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长芗书院记

嵇厚

作者简介

嵇厚，生卒年与字、号均不详。祖籍为宋代谯郡（今安徽亳州）嵇山，其父嵇安精于骑射，南宋诏授其为承节郎，任制将沿海巡检使，统领义兵。嵇厚曾任元朝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山西道宣慰使。

元代元贞二年（1296），时为长芗书院山长的凌颖山请求时任江东宣慰使的嵇厚作《长芗书院记》，以记其事。

原文

有宋庆元之初，浮梁之镇市[75]长芗书院[76]，先监务李韩思所建者也。历时既久，今山长凌子秀、直学朱继曾率士新之[77]。驱车千里，愿记其事于予。

夫天子爱育人才，储之非一朝一夕之间，训之非一郡一邑之地。所以，坐庙堂而论天下事者，则真儒；列庶官而司牧[78]黎民者，皆端士[79]。此治效比隆于三代[80]，而大化[81]之成矣。然古今治乱相寻[82]，贤圣之道忽晦而忽明；师儒之业有通而有塞。其故何耶？原于不能多方造就之，而作之之术未弘也。往者，隋唐之际，尝建学于州县，置学官生员。逮庆历之间，诏郡国立学。即五季之乱[83]极矣，而文宣王庙祀不废。自我元受命以来，学校之设遍于都邑。然人知学宫为重，而不知书院与学宫相表里，尤为人才之本也。学有专官，论其秀者为博士弟子。惟本州之人士肆业于斯。吉凶乡射[84]宾燕[85]之时，惟本学之人士行礼于斯。若书院则不然。即乡塾之髦士[86]，皆得进而问业焉。临州远邑之学者皆得聚而考道焉。且天下学宫著在成宪[87]。若书院，惟大贤得以建制，惟名儒得以主持，非其人不能创，创亦不能久焉。故学宫与书院，有国者之所并重，而不能轩轾[88]者也。人未尝无美质，未尝非良才，但患禄位富厚之态淆于中，或饥寒穷愁之故累于外，致剥其初性，而汩汩[89]其天理。遂使一时政治追汉唐盛时不可得，况欲进此而上哉。倘广历之泽遍，而长养成就之计深。凡为子弟者，以身不出于选举俊造之途为可耻。为知父师者，以吾之诲迪之勤，非本于诗书礼乐之间为可惧。则从此而登于禹汤文武之隆，不犹骋六骥[90]于康衢[91]也哉。藉渐摩[92]无术，振作无由。上欲士于乡，不足当弓旌来赍[93]之典。欲居之于位，尚令人主有借才异代之思。嗟乎！菁莪[94]极朴之风，未尝不存，何可不广为人才地乎？予列职江东，佐上兴起文治为务。尝恐忝居大任，为所学羞。今长芗书院之立，堂庑斋舍使俾焕然。诚继李君之功远也。予闻大江以右，书院为盛。予记之，亦望尝为天下爱育人才之区，而为天下之所宗仰也欤。

简析

此文为嵇厚应约为长芗书院写的一篇记文。作者先从“夫天子爱育人才，储之非一朝一夕之间，训之非一郡一邑之地”着笔，然后指出“古今治乱相寻，贤圣之道忽晦而忽明；师儒之业有通而有塞”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能多方造就之，而作之之术未弘也”。即士子求学的渠道受到了限制，创办教育的措施还不够得力。同时他还指出人们在观念上也存在偏见，即“然人知学宫为重，而不知书院与学宫相表里，尤为人才之本也”。接下来他将官办的“学宫”与民间的“书院”进行了比较：“学有专官，论其秀者为博士弟子。惟本州之人士肆业于斯。吉凶乡射宾燕之时，惟本学之人士行礼于斯。若书院则不然。即乡塾之髦士，皆得进而问业焉。临州远邑之学者皆得聚而考道焉。”指出书院办学的方式更灵活，生源更广泛。由此水到渠成地提出结论：“故学宫与书院，有国者之所并重，而不能轩轾者也。”在揭示出办书院的重要性之后，作者进一步指出“予闻大江以右，书院为盛”。从而对新建的长芗书院表达了自己殷切的期望：“亦望尝为天下爱育人才之区，而为天下之所宗仰。”文章议论风生，说理剀切，寄慨遥深，读罢让人不由得在内心引起深深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