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磾的父亲休屠王因为不愿意投降汉朝被浑邪王所杀，剩下他们孤儿寡母无所依归，于是金日磾带着母亲和弟弟跟随浑邪王降汉。可知，金日磾的母亲是休屠王的阏氏。当休屠王被杀时，作为长子的金日磾才十四岁，那么休屠王阏氏不过三十岁左右。她不仅失去了丈夫，也失去了尊贵的王后地位，成为汉家的奴仆。但休屠王阏氏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日磾母教诲两子，甚有法度，上闻而嘉之。病死，诏图画于甘泉宫，署曰：‘休屠王阏氏’。”由于休屠王阏氏苦心教育金日磾和金伦，方法得当，使他们在逆境中奋发向上，成为大有作为之人。其中金日磾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官至光禄大夫。作为托孤重臣，他与霍光等共同辅佐昭帝，为巩固西汉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匈奴的收继婚习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也会有例外。“壶衍鞮单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贤王立，为虚闾权渠单于。”“虚闾权渠单于立，以右大将女为大阏氏，而黜前单于所幸颛渠阏氏。”壶衍鞮单于与虚闾权渠单于是亲兄弟，壶衍鞮单于死后，弟弟虚闾权渠单于继位。按照收继婚习俗，虚闾权渠单于应该收兄嫂颛渠阏氏，但他打破常规，娶右大将女儿为大阏氏。正因为此，“颛渠阏氏父左大且渠怨望”，颛渠阏氏的父亲左大且渠对单于的行为产生了怨恨。虚闾权渠单于废黜颛渠阏氏，是因为她专权失德。“虚闾权渠单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颛渠阏氏，颛渠阏氏即与右贤王私通。”像这种废黜兄嫂的事情，在匈奴收继婚习俗中只是个案。
对于匈奴的收继婚俗，中原汉人不理解也不认同。汉武帝刘彻就认为是“逆天理，乱人伦”。《匈奴列传》记载，汉文帝时，中行说原为宫廷太监，老上稽粥单于继位，文帝强迫中行说陪送公主到匈奴和亲，中行说怀恨在心，“既至，因降单于”，成为单于的重要谋臣。一次，汉朝出使匈奴的使者与中行说就匈奴的收继婚习俗展开了一场辩论。“汉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对此，中行说进行了反驳：“匈奴之俗……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也。”汉朝使者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依据，认为其收继婚习俗野蛮，有悖伦理道德。中行说站在匈奴人的立场上，运用对比分析法，对汉朝使者进行了反驳，认为匈奴的婚姻看似“乱”，其结果是维护了宗族利益。在这里，道出了匈奴收继婚习俗的实质是维护“宗种”，最大限度地保存宗嗣种族，使种族得以繁荣昌盛。关于匈奴的收继婚习俗，许多学者都做过深刻的分析论述。“目前学术界对收继婚的产生有这样几种观点：一是为了保留劳动力实行收继婚；二是收继婚是上古群婚制残余；三是收继婚是繁殖人口的重要途径；四是实行收继婚是因为生活水平低和不使家庭财产分散；五是包括收继婚在内的一夫多妻制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六是实行收继婚是将妇女视为活财产。”
武沐认为：“匈奴的收继婚不仅是一种婚姻制度，而且还是匈奴身份继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种赡养制度。”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收继婚产生的原因。匈奴实行收继婚制度，主要是由匈奴人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的。他们没有城郭和固定住处，分散游牧，常年处于游牧状态，再加上生性骁勇，具有竞争、好斗的特点，常常为了争夺水草和财产，部族之间战争不断，人丁不旺。而实行收继婚制度，可以使种族得以繁荣昌盛。由于匈奴人是以畜牧业游牧经济为主，狩猎经济为辅，所以形成了他们别具一格的生活习俗。与匈奴人生活习俗一致的还有月氏、乌孙、羌、氐等少数民族。以畜牧产品为主的饮食习俗。饮食是一种文化，不同民族有不同民族的饮食习俗。中原汉人以谷物为主，肉少粮多，辅以菜蔬，这是由中原土地肥沃平坦的自然环境和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决定的。匈奴人的饮食习俗，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影响下形成的。他们常年生活在草原地带，放牧和打猎是他们的日常活动和生产项目，畜群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活来源和生产资料。匈奴人蓄养的牲畜种类众多，“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驰、驴、驘、駃騠、騊駼、驒騱。”马、牛、羊是基本的牲畜，此外还有橐驰、驴、驘、駃騠、騊駼、驒騱等“奇畜”。在以放牧和打猎为生产活动的前提下，匈奴的畜牧业日益发展。《货殖列传》云：“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
而在说明汉朝时，匈奴的畜牧业居天下之首。“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这些数字足以说明匈奴畜牧业的繁盛。而众多的牲畜自然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品的来源。“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这种以肉食为主食的生活习俗，还与他们生活在寒冷地带有关。“匈奴处地北地，寒，杀气早降”，他们生活在北方草原，冬天早临，天寒地冻，冰雪皑皑，人们热量消耗很大，需要补充足够的热量，而畜肉的高脂肪、高蛋白正补充了这种需要。于是形成了“人食畜肉”的习俗。在以畜牧产品为主的饮食习俗中，还包括“饮其汁”，即饮牛羊的乳汁。“初，单干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在“湩酪”下，《集解》云:“湩，乳汁也。”这些都说明，牛羊的乳汁也是他们的所爱。而打猎获得的美味，更是他们的美食。特殊的饮食习惯和自然环境，造就了匈奴人强健的体魄，赋予了他们骁勇好斗的秉性。以皮革和裘皮为主的服饰习俗。服饰，既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又是人类生活的需要。它的产生和演变，与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等息息相关。在我国，由于生存环境和习俗文化各异，每个民族的服饰不尽相同。由于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生产特点，匈奴人“衣其皮革，被旃裘”，形成了以皮革和裘皮为主的服饰习俗。“牛、羊等牲畜之皮和一些野兽皮是古代匈奴民族的主要衣料。
匈奴人将牲畜皮和野兽皮揉制成皮革，进而制做成衣裤和‘革筒’的铠甲。用猎获之野兽皮加工成‘裘’，做各种裘皮衣物。”匈奴人的服饰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史记》中没有详细记载。但在《赵世家》中记载了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厉行改革的历史。赵国属于中原国家，由于是农耕经济，宽袍大袖是他们服饰的特点。这样的服饰，适宜于中原传统的车战。胡服是指北方及西域少数民族的衣冠服饰，这种服饰贴身短衣，皮靴皮带。其特点是衣短袖窄，活动便利，紧凑合身，适宜于骑马射箭。作为以放牧和打猎为日常生活的匈奴人，其服饰也是如此。胡服到底是怎么的真实情况呢？“胡服之制，冠则惠文，带则贝带，履则靴，裤则上褶下裤。”可知胡服为“上褶下裤”，即裤褶服。“《急救篇》说：‘褶为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褶为短身上衣，而“上褶下裤”，即上身着短衣，下身着裤。这样的衣着轻便简洁，便于骑马射箭，也适合行事，特别是在紧急军事行动中轻便迅速。当前的考古发掘也验证了史料记载的真实。“在山东沂南画像石刻上有几个胡族骑兵形象，即穿着齐膝短衣，下着裤，腰束带，足蹬靴。”裤褶服传入中原以后，对中原服饰影响深远。《晋书·舆服志》记载：“袴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世凡车驾亲戎、中外戒严服之。”由于裤褶服轻便简洁，在东晋时不仅被作为戎服广泛使用，也作为平时私居时的服饰，为老百姓和统治者喜爱。
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是有一定的主客观原因。“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籓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又取蔺、郭狼，败林人于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为了富国强兵，为了抵御外辱，赵武灵王勇于变革，善于变革，通过胡服骑射的改革，赵国的武装力量迅速壮大。“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归，使楼缓之秦，仇液之韩，王贲之楚，富丁之魏，赵爵之齐。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一举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一度成为当时的强国。而以畜牧产品为主的饮食习俗和以皮革、裘皮为主的服饰习俗，既是匈奴人的日常生活，也是他们特有的风俗文化。“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之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中行说认为，匈奴的人口抵不上汉朝的一个郡，其所以强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衣食和汉朝人不同。中行说的观点不无道理。我们知道，匈奴的强大，主要是骑兵的强大。特殊的饮食与灵活轻便的服饰，使他们在与自然环境相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崇尚武力的特性。以住穹庐为主的居住习俗。由于匈奴人是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他们原来是没有城郭和固定住处的，“父子同穹庐而卧”，普通牧民父母子女同住在一个穹庐里。穹庐，“师古曰：‘穹庐，旃帐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庐。’”
因为旃帐中间隆起，四周下垂，形状犹如天一般，所以名曰穹庐。旃帐即毡帐，是用毛毡制作的帐篷，《盐铁论·论功》云:“匈奴……织柳为室，旃席为盖。”这些旃席是用牛、羊、骆驼等动物的皮毛制成，不仅极具保暖和防水性能，而且拆卸方便，移动便利。对于匈奴的穹庐，中原汉人不认同，也不习惯，故汉出使匈奴的使者讽刺说匈奴人“父子同穹庐而卧”。《汉书·西域传》云：“乌孙国……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说明匈奴与乌孙习俗相同，都以住穹庐为主。“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汉武帝元封年间，武帝以江都王刘建女细君为公主，嫁与乌孙王昆莫为妻。“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昆莫年老，语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面对年老的乌孙王昆莫，看着用毛毡制作的帐篷，望着桌上的肉食和奶酪，公主的悲哀可想而知。以上我们透过《史记》对匈奴历史的有关记载，分析研究了匈奴的民族特性与婚姻习俗，并对其饮食、服饰、居住习俗等方面做了探讨，由此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总结认识：
首先，《史记》通过记载匈奴的历史，真实呈现出当时匈奴民族原生态的生活画卷。这些原生态的生活，是匈奴人最原本的生活。通过这些画卷，匈奴人的民族特性与天然的生活一一映入眼帘，令人惊奇和惊叹。在《史记》中，司马迁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对匈奴的风土人情秉笔直书。其中最突出的是在《匈奴列传》中，真实记载了出使匈奴的汉朝使者与中行说就有关匈奴习俗的一场舌战，从侧面反映了匈奴人原生态的生活。通过他们的对话，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汉朝人对匈奴的了解并不是特别深刻，汉人常常用自己的道德理念和价值取向看待匈奴的习俗，不仅不了解匈奴人“贵壮健，贱老弱”的真实内涵，而且认为其收继婚习俗不合伦理道德，鄙视他们的饮食、居住习惯，但在《史记》中，司马迁没有歪曲或妖魔化匈奴人的习俗，而是秉笔直书，为我们保存了研究匈奴历史的第一手珍贵史料。
其次，匈奴人别具一格的习俗是建立在以畜牧业经济为生活的基础上。漫山遍野的兽群，既是大自然对他们的恩赐，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伙伴，更是他们生活的依靠。民俗“都附着在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活动上，满足于人们正常的生活需要，如饮食起居、穿衣戴帽、乘车步行、出门回家等，它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完全搅在一起。”匈奴人的习俗，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他们的文化。在以放牧和打猎为日常活动的磨炼中，造就了匈奴人不肯服输和喜欢与命运抗争的秉性。在这种秉性的作用下，形成了匈奴人独特的审美心理——崇拜武力强横和具有降伏动物能力的人，进而形成崇尚武力征服的民族特性。
第三，匈奴人的习俗，既是他们的民族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匈汉人民在频繁的交往过程中，互相学习借鉴，共同发展，其中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最好的佐证。汉武帝时投降匈奴的汉人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即穿井数百，伐材数千”。中原穿井、房屋建造、粮食储藏等技术由这些内地逃亡的汉人传入了匈奴，促进了匈奴的农业发展，丰富了匈奴的物质文化生活。这些既是匈奴民族的发展史，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个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