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地球人，无论显赫富贵还是贫穷卑微，都要遵循这样的生命轨迹：新生儿——婴儿——幼儿——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这就是整个人生的生命周期和发展阶段。从新生儿到青年阶段应该都属于成长阶段，这是一个生理成长成熟的过程，为人生奠基的起始阶段。人到中年或者说三十而立时，虽然身体完全成熟、可以独创人生了，但也是积累经验增加历练提高能力的成长阶段，可以说是人的精神成长成熟过程。之后就是生活有阅历、事业有成就、经验较丰富的人了，就可以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品味生活的酸甜苦辣了。再后来就到了卸下事业打拼重担、进入人生夕阳红精神最富足的时候了……所以说，整个人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包括身体的成长、心理的成熟、知识的增长、经验的积累和思想的丰富等等。
1959年至1961年，在20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的灾害史上，是极不寻常的3年。直到60年后的今天，只要提起“三年困难时期”，亲历过的中国人就会想起那让人刻骨铭心的日子。
我的出生赶上了好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已进入尾声，1962年春节元宵刚过，我便呱呱坠地来到了这美好人世间——庐山脚下九江德安一个矿工家庭。我一出生便奠定了杨家长子长孙的地位，注定一生要不断地努力去发挥杨家“领头羊”作用，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父亲这一辈是清一色的男丁，兄弟6人，作为老大的他很早就出来闯荡世界，从江北搭船过来，好不容易在庐山上找到了一份修路的临时工，后又来到了山南的德安萤石矿里落下了脚，当起了矿工，可以艰难地养家糊口了。
当然，杨家长子长孙的地位也给移民过来在庐山脚下扎下根的这一家带来荣耀和责任。母亲的乳汁就像断流后复通流淌的甘泉，滋滋不停地喂养着我，希望我快快长大。仅大我三岁、六岁的两个姐姐也格外爱护弟弟，小小年纪就担负起照料弟弟的责任，端汤喂粥、推晃摇篮、嬉戏逗乐，甚至帮助穿衣戴帽，真可谓是无微不至的关怀。由于父母的尽心养育和全家的悉心照料，我也算是争气，长得虎头虎脑、招人喜爱。家里人抱出去玩耍，邻居们就会抢着抱，并拍打逗乐。小孩天性淳朴，自然率真，讨人喜爱，别人一逗就会乐哈哈、喜唰唰。过去闲聊时，父母亲或大人们常会说起，那时候的我屁股经常被别人拍打得红扑扑的，自己还笑得美滋滋，打者嘴里振振有词：“喜人、喜人！”“喜人”的小名便由此诞生，它一直伴我成长，让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和美好的少年时期。
“喜人”小名也陪伴我心生梦想走出大山，去看山外令人向往、欢喜的世界。直到上了大学有了习文弄墨的爱好，我便以“喜人”谐音“细人”做了笔名。至今，我的亲人们甚至矿里的老人仍习惯叫我的小名“细人”。
绿色童年
童年（childhood）是指幼年和少年之间的时间段。童年一般被人们认为是人生中无忧无虑、率真快乐的时期，在文学作品中常有着天真快乐的寓意。童年是我们无法用其他的时光和年龄段来比较的。只因为童年时候，我们享受着来自长辈的养育疼爱，享受着阳光雨露，享受着大自然，享受着纯真，等等。最大的好处就是，童年的我们可以只顾自己的快乐，能在大自然中寻找纯粹的欢乐，自由自在地天真无邪地生活。
我的童年是快乐的童年、自由的童年，更是绿色的童年，同时也是“人假虎威”的童年。
自记事起，我就沉浸在童年的欢乐和自由自在绿色的时光中。有几段记忆我是终生难以忘怀的……
摔跟头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年人最荣光的事是当兵，孩子们最羡慕的是军人。我们这代人就是在听解放军的英雄事迹和感人故事中长大的。小时候矿里总是放映露天电影，我最爱看战争题材的影片。每次放映，我便早早来到露天放映空场处占位子，占据最佳观影位置。战争题材的片子百看不厌，耳闻目染之下我养成了崇尚英雄气概、学习英雄行为、敢于挑战自我和爱逞能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假打仗”“摔跟头”是矿里的童年甚至青少年常爱玩的游戏，其中摔跟头是男孩子们的专利游戏，女孩们只有看的份。
童年至少年时代的细人我，经常召集差不多大的男孩子一起玩摔跟头游戏，在自然的绿色草地上尽情地摔跟头，摸爬滚打，前翻后仰，无师自通，当然也不地道，不是那种外国人羡慕的地道的中国功夫。在热身活动后真正的摔跟头游戏便隆重登场，每次都是要求别人先来摔打我，可以一起上来。为显摆逞能，我是来者不惧，来一个摔一个，人多时挣脱开来便跑，让大家一起追逐。我跑得快，其他伙伴们往往追不上，我就跑跑停停，摔摔打打，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歼灭“敌人”。有时，被众人缠身难以甩脱，甚至被大家压在最底下透不过气还不认输。偶尔也有翻身跃起把几个伙伴压在下面，算是反败为胜的时候，那种胜利的喜悦自不待言，英雄气势让伙伴们也感同身受。最让人开心快乐的是，得到观看女娃们的一片叫好和急促的掌声。
就为这摔跟头我也挨了爸妈不少骂。记得有一次，我带着两个弟弟在家附近的田地红花草里练习翻跟斗和摔跤，兄弟仨人在草地上你追我赶、你打我翻，就像中央电视台九频道纪录片中的动物们在草地上尽情地打闹玩耍一样，完全将自己融入了大自然。直到下班时父亲回家路过看到我们在田里摔跟斗搞得一身脏，吼几句把我们撵回家。回到家后，父亲拿起扫帚命令兄弟仨人跪在堂屋地上认错，否则免不了皮肉之苦。当然，作为长子的我，没带好头，免不了挨爸爸一扫把。还有一次，小伙伴们都在家附近的马路边草丛上玩假打仗的游戏，我教小弟练习摔跤的“假倒地”。也不知摔跤把式里有没有这一招，反正我发明了这种摔法，还挺管用。两人手抓手撑着，正较着劲时，一人突然假装倒地，上面的人便悬空了，下面的人顺势用脚一蹬，上面的人便从头上飞了出去，会吃个嘴啃泥。这个动作技巧就两点：迅速和连贯。小弟弟玩得少没经验，便被我迅速倒下一脚蹬出老远，身子收不回来，鼻子在草地上擦破了皮渗出血迹，哭着回了家。怕回去挨骂，我有意晚点回家，结果天黑才回家，虽小心翼翼，还是被母亲骂了几句。
捉迷藏
矿山所在地的天是晴朗的天，湛蓝湛蓝，碧空万里，甚至没有一丝云彩。矿工们住的都是土坯平房，七八上十户一栋，一排一排的，就像常说的部队营房，屋前都堆放着各家拾掇好的柴火。白天四处望去都是山，碧绿碧绿，田野也总是绿的，冬天田里长着一片绿油油的红花草。河水却被开采矿石推出来的黄土和冲洗原矿石的泥巴水污染成黄色，被阳光照射显得亮黄亮黄的，像金子在流动。晚上却黑得像木炭，伸手不见五指，够瘆人的。童年的我，跟着少年的哥哥姐姐们整天捉迷藏。白天就在家里家外、房前屋后，甚至跑到田野里和附近的山包上；晚上都敢跑到屋子附近的马路边和山坡旁，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只知道屏气静心地等待别人来寻找，不敢吱声，一躲就是好一阵子。
开始时，我都是跟着大哥大姐们去躲藏，但也不宜人多，一般是俩人，否则容易被发现。后来大了些，就敢一人跑去躲藏。选择地方和躲藏时都有技巧，要会掩盖隐蔽自己，不被“敌人”轻易发现。有时还会模仿战争片中的解放军伪装隐蔽，做个枝条绿帽戴在头上，整个身子都紧紧地藏入灌木丛中。选择不好的地方躲藏，会很快被人找到的。因此大家为先找到好地方，总是争先恐后抢占有利地形，或君子约定承让好地方，下次再还人情。时光就在等待中悄然流逝，耐心和毅力也在等待中炼成。藏得再深也能被聪明的哥哥姐姐找到，最后被捉的算是赢家，很少有自己走出来的赢家。有时，半天就完成一轮捉迷藏，要想当回“捉者”只有等下一次了。
不知不觉在捉迷藏游戏中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在田野山坡绿色中穿梭快乐地长大，我走出了童年也成了少年大哥，还继续参加矿山里乡野孩子们的经典游戏——捉迷藏。等到我孩子他们玩捉迷藏游戏时，只有在幼儿园和校园的一块不大的场地上了，已经远离了大自然，远离了绿色环境，远离了人与自然亲密接触带来的那种快乐感觉。
童年捉迷藏的记忆是绿色的，是无忧无虑的。绿色故事有很多很多，它们都深深烙入我的脑海里，甚至置入了脑细胞的遗传基因编码内，隐性遗传给了儿子，但愿能显性遗传给儿子的孩子们，让他们真正对大自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热爱自然，亲近自然，回归自然。
种菜地
小时候，除了玩耍和游戏，也会经常做些家务。记得上小学后，放学回来赶紧和细姐一起做饭，摘菜、洗菜、生火、淘米和煮饭，样样都干过，以至后来可以单独做饭给一家人享用。最开始，洗菜、淘米、洗衣服都要去河里洗，后来河水被污染了，有了自来水，就在自家房屋前洗涤蔬菜等，方便多了，用不着等米、菜下锅。这些家务劳动技能，少年时就锻炼学会了，至今还管用，真是家务劳动好锻炼，既熟悉了烹调技巧，又活动了身子骨。从这个角度看家务劳动，那么家务活就不是什么负担了，甚至对家务活的某些事还会产生兴趣，练出拿手绝活。
这里，我要说的是，挖地种菜也成了我童年的乐趣。刚开始，是跟着爸妈、姐姐们去开荒、挖地、种菜，做一些捡石子、浇水、种菜苗等力所能及的杂事琐事。随着一拨拨菜长大，我也慢慢地长大。很多蔬菜苗都是父母亲自己培育出来的，如白菜、苋菜、辣椒、豆角、茄子、西红柿，都是自家头年留下的种子，经过他们亲手培育长出了幼苗后，再移栽。下种时，小的种子如苋菜、白菜和萝卜种子，都是均匀地撒出去；大的种子有的即是食物，如土豆、大蒜等，还要把它们切成小块或掰成瓣埋在土里。有的还要在出苗前盖上一层草，定时浇水，使菜地保持合适的湿度和温度，利于种子发芽，但要把握度，以免水多烂种子。所以，种子撒下去后，并不是万事大吉可以不管啦，隔两天要去看看。干燥了要浇水，大雨冲了要培土，雨水淹了要疏通。这使我童年时代又多了一些挂念。每当家里自留地种子播撒下去后，在下完课后，我喜欢去菜地看看，当翻开草看到菜地在自己浇过水后萌出了嫩嫩的芽苗，心里有一种满满的快意。
等菜苗长大一点，有明显的茎干可以移栽了，就赶紧移栽到已整理好的菜地里。移栽也有学问，每株前后左右间距要适当，要根据蔬菜植株成年后的个头大小留下相应间距。如西红柿、茄子、辣椒间距要多留点，白菜、萝卜就少留点。长藤子的植株不但要留开点，还要给它们搭架子，横竖连成排，下面要插深，上面用绳子或铁丝扎紧，防止被风吹倒；有的藤子植株如扁豆等就依山傍坎栽培，插一些小枝条和竹竿引导，它就能往坡上生长；有的就栽在菜地旁的地埂或石滩地上，让它爬行生长，如南瓜、冬瓜等。移栽后的蔬菜植株，要一棵棵地浇水施肥、除草松土培土，需要好好呵护才长得快、长得壮。碰到大太阳天，要经常给每棵蔬菜植株浇水。有时候，天公作美下几场及时雨，可以看到株苗叭叭地往上蹿。那时人工合成的化肥还不普及，自家菜地从不用化肥，用的肥料都是厕所里的粪水和草木灰等有机肥料，不用担心食用时残留农药。
到了十几岁后，我可算得上是家里种菜地的好劳力了。挖地整地、抬水抬粪，经常跟母亲和姐姐们协作，虽然辛劳，但也乐在其中，总有一种期待在引诱我去地间劳作和观赏。当看到蔬菜成熟或开花结果时，心里特别兴奋，尤其是亲口尝到自己亲手种植的第一餐鲜蔬、第一拨果实（如辣椒、番茄、黄瓜）时，心里的美呀是现在无法比拟的，更不用担心会吃到什么农药和转基因的蔬菜。现如今虽已远离了那个年代，但我至今还隐约能体会到当时品尝自家种的第一根黄瓜，以及第一餐青椒、苋菜和四季豆的心情，那真是妙不可言难以名状的甜美心情。
捕河鱼
父亲出生地离长江北岸很近，他就在通江达海的河汊湖边长大，小时候习惯在河里捕鱼。来到德安萤石矿后，为改善生活和补贴家用，他继续发挥小时候养成的捕鱼爱好，周末或独自或带着我沿着矿山附近的河流向远处一路前行，在河里用丝网捕鱼。开始时用一尺多高的蚕丝网，捕的都是小野鱼，花参鱼、白参鱼和鲫鱼为多，还有些棍子鱼等。后来加上两尺来高的尼龙丝网，捕鱼的效果明显好多了，偶尔还会捕到大一点的鱼。每次出去都会有收获，少则几斤，多的时候有一提篮一二十斤。每次出去捕鱼来回至少半天，长则一整天，甚至天黑后才回到家。所以，只有到了周日或节假日得空才能出去长距离捕鱼。
河流蜿蜒在青山旁田野间，春夏季节一眼望去一片绿色，红、白、黄三种为主颜色的花散落在绿色海洋中，好不壮观！我和父亲一路捕鱼就行进在青山绿水之中，按现在的话说是徜徉在天然氧吧里，多么惬意。除了开始前和结束后的行程我是跟着父亲同行外，捕鱼时父亲在河里走，我在岸上行。父亲拿着网边走边下，下完网又去起前面下的网。每逢河浅水流湍急鱼多时，我和父亲与鱼儿赛跑，跑在鱼的前面把网拦住，成群的小鲫鱼、参鱼就这样勇往直前地往网上钻，被网缠住了就只能在原地动弹，以至越缠越多就动弹不得了。我们很快收起网，在岸边摘下鱼，一群鱼游来，一网收获少则斤把，多则两三斤。这样的机会也不是常有。
我的主要任务是拎着装鱼的篮子和中餐干粮，搂着父亲的衣裤，在河岸上跟踪穿行。有时岸边没有路，是密集的灌木和小树林，荆棘丛生，我也得迅速穿过，紧跟水中前行的父亲。冷不丁，河边山上会窜出一只野兔或飞出一只野鸡什么的，或是老远处不知是什么动物的一声吼叫，或是一群鸟儿被惊起飞，我都会打个寒噤，甚至浑身起鸡皮疙瘩。赶紧壮着胆大声说话和唱歌，或是有意喊一声“爹，你在哪”，赶紧向父亲靠拢。水浅时或河边不好走，我也会脱光衣服举着东西在河里蹚过。天气炎热，怕鱼儿变臭，早上出门时就带来了盐巴，我还负责掐出鱼屎肠，把盐巴洒在鱼儿身体表面。
临近傍晚，盛鱼的篮筐也将满了，我们才会收工，洗净渔网，穿好衣裳，朝家里方向返回。
捕鱼时不觉得，有时一天下来，我们离家已走出了20多里地。为赶在天黑前回到家，父亲总是有意地加快脚步，让我紧跟。我只好边走边跑了。我记得10岁那年，也是随着父亲出来捕河鱼，已在河边走了十几里路了，返回时还要走上十几里路，又是大热天，汗流浃背，到家时人已虚脱了，晕倒在竹床上。母亲看到后心疼，免不了数落父亲几句。虽然捕鱼也辛苦，但是捕鱼是父亲业余时间的最爱，以至于每次捕完鱼回来，母亲因劳累了一天阴着脸，说上几句，他也不会计较，更不会因此发飙。
跟父亲捕河鱼，从春季河水变暖到深秋河水变凉，从童年到少年，我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锻炼成长，练就了吃苦耐劳的性格，养成了走路快的习惯，孕育了热爱绿色的情愫，涵养了天人合一的秉性。
少年梦想
一般来说，古人这样划分人生阶段：童年是12岁以下，12岁以上称为少年时代。但人们常习惯把八九岁以后算作少年时代。以此计算，我的少年时光是由小学高年级到初中、高中阶段。这一阶段也是我人生中懂事和快乐的一段时光，上学是我这一阶段生活中的第一要务，是最重要最快乐的事情，任何事都要为这一任务让步。
为了方便两矿区的孩子们上学，矿山里的学校坐落在两个矿区中间的一处高坡上。我们家也曾在学校这个区域，上学非常方便，听到上课预备铃声从家里跑去教室都来得及。尽管矿山职工基本上是文盲，但是他们让孩子读书的愿望还是蛮强烈的。学校人旺时有一千多学生，还接受一些附近农村家庭送来的孩子。这里是孩子们欢乐的天堂和梦想的家园。能读书是我作为矿工子弟少年时期最大的梦想，也正是这个梦想加上赶上了“四人帮”垮台的好时光，让我走进了神圣的高考教室和大学殿堂。
读书梦
我父亲只有初小的文化，没正规念过书，完全靠自己在工作中边干边学，按现在时髦的话说，是属于“干中学”和“学中干”的那种。那个年代缺少文化更缺乏人才，而且在“文革”时期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矿山里的学校虽也受到影响，口号也天天喊，但还是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在我的记忆中，在那特殊时期还真没停过什么课。父亲对子女的教育也从来没含糊过，先后把我们姊妹五人都送到学校里，个个念到初中，我兄弟三人还读到高中毕业。因此，去学校上学是我们乐意干的一件美差事，好像这是我们生活的一切和希望所在。
在我懂事的时候，已读了几年书了，但读了什么我也记不清楚了。显然汉语拼音是没学好的，直到后来工作中使用电脑，我才一边学打字一边学会了拼音。我印象中，至少在初中以后，我的成绩一直很棒，在全班第一，同学们都喜欢与我同桌。我的作业本常常被人借走做“参考”，作文也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讲和示范，我还常常被叫到黑板前做习题演示或朗读课文。每每这时，心里都是美滋滋的，感觉特别骄傲、特别自豪。老师的赞扬和同学们的羡慕激发了我读书学习的潜能，父母的尊师重教意识增强了我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内心涌动着要成为一个有文化知识的人的欲望和冲动。
但毕竟是矿山子弟学校，只有初中，没有高中。我也是井底之蛙，只看见斗大的天，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1976年，打倒了“四人帮”，教育战线的广大工作者迎来了新的春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风也戛然而止。小小少年的我初二毕业，何去何从必须抉择，但这又是自己不能决定的事。萤石矿在大山深处，离县城较远，住读县中学又无条件。为解决矿工子弟继续读书问题，矿区领导做了一个英明大胆的决定：自己办高中！就这样，一群初中毕业的矿工子弟都顺利上了高一。
当时，土法子上马自办高中，上学没有门槛，更不要交钱，只要愿意读书，大家都可以读高中。记得当时就一个班，共有三十九名同学，年龄大小相差五六岁，大家相处和谐融洽，都沉浸在读书的快乐之中。没有老师，初二的原班老师也与学生们一起“升格”当高一任课教师，高一读完，学生、老师又一起“升格”到高二。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1978年我们一班人高二毕业面临高考或就业的选择和考验。我选择了参加高考。
我们杨家家族上八代都是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过着艰难的日子。好不容易在我父亲这一代结束了“万恶的旧世界”，翻身解放当上了主人。父亲有幸当上了矿工，我们姐弟几人因此被烙上矿工子弟的出身，吃上了商品粮。可能是祖辈几代人没有出个“先生”（读书人）的缘故，从小父亲就要我们好好读书，希望我们将来能成为一个有文化受尊重的人。加上成长过程中尊师重教的家庭氛围和长辈们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的两个姐姐都在20世纪70年代读完了初中，而我们兄弟仨人也先后念完了高中，都参加了高考。难能可贵的是，由于当时子弟学校没有高中，我父亲还亲自送我大姐去县城二中念高中。可惜当时家里条件差、住读太苦，大姐没有坚持读完书，却响应党的号召下乡去了，成了下乡知识青年。
直到今天，我仍然被父亲对知识的渴求和让孩子读书的胸襟所折服。正因为此，我高考填报的志愿第一个是教师的摇篮——九江师专，想将来当一名人民教师，这就是我这个山沟里的娃最初的梦想。当时报考的出发点是，在矿里自己土法子上马举办的高中读书，能考上大学就烧高香了，报考本地区的师范专科把握性大些。当时本、专科志愿在一起，一共只能填报五个。命运捉弄人，谁知后来被江西医学院录取读了本科医学专业，好像有点阴差阳错。尽管学起医来，可毕竟是圆了大学梦，离自己当教师的梦想并不太遥远，而且是接近了一大步。
回想起备战高考1978，依然有些得意。自高中课程五月份结束进入高考准备时起，可以说有点“头悬梁，锥刺股”之气势和勤勉。除白天将上完的全部课本复习外，早晚还尽量做题目、背文章和时事政治。当时除了课本外，几乎没有什么复习资料，就找人去借、托人到县城去买，凡是有点用能看懂的就拿来阅读。因是七月高考，天气热、蚊子多，矿区的电经常不稳定，就“挑灯夜战”，蚊子多就穿上靴子，实在太热，就光着脚放在水桶里。困了，就从家里坛子中拿出腌辣椒吃，辣得口水直往外流，瞌睡虫也就被赶跑了。经常是汗流浃背满身蚊子包。母亲实在看不过去时，就买来蚊香帮助点上，或帮扇着凉风驱赶蚊子。有时累了，母亲就让我在睡椅上歇会儿喘口气，她在一旁扇着凉风。
当时，为了实现自己的少年梦想，除了这样“委屈”自己外，还能有什么别的法子吗？没有！什么“特长加分、替考枪手、舞弊造假”，不仅门都没有，连想都没想过。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矿里九人去县城考试，结果仅我一人考上了大学。为祝贺我考上大学，矿里为我专门举办全矿表彰大会，总矿的大礼堂里黑压压挤满了人，要我披戴大红花登上主席台讲话，介绍高考成功经验，鼓励子弟学校学生。当时除了能对“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做一番稚嫩的诠释和介绍山里孩子学习土法子外，我还能说出什么更好的经验呢？！临走的那天，矿里安排的职工和自发送行的群众站在马路上，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送我上了矿里的货车去县城坐火车到省城南昌。军旗升起的英雄南昌城，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谁曾想我就要走进她的怀抱！
秋去春来，大学后的第二年，矿里的高中就被县教育局叫停了。据说1979年矿工子弟中学毕业的没有一人考上大学，县里认为矿里自己办的高中是在误人子弟，不能保证教育质量。因祸得福，县里解决了矿山子弟到县中学读书的住宿问题，我的两个弟弟就这样顺利地到了县一中住读。大弟耀斌1981年县一中毕业顺利考上了大学——江西工学院，这在矿里又成了一大新闻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