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1902年 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英敛之筹建《大公报》

不须浪饮丁都护，世上英雄本无主。

——[唐]李贺《浩歌》

清廷在1901年先有严酷的增修《大清律例》出笼，接着在1902年又有《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在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后废止）颁布，禁止学生“离经叛道，妄发狂言怪论，以及著书妄谈，刊布报章”“私充报馆主笔或访事员（记者）”“私自购阅稗官小说，谬报逆书”等条款。但是，即便如此，清廷并未钳制住汹涌澎湃的办报潮流。此年，《新民丛报》与《大公报》两翼齐飞、并蒂开花，使1902年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出彩的一页。

是年，梁启超办的《清议报》因火灾停办，旋在日本横滨山下町创办《新民丛报》半月刊，每月1日、15日发行，每年二十四册，每册五至六万字。

《新民丛报》靠借译书局几千元经费创办，梁启超及维新派同人入股经营。其中，梁启超占两股，发行人冯紫珊、黄为之、邓荫南（1846—1923）等各占一股。其实，梁、黄等人为维新事业曾垫付不少钱，在译书局和报馆一直未领薪水义务劳动。5月，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曾提及此事：“《新民丛报》今年必可全还清借款，明年以后若能坚，可为吾党一生力军。但弟子一人任之，若有事他往，则立溃耳。现销场之旺，真不可思议，每月增加一千，现已五千矣。”

《新民丛报》办报宗旨，梁启超在创刊号上《本报告白》中说得清楚：

一 本报取《大学》新民之议，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

二 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治为附从。

三 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报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以渐也。

到了11月1日，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发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提出报业“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此论旗帜鲜明、石破天惊地提出对政府行监督之责，对国民开启民智，与增修《大清律例》针锋相对。由此可见，梁启超的办报宗旨和实践把中国报业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为中国新闻史书写了漂亮的一笔。

作为《新民丛报》的主笔，梁启超每天都要写五千字以上的文章，其辛苦劳累可想而知。是年，以《新民说》和《新民议》最为精彩。梁启超阐述了“新民为中国今日第一急务”，“释新民之义”而“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以及“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合群”等十五个方面的内容，诠释其关于“新民”的主张，并指出有了“新民”方可建立新的中国。在《新民说》中，梁启超提倡以“破坏主义”来反对封建专制，“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新民说·论进步》）。

12月14日，梁启超又写《释革》，倡导变法、变革、革命思想，说：“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适于外境界者存，不适于外境界者灭。”在《新罗马传奇》中，依旧鼓吹变革，“破坏之事，无论迟早，终不可免”。

从这些文章看，梁启超逐渐从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三世”（衰乱—升平—太平）之义理论体系中跳出来，而以西方自由、民权、进化思想为理论支柱，以“新民”改善提高国民素质为目的，开始了新一轮思想启蒙宣传。他批判传统腐朽思想，揭发社会积弊，宣传新学思想，鼓吹“政治革命”，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思想，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被公认为“舆论之骄子”“思想之先锋”。

是年5月，黄遵宪致信梁启超，高度赞赏其文之多、之深刻：“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4页）

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1904—1944）在《梁启超传》一书中亦评价说：梁之文章当时“至于雷鸣怒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并认为“任公诚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也”。

在清廷严酷的增修《大清律例》钳制言论的阴霾中，《新民丛报》因梁启超之文高妙、深刻，编辑精密，印刷精美，读者争相认购传阅，国内销售点竟达四十九个县市、九十七处之多，发行量最高达一万四千份，仅创刊号就加印了四次。

《新民丛报》也是深深被梁启超自己看重的报纸。梁启超一生创办和协办总计有二十九种报刊，为中国人办报数量之最。当时，意气风发的《新民丛报》，对中国新闻史和读者的影响都是最大的。新文化运动的干将郭沫若在其自传中曾说，“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是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到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

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早期建立的新民学会，就是在受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新民说》的影响下建立的。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有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我个人受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是年11月14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文学月刊《新小说》，从第二卷起迁往上海并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发行。梁启超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强调一直被贬为引车卖浆者流消遣的小说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开辟了一条利用小说针砭时弊、传播思想的新路径。

梁启超是最先喊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提出全面文学变革理论，又树起文学革命大旗，开辟近代文学理论探索和文学创作新局面的先行者。就在1902年创办《新小说》之前，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介绍严复的译作《原富》（亚当·斯密《国富论》）时批评“其文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人之书，一翻殆难索解”，并呼吁“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主张为文“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不久，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刊发翻译小说《十五小豪杰》（梁启超译）的总评中说：“语言文字分离为中国文学最不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

这样看来，几年后由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出的“文学革命”口号，不能说是首倡了。因为，在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不仅仅提出文学界革命口号，而且做了相应的理论阐述，重点在批判旧文学和呼唤建立新文学，可称为文学革命论的破坏论和建设论”（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年）。

1902年，梁启超提倡的“文学革命”运动，虽然有明显的不足，但给“五四运动”前夕的新文化发展以直接的影响，为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

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三十六岁的天主教徒满族人英敛之创办了《大公报》，后迁至日租界。《大公报》报头下印有法文译名“L'IMPARTIAL”（意为无私）字样，该报由英敛之一人包揽经理、撰稿、编辑等工作。英敛之为《大公报》创刊号撰写《大公报序》，道出办报宗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提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信念，故名之《大公报》。

《大公报》创刊第五期，英敛之发表了《论归政之利》一文，公开要求慈禧太后撤销“垂帘听政”，归政于被囚禁在瀛台的光绪帝，怒斥后党刚毅等是“国贼”，指斥诸反对慈禧太后归政的群臣是“谄媚之小人”，直指当时最敏感的归政话题。至此，“敢言”的无畏精神，一直是《大公报》的风格。

英敛之笔锋犀利，以《大公报》为阵地不断呼吁君主立宪，伸张民权，抨击专制，且经常对握有重权的王公贵族、朝中重臣指名道姓地揭露、批判和警告，如张之洞、盛宣怀、袁世凯等，顺应民意，大快人心。

6月22日，《大公报》发表《原报》评论；半个月后，又载《论阅报之益》论说。其中，前者再次阐明报纸监督政府、引导民众、开民智的重要；后者说“阅报”之益——知“政事得失”、了解国际大势、学“新学”“新艺”等。

到了11月23日，英敛之新撰社论《严设报律问题》，愤然抨击清廷制定报律钳制条陈言论自由，切中肯綮、刀刀见血。

当时，《大公报》报馆在租界，清廷没有办法对其执行增修《大清律例》，但读者多在租界外，难免遭到迫害。《大公报》出版几个月后，即发行五千多份，在上海、济南、南昌等大中城市及南洋（东南亚各国）、日本、美洲等地设立六十多个代派处和代销点，其中大多数读者都在国内。在严酷的增修《大清律例》的笼罩下，《大公报》的国内读者敢于无所顾忌地阅读、传播抨击大清言论的报纸，从中汲取精神力量，真的令人由衷惊叹。严复十分赞叹梁启超办报，也同样高度评价《大公报》。当时，严复送给英敛之一副这样的对联：“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

《大公报》作为华北第一报，影响甚大。天津有一位叫吕碧城（1883—1943）的才女被《大公报》吸引，在该报发表大量诗词及政论文章并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在京津文化圈中迅速走红，文界名流与之纷纷唱和。因此，引出了一段“南北两碧城”的佳话。原来，就在吕碧城在天津名声大噪之时，秋瑾（1875—1907）和她的丈夫王子芳（王廷钧，1879—1909）寓居北京，且秋瑾之前也有诗文署名“碧城”而广被人知。秋瑾见《大公报》另有一位“碧城”的诗文迭出，心生好感，曾冒名到《大公报》报馆前去拜访此“碧城”。两位才女晤面之后相谈甚欢，从此秋瑾不再署名“碧城”，以示对吕碧城的尊重。后秋瑾到日本留学，曾鸿雁传书勉励吕碧城参加革命，被其婉拒。1907年，秋瑾遇难，诸报皆未发声，但吕碧城以英文撰写《革命女侠秋瑾传》一文发表在美国的报纸上追念友人。1916年，吕碧城游历杭州，路过西泠城畔秋瑾女侠祠感慨良多，遂赋诗一首《西泠过秋女侠祠次寒云韵》，其诗结尾句为“尘劫未销惭后死，俊游愁过墓门前”，寄托了对秋瑾的哀念之情。

吕碧城因在《大公报》发文成名，后受聘在《大公报》任编辑，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编辑。任编辑时，吕碧城在该报发表《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成为中国女权运动及倡导女子教育的先驱。

在这一年，《苏报》成为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机关报，聘章士钊（字行严，1881—1973）为主笔，章太炎、蔡元培（1868—1940）等为撰稿人。是年，《苏报》推荐邹容的《革命军》、发表章太炎驳斥康有为改良主义政见的论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鼓吹革命。

也是在这一年，英国在中国出版的《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又称《天津时报》，由英国建筑师裴令汉[William Bellingham]创办，后由英国人爱丽丝·史密斯[Alice Mildred Vaughan Smith]接任），由周刊改为日刊，经常登载当时中国的情况，为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的喉舌和对华舆论主要阵地。

彭翼仲（彭诒孙，1864—1921）于1902年6月在北京创办《启蒙画报》（1903年年底停刊），为北京近代第一份画报。学界名人梁漱溟（1893—1988）、萨空了（1907—1988）、郭沫若（1892—1978）等在少年时都受到《启蒙画报》的影响，其中梁漱溟对少年时读到的这份儿童画报一直念念不忘，而萨空了、郭沫若在孩童时读到该报已经是其停刊多年后的事了。该报内容丰富、视界开阔，国内大事、国际知识、科学技术等几乎无所不有，既“启迪蒙稚”，也让成人获益。萨空了赞其是“中国画报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