄科文》一卷（存残卷）等净土思想著作；而海山大师思孝也著有《观无量寿经直释》一卷等著作。

综观辽朝各宗派的发展传播情况，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基本认识：首先，兴宗、道宗和天祚帝三朝是辽朝佛教的全盛时期，辽朝的佛学大师多活动于这一时期，重要的佛教理论著作也产生于这三朝，这正与兴宗、道宗、天祚帝等辽朝统治者的崇佛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次，辽朝佛教基本继承了唐朝佛教的传统，各主要佛教宗派在辽朝都得到了传播与发展，尤其是以华严宗和唯识宗为代表的义学宗派。而从辽朝涌现出的众多佛教高僧及佛学著作来看，辽朝佛教文化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辽朝思想文化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