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萨诺瓦

他对我说，他是一个自由人，一个世界公民。

——穆拉尔特在1760年6月21日写给阿尔布莱希特·冯·哈勒的信中谈卡萨诺瓦

卡萨诺瓦是作为特殊情况，作为罕见的巧合出现于世界文学中间的。这首先是因为，这个出色的江湖骗子进入创造性智慧的万神庙本来就是不合理的。这就如同彼拉多[1]相信《圣经》一样。这件事与他那富有诗意的贵族的关系丝毫不少于与那个狂妄地用字母胡乱拼凑成的贵族称号冯·塞恩加尔特的关系。他为了向某个年轻女子表示敬意而匆匆忙忙在床席与赌桌之间即兴写成的那几行诗句，都咕咕哝哝，含混不清，散发出麝香味和迂腐学究的胶水味。如果我们善良的贾科莫竟然开始谈论起了哲学，那么，我们就得好好顶住颚骨，以防连打哈欠。不，他根本算不上是个富有诗意的贵族，正如在哥达一样，在这里卡萨诺瓦也是个食客，是个没有权力、没有地位的闯入者。但是正如他毕生的所作所为那样——他作为穷苦演员的儿子、被人驱赶的神父、被裁掉的士兵、声名狼藉的玩牌的家伙，在国王与王后的身边出出进进，最后死在一个亲王德·李涅的怀抱中——他身后拖得长长的影子鲁莽地挤进了不朽者中间，尽管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小的文艺爱好者，是unusex multis（众人中的一员），是时代风沙中的尘埃。然而——真是怪事！——不是他，而是所有他那些著名的同胞和卓越的世外桃源的诗人，是“神圣的”梅塔斯塔齐奥[2]，这个全体中高贵的部分，变成了图书垃圾和哲学饲料。与此同时，卡萨诺瓦的名字却在充满敬意的微笑中完美起来，至今还有口皆碑地流传。如果《被解放的耶路撒冷》[3]和《诚实的牧羊人》[4]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早已在书柜里被尘土封存，无人阅读，那么，他讲性爱的《伊利昂纪》却还会长期存在，还会找到被激发起热情的读者。这个狡猾的赌徒一下子胜过了自但丁和薄伽丘以来所有的意大利作家。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不为这样无限的收益做任何投入，却径直地从永垂不朽女神那里骗取钱财。他这位游吟艺人从来不曾隐约地意识到真正的艺术家非语言所能表达的责任。他对那些通宵不眠之夜毫无所知，对于那些必须在沉闷的、奴隶般的语言修饰工作中度过的，直到思想终于纯净的、像彩虹一样穿透语言的棱镜为止的白天毫无所知，对于作家那些繁杂众多而又看不见的工作，那些没有报酬，常常要过许多代人才被人认识到的工作毫无所知，对于作家英勇地放弃生活的温暖和宽广也毫无所知。众所周知，卡萨诺瓦从来是在轻松地生活，从来没有为了永垂不朽这位严厉的女神牺牲过丝毫欢乐，点滴享受，一小时的睡眠，甚至一分钟的情欲。所以说，他毕生没有为荣誉动过一个指头的劳动，然而荣誉却如涌泉一样落进这个幸运儿的手里。只要他觉得衣服口袋里还有一个金币，只要他觉得他的爱情之灯里还有一滴灯油，他就想不到郑重其事地用墨水把手指弄脏。后来到了被赶出一个个家门、受到女人们的嘲笑、处境孤独、形如乞丐、软弱无能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骨似刀削、喃喃抱怨的白发老人了。这时候，他才逃进了作为亲身经历的代用品，即写作里来。他才出于感到乏味，出于百无聊赖，出于烦恼的撩拨——如同一头硕大无比的守门狗为疥癣而生的烦恼那样——呻吟着、嘟囔着给已经年满七十岁并且对世事漠不关心的卡萨诺伊斯-卡萨诺瓦讲述起了他自己的生平。

给自己讲述自己的生平——这就是他的全部文学成就。然而真的，那是什么样的生平呀！五部长篇小说，二十部喜剧，一大批中篇小说和插曲故事，一串串葡萄一样微腐的最妩媚可爱的场景和短篇轶事，全都被挤压进一种绝无仅有的、不断流动甚至流动成灾的生活中。因此，这里出现的生活本身就是丰富的、完整的，是完美的艺术品，无须艺术家和创作者的着意帮助。就这样，他的荣誉最初那种令人困惑的秘密便以最令人信服的方式搞清楚了。这是因为，他在描述和报道自己的生平的时候，不是把卡萨诺瓦表现为天才，而是就像他生活过的那样。别人不得不虚构的事情，他是息息相通地经历过的。别人不得不用思想形成的东西，他是用自己热情而淫荡的身体形成的。因此在他这里，钢笔和幻想都无须像画家那样为真实补充细节。对于已经深具戏剧性的生活来说，钢笔和幻想都是绘图纸。这就足够了。卡萨诺瓦的同时代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虚构出他所经历过的那么多变化与场景，更没有一份真实具体的履历以如此鲜明的曲线通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如果单就事件内容方面（而不是就事件的精神实质和对事件的认识深度）而言，把歌德、卢梭以及同时代其他人的传记与卡萨诺瓦的传记做一番比较，那么，那些目的明确并受到创作意志支配的履历在与卡萨诺瓦这种冒险家洪流一样剧烈的生活道路的相比之下，就显得花样十分贫乏，空间非常狭小，社会领域又带有严重闭塞的地方性。这个冒险家更换国家、城市、地位、职业、生活风格和女人，就如同在一个身体上更换要洗的衣服那样。那些同代人在享受方面都是业余爱好者，正如卡萨诺瓦在塑造形象方面是业余爱好者一样。这是因为，英才的永存悲剧就是，他胜任并且渴望了解生存的广阔内容和欢乐，然而他却始终被束缚在自己的任务上，做自己工作室的奴隶，因为加于自身的责任而不得自由，并受到规章制度和人间事务的束缚。每个真正的艺术家大半生都是生活在孤独之中和与自己的创作进行的斗争之中，都是完全献身于贴近身边的现实的。只有非创造性的人才能够无拘无束，挥霍浪费，成为为生活而生活的纯粹享受者。给自己确立了目标的人会忽略偶然事件：每个艺术家多半都只表现他没有亲身经历的事情。

但是那些轻浮放荡的享乐者，也就是艺术家的对手们，他们几乎总是缺乏塑造丰富多彩的经历的能力。他们沉醉于瞬间，忘了自己，于是也就丧失了这个瞬间。而艺术家们则善于使最寥寥可数的经历永存。这样目的就大相径庭，而不是富有成效地互相补充，就像一个人没有酒，另一个人没有酒杯那样。无法解决的怪现象是，事业型和享乐型的人都比作家有更多可报道的经历，但是他们无力进行报道；而创作者却不得不进行虚构，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足够的可供报道的事件。于是作家很少有传记，而有翔实经历的人又很少有能力去写传记。

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美好的，而且简直是绝无仅有的巧合现象：卡萨诺瓦。这个热情激荡的享乐者，这个典型的瞬间沉醉者终于有一天讲起了他那神秘的生平。他讲述自己的生平，没有进行道德上的美化，没有讲得富有诗意、甜美动听，没有做哲学上的婉转修饰，而是讲得完全实实在在，完全依照原来的情况，狂热、冒险、衣衫褴褛、无所顾忌、乐趣盎然、言行粗俗、狂妄粗野、生活放荡，但又总是情节紧张、出乎意料。此外，他的讲述不是出于文学上的虚荣心，不是出于教条主义的自我宣扬，也不是出于愿意改过自新的懊丧，更不是出于暴露狂的忏悔癖好。他讲述得完全没有负担，完全没有烦恼，如同一个老兵坐在饭店里包订的餐桌旁边，给没有偏见的听众尽其力所能及地讲述几次引人入胜的，也许还是令人担心的惊险奇遇。这不是绞尽脑汁的空想家和编造者，而是一切作家中的高手大师在讲述自己的生平。卡萨诺瓦，他只需要满足艺术家的最低要求，那就是使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显得可信。虽然他的法语怪里怪气，但是他的艺术和精力却是完全做得到的。不过这位颤巍巍的，由于患风湿性关节炎而走路摇摆不定的，喃喃诉说的白发老人不是在梦中，而是在波希米亚的杜克斯那段闲职时间就想到了，将来会有些皓首苍髯的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俯下身来，把这些回忆作为18世纪最宝贵的羊皮纸文献进行研究。他自得其乐地去表现自己，这个善良的贾科莫。他记下了他的卑劣对手、总管家费尔特基希纳先生说的粗俗笑话：在他死后一百二十年将会建立一个特别的卡萨诺瓦协会，目的就是审查每一个纸条、每一个日期，追查细心涂掉的那些乐于丧失体面的女士的名字。这个虚荣者不去想自己的荣誉，因此始终不大讲伦理、激情和心理学。我们不妨把这一点看作是好事，因为没有意图才能有那种无忧无虑的，因而也是基本的真诚。这个老赌徒如历来那样，漫不经心地在杜克斯走到他生平最后一张做过赌桌的写字台旁边，把他的回忆录作为同命运的最后一次较量。然后他站起身来，没有看到效果便抽身离去了。真是不可思议，正是这最后一次较量进入了不朽。是的，这个年老的“命运中的喜剧演员”出色地赢了他的赌局。对于这一点，情绪激昂是无用的，表示异议也是无用的。对于我们这位尊敬的朋友，由于他缺乏道德和起码的端庄品行，人们可以鄙视他，可以把他作为历史学家而加以驳斥，也可以不承认他是艺术家。只有一点人们是再也无法做到的，那就是让他再死一次。这是因为，自此以后，尽管有众多的作家和思想家，世界上可再没有创作出比他的生平更为浪漫主义的长篇小说，也再没有塑造出比他的形象更为惊人奇妙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