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次，我希望，那仅仅只是一段往事。
当时的我，不过是一个常常在城市中迷路的少年。
回想起来，我是否真的可以称之为少年还很值得怀疑。虽然我的母亲费尽心思节省肉票要让我发育完全，但是十八岁那年，我还是一棵看上去约莫十四五岁的，干瘪矮小的豆芽菜。因此，成年对我来说是沉闷而无味的，难以摆脱的自卑感让我在那些魁梧结实的同龄人中间变得微不足道，如同脚跟不着地地飘在半空，看不见自己，渐渐地，我开始习惯埋没在人堆里，那样可以模糊我的渺小，并给予形式上所谓的安全感，可是，一旦人群散去，我便会迷失在空荡荡的城市中央，连回家的路也突然想不起来了。
从那时起，我就立志要当一个孤独的人，孤独地行走、孤独地学习、孤独地玩乐、孤独地沉睡，仿佛只有这样才能与我的卑微怪僻相符，我迷恋这种生活，并时刻警惕着年少轻狂来打搅它的美好，青春的萌动就像寒冬的微生物长眠在心底，春暖花开，年复一年也没能将他们唤醒。
我记得，1984年的上海拥有的是一个纯净美丽的春天，整座城市仿佛笼罩在一颗透明的水滴里面，清凉潮湿，灵动妩媚，即便蒙上薄雾也不打紧，一场慢条斯理的雨便能洗净所有的尘嚣。每天放学，我总是沿着街道边缘肆意游荡，逗留在那些离家不近不远的角落里，下意识地延长归途，无论是花点零钱解馋还是蹲在巷口琢磨小贩都能让我获得极大的愉悦，似乎连孤独都自由自在地膨胀起来，一直膨胀到与水滴重叠，仿佛轻而易举地就把城市据为了己有。
我总想要占有点什么来填补体内那些被懦弱刺穿的小孔，甚至不惜胡乱抓，一截破轮胎、两片琉璃瓦也能起到异乎寻常的作用，只因那些小孔各具形态毫无规则，要堵塞它们并不容易。
为了满足这不自觉的盲目欲念，我学会了偷窃，不是犯罪意义上的那种，因为我要的总是那些被丢弃的无用东西。
直到如今，我还常常怀念那些宝贝：无柄的锅铲、碾碎的气门芯、砸裂的门牌号、倒霉的昆虫翅膀等等，或许，是一种下意识的挽留，对人们随手丢在城市里，很快就要遗忘的记忆力所能及的一点点挽留。
当时，大人们的生活都是那么地惬意，石库门的街头巷尾到处都可见他们穿着汗衫、裤衩、拖鞋，“啪嗒啪嗒”四处闲逛，逢人就问“吃了吗？”，接着，便开始胡扯一些不知道在几个人嘴里拐过弯的奇闻逸事，或者流连在小贩的扁担前抓一把瓜子吃了再说。所以，要从大人的眼皮底下溜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必须做到像老鼠一样敏捷。
其实想想，每样宝贝似乎都有些渊源，比如，锅铲是父亲第一次操家伙揍我的武器，气门芯是我一去不回的“铁马”（自行车）所留下的唯一的残骸（我愚蠢的自不量力让它惨遭小流氓的迫害杀了个片甲不留），我无法给这类情结下确切的定义，只知道他们是唯一能够证明我存在过的东西，如同我一直巴望着，不，幻想着，当别人整理我的遗物并无意中发现它们的时候，能忽然想起我来。
不必讶异，我的十八岁的确彻底浸淫在随时可能被蒸发的危机四伏中，那迫使我过早地参透了死亡的奥妙，就像我始终觉得自己会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突然间消失一样，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于是，我迫切地渴望着有谁能牢牢地记住我，哪怕带着一些愚弄嘲讽，甚至唾弃的玩味，然而，走到十八岁尽头，我还是那个游荡在城市垃圾堆里，百无聊赖的臭小子。绝望很快就主宰了我，让我的世界陷入了最为完整的黑暗里，千疮百孔不见了，因为我已经丧失了沐浴阳光的机会。
那时，有朋友告诉我，命中注定的事情是谁也无法改变的，比如我的长相很菜，我的成绩很差，我的发育很慢，我的情事很少，还有，我没有能为我打点一切的万贯家缠，综合以上种种，我运用仅有的智慧对自己的未来进行了细细的考量，得出的结论那只能是一场无谓且无望的灾难。
我试着挑战死亡，就像书本上讲的那样，如烈火般光荣地牺牲，人们就会永远记住我，可是，在如此悠闲、漫不经心的城市里又能够期待怎样的枪林弹雨呢？我穿梭在大马路和石库门的天井里，时刻盼望着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让我可以有机会变成一名永垂不朽的城市英雄，然而，事实证明，我无力拯救世界，世界也不屑于拯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