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比潘德荣老人更熟悉老马边县城了。当年，他每天骑着辆绿色自行车，挨家挨户去送信送报，每一条巷子，巷子里每一户人家，人家旁的每一棵树，树下的每一个门牌号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每天都要转一大圈，闭着眼睛都找得到，太熟悉了！”潘师傅说。
当时马边县城里只有两个邮递员，他是其中之一，一个送城内，一个送城外。潘师傅就送城内，这份工作他一直干到1997年退休。
“小城里的人都面熟，天天一碰到，叫不出名字，但也要打招呼。”
潘师傅对他的这份工作有种自豪感。穿着绿色的邮电服，每天去送信的时候，人们都喜欢他那个绿包包，总觉得自己可能会遇到意外的惊喜。潘师傅有张圆脸，弯弯的眼角，遇到这样的人会觉得世界就是一团和气。
“最主要是送报刊、信件，还有汇款单，大家最喜欢这个。”
潘师傅的家在农村，年轻时当过工程兵，修过成昆铁路，转业后在1970年底到邮电单位工作。“本来人家想招能歌善舞的，我肯定不行，但人家看我当过工程兵，能吃苦，能爬电杆，就招进去了。”他说。
刚开始，潘师傅被分到大院子区工作，给乡上送信。每天背着邮包跑，如果邮件多，只有挑担子。在潘师傅的记忆中，马边正式通邮车是1982年，之前的书信全是人去沐川挑回来，那叫“邮政担子”。挑的人一走就是几十里，长年累月，都走成了“山夫脚”，大脚板。1976年，潘师傅回到了城里，骑上了邮政自行车，在城里穿梭，也就不用再过唐僧西天取经似的生活了。
那时候，潘师傅每天送得最多的是《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党报党刊，每个单位都要订。潘师傅对《红旗》杂志的印象最深，每次一来，自行车后座就要码上高高的一摞，绑在后座上，蹬起来很沉。20世纪80年代后，马边城里私人订阅也渐渐多了，订得最多的是《参考消息》《文摘周报》《四川广播电视报》，后来也有人订《深圳青年报》《南方周末》《中华工商时报》。阅读趣味慢慢在变，外面的世界好像就在那几张报纸上。
“那时候邮政快件很少，每天只有二三十件；现在就不一样了，五花八门，单邮政都有两三千件，还不说其他民营快件公司揽的货。”
说起当年送信，潘师傅就滔滔不绝。这个小城有很多爱写信的人，但最爱写的都是些小姑娘，写不完的信。也有爱投稿的文学青年——小城里有一群人做着文学梦，不断给报刊投稿，收到稿费单像中了彩票一样。潘师傅还记得有个“眼镜”，文质彬彬的，每天站在路边等他，他的车子只要不停下来，那人就失落得很。其实潘师傅也失落呀，“觉得欠了人家什么似的”。
因为写信，就有了不少故事。20世纪80年代，有个派出所的民警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征婚启事，每天要收到上百封信，雪花一样飘来，持续了好几个月。老潘就纳闷：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求婚信？咋个不分青红皂白就来求婚呢？关键是那么多的信，这个人到底看完了没有？有一次他就真的去问了对方，人家只是嘿嘿笑。又过了两年，就听说这个年轻人结婚了，老潘好奇此人到底是娶了何方仙女，结果一打听，原来找的还是本地姑娘。
“后来在马路上碰到过那两口子。女的嘛，长得也不咋样。”潘师傅说。
这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
这一天，我同潘师傅一起走在马边老城区，他已不再是一个邮递员，退休快30年了。但我最想听的，就是他讲马边的老故事，就像翻出那些过去的集邮册来看一样。那天，我们从北门桥出发，过去到马边，主要就是从这里进城。
“过去要进马边城就要在这里等船。隔着一条河，要等好久。”潘师傅指着对岸。
说这话时，我们正站在北门桥的桥头上，只用了一分钟就过了桥，桥上有几个彝族老人在那里聊天。当年这里是个关口，称为北门关，是进出马边城的必经之处。过去送人，就要送到这里，河这头望着河那头，如果按照诗人们的说法，那可能就是乡愁的距离。
过了北门桥，就进入了潘师傅记忆中的老县城。极目望去，街道窄窄的，街上行人也不多，一片低矮的房屋。顺着左手边当头的是朱家旅馆，再下来是一家小食店，卖油条、包子、馒头。中间有卖棉絮和棉被的门市，都是在低矮的房屋里。
“当年，马边城里全是清一色的木头青瓦老房子，预制板房子是后来才修的。”
我们慢慢地走着，走进了一段旧时光里。
小城沿山而建，路是从北向南走的。马边城依山傍水，其布局历来就是沿着马边河的南北走向，东临马边河，西靠真武山，对岸是莲花山。
老城很小，很快就走到了西街口，那是一个小丁字路口。西街一带过去是马边最热闹的地方，1949年前就办有彝汉交易所，卖洋广杂货，也卖本地特产。马边中学也在西街上，这个学校的故事我在《昨日的边城》中写过，那是一段传奇。马边中学的校长李伏伽过去在街口有祖屋，他母亲就在那里卖血旺，进城赶场的人会在那里吃一碗血旺，啃块玉米粑，那就是当年的马边风味。
这是一条长长的小街，沿路的房子都是木头青瓦盖的，各有各的样式，但聚在一起，就有种特别的韵味。这样的街道要是遇上雨天，撑把油纸伞，一个人孤单地走在上面，基本就把你的前世走了一遍。那天，我走在西街上，感受它曾经的热闹和繁华，但眼前却是冷冷清清。房子破旧，有些都快倾圮了，唯独一些小物件还留着过去的样子：一扇花窗、一把铜锁、一个踏得光光生生的门槛。门槛外有块认不出是什么的石头，但我相信它应该是小狗变的，守着曾经的人家，那人家早就散了，而它还不愿离去。
街上零零碎碎的东西多，你得悠着点。一个修鞋的摊、一间补胎的铺子、一张破破烂烂的台球桌也够你瞧一阵，再说那沿街的茶馆，则可以让你坐下来歇脚，要上一碗盖碗茶，听里面的人天南海北地摆龙门阵，或者看几个人在那里打“贰柒拾”，半天的光阴就打发过去了。
再往前走，又到了一个丁字路口，往东可以通往大东门码头。途中有小城当年最繁华的百货公司，那是一幢比较别致的建筑，中式两层屋顶，歇山式。当然，这座房子就是小城的万花筒，是看世界的窗口，手表、花露水、篮球、尼龙雨伞、搪瓷盅、红头绳、卡其布、回力鞋、自行车……新奇的物品总是会最早出现在里面。马边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物品贸易上还有很多民族特色，毡衫、杂色棉布、木碗、银首饰、珠子、钢质锅壶、毛毯等，这都是彝族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每一样物品都是一种象征，如手表是奢侈品的象征，花露水是女性美的象征，回力鞋是青春的象征，自行车是自由的象征……这些象征是时代的，也是个人的；是公开的，也是隐秘的。它们交织在一起，汇聚出了一种涌动的“物欲”。
不远处是国营照相馆，橱窗里放着几帧照片，走到这里的人都要停下来望两眼。当然，那镜框里的人也正意味深长地望着你。照相的师傅姓钟、姓卢，老潘至今记得他们的名字，大概要想英俊漂亮一点，就得靠他们的手艺。那时候，照相师傅就像是变魔术的，从照相机后面伸出头来，让坐在灯光下的人们“背要立起”“抬头”“轻松一点”“笑一笑”，这些几乎可以当作那个时代的关键词，而所有的底片就定格在一个你看不到的“时代感”里。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跑到照相馆去看师傅洗照片，看那些泡在化学液体中的胶片如何把人变出来，变成眼睛、眉毛、鼻子和带笑的嘴角。
小城最热闹的地方是电影院，那时叫人民礼堂，是1957年修建的。前面有灯光球场，旁边是文化馆和民建镇小学。我听一些老人讲过，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那些机关里的干部们有不少是外地来的，爱在那里打篮球，晚上跳交谊舞，点着煤油灯，放的是留声机。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歌舞厅和夜总会也集中在那一段，年轻男女流行穿牛仔裤，烫爆炸头，蹦迪斯科，老人们就看不惯了，嗤之以鼻。而醉醺醺的马路青年在夜总会门前徘徊，邓丽君的歌声像初春时的柳絮，软绵绵的，弥漫到了小城里的大街小巷。到了晚上，街上就会灯光闪烁，把小城的夜晚晃得躁动不安，那是一个兴奋和激情的年代。
“过去进城的农民，住不起旅馆，就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就坐在屋檐下摆一晚上。”
电影院门口就是个江湖，小城里最漂亮的裙子、最帅气的军帽、最新潮的牛仔裤、最坚硬的砖头、最飘忽的扒手、最荒唐的打架斗殴都会出现在那里。一角钱一张的票，人们要排着长队去买，最火的是《天仙配》，看了整晚都睡不着觉，人生始知悱恻缠绵。当然，人们知道刘晓庆、周润发、成龙、高仓健、山口百惠、阿兰·德隆等中外明星也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大幅照片贴在电影院门口，并迅速成为万千人的偶像。
“现在电影院不放电影了，空在那里很多年。还好，这两年疫情来了，正好用来打疫苗、做核酸，经常看到人排在那里。”潘师傅说。
过去，小城最繁华的地段大概不足500米，对于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县城，全部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浓缩在了这里。走过这里的时候，潘师傅突然告诉我，20世纪80年代他在这一带掉过一件值钱的东西，是件真丝衣服，值900多。“当时绳子没有捆紧，东西在路上跑掉了，但人家是保了价的，只好赔。”关键是，那时潘师傅的工资才几十元，最后赔了500元，捶了好久的心口。
其实，他至今还耿耿于怀：为何会偏偏掉在这里？
潘师傅掉东西的附近过去有一座“灯楼子”，是小城最热闹的地方，过年过节就要挂灯笼，也要点灯猜谜，老百姓害病许愿都要到那里点灯，据说应验得很。“灯楼子”附近有戏台，可以唱戏，外地戏班来马边，总要在那里咿咿呀呀几天。附近还有一家卖醪糟的，主人姓康，人称“康醪糟”。当年在马边中学的穷学生，出来搞勤工俭学，周末就到粮站去背粮食，一天下来能挣好几角钱，吃一碗“康醪糟”才8分钱，那是真解馋。
再往南走，就到了粮站，那是过去的文庙旧址。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的记载中，文庙有“大成殿、崇圣祠、东西两庑及礼门、棂星门等”，“庙貌巍峨，壮厥观瞻”（《马边厅志略》），但后来都消失了。不过，在中国古代，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文庙，每年春节后的望日，县衙的大小官员都要恭恭敬敬去朝拜。后来虽然大成殿变成了米仓，但事关百姓的温饱，也不太算是有辱圣贤。
如今，粮站也不在了，又变为了一所幼儿园，房子是重修的，每天一大群孩子在里面蹦蹦跳跳。看《马边厅志略》上的厅城图，文庙在靠南的位置上。那天我顺便去幼儿园看了一眼，里面正在唱歌，童声袅袅，显然比读“四书”“五经”好听多了。
我观察过很多城市，在一般情况下，尽管历代都兴修了大量的寺庙，但最后保留下来的一定有文庙，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尊孔是最重要的内容。其实马边在建城之际修了很多寺庙，如文昌宫、城隍庙、火神庙、西岳庙、禹王宫、万寿宫、龙王庙等，不下三四十座，但都逐渐荒废，最后消失了。而马边文庙一直到30年前都还在，只是后来城市改造，儒家尊严在挖掘机面前那是不堪一击，被拆了个干干净净。
继续往前走，房屋逐渐稀落，就看到了江边的几棵大黄葛树，树龄少则几百年，有的比马边城还老，它们是这个小城活的见证者。再往前走就到了南门口，也就是南郊，贺昌群当年回马边就住这一带，曾发出过“楼阁郡城非昔比”的感叹。从这里一出城就是关外，红崖口以外人烟稀少，是出“棒老二”的地方，而江的对岸是无边无际的群峦和荒野。据说过去杀人行刑一般就在南门外。小孩子爱看热闹，但看了晚上要“惊抓抓地叫”。李伏伽曾经在《旧话》一书中回忆过：“首级用绳子络好，挂在树枝上，顽童们就用石头掷它作游戏，看谁打得最准。当它被石子击中时，便卜地一响，轻轻地摇晃一下。”
潘师傅告诉我，当年送信出南门，只有小路，荒凉得很。每次走到这里他都要推着自行车过去。如果遇到下雨，路就烂得不行，车都推不动，链条会被泥浆给塞住。但这又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那天我同他走到了这里，也就从北到南大致把老马边城走了一遍。突然间，我感到自己仿佛从短短的历史场景中穿越回来，又回到了喧闹的生活中。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切皆为当下，却瞬间就分出了历史与现实。
“当年的马边就这么大。”潘师傅摊了摊手。
但这就是当年他那辆绿色自行车的整个世界。
这天，我们慢慢地走到对岸，那是马边的新城区，高楼林立，一望无际。但路上没有人认识潘师傅，他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年那个讨人喜爱的邮递员已经被人忘记了。他说，新城这边的发展太快了，30年前这些街道都还没有，更不消说那些新生的街名和编号了。
“老了，老了！”他说。是的，他会越来越老，老得像一张记忆的底片。从河的左岸往右岸望去，马边是个被河流环绕的小城，就像个襁褓中的婴儿一样。但我觉得它更像片树叶，落在莲花山和真武山之间。这片树叶，被历史的大风吹过，叶片正朝向光亮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