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智慧的五个支柱

第一章 客观是你的幻觉

20世纪初，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颠覆了我们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的认知。他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具有革命性意义，它们认为时间与空间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并不能通过主观体验获得，而只能通过数学公式以及创造性思维实验才能完美感知。例如，他试图去想象，如果我们坐在一辆车内，而这辆车的行驶速度近乎光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他提出了著名的E=mc2公式，这个公式警示我们，物质转换的过程中会产生多么大的能量；但将这个公式重组后，就会发现物质本身即可被视为凝聚的能量。实际上，在爱因斯坦众多被频繁引用的论述中，有一条是这样的，“现实即幻觉”。

此言论引发了学者们的争论，它究竟何意？多数学者认为，爱因斯坦是在提醒我们，个人体验受制于感知者的思想和境况。然而在我们看来，该言论提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感知并不仅仅是对“客观存在”的记录。实际上，感知是“宇宙大爆炸”产生的奇怪而复杂的物质（一个最新的理论认为，我们所谈论的这些物质都是由很多不可思议的微小粒子的振动弦构成的，这些粒子与能量场相互作用时以某种方式获得质量）与构成我们自身物质相互作用的产物。正是这种相互作用促成了我们对世界的主观体验，这个世界包含了我们触摸得到的三维物体，听得到的各种声音，看得到的万千色彩，以及嗅得到的不同气味。

喜剧大师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是20世纪的另一位天才，他曾问过自己的观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凡是开车比你们慢的人都是傻子，凡是开车比你们快的人都是疯子？”大约20年前，我们俩开始思考爱因斯坦的现实言论和卡林的揶揄提问之间的关联。我们相信，这种关联让我们得以透视人心以及人类大多数的愚蠢想法。我们人类不仅会想象自己的感知与事实一一对应，通常还会预设自己的个人感知不仅准确而且客观。

为了帮助你理解这种客观幻觉的本质，让我们来做一个“读心游戏”。

具体而言，让我们来演示，仅凭你阅读本书这一事实，我们就可以觉察出你的观念。我们可以自信地做出如下预测：

你认为自己在从自由到保守的观念谱系中处于合理的位置。在大多数问题上，你认为比你偏“左”的人都有一点幼稚，更偏向于理想主义，而且过于“政治正确”。同时，你认为比你偏“右”的人都无比自私、极度冷漠、心胸狭隘，与很多人的生活及其所面临的问题都有些脱节。

以上描述是否正中你所想？我们确信事实就是如此。个中玄机在于，我们勾勒的描述不仅适合你和本书的其他读者，还适合几乎每一个人。因为如果你认为比你偏“左”的人比你更趋近于现实，那么你已经跟他们处于同一边了。同样，比你偏“右”的人也是如此。

总之，你（以及其他任何人）认为自己的信念和倾向，就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以及我们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而言，是最切实际的回应。你甚至认为自己的看法和立场符合人类的本质。此外，如果你认为自己的观念是最贴近实际的，那么你一定也认为，那些不同意你观点的人（尤其是那些处于观念谱系另一端的人）一定不如你实际。他们不及你客观，更倾向于用自己的意识形态、自身利益、个人教养或是其他扭曲的三棱镜来看待社会事件。

想想卡林关于你对自己的同行驾友的看法的观点。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事实上，对于其他驾驶员，我确实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反思片刻之后，你就会理解卡林的意思：由于你会根据路况调整自己行车的速度到你认为适宜的速度，任何行车速度比你慢的人必定都太过缓慢，而任何行车速度比你快的人必定都太过疾驰。你认为自己客观地看待事物，而其他与你的意见相左的人都是错的，这一信念无可避免，至少最初的条件反射是这样。

日常经历中有很多例子，折射出相同的基本现象。当你的配偶说道“这儿太冷了”，然后打开了恒温器，而你却感到非常舒服时，你忍不住思索为何温度如此适宜，你的配偶却感到如此寒冷。相反，当你感觉很冷的时候，你的配偶或其他人却说温度正好，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完全感受不到实际的温度。你不会立即想到可能自己才是对“实际”室温过于敏感，或是过于迟钝的那一方，而你身旁的人才是做出正常反应的那一方。

同样，当你说音乐“太沉闷”或“太嘈杂”时，你认为你说的是音乐，无关你自身，也无关声音输出、听觉器官和任何造成你喜好和偏爱的体验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当你说食物“太辣”或者“太淡”时，你认为你说的是食物，无关自己的味蕾，也无关自己的童年和文化。当其他人不同意你的看法时——当他们表示你喜欢的音乐太嘈杂，没有他们小时候听的歌好听时，或是当他们发出质疑，为什么会有人喜欢那样的食物（或是那样的艺术，或是那样的穿衣风格）时，你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品味如此奇怪。

可以肯定的是，你可能会想到反例：当你知道自己就是反常的那个人的时候（通常都经过了一番反思）。你知道因为自己在哥斯达黎加长大，所以对寒冷特别敏感。或者你觉得自己对肉饼的厌恶源于它的配方干燥无味，但每次去看望奶奶的时候，又被迫吃下。很好。这些例外都是真实的，而且非常重要，但它们仅仅就是例外而已。这些例外源于当我们与同龄人（尤其是小时候）对艺术、音乐或特定的休闲活动等方面的品味有着不一样的感受或想法的时候，我们反思自己的倾向。青少年时期，我们甚至会问：“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人一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反思往往会从“我有什么毛病”或是“我有什么不一样”，变成“他们有什么毛病”。

尽管可能会有反思，但我们的现象学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依照事物本身来感知事物——房间里真的很冷，奶奶的手艺真的很糟糕。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我们研究了人类行为的一些倾向性如何根植于他们的愚蠢行为之中，这些倾向性使人们将事物视为客观感知而非主观解读。

在李（本书作者之一李·罗斯）和他的同事的领导下，很多心理学家把“感知是对世界面貌的客观反映，而不是一种对世界的主观解读”这样诱人而难以抗拒的想法，称为“朴素实在论”。你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是朴素实在论者，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成为一位更睿智的人而言非常重要。它将让你以更加睿智的观点，对待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经历。它能助你更加有效地处理与朋友、家人和同事的分歧。它还会让你在我们这个纷乱的世界充满分歧与冲突的时候，更有智慧地看待重大社会事件。但是，对朴素实在论的理解如何能提升我们心中的智慧，要完全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回到一个更加基础的问题：人们为什么会坚信自己的感知与客观事实是一一对应的？

隐形工人

我们的头骨中有重约1.5千克的神经网络，它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那个网络毫不费力地迅速做出调度，确定路面可不可以行走，物体有没有危险，身体的运动有意还是无意，眼前的面孔陌生还是熟悉。大多数感知是通过没有意识参与的心理过程完成的，这让我们拥有感知，却没有做出感知的意识。在我们不知情且没有做出指引的情况下，有许多隐秘的心理过程在发生，使得冲突和各种混沌信息相继而来。这种缺乏意识参与的感知机制导致了康德所称的“物自身”（das Ding an sich）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das Ding für uns）之间的混淆。

当我们看到一台烤箱，闻到甜美的香味，或是觉察到威胁性手势时，获得的感觉就像我们体验着事物本身，而不是我们建构的体验。我们在建构色觉的感官体验中扮演的角色或许是最容易理解的。在我们看来，所见到的苹果是红色的，海洋是蓝色的，麦当劳附近的高大拱门是黄色的。但是，我们所见到的颜色并不仅仅是我们所感知的物体“本身”，也是“物自身”和我们感官系统的功能相互作用的产物。我们对于颜色的体验源自特定感光器的激活，这些感光器对映射到视网膜上的不同波长的光有着不同的敏感度，以及对在大脑高级皮层回响的复杂神经激活模式的深入加工。

我们常说狗是色盲（事实上它们确实能够看到颜色，只是它们所见不及人类那么丰富和多样），却从不说自己是“气味盲”，这个有趣的事实突显了红色苹果、蓝色海洋和黄色拱门这些错觉完全是大脑创造出来的。我们不承认这个世界实际上有更多气味，而只是认为由于我们嗅觉器官和大脑的局限性，我们能察觉到的气味比狗（以及大多数哺乳动物）极易察觉到的气味少得多。

受过教育的成年人了解色觉的基本知识，但是这种了解无法改变他们“颜色存在于物体中”这一感觉，也没能阻止我们谈论橙色的日落、蓝色的眼睛和赤褐色的发辫。当涉及更复杂的认知性事件时，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对感知经验所做的贡献。我们毫不费力地填补着自己可获得的感官信号中的空白，丝毫没有意识到有空白需要填补，或是我们已经做了填补。

值得注意的是，空白的填补不仅可能受先前的信息和期望驱动，也可能通过事后所接收到的信息来完成。在一项有力的研究中，研究参与者听到了一些句子，句子的关键词省略了辅音（我们用“*”做了标记），同时提供给他们的句子开头也各不相同。于是，有些参与者听到的是“The *eel was on the axle”，有些听到的是“The *eel was on the orange”。两个案例中，参与者均表示自己听到了一个连贯的句子，第一个案例是“The wheel was on the axle（车轴上有轮子）”，第二个案例是“The peel was on the orange（橘子上有皮）”——他们从未意识到自己增改了信息。1

当其他所有人有着与我们相同的认知模型（如对苹果、天空、麦当劳拱门的颜色）时，将事物本身与相对应的认知模型混淆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当我们所有人都设法删除相同的交流卡点时，那就不会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在处理社会问题和政策问题的时候，这种混淆所带来的结果就不那么好了。当双方的感知体验、偏好和信念出现极大差异时，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何为正义、何为神圣、谁该为世上的种种问题负责的看法，注定会不同。意见分歧可能导致双方指控对方心怀恶意和品格不端，从而使这些分歧更加难以解决。正是在这些情况下，有智慧的人就会意识到，他们对于“现实”的理解仅仅是一种理解，并非对“事实”的客观评价。

他们看到了一场抗议

你驾车在路上行驶，看到一群警察试图阻止一家生殖健康诊所前的抗议。警察们的行为看起来是否过激了呢？他们是否剥夺了抗议者的集会权利？或者这场抗议是否会因为失控，而需要警察们智慧地干预？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丹·卡汉（Dan Kahan）和他的同事们做了一项了不起的研究，结果表明：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多少都会受自己价值观的影响。提醒你一下，你的价值倾向并不仅仅影响着你对警察或抗议者行为的看法，还影响着在你眼中双方做了什么。

2009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发生了一场抗议冲突，卡汉和同事们向实验参与者展示了当时一些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真实冲突的片段。2他们告诉其中一半参与者，当时的抗议者在生殖保健中心前抗议堕胎的权利，而告诉另一半参与者，抗议者在一所校园的军事招募中心抗议军方针对性少数军人的“不问不说”（don’t ask，don’t tell）政策。早些时候，实验参与者已经填写了有关自己态度和价值观的调查表，所以实验人员能够很好地了解他们是同情还是反对对堕胎权和“不问不说”政策的抗议。

观点不同的参与者“眼中所见”的抗议者和警察的行为大相径庭。支持女性生殖权的实验参与者中，有四分之三的参与者看到的是抗议者挡在保健中心的门口，持相反立场的保守参与者中只有四分之一看见这些。当实验人员告诉参与者这是一场发生在军事招募中心前的抗议时，这些判断就被推翻了：有四分之三的保守参与者看见抗议者挡在招募中心的门口，而持相反立场的人中，只有40%看见了这些。当实验参与者被问到，想要进入保健中心的抗议者和想要进入招募中心的抗议者，脸上是否有尖叫表情时，回答出现了相似的分歧。[1]

实验人员没有要求参与者讨论该事件。我们却希望他们讨论过。看看他们会对其他人对他们“所见”截然不同的评价做何反应，应该很有意思，同时也可以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我们都习惯与价值观和思想观念跟自己不同的人打交道，当然对这些不同观点的讨论也不会很愉快，尽管这些人都很文明并且试图努力理解彼此之间的差异。但是，当我们所认定的“事实”受到挑战时，双方的讨论就会白热化，而文明也随之被抛到了窗外。

共识的偏见

在《星际旅行Ⅲ：石破天惊》的结尾处，联邦星舰企业号上的英雄们花了90多分钟，试图找回瓦肯星朋友斯波克的遗体，并将其带回瓦肯星妥善安葬，复活的斯波克感激地说道：“你们为了我回来了。”随即，企业号船长詹姆斯·柯克抛弃一切假想英雄主义，温和而坚定地说道：“你也会为我这么做的。”

地球上，这种“你也会这么做”的信念十分普遍。每当在街上看见一个为别人做心肺复苏术、救下了一名溺水的孩子，或是冲进烈火焚烧的建筑救下了一位老人的路人被采访时，我们就会见证这句话。他们通常都会答道，“任何人都会这么做的”。在道德的另一端，当那些有罪之人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时，我们也可以看见这种现象。例如，2005年，在国会对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兴奋剂丑闻进行调查时，服用了类固醇的马克·麦吉尔说道：“任何人站在我这个位置上，看着眼前的这些场景，都会做同样的事。”4这种假设太平常了，甚至成为嘻哈三重奏组合“天生顽皮”的一首歌的名字——《你也会为我这么做》。

但是这个假设有效吗？还是朴素实在论让我们高估了我们与他人价值观和行为选择上的契合程度？它确实让我们高估了，因为人们坚信所见即事实——他们的信念、偏好和反应源自对物体、事件和问题本质上的无中介感知，也就认为如果已知的信息相同，其他理性而公正的人应该得出相同的结论。这看似合理的推论引起了一种现象，李和他的同事称之为错误共识效应：人们往往认为自己的信念、观点和行为比实际上更能引发共鸣。更准确地说，如果人们有了既定的观点和偏好，他们会认为这些观点和偏好比那些相反的更加普遍。5

相比于法国电影更偏爱意大利电影的人认为，他们的同类比法国电影发烧友更多。6做出特定不法行为的人认为，这些行为比那些从没想过做出这些行为的人认为的更加普遍。7自由派认为，他们的候选人以及他们关于社会争议性问题的看法，会比保守派赢得更多支持。反之，保守派也是这么想的。8持不同立场的选民都认为，如果弃权者投出选票，那一定会投给自己支持的候选人。[2]9

李和他的同事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生动阐释，他们让学生志愿者将一个大大的广告牌挂在身上，牌子上写着一句话（如“上乔家吃饭”），然后让他们在校园内四处游走，并且记下他们所遇之人的反应。但是，如果学生们不想现在参与研究（而是选择参与后续研究），也可以提出拒绝。在表示同意或拒绝参与之后，学生们立即被要求预估有多少人同意参与本研究，并且推测接受和拒绝实验人员邀请的人具有哪些个性特征。

正如预测的那样，两种参与者做出的数量估计和个性推测都非常不同。那些同意戴上广告牌的人认为同意者多于拒绝者，而且“选择同意”这一行为不太能透露这个人的性格。那些拒绝戴上广告牌的人认为拒绝者多于同意者，他们还认为，同意戴上广告牌这一行为能够更好地反映一个人的性格。

朴素实在论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很容易理解。在那些认为戴上广告牌走路无伤大雅的人看来，戴牌子并不太引人注目，他们会向熟人解释他们正在参加心理学实验（并称这是“很好的运动”），他们倾向于同意实验人员的要求，并且认为其他大多数“正常”的学生也会同意。对于这样的人而言，拒绝执行此任务和有此经历似乎会反映出不愿意合作、紧张或是其他与正常情况相反的特质。

相比之下，那些将戴上广告牌的样子想象得不那么积极的人（例如，穿过咯咯发笑的人群和指指点点的学生；看到熟人对自己摇头，一言不发，自己在匆匆离去时避开他们的直视），可能会拒绝实验人员的要求，并且希望其他人也予以拒绝。对于他们来说，同意戴上广告牌似乎更能反映出一些非典型或负面性格特征（如顺从，或是喜欢炫耀、哗众取宠）。

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基本动力，他强调将“对对象的判断”（judgments of object）和“判断的对象”（objects of judgment）区分开来的重要性。10人们考量同龄人的反应时，常常忽略了他们可能是在对一系列截然不同的“事实”和“情形”做出反应。

本书作者之一托马斯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为这种动力提供了证据。11如果错误共识效应的出现，是因为未能认识到其他人的反应对象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判断的对象”，那么当眼下的问题有最大的解释空间，细节有最多歧义时，这种效应应该就会达到其峰值。为了检验这一观点，研究人员请来评审小组，就模糊程度和解释空间，对李以往开展的错误共识效应研究中所涉及的项目进行评分。正如预期的一样，有最大解释空间的项目（“你是否有竞争意识”“你的同龄人中有多少人具有竞争意识”）所导致的错误共识效应比几乎不能容纳不同解释的项目（“你是长子还是次子”“你的同龄人中有多少人是长子”）更加强烈。

托马斯还做了一项研究，该研究的灵感来自音乐迷们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不同年代的流行音乐有何相对优点。研究参与者首先面对的问题是，他们更喜欢20世纪60年代的音乐还是80年代的音乐。随后，研究人员让他们估计自己的同龄人中偏爱以上两种音乐的人各占多少。不出所料，更喜欢60年代音乐的人认为，喜欢60年代音乐的人多于喜欢80年代音乐的人。相反，更喜欢80年代音乐的人认为，喜欢80年代音乐的人多于喜欢60年代音乐的人。

然后，研究人员询问了参与者，当他们做此估量时，脑海中想到了哪些具体的例子，以此将研究重点放在分析产生这些估量的背后原因上。倾向于60年代音乐且认为大多数同龄人也有此偏爱的人，提到了60年代的独立乐评人评价很高的音乐（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还有80年代的独立乐评人不太喜欢的音乐（犹大圣徒乐队，摇滚歌手约翰·麦伦坎普）。倾向于80年代音乐的人列举了多个不同的例子（60年代的如赫尔曼的隐士们乐队和投机者乐团，80年代的如摇滚歌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和迈克尔·杰克逊）。换句话说，研究参与者的喜好肯定是对不同音乐品味的反映。但是，这也反映了他们在回答问题时倾向于选择的特定例子，并且在估计同龄人可能的偏好时，他们未能认识到自己在将这两类音乐具体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这种动力在公共话语领域也发挥着作用。不同个体必然会对引发社会争议、道德争议的问题和事件有不同的解释。在有关抗议者与警察的冲突研究中，不同立场的人看到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左派和右派对堕胎问题、警察使用致命武器问题，以及关塔那摩湾囚犯待遇的持续争论问题的反应也说明了这一点。

当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宣称美国应该采用更高强度的讯问手段，而那些持相反意见的人正在使美国陷于危险时，他们认为应该对那些确实存心杀害诸多无辜百姓的人进行严厉体罚。但是，当微软全美广播公司的会谈负责人选择了截然不同的立场时，他们想到的是基地组织的小喽啰或无辜者遭受了酷刑，这些人被和他们有个人恩怨的人指控犯有不当行为。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可以确定一个人与恐怖分子团伙有着确切联系，那些左派和右派的人也可能无法就使用特定的讯问手段达成一致。例如，当迪克·切尼说道“我更担心那些重获自由和（从关塔那摩）释放出来的坏人，而不是那些可能无辜的少数人”12时，他表达了一系列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很少会有左派赞同。但是，用阿希那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来说，当参与争论的人是在对“不同的判断对象”做出反应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便加剧了，一方对另一方的看法也会变得更加恶毒。

持不同观点的人可能对截然不同的判断对象做出反应，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加深误解，延长冲突周期。它会导致争议各方对彼此的价值观、信念、同情心或诚意做出无端而又极为恶意的揣测，这只会加剧眼前的冲突。人们通常会建议陷入冲突的个人和团体，站在对方的立场，从对方的角度看待事物。给出这种立场和角度的劝告很容易，但遵循很难。但是，有智慧的人至少可以试着将事实和解释间的分歧与价值观和偏好间的分歧予以区分。

对客观与偏见的知觉偏差

2000年11月7日，许多美国人在睡觉前，都认为艾伯特·戈尔已经当选总统。但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他们得知乔治· W.布什拿下关键州佛罗里达州的25张选票从而领先于戈尔，这足以确保布什当选总统。由于布什在佛罗里达州险胜（得票率不到总票数的一半），因此竞选活动中出现了激烈的法律争辩，导致佛罗里达最高法院下令重新手动计算该州的所有选票。然而第二天，美国最高法院批准中止执行佛罗里达法院的决定。此后几天，美国最高法院彻底阻止了重新计票，因为大多数人认为，如果允许重新计票继续进行，这将违反《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

民主党人很快做出反应，批评了这一决定，并指出9位大法官中5位支持这一比例正好符合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分野。正如一位法律学者所言：“我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人相信，如果两党处境互换，如果是戈尔对共和党领导下的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的重新计票决定提出异议……（最高法院的多数派大法官）……会诉诸宪法中一条惊人的新原则，来确保戈尔取得胜利。”13在许多人看来，这件事中尤其令人起疑的是，占多数的保守派法官经常会对司法激进主义持保留意见，他们倡导州权利，狭隘解释平等保护条款，却突然愿意在此案中主张联邦权力。

尽管大多数民主党人认为，大法官中的多数派的决定会受到意识形态偏差和动机偏差的影响，但当事的5位大法官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坚信自己在公正执法。例如，在做出决定后不久，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对华盛顿特区的一群学生说道，这一决定丝毫没有受到党派关系的影响。14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对这种看法更加不屑一顾，他告诉卫斯理大学的一名观众“随它去吧”。15

研究表明，布什与戈尔案中，占多数的5位法官在这方面的做法并非例外。李和他以前的学生埃米莉·普罗宁曾向人们询问他们有多容易受到各种会扰乱人们判断的偏见的影响。例如，他们告诉受访者：“人们在看待自己的学业或工作表现时会表现出一种‘自利’倾向。也就是说，他们往往为成功骄傲，却否认应对失败负责任；他们认为成功源于其个人素质，如动力或能力，而失败却是由外界因素导致的，如不合理的工作要求或不够充分的指引。”然后，他们对自己及同辈有多容易出现这一判断偏差和其他17种常见判断偏差进行了分级评定。

你大概可以预测到他们的答案。正如普通人（尤其是自由党普通人）对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案中保守党多数派的客观性持怀疑态度一样，本研究的受访者认为，同龄人比他们自己更容易受到偏见的影响。16简而言之，偏见更易见于他人，而不易见于自身。或者说，正如钦定版《圣经》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所述：“为什么你只看得见兄弟眼中的尘土，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错误？”

因此，获得智慧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就是要认识到偏见并不只蒙蔽别人的眼睛。它也会扭曲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对自己的偏见视而不见，并不只是因为我们具有防御心理，或是想要得到自我认可。我们会在第三章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这些因素确实存在，但它们并不是全部。更严重的问题是，当我们自我反省时，我们找不到自己在考虑相关事实和争论过程中的自利痕迹。最终，我们确信，尽管我们的结论符合我们的个人利益，或是团体的最大利益，但这些考量因素在我们评估证据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作用。我们坚信，最客观的结论就是最符合我们（以及像我们这样的人）利益的结论。

当我们的观点与反方观点之间的差距最明显时，朴素实在论的影响则最大。我们俩与埃米莉·普罗宁所做的一项简单研究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们邀请大量参与者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他们在各种问题上的立场，如平权法案、死刑、堕胎权，还有他们对多位名人和多家媒体的认可程度。

然后，我们收集了问卷填答，并将它们随机发给其他参与者。接下来，我们让参与者评估自己的观点与自己所拿到的问卷填答间的相似度。最后，我们让他们评估那个填答的人的观点和他们自己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多种“考量因素”。列出的考量因素中有一些被普遍认为是合理而有效的，如“对事实的关注”“对正义的关切”，以及对“长期影响”的适当考量。其他因素则被认为是一些特殊的偏见，如“对同辈认可的渴望”“一厢情愿”和“政治正确性”。

如图1-1所示，结果清晰而引人注目。这些结果也能为我们日常所见的自由派人士对福克斯新闻的观点发表怨言，或是保守派人士对其在自由派媒体上的所见所闻发表牢骚提供一些见解。对方的观点与受访者的差异越大，就越可能被归咎为偏见而非理性思考（如图中的黑条所示）。17

显而易见，观点分歧的程度并没有对参与者对自己的评估产生很大影响，他们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出于有效考虑而非偏见（如图中的白条所示）。即便是有明显的分歧，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的看法不客观。相反，当分歧最大时，参与者不仅会在评估对方观点时特别苛刻，而且在评估自己观点的合理性时又会特别大方。总而言之，我们很难想象，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观点会得到比这个研究更为直接的支持：“大多数人……认为所有真理都站在自己这边，无论其他人与他们有何不同，那都是错误的。”18

你可能会说这很合理，也很自利。是的，确实很合理，或许也很自利。但是人们的这种评估模式直接基于如下事实，即我们认识世界的大多数心理过程，都是在我们没有意识的情况下自动运行的。同样，因为朴素实在论，我们认为自己看到的是事物本身，而不是以我们的期望、偏好或总体意识形态过滤或建构后的事物。于是，我们很容易将不同观点视为有缺陷的心灵和思维的产物。

英国著名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回顾20世纪的惨痛教训时写道：“个人或群体（或部落、州、国家、民族、教会）坚信掌握真理的只有他们自己，尤其是关于如何生存、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我们将要做什么事的真理。而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不仅错误，而且邪恶或者疯狂，需要进行克制或压制。这一信念所带来的危害是最大的。坚信自己是唯一正确的人，有一双发现真理的魔力之眼，一旦他人与自己意见相左，那他们一定是错的，这是一种可怕而危险的傲慢。”19

正是因为发现别人判断中的偏见很容易，所以相信他们自己看不到这种偏见很难。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似乎“不仅错误，而且邪恶或者疯狂”。我们至少会认为，他们是误入歧途，缺乏客观性。称赞前副总统迪克·切尼对同性恋权利极度宽容的自由派人士，以及谴责这一现象的保守派人士，都可能认为，如果他的女儿不是女同性恋者，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不会那么宽容。保守派倾向于认为，如果他的观点没有受到女儿性取向的影响，那么他就不会犯那么大的错误，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他无法意识到这种“明显”的偏见。自由派想知道为什么他对这件事的宽容没有延伸到遭受歧视的其他人群。

同样，自由派也对南希·里根提出了质疑，认为如果她的丈夫没有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话，她也不会如此公开倡导政府支持干细胞研究。他们想知道为何她不明白自己的立场与丈夫对政府干预的反对格格不入。自由派对莎拉·佩林会在强调减少政府支出，同时增加残障儿童项目的联邦支出的纲领下参加竞选也感到奇怪，直到他们知道她自己也有一个残障的孩子。对于曾在监狱里过夜的保守派人士，或是曾遭遇过抢劫或想要开家餐馆却被卫生检查员骚扰的左派人士来说，情况也是一样——经历会影响他们的观念。

我们是不是在说，这些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个人经历会影响其判断——并不是这样，至少并不总是这样。朴素实在论的影响更加微妙。人们有时很愿意承认自己的经历影响了其判断。但他们坚信自己的特殊经历远非造成偏见的原因，而是启迪智慧的源泉。

因此，人们时常听到这样的话：“你无法真正明白干细胞研究的重要性，除非亲眼看见阿尔茨海默病对人的毁灭性影响”“你无法明白战胜同性恋恐惧症的必要性，除非感知过它给同性恋朋友或其家庭成员所带来的负担”“如果你经历过我在职业生涯中所遇到的不明显或不太明显的种族主义，你就会理解我们采用平权法案的原因”，或者“如果你想经营一家小型企业，你就不会这么轻视保守派对政府商业管制的顾虑”。

为了探究这种想法，我们俩和我们之前的一名学生乔伊斯·埃林格合作，告诉一些康奈尔大学的学生，该大学正在审查学校涉及平权法案的政策，而作为审查的部分工作，学校组建了学生委员会，来为所有拟议变更事项提供意见。20然后，我们让每位受访者评估委员会中白人或少数族裔学生提出的意见，有多大可能会因为其种族而更明智或有偏见，并在从“学生的种族可能会降低他清晰看待问题的能力”到“学生的种族可能会提高他清晰看待问题的能力”的连续量表上打分。

结果简单明了。受访者中的少数族裔和白人受访者都认为，另一组人的种族会影响他们清晰看待问题的能力。但是，两组人都不认为自己的种族会影响自己的判断，而少数族裔学生则认为他们的种族能让自己对眼前问题有更特别而重要的洞察。

当我们询问大学校队运动员和校内运动者不太情绪化的问题时，也发现了相同的反应模式：全新式运动设施是应该只对校队运动员开放，还是应该对整个校园开放。两组人都认为，另一组的观点比自己的观点更加自利，并且他们自己的身份（无论是不是校队运动员）都能让自己拥有更加开明、更加合理的观点。

因此，人们不仅更容易认为自己受偏见的影响比其他人（尤其是站在争议性问题另一端的人）小，一般还认为，影响他人判断力的事物对自己来说却是智慧的源泉。相比之下，智者会看到每件事都有两面：使某些事物显而易见的有利视角，可能会掩盖另一些从其他视角来看显而易见的考量因素。

公正与平衡有何变化

2012年，在卫冕世界棒球联赛冠军的圣路易红雀队和即将成为世界冠军的旧金山巨人队之间的全美联赛冠军争夺战中，巨人队的球迷们大声指责一位名叫乔·巴克的福克斯体育解说员，认为该解说员对他们的球队有偏见。原因显而易见：巴克曾为红雀队做了16年的现场解说。而他的父亲是传奇人物杰克·巴克，播报了红雀队近半个世纪的赛事。面对派系关系的投诉，巴克辩护道：“如果知道这件事能让人们好受一点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圣路易也有此遭遇，人们说我反对红雀队。”21他继续说道：“无论是谁参加世界棒球大赛，人们都会控诉我心怀偏见。多年以来，人们一直指控我暗中支持阿纳海姆、费城、波士顿和纽约。现实就是这样。”22

当然，对派系偏见的指控不仅限于体育界。如果你一直关注时事，那么你可能有过以下经历：在一次总统辩论中，你看到自己支持的候选人频繁抛出亮点，而他的对手则严重失误，接连回避问题，对未回避的问题的回答总是模棱两可。你会预测随后的发言人将会认可你的候选人的表现。或者，也许你有着不同的不尽如人意的经历：你的候选人的表现没有达到你的期望。他没有对对手所提出的歪曲事实、花言巧语和直接谎言做出有力回应。你会希望辩论后的评论员，或者至少那些没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评论员能够让事情简单明了，并且提醒观众们注意辩论中的“真实”情况。

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认为你最终听到的声音会让你感到非常沮丧和失望。评论员似乎在竭尽全力保持某种表面上的平衡，他们并没有完全相信你的候选人有力的论点和反驳，而且忽略了对方在关键问题上的回避。确实，评论员们似乎将对手那令人高度质疑的观点与你的候选人更加合理的主张放在同等地位。简而言之，他们没有以事物本身的样子去看待它们。

这种经历不仅限于辩论。如果你同大多数人一样，你可能会认为，媒体一般都会过度批评你所支持的党派和候选人，而对你所反对的党派和候选人则轻言细语。你会觉得媒体对社会问题的报道令人沮丧，因为站在你这边的人似乎在“按照事物本身进行陈述”，而另一边的人只不过编织了一系列的谎言、歪曲的事实和半真半假的陈述。

我们相信，现在你会意识到这种经历来自朴素实在论。如果我们相信感知机制能够清楚地勾勒出事物的本质，那么我们会认为其他人对事物的不同解释都是不靠谱的。如果事物的一面全是黑色，而另一面全是白色，那么如果第三方声称自己看到了大片灰色，黑白双方都会感到沮丧。

为了深入探究这一现象，李和他的同事罗伯特·瓦朗内以及马克·勒珀做了一项研究，研究开展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漫长而悲惨的冲突史上，一件极其恐怖的事件的余波中：1982年，基督教长枪党枪手对贝鲁特郊区营地的难民进行了大屠杀。23研究的问题是，在不同的选民看来，媒体对大屠杀的报道在多大程度上是公正的，尤其是对可能参与大屠杀的以色列政府的讨论是否公正，该政府与长枪党有着某些联系（长枪党正在和各个团体争夺权力）。研究参与者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有些学生在情感上支持以色列，有些则支持巴勒斯坦。两组具有党派倾向的学生都观看了主要新闻网络的报道片段，然后他们都被问到自己看见了什么。

不出所料，两组学生都认为报道明显带有偏见，它倾向于另一方。实际上，他们的回答完全没有重叠！在“该报道对以色列多有利”这一问题上，68个支持以色列的参与者没有一个人评分高于27个支持巴勒斯坦的参与者。而且，两组学生都认为，看过这个报道的无党派观众会更加支持对方的观点。

因为人们往往不会将自己对事件的看法视为“看法”，而是看作对正在发生事件的真实评价，所以任何想要公正描述事件的人都将被视为持有偏见，从而与感知者的利益相敌对。这是公众如此轻视第四权力——新闻媒体的原因之一。美国的右翼分子咒骂“垃圾”媒体，而左翼分子则抱怨虽然主要新闻媒体采取了己方观点，却又将极右翼的观点视为中立观点，并对其进行了相同分量的报道，给予其同等对待，这是盲目的中立。两组学生都认为，媒体对对方的“迎合”是公然的不诚实，而与己方观点一致的媒体则头脑清晰。

这种对第三方的敌对态度还影响着争议方对冲突调解员的反应。这些冲突调解员可能是想要帮争议双方减少内部纠纷的善意朋友，可能是解决法律争端的专业调解员，也可能是想要避免或缓和国际冲突的高级外交官。尤其是当大家的情绪达到高潮之时，有智慧的人必定也会同样沮丧。但是，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会意识到并指出：意见相左的双方可能具有类似的感受和信念，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诚实，而是因为他们也是朴素实在论者。

用黄金法则处理分歧和问题

通常，人们的脑海中会有一种记分卡，记录自己（至少是在自己的脑中）“赢得”或者“输掉”争论的频率。在那张计分卡上，第一个数字可能很大，而第二个数字可能很小。从朴素实在论的角度来看待一场争论，无论这场争论有关个人还是有关公共领域，结果都会与看见“我们的”候选人和“他们的”候选人之间的辩论类似。我们认为自己的观点有效，而对方的观点无效，或者我们满怀真诚，而对方则高筑防线或是想要占据上风，并没有进行坦诚的交流。

朴素实在论还鼓励人们相信，我们能够说服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却具理性的人，只要对方愿意坐下来谈谈（或者说，坐下来倾听）。人们很容易有这种想法，即一旦阐明了事实，只有不讲理的人才会无法理解。事实上那些真诚地希望与对方和解的善意者，也会带着这种乐观的假设，心怀这样的想法。他们没有认真考虑过这样的讨论也存在改变他们自己观点的可能性，可以说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对朴素实在论的理解还告诉我们，有些涉及宽容和善意的常识必须改变。例如，遵守“以己所好待人”的黄金法则可能并没有那么明智。正如头脑聪慧的伟大剧作家乔治·萧伯纳所言，盲目应用该法则会有风险，因为“众人的喜好可能并不相同”。24对朴素实在论的影响力和普遍性有所了解，会催生一种更加谦逊且相反的想法，即犹太圣贤希勒尔说的：“己之所憎，勿待之以邻——此即托拉犹太律法（Torah）之全义，余下皆为评述。”不以为奇的是，常被称作智慧化身的哲学家孔子也给出了同样的建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了解众人之力何时大于一己之力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各种预测市场出现了，如经济时政博彩网站Intrade、艾奥瓦电子市场和好莱坞证券交易所，这证明了聚合意见的价值——可以预测股市动向、谁将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以及谁将成为下一任总统。有研究表明，大众的预测几乎涉及一切不确定因素，如房间里的温度、罐子里的软心糖豆的数量或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可能得主。综合这些预测，就会得到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往往比绝大多数个人的预测更加准确，而上面所提到的预测市场也因此得以开发。25进行预测或估算，或是成本、风险和收益评估时，最好征求一下他人的意见。

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即便只采纳一个旁人的意见，也足以使估算和预测的结果明显更好。但是人们会好好利用这种聚合意见的优势吗？在分享有关该主题的研究结果之前，请大家想想以下几个问题：假设有人要你和一位朋友预测金门大桥的长度、即将上市的房屋价格，或是在战役中牺牲的士兵人数，你会对朋友的预测给予多大的权重，尤其是当朋友的预测与你的有很大出入之时？你会直接求取两个预测结果的平均值，还是会考虑哪个结果正确的可能性更大（多半是你自己的结果），然后给予其更大的权重？

如果两个预测值比较接近，那么可能两者都高于或低于正确答案。这种情况下，如果对预测值求平均值，产生的误差就会与每个预测值的平均误差本质上完全相同。但是，如果两个预测值相距甚远，那它们很可能处于准确值的两端。这种情况下，取其平均值将会缩小单个预测值的平均误差。这是数学上的必然。如果你们两位偏离准确值的程度相同，方向相反，那么取平均后你俩都会得到准确值。即使最初你们其中一位距离准确值较近，而另一位较远，以致取平均后较近方的准确性有所降低，而较远方的准确性大幅提高，双方的误差平均值也会有所下降（当然，如果你赞同其中一方的数值更加准确，对其给予更多的权重，那么双方的准确度都会提升。但是由于朴素实在论的存在，这种认同很难达成）。

如果将人们进行配对，让他们来做这种预测，情况会怎样？我们相信，我们对于朴素实在论的讨论可以让你更好地预测答案。双方都倾向于认为自己的预测受到偏见的影响和误差都比对方小。这让他们不愿意给予对方的预测太大的权重，尤其是当对方的预测与自己的预测有很大出入时。但是，这又正是平均值最有可能提高准确性的时候！

为了检验这一预测，明确其结果，李和同事瓦尔达·利伯曼、茱莉亚·明森以及克里斯·布莱恩一起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他们将参与者进行了配对，让他们预测各种未知的事件。26其中有些研究是在以色列进行的，预测对象包括观点（他们的同学中有多少人认为以色列应该在与叙利亚签订的和平条约中放弃戈兰高地），或人口统计情况（以色列德鲁兹人的人口）。其他的研究则是在美国进行的，参与者包括一些专业人士（交际舞者预测他们能从评委那里获得多少分，或是律师和法学学生预测侵权案中原告会获得多少赔偿）。

在每一项研究中，参与者首先要做出第一轮个人预测。然后，在了解彼此的预测之后，给出第二轮预测——按照自己的意愿对搭档的预测进行或多或少的采纳。最后，研究人员请两名搭档给出双方都认可的共同预测作为第三轮预测。研究人员为每轮预测的准确性提供了经济奖励。

当然，所有参与者都不知道正确答案。在某些情况下，参与者可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的预测更加准确，或是其搭档的预测更加准确。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参与者都不可能有理由认为一个人的预测比另一个人更准确。然而，通常情况下，参与者给予自己初始预测的权重远远高于搭档的初始预测。实际上，他们毫不考虑搭档预测的次数占据了三分之一以上。为此，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的表现始终比直接选取自己和搭档预测的平均值作为预测结果来得差（他们求取平均值的情况大约只占10%）。此外，当搭档双方被迫就同一预测达成一致时，预测结果就会越来越准确。

这个测试结果应该很明晰：当信息对等，专业知识一样时，我们总是认为自己的预测比别人更加准确，为此我们也付出了代价。而有智慧的人会进行合作推理，缩小分歧，当结果存疑时，他们会进行折中处理，以此来降低盲目自信的代价。

超越朴素实在论

如果避开朴素实在论的不利后果，情况会是什么样的？这不是要人们不再通过自己的期望、需求和经历三棱镜来观察事物，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有可能做到的是，人们或许会认为自己的观点并不比别人的观点更有效。确实，它可能没那么有效。关于这一认识，历史上曾有一个典型案例，当时的美国正在经历其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内战结束十年后，在纪念亚伯拉罕·林肯的自由纪念碑落成典礼上，废奴斗士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对这位殉职的总统做出如下评价：

从真正废除奴隶制度的角度看，林肯先生似乎迟钝、无情、麻木、冷漠。

长期以来，道格拉斯对林肯总统在废除奴隶制时所采取的步调深感不耐烦，考虑到这一点，这番评价也就可以理解了。但随后他又表现出了可以抛开成见的非凡能力，补充道：

如果从国家层面看待他，或者把他作为一位可以咨询意见的政治家来看待，他显得头脑敏捷、心怀热情、力求变革、坚定不移……总的来说，想想眼前任务的艰巨程度，看看实现结果所需的必要手段，从头到尾审视一下整个过程，世界上唯有亚伯拉罕·林肯带着无限的智慧完成了这一使命。

如果我们要更清楚地了解周围的世界，那么道格拉斯在那个春日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努力做到的事情：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只不过是由自己的立场、以往经历和特殊知识所建构的。道格拉斯所悼念的人也有类似的胸襟。关于政治对手，林肯有句名言：“我不喜欢这个人，所以我必须更好地了解他。”这种豁达的言行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一般来说，当我们刚开始接触一个人时，常常与其言行不合，而一旦我们对其看待事物的方式更加了解，我们的厌恶往往就会烟消云散。

当然，要更好地了解另一个人，不仅要了解他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还要了解他所面临的实际环境因素和受到的制约，这一点很重要。当这个人的举动看起来出乎意料、不合常理时尤其如此。下一章我们会接着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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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卡汉和同事的论文，以及本章这一部分的标题，暗指了阿尔伯特·哈斯托夫和哈德利·坎特里尔早先的一项研究（“他们看到了一场比赛”），研究发现在普林斯顿与达特茅斯橄榄球赛中，那些支持普林斯顿或达特茅斯的人对场上的行为有着类似的不同看法。3

[2] 错误共识效应并不意味着人们总是相信自己占多数。蛇的主人和跳伞者不相信他们的喜好大多数人会喜欢。但他们确实倾向于相信与那些宁愿养狗或选择在闲暇时间打高尔夫球的人相比，更多的人喜欢蛇，或喜欢从飞行状态良好的飞机上跳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