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写作生涯被思想照亮

——由伍尔夫谈起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一所没有辉煌历史的高校里读研，幸运的是我沉入书境，那些夜与昼，我和我的师兄们，激烈的心情，激动的表情，基本来自书中，当然是大师的书，大师成了我们日常的食粮。我就是在那时遇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虽然我已经不是太青春，但离理解伍尔夫还隔着一段岁月，即便如此，奇迹依然发生着，我先是读她的评论、随笔、散文、日记，然后才读她那些离我有些遥远的小说，之后再看别的文字，尤其是评论文字，或者再看这个世界，角度和感觉就不同了。

我初涉评论之路的眼睛，是伍尔夫给的。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因为，她的评论文字感性而美质，同时背靠艺术信念，又一语中的，让我突然看见了评论理想的模样，所以，一旦遇到她，就意味着永远遇到；那时，对于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尤其是一个女研究生，不读伍尔夫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那是90年代初，在一些中文系学生的脸上还能看到文学的光芒，今天不读谁都是可能的，如伍尔夫所言：过去总是完整地进入心灵的各种情绪，如今在门槛上就裂成了碎片。网络时代，碎片化阅读，人们的时间和心都乱了。

跟随伍尔夫，我看清了勃朗特姐妹那狂风呼啸的天空——人类天性中巨大的、潜伏的某种激情。尤其是伍尔夫说：艾米莉是一位比夏洛蒂更伟大的诗人。因为夏洛蒂写作之时，她用雄辩、华丽而热情的语言来倾诉：“我爱”，“我恨”，“我痛苦”。她的经验虽然强烈，却和我们本身的经验处于同一水平上。而《呼啸山庄》中，却没有这个“我”。有爱，然而却不是男女之爱。那促使她去创作的动力，并非她自己所受到的痛苦或伤害。

她朝外面望去，看到一个四分五裂、混乱不堪的世界，于是她觉得她的内心有一股力量，要在一部作品中把那分裂的世界重新合为一体……她的力量是一切力量中最为罕见的一种。

艾米莉的世界，伍尔夫让我看到的艾米莉的世界，风扫大地一样，摇动着我的欣赏习惯，我的情感逻辑，我感到自己不是向前走了一步，而是跑了一段。伍尔夫对人类情感的大气象的描述，对非爱非恨、无以名状的情感区域的肯定，使我知道了我的笔触将来要寻找的东西。

从伍尔夫开始，我真正体会到我必须到大师的世界里去寻找我在现实生活里永远找不到对应的那些；从那时起，我记住了伍尔夫对女性说的那句话：一定得说你的美丽，还有你的平淡的容貌，对你有什么意义。这后半句，可以成为容貌平淡的女性的座右铭。回过头来看，我发现自己潜心生活，以笨拙的方式写作，虽不是全部，但与上帝赋予的平淡多少有关，它帮我更可靠地贴近人生中的一些基石。

转眼之间，一个人的求学时代已成梦境，世俗生活也已经开始了很多年，我这样一个与社会生活、与人群不合节拍的人，在世俗生活的裹挟里，曾有几年处在溺水的感觉里。那些年，我把伍尔夫或者别的什么人，都忘了。后来，我的两个博览群书的朋友，也是写作男人，在不同的私人场合，以类似的口气告诉我，你要写伍尔夫那样的评论，字里行间有自己的激情和梦想，其实你的文字里已经有伍尔夫的味道了。我知道他们同样喜欢这个太智慧的女人，但他们不会把她当作旗帜，他们会响亮地说出诸如萨特、博尔赫斯或者福克纳等男人的名字，伍尔夫、波伏瓦等更属于他们的私语。他们把他们所喜欢的时光深处的那个女作家，交给恍惚的我。他们这样提醒的时候，我感到伍尔夫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我，那些曾经的阅读和想象，已经在身体里生了根，即便很多时候，我忘了她，但那些根须依然生长着。

现在，我再次静心面对伍尔夫，流年似水的代价，已经使我能够从生命中去理解伍尔夫急促而炫目的一生，和伍尔夫让我看到的艾米莉笔下那个四分五裂的世界……

如果说，年轻时，伍尔夫给了我初涉评论之路的眼睛，那么现在，伍尔夫给了我理解独异人生的钥匙，在越来越孤寂的人生之旅中，望一望这个眼神回归内心，一只手挡住命运的袭击，另一只手匆匆在纸上记下自己所想的女人，心中就多了些坚定和梦想。

如果这不是一个理想的时代

事实上，哪一个时代都不是为理想主义者准备的。伍尔夫出身不凡，她的父亲是伦敦文化界有影响力的编辑家和文艺评论家，母亲是维多利亚时代贵妇人的典范，有一种建立在克制、同情、无私，即所有文明素质之上的美，在她的丈夫看来，她是华兹华斯笔下理想女性的化身，是一个胸怀高尚意图，给人以警告、安慰和命令的女人。但是伍尔夫也依然不能和兄弟一样就读于剑桥大学这样著名的学府，这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共同的不幸，再幸运的女性也不会成为例外。

伍尔夫的学龄教育只能在家庭完成，幸运的是这是一个非常不一般的家庭，有着丰富的藏书和浓郁的文化气息。她的父亲，对不同寻常的事物有着鹰隼一样的眼光，在30岁之前是剑桥大学的一位具有坚定男性风度和运动家体格的教师，假期里征服阿尔卑斯山峰，因公开声明自己信仰不可知论，从而失去教师资格。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这样描绘父亲的性格力量，“他突然间把所有多余的东西都抛弃掉……”。伍尔夫继承了父亲把观察到的真相与既定规范对立起来的激烈立场，以无限的傲慢挑战凡俗陈规。她父亲的朋友——哈代、约翰·拉斯金、乔治·梅瑞狄斯、詹姆斯等著名作家、艺术评论家，时常会聚在她的家里，这个家庭里充溢着英国文学界最优秀的声音。

伍尔夫在《到灯塔去》里记录了一个和童年生活相似的场景：

当那位母亲高声朗读时，她看见一个儿子的眼光黯淡了，看见一个女儿被某个富于想象力的词吸引住了，于是她感到：“他们将来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了。”

这个家庭夏季要到北康沃尔海岸度假，海浪给予伍尔夫的，正如湖泊给予华兹华斯的，在以后的岁月里没有任何体验能够超越它，许多年以后，那海浪的韵律响彻于她杰出的著作——《到灯塔去》和《海浪》。以书籍和涛声为枕的童年，长大以后，不过以梦想为基础的生活，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读《伍尔夫日记选》，感到伍尔夫的一生像是一个没有被尘嚣打扰的无边无际的夜晚，她坐在花园的工作室里，紧张地持续不断地读书、写作和思考。在她给丈夫伦纳德的最后一封信里，“我不能阅读”，也成了告别此世的理由。伍尔夫一生都在阅读，写阅读札记，用确实是第一流的思想来陪伴自己。没有任何抱怨，真是生命的一种尊严，同时用其一生的劳作去补偿没有到外部世界接受系统教育的缺憾，或者其他种种。

那时，伍尔夫在大英博物馆的书架上找不到真理，找不到女人生活的真相和产生这现象的根源。当她的笔尖触及稿纸之时，没有现成的普通句子可以供她使用。伍尔夫洞悉一切的眼睛发现：现有的语言是由历代男性创造的，它们过于规范，过于烦琐，过于沉重，一个女人若想自由自在地写作，就要创造一种更为适合的别种形式，找到一种自然表述、不压垮她的思想的语言。还有更不容易的，就是女人在写小说时要更正现行的价值尺度。虽然各种不同的事物都经小说家的想象而重新获得秩序，但事物的另一种秩序，即生活中的常规秩序，依然不可忽视。常规秩序的仲裁者历来是男人，即生活中的一系列价值秩序是由男人制定的。

缺乏传统，缺乏合适的工具，缺乏公共伦理支撑，作家伍尔夫面对写作史和同时代的生活，看到的才真是一个四分五裂、混乱不堪的世界呢！因此，她把赞誉给予艾米莉，在艾米莉心中流淌过的孤独如今在她的心中流淌，她更深入地体验着一个天才女人的孤独，她甚至问自己：我在何处可以找到由妇女写作的、十分精湛的妇女心理研究著作呢？

这些天才女人，她们的眼睛能够把一切外部标志撕得粉碎，她们的嘴唇是为了说出人类生活的真相。

多少年后，时光把一切都扯平了。她身边那些条件远优异于她的剑桥才子，却随着年岁的增长逐渐泯于众人，或至少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情，而伍尔夫用一生的艰辛烤灼她的才情和内心，成为20世纪的意识流大师和一代女性主义的开山人。

多年的造化之后，剑桥大学的克拉克讲座、荣誉研究员等，都敞开给她，可伍尔夫坚定地拒绝任何社会荣誉。她不愿让自己被当作一个例外来利用，既然这个学府不接受女性，她作为一个例外走进去，私下也不会感到丝毫快乐。她在日记里写：“这是一个彻底腐败的社会……我不会要它给我的任何东西。”她认为，社会所必需的敏感性，“只有通过幽暗才能保存”，她要摆脱那种使感觉迟钝的炫目亮光。这是一个保持自由思想和独立品格的女人，她首先看到的是同类的处境，她要为文明的进步担当，而不是为自己的成名担当。如果我们把她当作一面镜子，如果我们还残存点个人精神，那么我们照出的肯定是羞愧。我们这个时代的成功人士，不少是机会主义者加功利主义者。个人精神的匮乏和公共精神资源的匮乏是同时发生的，或者说是一种恶性循环。

由此来看，伍尔夫不仅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知识分子。那种自由思想的方式，为一个时代担当问题的责任感，可谓是知识分子的特征之一。

伍尔夫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严肃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她和存在主义之父——萨特相似，她在小说和理论两方面同时迈进，探索超越传统小说形式的各种可能性，她以小说家的身份来讨论小说艺术，开辟妇女写作的空间，一步步地追问妇女写作的可能——从外部条件到句法结构。她的人生和艺术观念，就像她的句法一样，改变了传统小说。她的创作和理论互为证明，同时重要，也同时杰出。

伍尔夫创造了一种写作的梦想，改变了同时代人对于女性写作的偏见，激发了一个富于内心自由气息的文学时代的到来。是的，真正的大作家，不会妥协，不会被时代改造，相反，他能创造一个时代，他经过以后，那个时代就有了不一样的精神气质。

最明智的选择，对于一个有内在紧张感的作家

43岁的伍尔夫在日记里问自己：谁点燃了我生命中最重大的欢愉？她写了六个人的名字：丈夫伦纳德、姐姐瓦奈萨、画家邓肯、艺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作家里顿·斯特拉奇和E. M.福斯特。

先说克莱夫·贝尔——布卢姆斯伯里团体里极具才华和自由思想气息的人物之一（伍尔夫的父亲去世后，兄妹们迁居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区，剑桥大学的一批风流才子常来这里聚会，形成了现代英国思想史上著名的“布卢姆斯伯里团体”。这一团体倡导新思想和现代文学艺术观，批判同时代的保守意识和社会政治体制，成为20世纪英国进步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那个艺术批评家，他在代表作之一《艺术》里的观点——“艺术乃是有意味的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曾颠覆过我们的头脑。

在伦纳德之前，贝尔是第一个认真对待伍尔夫写作的人，也是一个理想的忠告者。1907年贝尔给伍尔夫的第一封信，就告诉她把注意力从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转移到法国作家身上去，阅读更微妙的作品。

你读过马拉美的《未知者书简》（精美绝伦）……你读过《危险的恋爱》——我所知道的天才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所写的最猥亵的作品吗？……你最后一次重读《包法利夫人》是什么时候？

这个喜欢狩猎、喜欢艺术、有着巨大生活激情的男人，自然是以混杂的方式，面对伍尔夫。在贝尔的眼睛里，伍尔夫可不是我们泛泛印象中的抑郁症患者、性冷淡者、阴郁怪僻的人，贝尔曾说，她是“我所认识的最快活的人，也是最可爱的人之一”，她“柔和深沉的眼睛，在眼光深处是事物最后的秘密”。弗吉尼亚（那时她还不叫伍尔夫），在夏夜，这样进入贝尔的眼睛：她穿着一件白色薄纱衣服，上面披了一件长长的像幽灵似的白色外氅，戴了一顶宽大的软草帽，上面有一根宽宽的飘带。这个男性气质过盛的男人，像那个团体里的其他贵族才子一样，习惯不羁的情爱。他在给弗吉尼亚的信里写，在某个山顶上，或许他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也不希望，“只希望吻你时，我将丧失我所有的自信品格的好名声”。

那时伍尔夫还没有进入一个天才作家的成型阶段，她不能确信自己的将来是什么样子，她甚至感到自己的人生很失败，而贝尔让伍尔夫发现了自己。1908年，伍尔夫给贝尔的书信里写道：“然后，你来了……告诉我我心中所想的就是那件事；我的脑子旋转起来——我觉得超越了神明……”

贝尔给伍尔夫的信，无论怎样暧昧地开始，最后总要回到肯定她的写作上来，“你必须把弗吉尼亚头脑里发生的东西写下来，而且我从来没有怀疑过……那里所发生的东西差不多同世界上任何东西一样激动人心”。

这个以风流韵事为荣的男人，给了伍尔夫既作为女人也作为艺术家的信心，高度期待她超越既定规范去寻求独立。

贝尔为什么最后选择伍尔夫的姐姐——画家瓦奈萨？尽管他认为，从某些角度来看，当伍尔夫变得生机勃勃的时候，她甚至比瓦奈萨更漂亮。考究这样的问题亦无意义，关键是伍尔夫对贝尔的感情也是混杂的，另一种混杂——包含着极其挑剔的目光。贝尔也是，譬如，他会立刻指出伍尔夫衣饰上的问题，也许这不是挑剔，是天性中的本能，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尽可能地打扮得漂亮——他说的漂亮是有吸引力，妩媚动人。和这样一个有过高审美要求的男人在一起，你不能有丝丝缕缕的沉沦和松懈，你必须提神、凝聚、上升。总是提神，总是很华彩，就会很累。况且伍尔夫只是喜欢适度的调情，并不要激情燃烧。也许伍尔夫一生都感到自己是一个有病的人，她的病理型气质不适宜于把人生双倍地过——像她姐姐那样更自由、更冒险、更热烈地享受生活，她适宜于适可而止的生活，那需要彻底延伸的部分由她的头脑来完成。

事实上也是，上帝给这个女人得天独厚的禀赋的同时，也给了她人世间最痛苦的病症之一——疯癫，让她一生饱受折磨。伍尔夫13岁那年，母亲去世，意味着共同阅读和以涛声为枕的欢乐时光的结束，伴随伍尔夫几十年的精神疾病从此开始。还有，童年时受到同父异母的哥哥的性骚扰，三姐妹之一的斯蒂娜死于难产，使伍尔夫把性和厌恶、恐惧、死亡联系起来。这也是跟随了伍尔夫一生的痛。伍尔夫太敏感的天性和附属于这种气质的想象力，和蛰伏在她生命里的病与痛互为养殖，其结果是，内在的紧张感像水草一样缠绕了这个美丽女人一生。幸与不幸就这么缠绕。

伦纳德在求婚信里许诺：“我会无条件地做你想让我做的任何事。”这也包括不做她不想让他做的事。在和伍尔夫一起生活的29年里，这个男人真的基本尊重她的意愿，回避性生活，和她保持着没有性爱的夫妻关系（他们身边的人这么认为）。并且这个男人一生没有一个情人。这是一个克己的男人。

你看，伍尔夫选择婚姻时，像一个普通的女人那样，选择了和现实、可靠、忠诚等词语相关的伦纳德。

在那个有意挑战社会习俗的团体里，“恪守戒律”的伦纳德就显得过于庄重和呆板了，像一个不和谐的装饰音。在这个团体的画册里，伦纳德也比不上其他人风度华彩，他瘦削、寡淡，典型的工作狂面貌。伍尔夫迟迟选择的结果却是伦纳德。只有伍尔夫的姐姐瓦奈萨不意外，甚至很赞同，她写信给伦纳德：“在我认识的人中，你是唯一我能想象可以做她丈夫的人。”亲人之间也许首先会考虑健康，而不是其他更高更远，即便是布卢姆斯伯里团体里的中心人物——瓦奈萨，此刻也要回归普通。

伍尔夫的选择，可是令那些英伦才子哑了言。尤其是一向觉得和伍尔夫有着特殊关系的贝尔，认为伦纳德是生活中所有迷人、有趣事物的仇敌，贝尔断言伍尔夫将因此失去她的美貌，被引向乏味的陈词滥调。

伍尔夫真的那么看重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吗？显然不是，她所理解的道德是：爱你所爱，不管对方的生理性别或其他。她一生也在实践这个道德标准。伍尔夫对婚姻，也像对写作一样，要用智慧和清晰照亮。伍尔夫在回应伦纳德的求婚信里写：“除了我愿意像以前一样生活，还有就是你该给我自由，以及我该做到诚实。”

自由和诚实一起出现时，伦纳德肯定得承受难言的滋味。

这个布卢姆斯伯里团体里无限傲慢的女主人，选择的是能够让一个作家安静下来的生活。伦纳德支撑了她写作生活的外部结构：为她创建了一个出版社，以他们的住宅命名的霍加斯出版社，专门出版伍尔夫的作品。她的作品再也不会受到冷遇了。他更是伍尔夫的第一个读者，并能做出公正的评价，是给予她最有力的鼓励的人。后来，这个业余出版社还出版了曼斯菲尔德、T.S.艾略特、福斯特等一代杰出作家的书。对于伦纳德，这些意味着排版、拆版，一页又一页地印刷，清理机器、装订、粘贴、打包等烦琐活计。照伦纳德自己的说法，他是个完美主义者，那么，把伍尔夫的作品以完美的形式呈现给世人，这通往美学天堂途中的艰辛，智力的和体力的，他都要承担。还有他对她生活的照料。

于是，伍尔夫才能说，她感到彻底的安慰、满意和宁静，“因此我复苏了我自己”（1925年6月14日的日记）。

宁静，情感和智性的协调，是作家伍尔夫特别需要的，这些会缓和她内在的紧张感，她也许预测到，外部生活的飞旋会加速引发蛰伏在她生命根底里的疯狂。

有了宁静，她才能有完整的心境，去想她的写作，“上楼时确曾想着要花时间写下那惊人的句子——《达洛威夫人》最后一页的最后几个词”（1924年10月17日的日记）。她才能在当时的大部分时间里，生活在一个她自己创造的世界里。

这个家庭，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因为他们没有孩子，只有爱和不懈地工作。事实上，爱和工作是不可以分开说的，因为对于他们，是一个内容。借诗人狄金森的诗句，“生命万象，终归于某个中心”，他们在一起，中心就是伍尔夫的写作。

就连他们居所的转移，也是跟随伍尔夫的内心需要。伍尔夫把40岁前后看作一个选择的年纪：一个人要么加速奋进，要么衰退枯萎。这个智慧的女人，决定要冒更多的风险，生活得更加激烈动荡。1924年，她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由霍加斯返回伦敦，以激起一种变化感，在地下室里，伦纳德重新建起了他们的出版社。

他们的同时代人，在一些场合，看到伍尔夫起身离开时，把手交给伦纳德，竟有些神圣和庄严的味道，这个男人是她的保护神。即便是在二战期间，伦敦城内的住所被炸毁，他们移居伦敦郊外相对安宁的住所——僧舍别墅，在那里，伍尔夫依然可以写作。

然而，仅仅有伦纳德是不够的。和伦纳德在一起，放松宁静，但总是这样，作为一个女人的那些气质就会松散，因此，伍尔夫也需要贝尔这种男人的目光，在这种目光里，她作为一个女人必须漂亮、妩媚、聚神，贝尔让她意识到很感性的那种生活，让她意识到自己的性别特征，意识到一个美丽的女人必须坚持的诸多细节。伍尔夫在1922年的日记里写：“我激发了他的才智，反过来，我自己的仪态也被拭亮了……他说，除了我们的感受，生活没有真相可言……”

这个和伦纳德南辕北辙的男人，能够调动起作家伍尔夫的生命感受。

因此，伍尔夫需要和伦纳德在一起工作，也偶尔需要被贝尔这种男人的目光拭亮。

她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伦纳德，等同于托付给写作，谁也别影响她的写作，别涣散她的心智，她总是快速地从外部生活退回到不可穿越的沉默之中，非常非常专注地写作。从此角度看，作为作家的伍尔夫和依犹太人传统不懈地工作的伦纳德，在一起是太般配了！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伦纳德，这个重视精神独立和个人自由价值的犹太男人，在和伍尔夫相伴的岁月里，是伍尔夫的第一读者、出版人、监护人，时时刻刻，他都担心伍尔夫潜在的精神疾病可能发作；还有伍尔夫偶尔的移情别恋，他容忍着伍尔夫的这种自由，把自己的阴郁心情控制得不动声色。这个男人的心，辛苦又颤抖。还有，伍尔夫的艺术逐渐定型时，几乎和发病时差不多，是最难以接近的。这一切，都是伦纳德的日常。

我一时无法描述他的心境，只是感到他的脸庞、头脑都在流着汗，不是个别而是日常，每一天，年复一年。像任何一个天才男人背后的女人一样，这个男人一生不懈地工作，为伍尔夫的天才，为伍尔夫的艺术。同时，这受虐般的工作状态，是否也在表达着被抑制的情欲或者其他种种，这样写时，我甚至感到了亵渎，不能揣测他人的生活。时光飞逝晚钟响起，我依然工作；生命喧响潮起潮落，我不言说。

因此，伍尔夫说，和伦纳德结婚，是她这一生最明智的选择。

1965年，伍尔夫弃世24年，伦纳德应BBC之邀回忆伍尔夫，他说：“弗吉尼亚是这个世界上我所认识的罕见的天才之一，而天才，总要比我们常人复杂一点点。他们的脑子有时会驰骋到我们普通人不会去的疆域。”这个男人同样也太明智了，他没有把伍尔夫当成一个妻子，而是当成一个天才去理解，虽然在相处的日子里，也有来自日常情绪的磕磕绊绊，但这个男人太有控制力了，他基本上让自己处于一个天才的丈夫的角色，一个配角。这还不是极大的容忍，是他分清了天才和普通的界限，他不要求一个天才承担天才以外的事情。有这种理解力又能贯穿始终的男人，世间能有几个？

今天的女性写作者，总要羡慕伍尔夫那个精彩的人生总结，即她和伦纳德的婚姻，是她这一生最明智的选择。

自律、自由和梦想

伍尔夫33岁那一年，处女作《远航》才问世。其实，1906年，24岁的伍尔夫游历希腊后，就开始筹划《远航》的创作，1908年动笔，到1915年出版，九年之间，她多次重写这本书，留下了五份草稿，还烧掉了几份草稿。她想要改变小说的形态，她说作者的轻率，会令福楼拜在他的坟墓里难以安息。

我喜欢伍尔夫这么晚才出现。我一直认为，太青春的手笔是不值得翻阅的，因为，你的人生还远远没有为你的写作做好准备，除非你是天才。这里，不能排除那个时代给写作的女人带来的压力，即对于自己作品出版的恐惧。但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的高度警觉，伍尔夫，以及和她同时代的诗人T.S.艾略特，都让自己进行过多年的默默实践，在隐匿状态中自我训练。这不是谦卑，而是一个作家的自我尊重。今天，很多年轻的写作者已经不会把承受无名和寂寞当成一种文学美德，对外部声誉的需求远远大于对自身的要求，没有自律意识，和商业时代的其他事物一样速成着。

从漫长的写作训练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她一出现就意味着某种标高，某种艺术品质要在人们心中留下痕迹。《远航》出版后，当年的《观察家报》称其“创作天赋，令人刮目相看”，在当时较有影响的评论刊物《时代文艺副刊》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但伍尔夫还是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内心危机，甚至试图自杀。可见，她沉入内心世界之深，或者说，她活在她的内心世界里，外界的声誉不可能救她。

在这之前的很多年，伍尔夫已经把她的人生调整到适于写作的方向，她以一种不规则的方式接受了成为一个作家的理想训练，不仅仅是弥补了没有接受系统教育的缺憾，她把事情的性质都改变了，正如T.S.艾略特所言：“普通教育方法总体而言是为了获取非个人化的观念，这些观念却掩盖了我们是什么、我们感受到了什么以及我们真正需要什么的问题……”伍尔夫太明白她这种奇异的生命需要什么，她已经离世人太远，像海浪上空的一片云，她知道，在漫长的人生里，她必须面对那种虚妄和孤寂，就像面对日出日落一样。她还要面对一生神经性的头痛。

但她是伍尔夫，如卡夫卡所言：“她用一只手挡住命运的袭击，另一只手匆匆在纸上记下自己想到的东西。”她把孤独和虚妄转化为行动，这或许是一个作家拯救自己的最有效方式。她有着严格的工作时间表，在伍尔夫日记里，记录着一个在时间中迅速奔跑的作家。随便摘录几则日记：

饭后读完《堂吉诃德》，现在让我试着把自己的印象记下来……（1920-8-15）

已读完五卷《奥德修记》和《尤利西斯》，现在开始读普鲁斯特了……（1922-10-4）

读书至特殊心境，她还会去现场，感受那个作家的目光：

昨天我忍不住，放下（笛福的）书到伦敦去了一趟，所以没按计划写完日记。

站在伦敦的一个桥上，伍尔夫像笛福当年一样眺望那些白色的教堂和宫殿，也像他一样细细打量广场上衣衫褴褛的小女孩，她在日记里感慨着：

时间过了两百年，笛福竟然还能在我心中唤起他当年的感觉。（1919-4-12）

伍尔夫这样读书！

46岁的人肯定很吝啬，只有汲取精华的时间了。（1928-3-22）

在这剩下的几分钟里，我得把《海浪》的结束过程写下来……（1931-2-7）

很少有人像我一样忍受着写作的煎熬，我想只有福楼拜这么经历过……（1936-6-23）

我发现自己再次陷入了熟悉的写作漩涡，昏天黑地，无以自拔……（1928-4-21）

一个没有活力的女人怎么撑得住这种生活？40岁之前的伍尔夫已经看到身边的人丧失了活力，她知道活力需要生命之间的激发。她几乎像逃难一样，从霍加斯迁回伦敦，虽然她的丈夫并不喜欢她的社交角色，但她要让作为作家的她去自由交往，让自己保持对这个世界的热情。

伍尔夫知道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大作家，或者一个评论家，需要有巨大的胃口，去消化驳杂的生活。她曾经说：“若要像亨利·詹姆斯一样敏锐，你必须也很强壮；若要享有他那精妙选择的力量，你必须生活过、爱过、诅咒过、挣扎过、享受过、痛苦过，而且要有巨人的胃口，吞食下生命的整体。”

伍尔夫在写作中非常自律，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她必须自由，必须有巨人的胃口消化迎面而来的生活。以劳作为至上伦理的伦纳德，不会认同这一点，他觉得你这个智慧绝伦的女人为何不弃绝浪费性的社交，在他看来是浪费的。也许对于伍尔夫是养憩，是调整，写作久了，就会累和枯，到外部生活的每一次闪现，或许是伍尔夫要犒劳那个写得太艰苦的自己，或许是要给予自己快乐和活力。这个从维多利亚时代上流阶层走过来的女人，本性也不是苦行者，她具有高度发达的社交技巧，能设法把她的怪异驯化为可爱的英国式的怪僻性格，无论是个别交往，还是广泛的交往，她都能找到自在的感觉。她允许伦纳德梳理她的羽毛，但不可以阻挡她的翅膀，这是一个向着非现实飞翔的女人。

伍尔夫还时常横穿距离遥远的周围的乡间，像她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一样，喜欢徒步漫游，让疲倦的大脑得到彻底的放松，或者激发思想的活力。譬如，她在这些蔑视人为界限的天然小道上，发现了一种小说结构原则，那就是在小说情节中忽略常规，寻找那些形成我们生命的出乎意料的瞬间。

她极其赞叹托尔斯泰，虽然她也很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的小说完全是用灵魂建构起来的，但她把最高的赞誉给了托尔斯泰：

在所有小说家中，托尔斯泰是最伟大的——对《战争与和平》的作者，除了这么说，还能说什么呢……

当他以如此健壮的体魄和心灵挑战人生时，他不仅信心十足，而且多有不凡之举。确实，没有人能像托尔斯泰这样，把振奋人心的狩猎场面，把马的优雅和力量，以及把一个年轻人对世界万物的种种愿望和强烈感受，都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伍尔夫读书随笔·托尔斯泰的小说》）

伍尔夫看到，一个作家的信心和不凡之举，一部伟大作品的壮丽辉煌，生命的某种光荣自豪，与健壮的体魄和心灵有关。她这样观看托尔斯泰时，我想这个终生消瘦、优雅，体内蛰伏着“疯狂”因子的女人内心肯定很疼痛，因为她此生注定不可能有托尔斯泰的那种过于旺盛的体魄，和附属于这种气质的恢宏写作。但她对此很有知觉，或许还被深深诱惑。

自她计划写《远航》以来的35年里，几乎每一天她都在写作或过着与写作有关的生活，也许那内在的焦虑、恐慌一直伴随着她，只是有时被抑制着，有时浮上她的额头，即她担心有一天自己或许真的陷入人生的黑暗之中，不能写了，也不能阅读了，那么，她就抓住眼前的每一刻。沉醉于想象，沉醉于思考。

伍尔夫这个女人，除了那种本能的敏感外，她还要把一切想得很清楚，想得清楚，做得才更清楚。她清理女性写作的历史，目的之一是探索何种心境最有利于创作。没有人能够像她那样，对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乔治·爱略特，这几个英国文学史上过早离世或一生坎坷的天才女子做出那样的理解，那是天才女人对天才女人的理解。她写简·奥斯丁，“她的各种天赋异常完美地处于平衡状态……”；她说艾米莉，“寥寥数笔，她即可点明一张脸庞的内在精神……只要她说起荒野沼泽，我们便听到狂风呼啸、雷声隆隆”。她们在创造力发展到顶峰之时就离世了。伍尔夫除了想在历史中给她们一个清晰的轮廓外，她还想搞清天才的命运，她总在假设：如果她们不过早离去，她们的人生面貌和写作以后会是什么样？

现在看来，伍尔夫也是在写自己。

伍尔夫对敢于超越禁区、和自己完全不同类型的爱略特极其敬佩，这个天才女人，她的文化、声誉和影响，全都建立在出身卑微的基础上。她从对褊狭的乡村社会难以忍受的厌倦中挣扎出来，在35岁那年，正当她精力最为充沛、意志极端自由之时，她做出了决定，“这个决定对她说来意义如此深远，甚至对于我们说来仍然至关紧要：她决定到德国魏玛去，与乔治·亨利·路易士结伴同行”。此时的路易士已有妻子，但这不妨碍他成为爱略特一生的至爱。

那可是19世纪恪守道德操守的英国，这令同时代人困窘的、带有刺激性的事实，在伍尔夫看来，是天才力量的驱使。

在不同版本的《伍尔夫传》里，都写到伍尔夫身上的淑女风范和清教徒精神，也许她自己也意识到这种气质对写作有局限性影响，她已经在适合她性情的限度内做了获取自由的最大努力。但她是伍尔夫，她的一生都是明智选择的结果，诸如婚姻和她离开人世的方式，还有写作，她说过，写作中最优秀的作家总是有控制自己的能力。但是伍尔夫对爱略特放纵的自由感那样理解，乃至赞赏，她知道：对于这样一个心灵来说，一切都是收获。所有的经历，通过一层又一层知觉和反省的过滤，丰富了、滋养了这个心灵。对在各种重压下精疲力竭、活到61岁的爱略特，伍尔夫这样表达着她的敬意：“我们应该在她的坟墓上安放我们力所能及的任何纪念品，给她献上月桂和玫瑰。”（《论乔治·爱略特》）由爱略特，伍尔夫一定是受到了不小的震动。

伍尔夫在婚姻之外有异性恋，也有同性恋，譬如，和女作家曼斯菲尔德、维塔，但都不是特别轰轰烈烈、持续很久的那种，也许是因为伍尔夫的病理型体质和气质；也许因为伍尔夫这一生把写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爱也好，情也好，如果涣散了她的写作，或不能使她有更好的生命感觉，她就会离去；也许还因为一生“恪守戒律”的伦纳德，在那里抑制着自己，等待着伍尔夫的收场。即便伍尔夫天才的心性里没有道德羁绊，她也有一种不安和歉疚，因为伦纳德这个人太善良、太律己，他沉默着，这本身就让你律己。何况伍尔夫不是杜拉斯那种狂怒和狂爱的热血女人，伍尔夫像她的意识流小说一样，晦暗不明地流淌着，她参加化装舞会，戴着奇奇怪怪的面具，和丈夫婚姻中的通信，彼此以动物口吻相称，外人看来，那些内容像是谜语一般。也许是游戏，用精神分析的那套理论看，可以说是焦虑转移，面具或文字，都是她藏身的道具。

太单一了，怎么可能把世上的非凡览尽？伍尔夫对不同类型的天才男人，都有着来自生命最深处的理解。譬如，她说哈代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庞然大物，不可避免会有一些缺陷，但从整体上说，气势非凡。我们借此将摆脱生活的羁绊和猥琐之感……我们还将深深地为大地之美所吸引。当然，我们同时也会看到一个因悲伤而沉思默想的灵魂，它甚至在最痛苦的时候仍能不失尊严，在最激愤的时候仍诚挚地爱着苦难中的芸芸众生。

她写劳伦斯：“他的作品所提供给我们，让我们在它上面栖息、伸展并且尽我们最大限度的力量去感受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某种肉体的狂欢。”也许不是来自某些自身经验，而是来自整个生命之巅的俯视，伍尔夫一下就看到了劳伦斯作品的心：所有的东西都被某种不满足的渴望，某种更高的美感、欲望所吸引开去。

有时，阅读就是穿透你我的心，读他人，也是读自己，伍尔夫喜欢劳伦斯作品里的不安，喜欢狂欢的身体有先验的光芒。

伍尔夫对写作、对人生、对这个世界有着大的看法，有着她自己曾说的那种巨人的胃口，能消化各种各样的生活和艺术。

伍尔夫不仅在小说中，而且在评论中创造了一种优美的叙述风格。与那些更自命不凡或固执己见的同时代评论家相比，她或许不那么能直接引人注意，但她的文学评论更经久不衰。她实践的是批评技艺中最难的一种：她所审视的是一个人生命中的隐秘瞬间和隐晦的成长体验，而不是更公开化的行动；她的所有立场都过于微妙，难以进行分类归属；她的那些评论带着她内心生活的印记，轻松、自由的语调，更像随笔，或者就是随笔，却显示着思想的坚定性，和放弃成见的宽宏大量。

伍尔夫说：“一个人也许应该永远寻找新事物来描述。”一个大作家总是有这样的情结，也应该有这样的情结。

伍尔夫在对女性写作的历史，对英国文学的传统，对许多伟大的天才透视之后，或者是与此同时，发现并确立了适合自己奇特个性的写作。从1915年那似乎是无可救药的疯狂到1927年《到灯塔去》的成功出版，在此期间，她把自己重新塑造成了一位现代小说家，和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一起，成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性人物。她曾经一一描述过他们，但她把最贴心的笔触给了和她命运相似的普鲁斯特，他们都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疾病和天才性的敏感，她更像是说给自己：“（他的小说）不是去加强一种观点，而是去容纳一个世界。他的整个宇宙沉浸在理智的光芒之中。”这些男人都不曾像伍尔夫那样，对这种崭新的写作方式有着详尽、精辟的论述，伍尔夫用她思想的力量把她幽暗的小说王国穿透，她不仅写，还总结和分析，她的两套笔墨——创作和理论相互印证，或者本来就是一体。我在前面曾经说过，在此方面，她和萨特类似。

通过《论现代小说》《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以及更优秀的《狭窄的艺术之桥》，伍尔夫在20世纪20年代就成为现代小说最重要的发言人。

伍尔夫是独特的，也是伟大的，因为她有责任感，这个一生消瘦、清美的女人，担当着那么多种重任：建立女性传统，以全新的方式塑造女性自身的新形象，但绝对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女权主义的形象。伍尔夫曾列举过太自我、太沉湎于事实的女性写作的种种缺陷；把普通读者从各种各样的消极状态中拯救出来，让读者获得独立思想和感知的能力，她反对虚骄自负的专家对普通读者的压制，提出应重建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瞿世镜先生在伍尔夫文集译后记里写：“她宁愿做一名普通读者，而不是当一位大发高论的学者。她是一位导游，而不是一位导师。她的评论依据是‘常识’和‘本能’，而不是某种理论体系。”恰是这种不是体系的理论，说透了艺术和人生，并在时光中存活下去。今天，我们有必要再读这《普通读者》，看看我们的专业评论者和读者群有多大的改进。

伍尔夫还把各种传统的文学形式做了分析比较，探索了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的可能性，而后提出未来小说的发展道路：“未来的小说将成为一种更加综合化的文学形式，将会向非个人化的方向发展。作家的目光不是局限于人物个人的悲欢离合，而是描述整个宇宙、命运和人类所渴望的梦想和诗意。”

这就是现代小说家伍尔夫，从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中成长起来，汲取了同时代智者、各国伟大作家以及自然界的精华，她像任何一位伟大的作家一样，担当起改进人类精神生活的重任。

伍尔夫离世前的那些年，也就是她的名声越来越盛的那些年，她自由的品性和思想的能力，帮助她更好地保持了艺术家生命中的超然和孤独，在她的日记里，“隐匿”“无名”，反复出现着。“我必须是私人化的，秘密的，尽可能地隐匿无名和湮没无闻，以便进行写作。”她从来没有忘记过回到自己的角落，蜕去生命的外衣——那个盛名的艺术家和那个教养优越的上流女士，一尘不染，把心中的作品完完整整地表达出来。她一直追问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

真实就是把一天的日子剥去外皮之后剩下的东西，就是往昔的岁月和我们的爱憎所留下的东西。

保持自我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得多。千万不要梦想去影响别人。

当人们逐渐成熟，他们就不再相信派别或校长先生或精美奖杯。

只要你去写你所想要写的东西，这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作为一个小说家，她总结道：

不总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观察人，而是要观察人与真实之间的关系，还要观察天空、树木或任何事物本身。

作为一个思想者，她提醒自己：

记住自己的责任，一定要更高洁，更重心灵。一定要照亮你自己的灵魂，照亮它的深深浅浅，它的虚荣和宽容。

伍尔夫真是想得太明白了！也做得太明白！她的那些光荣与梦想都放出智性的光芒。

告别

伍尔夫的一生审慎地选择自己的写作环境、住所和同伴，尽可能在一个思想契合的圈子里自由地生活。但是，这个终其一生几乎毫不间歇地从事着小说和评论写作的女人，在弃世前一年给朋友的信里写，“我那颗破碎的寡居之心”。这个心性太高傲、才华无限的女人，在她的幻想世界里，在她的思想里生活着，独自一人，稳稳地前进……内心坚忍不拔地忍受着痛苦。

一部杰作总有完美的表达形式，人生可不是这样，没有完美，尤其是天才，总是超极限地发展了一端，而残废了另一端。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个使自己的天才逐渐成形并放出璀璨光芒的女人，她走得太快太远了，她的身边已经没有匹配的精神伴侣，尤其是她离世前的那些年，让她的生命产生重大欢愉的朋友，有的已去世，有的已落俗，她写作上的对手也都不在了，此情此世两茫茫。

还有战争——人类生活的极大摧毁，二战的炮火摧毁了伍尔夫物质的和精神的家园。在极端的处境里人性被充分暴露，伍尔夫处于更孤单的境地，她的布卢姆斯伯里的朋友们在一战中都是和平主义者，现在却成了好战者，她从伦纳德的英国国民制服，那种对军阶、绶带、勋章的炫耀里，看出人类本能中最愚蠢、虚荣和野蛮成分的放纵。伍尔夫愤慨于妥协，或许，她在内心已经离伦纳德而去。

1940年，也就是伍尔夫离世前一年，他们笼罩在纳粹的阴影里，身为犹太人的伦纳德告诉妻子：“束手等待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要关上停车房的门，然后自杀。”伦纳德的主意是窒息而死，他还为此准备了汽油。一生沉醉于想象的伍尔夫，怎么可能愿意在停车房里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给自己一个乏味的结局？她写道：“我希望再活10年，写我的那部像通常那样猛然冲进脑海的书。”（《幕间》）

伍尔夫听到某种更卑劣的喧闹声，那是疯狂逼近的声音。伍尔夫真的感到不可治愈了吗？也许真是，也许不全是，我想伍尔夫已经不眷恋什么了，她写作的和生命的盛期都已经过去，余下的就是衰退。1941年3月28日，伍尔夫59岁，像每一天一样，她来到花园里的工作室，但这一天不是为了写作，她在那儿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伦纳德，一封给她的姐姐瓦奈萨。那被我们重述了无数遍的给伦纳德的信：

最亲爱的：

我确信我又要疯了。我感到我们不可能再经受住又一个可怕的精神崩溃时期。而这一次，我再也不会复原了。我开始耳鸣，思想不能集中。因此，我将要采取一个似乎是最为恰当的行动。你已经尽可能给了我最大的幸福。你已经在各方面做到了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一切。直到这个可怕的疾病来临，再也没有两个人会比我们更为幸福。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我知道我正在浪费你的生命，如果没有我，你就可以工作。我知道你愿意工作。你瞧，我甚至不能在信中恰当地表达我的意思。我也不能阅读。我想要说，是你给了我一生的幸福。你对我体贴入微，百般忍耐，简直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我要说——人人都知道这件事。如果有人能够挽救我的话，那就一定是你。我已经失去了一切，但我仍然深信你的善良。我再也不浪费你的生命了。

我想，再也没有两个人会比我们更幸福的了。

她最后的愿望是要安慰伦纳德，天才女人和天才男人就是不同，在最后时刻，她不安，她感恩于这个对她太好的男人，她要说出世间最普通的情感，属于女人们的情感。

这个想得太明白的女人，就这样离去，像她一贯的风格，从容、优雅、富于想象力。她把信放在起居室的壁炉台上，带着拐杖，在外套口袋里装满石块，走向附近的欧塞河中，走向她曾说的“一种我将永远不会描述的经历”。

这离去的方式，加强着我们对于天才的想象和她的无可媲美的文体。于是她成了象征，甚至神话。

她曾帮助过的朋友、20世纪的天才诗人之一——T.S.艾略特说，随着伍尔夫的去世，一种文明的整个模式被打破了……我们知道我们失去了什么，但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将会得到什么。

补记

在修订文稿的过程中，我又翻阅相关的书籍，一个下午我在伍尔夫的长篇小说《岁月》结尾看到人物自问：“人如何能‘快乐’？她自问，在这个充斥着不幸的世界。每个街角的每张布告上都是死亡；或者更惨——暴政；凶残；酷刑；文明的堕落；自由的终结。她想，在这里的我们，只是在孤叶下求庇护，而这片叶子即将被摧毁。……”写下这些句子的伍尔夫，身心处在风雨飘摇中。那时整个世界在走下坡路，西班牙内战爆发，她挚爱的外甥在战争中死去；纳粹对犹太人的恐怖迫害已经开始……

你在孤叶下求庇护，而这片叶子即将被摧毁……我至爱的伍尔夫，隔着那么远的岁月，你说出的怎么让我此刻如此心疼……

然后，我又翻开伍尔夫的绝笔之作《幕间》。她在写作此书期间，德军战机飞向伦敦上空，她在伦敦的住宅和出版社都被炸成了废墟，人类文明在她的眼前毁灭着，她意识到自己一生喜爱的习惯的生活方式即将消失，这部书稿还没来得及修改，她就走向了再也听不到恐怖之声的河水中。书里的一个细节似乎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寓言：“刚才谁都没看见那片云彩飘过来。现在它来了，乌黑，膨胀，就在他们的头顶之上。它化成了雨水倾盆而下，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在哭泣。眼泪，眼泪，眼泪。”她的人物抬起头，“接到了两大片雨水，把整个脸都打湿了。雨水从她的面颊流下来，就像她自己的泪水。但那是所有的人的泪水，为所有的人而流淌。”伍尔夫是用内心写作的作家（有不少人是用头脑写作），她的内心里倒映着人类的痛苦。

这个天性敏感且有精神疾病的作家，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她在《幕间》里还在做着重建文明（那面墙）的努力，小说中的人物——历史剧编导，在幕间休息时，让演员们用镜子照观众，以帮助观众认识自己……这幕间，可以理解为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也可以理解为戏剧舞台与人生的交替……

但是，这《幕间》没有观众，没有反响。她在日记里写：“从事写作的‘我’已经消失了……这就是一个人的部分死亡。”她写下这些话的那一刻，仿佛独自站在世界的暗夜，这个世界让她留恋的东西都看不见了。

如法国作家莫洛亚所言，“时间是唯一的批评家”，伍尔夫在世时拒绝过所有的荣耀，因为她认为这些荣耀被一个虚伪的社会污染了，但岁月赋予了这个作家持久的世界性的荣耀。因为，她是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之桥，为现代人找到了内心表达的自由；她努力推开所处时代的那扇巨窗，让女性从缺乏自我的一生里走出来；她借由作品和评论构想一个保护文明和心智自由的社会……

参阅书目：

①吴尔夫：《吴尔夫文集》，蒲隆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②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③伍尔芙：《伍尔芙日记选》，戴红珍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④伍尔芙：《伍尔芙散文》，黄梅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

⑤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读书随笔》，刘文荣译，文汇出版社，2006。

⑥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伍厚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⑦昆汀·贝尔：《伍尔夫传》，萧易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