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寻梦人

陈平原

这是一个倔强而又孤独的叛逆者，一个出师未捷便轰然倒下的寻梦人，一道欢快奔腾越过九曲十八涧的溪流，一颗划过天际瞬间照亮漫漫夜空的彗星。曾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名满天下”的北大哲学教授张竞生，竟然凭借薄薄一册《性史》，赢得生前无数骂名，也收获了半个多世纪后的风光。

不过，单就“性学”“计划生育”“爱情大讨论”等立论，尚不足以穷尽张竞生五彩斑斓的一生；更何况，所谓“性博士”的命名，本身就有很浓厚的嘲讽意味。实际上，这是一个趣味极其广泛、讲究“体悟”与“会通”、刻意追求“读活书”，并以“鉴赏的态度”看待人生的哲学家（张竞生：《两度旅欧回想录》及《爱的漩涡》）。有趣的是，此奇才之所以长期被埋没，政府迫害以及民众愚昧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此外，还必须直面一个残酷的事实：真正让张竞生“无地自容”的，正是占据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主流地位的五四新文化人及其后学。在一个专业化潮流已经形成的时代，蔑视“专家”，断然拒绝国人普遍信仰的“科学”与“哲学”，转而主张直觉、顿悟、情趣的“美的思想法”，就很难得到学界以及大众的认可。所谓“以‘美治主义’为社会一切事业组织上的根本政策”，虽妙不可言，可在我看来，却纯属乌托邦（张竞生《美的社会组织法》一书“导言”对此有自省）。批判真假道学，主张“爱情四定则”，提倡“情人制”，或者编一套玄秘的“审美丛书”，这都没有问题，偶尔还能得到“何等痛快”的赞许（周作人：《沟沿通信之二》）；可出版“赤裸裸”的《性史》以及主编“专注性学”的《新文化》，却不可避免地会与主流学界反目成仇。

我并不否认，张竞生因缺乏必要的专业训练，谈论“性教育”时，多想象与夸饰之词。也正是这一点，导致其在论战中不断败北。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好像敏感的卢梭与学识渊博的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之所以由合作走向冲突，原因既有政治立场的分歧，更包括性格与才情的差异。如此天性叛逆，自信而又孤僻，多情且又放诞，注定了张竞生一路走来，不可能步步莲花，反而是处处荆棘。好在张博士屡败屡战，勇气实在可嘉；而这背后的因素是：留学法国，学的是唯心论哲学，喜欢的是浪漫派文学，一生行事，师法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

照罗曼·罗兰的说法，卢梭的《忏悔录》“为小说的艺术打开探索内心生活的堂奥”，是“第一批浪漫主义者的母亲”（罗曼·罗兰：《卢梭的生平和著作》）；张竞生描述浪漫派之“幻想”“反抗”“直感”以及“极端的情感”，同样以卢梭为先导。这些“立身行事都要有特别处”“爱恨都要到极点”的浪漫派文人，与国人之普遍推崇“中庸”，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他们不能受人谅解的，就因太伟大与不肯依阿取容。他们受诅咒处，正是他们不可及处”——当张竞生写下这些热情洋溢的赞词时，当不无“夫子自道”且“自叹自怜”的意味（张竞生：《烂漫派概论》）。从早年的博士论文《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到北大教书时的专著《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到离开学界后的译述《卢骚忏悔录》《梦与放逐》《歌德自传》《烂漫派概论》《伟大怪恶的艺术》，一直到晚年撰写“‘半自传式’的小品文”《浮生漫谈》《十年情场》《爱的漩涡》等，几乎张竞生所有的著译，都隐隐约约可见卢梭的影子。

从晚清开始，国人不断推崇法国思想家卢梭，从政治的《民约论》（今译《社会契约论》），到教育的《爱弥儿》，再到文学的《忏悔录》，表彰的重点随时代氛围而转移。在我看来，不仅学问与立场，甚至包括性情与行为方式，最合适作为卢梭信徒或私淑弟子的，莫过于张竞生。其主张“痛快地生活”的《浮生漫谈》，以“山野”开篇，以“儿童”作结，某种程度说明了其为何与20世纪中国主流学界分道扬镳。特立独行、敏感而偏执、思维跳跃、推崇常识而蔑视专家、想象力丰富而执行力薄弱、逆境中抗争、终其一生不断进行哲学思考且将这种思考落实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人物，不免让人产生无限遐想——这是一个生错了时代、选错了职业因而注定命运多舛的浪漫派文人。

这种性格以及生活趣味，放在苏曼殊、郁达夫等浪漫派作家行列，也许更合适。在《十年情场》中，张竞生多次引用苏曼殊的诗句。其实，无论浪漫性情、异域风味，还是那些半真半假的小说或自传，二人颇有相似处。记得浪漫得近乎颓废的现代小说家郁达夫，曾这样评论苏曼殊：“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而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好。”（郁达夫：《杂评曼殊的作品》）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大概也会发现，这个被严重扭曲的哲学博士，也是“人”比“书”还可爱。

作为最早译介卢梭《忏悔录》的哲学家，张竞生曾谈及此书的意义：“这部《忏悔录》供给我们许多人情世故，可以由此知道古今中西之人心原是一样，这已值得一读了。况且有许多奇事逸致，非在18世纪的法兰西不能得到，更使读者得了无穷的宝藏。”（张竞生：《〈卢骚忏悔录〉第三版序》）不妨借用此视角，来谈论张竞生惊涛骇浪、起伏不定的一生——你会惊叹，此人怎么经常与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大人物”或“关键时刻”擦身而过？这不是一个声名显赫的“成功人士”，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个“失败者”，可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帮助我们串起了一部“不一样”的中国现代史。

假如此说成立，那么，为张竞生写传，就不该局限于传主生平，而必须有更为宏阔的视野。更何况，张竞生本人已撰有《浮生漫谈》《十年情场》等，若跳不出此窠臼，很容易被传主的自述所覆盖。好在本书作者张培忠君深知其中奥秘，为撰写此书投入了大量精力（所谓“念兹在兹近三十年，积累考证近二十年，研究写作近十年”，参见本书后记），广收博采，兼及作家的揣摩、学者的考证，以及尽可能详尽的田野调查，故此书多有可观之处。

如此评传，我能先睹为快，实为幸事。我与作者一样，都是潮州人，对于张竞生这位先贤早有耳闻，只是囿于成见，不曾给予必要的关注。直到应邀写序，阅读了大量张竞生著译，对这位前北大教授的印象方才大为改观。可惜的是，深入的专题探究，既无法仓促完成，即便完成，也不适合作为评传的序言，只能留待日后单独发表。

2008年7月20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