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礼拜攻势与第五次战役

现在第一线部队的艰难程度甚至超过长征时期！

—彭德怀

1951年1月，第三次战役结束。

志愿军参战仅两个多月，朝鲜战局已被彻底逆转。

由于成功发动仁川登陆，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本已将北朝鲜军队逼到了悬崖边，并借此达到其军旅生涯辉煌巅峰。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反击威势令世界震撼，在志愿军视死如归的强行推进、多线合击之下，“联合国军”不得不持续后退、收缩，拼命突围，甚至向南溃逃。

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在这块古老而充满苦难的冰原上，以目不暇接的速度，战线飞快向南推移着。

临津江、汉滩川、三八线。

汉城。

当志愿军的血色足印终于踏上南朝鲜首都汉城的街道，被中国军队所震惊的，除了对手和旁观者，还有远在内陆的本国人民。

一个多世纪以来饱受欺凌的中国人民终于重拾尊严。胜利的喜悦和狂热的自豪感迅速发酵，席卷了全国。人们目睹子弟兵抗衡、驱逐着16国联军的壮举，怒涛般的攻势使美国及仆从国军队颤抖、败退，人们仿佛已经看到，敌人正狼狈地排队挤上撤退的运兵船，即将消失在朝鲜南端的海角。

“从北到南，一推就完，消灭敌人，回家过年”。辉煌的胜利，加上极端艰苦的前线环境，迅速发酵了“速胜”情绪。志愿军战士盼望着毕其功于一役，快打，快胜，快回国。

志愿军前锋已越过汉江，“联合国军”已被逼到悬崖边缘。此时已没人怀疑，鼎盛时期的美军即将第一次吞下失败苦果。

但就在这时，中朝联军司令彭德怀的急令在第一时间传遍了每支军队—

“全军立即停止追击！”

这道严令的下达，无异于掐灭了本已锁定美军心脏的那根炮火引线。

媒体纷纷猜测，这或许是精于谋略的中国军队又一次误导、迷惑战术？抑或是欲擒故纵？甚至连中朝军队也充满疑惑，不明白最高指挥官用意何在。

无论如何，原本全线蔓延的熊熊战火被临时冻结了。

在若干年后的一次作战会议上，勇烈纵横的虎将“彭大将军”终于吐露了当时心情：“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可当志愿军打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的时候，我环顾前后左右，确实非常害怕……”

彭德怀出身贫农之家，血管中流淌着踏实、认真的血液。在大跃进期间，浮夸风最为盛行的时期，这位国防部长自己种小麦，测试亩产，用事实来驳斥亩产万斤的卫星式新闻。他的名言是“说大话，说假话，一害自己，二害国家，没有一点好处”。

彭德怀害怕的，绝非如日中天的麦克阿瑟、李奇微及强大的现代化美军。在席卷全国的“速胜论”浪潮冲击下，这位统帅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1951年2月20日清晨，当内勤人员试图借机试探彭老总口风时，他们吃惊地发现并被严令保密一个事实：司令员已经秘密离开了朝鲜。

彭德怀已于2月20日紧急返回北京，面见毛泽东主席，请求放缓攻势，增加援兵，不要再继续提倡“速胜论”。

1951年2月下旬，彭德怀回国述职，在京郊玉泉山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局情况。

虽然阻力重重，但在彭大将军恳请之下，毛泽东理解并接受了彭德怀的意见，他下令调整了战略。

毛泽东说：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战争暂停了。

原本就善于隐藏的中国军队此时更是销声匿迹。在双方都默默积攒实力、为下一次大战役悄然做好战备的短暂时间里，朝鲜，这个燃烧着苦难的国家也陷入了短暂而奇妙的沉默。

西伯利亚的寒风默默吹拂着冷却的战场，零下二十度的极寒，使蜿蜒崎岖的朝鲜半岛显得更加荒凉而险峻。

停战的原因要从头说起。

中国政府一直在避免战争发生。

当南北朝鲜爆发战争时，渡尽劫波的新中国正在全面转向经济建设，除了台湾问题，再无军事目标。16个军被布置在东南沿海，而在全东北只有几个公安师和集体转业的第42军。当时全国各军的布置情况如下：

第3野战军：主力位于宁沪，应对美国可能的入侵，并进军福建，建立对台军事基地。

第2野战军：协同第3野战军进军东南，待沿海城市得以解放、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减少时，即进军西南，在1野第18兵团协同下解放川、黔、滇、康四省。

第4野战军：歼灭中南地区残敌，解放中南全境，接管豫、鄂、湘、赣、粤、桂等省。

第1野战军：完成解放西北五省的任务。

第20兵团开赴秦皇岛、塘沽地区布防，防止美军可能的登陆。

为统一认识，毛泽东专门发表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演讲，明示“树敌太多对全局不利”，要“处理好国内各阶级、政党、民族等各方面的关系”。

在毛泽东的蓝图中，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互相紧扣的三个“环子”，是必须专心去抓的：土地改革，恢复国民经济，肃清40万国民党散兵和土匪。

1950年6月，中国大陆除西藏外，已全部解放。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为了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基本好转，已经决定大规模复员军队，拟将140万解放军分两批复员，全军减少至400万人。

中国的反战态度一直很明确，而且十分审慎。在科瓦廖夫于1949年5月18日致斯大林（化名菲利波夫）的电文中曾提到：

毛泽东同志说，他认为，成立东方情报局时机不成熟……在中国东北有150万朝鲜人，已组成两个朝鲜师（每师10000名士兵），其中一个师有作战经验，曾积极参加同中国东北的国民党军作战。这些师我们可以随时根据他们的要求转交给北朝鲜……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我们认为，类似北朝鲜进攻南方这样的行动，只有在1950年初国际形势有利于这一点时，才可以采取……所有这些步骤只有同莫斯科协调后，我们才会采取。

早在1949年访问苏联时，毛泽东与斯大林谈及朝鲜问题，都认为北朝鲜不应在当时采取军事行动促成统一。因此，当苏联改变策略，下定决心以武力统一朝鲜后，中国政府只能接受战争爆发的既成事实。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1950年6月28日，中国政府一面沉稳布局，一面严厉谴责了美军。周恩来发表声明，驳斥杜鲁门6月27日的声明：

我现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声明：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美国政府这种暴力掠夺的行为，并未出乎中国人民的意料，只更增加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因为中国人民许久以来即不断地揭穿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霸占亚洲的全部阴谋计划，而杜鲁门这次声明不过将其预定计划公开暴露并付之实施而已。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中国人民，必能胜利地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只要我们不受恫吓，坚决地动员广大人民参加反对战争制造者的斗争，这种侵略是完全可以击败的。中国人民对于同受美国侵略并同样进行反抗斗争的朝鲜、越南、菲律宾和日本人民表示同情和敬意，并坚信全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必能把穷凶极恶的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制造者，最后埋葬在伟大的民族独立斗争的怒火之中。

不眠不休多日的毛泽东苦心斟酌，10月12日，他曾急令准备入朝的志愿军队部暂停行动。最后他终于拍板：“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950年8月4日，朝鲜局势风云变幻，美军的介入在一瞬之间打破了本已稳固的局势，彻底扭转了战局，北朝鲜军队迅速溃退。紧接着，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确定了抗美援朝方略。他提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认为：“毛泽东作出的出兵朝鲜的决策，是他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也是一个决心正确、政策和策略水平都比较高明的决策。”

中方在多次警告美方不要越过三八线、接近鸭绿江的同时，已经做好战备，并将战争的范围限制在朝鲜半岛范围之内—这一点与美国是一致的。

大力推行马歇尔计划的美国重在欧洲，他们的头号敌人始终是苏联，杜鲁门不愿在苏联家门口长期作战，他希望在远东以日本、菲律宾等国组成防御性岛链，以封锁、遏制东方世界。

中国已别无选择。南北朝鲜的积怨已经爆发，东北随时会笼罩在西方阵营的阴影之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美国第七舰队就进驻台湾海峡，而斯大林正以狐疑的目光等待着中国纳上的投名状—谁知道“一边倒”是否只是一句口号，谁能保证毛泽东不是第二个铁托？谁能保证中国不会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

中国参战已不可避免。

从8月底到9月初，东北先是增兵4个军。9月7日深夜，周恩来又急招柴成文离朝返京，向他细致询问朝鲜战况，并预估参战的难处。

9月15日，美军发动著名的“烙铁行动”，仁川登陆成功，朝鲜局势岌岌可危。金日成向苏联求援，并希望苏联促成中国派出援军。

朝鲜半岛危在旦夕，形势已刻不容缓。但是，10月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众多委员却坚决反对出兵—因为国内百废待兴，许多地区政局未稳，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根本没有制空权、制海权，长期战争也引发了部队中的厌战情绪。

在林彪婉拒了志愿军司令员的职务后，毛泽东将此重任委以彭德怀。

“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这位功勋卓著的老帅在第二天下午的会议上力排众议，说服了政治局，最终通过了抗美援朝的议案。

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参战。

11月1日，云山战役发动，美军溃败。

11月27日，长津湖战役发动，在志愿军的猛烈打击下，联军全力撤离三八线。

12月6日，平壤被收复。23日，联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阵亡，李奇微接任司令一职。

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第三次战役，联军撤退至北纬三十七度线附近。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与“联合国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都被视为杰出的指挥官。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彭德怀和李奇微一样，都是几近完美的军事家。他们的战争动力以及他们认识战场形势和指挥军队的方式，都相当接近。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变换一下他们的身份，让彭德怀成为‘联合国军’的司令和中国版的李奇微，和李奇微一样，彭德怀也是战士中的勇士，深受官兵的爱戴，因为他对士兵的疾苦深有体会……他是一个刚正不阿、直言不讳、从不掩饰自己的人，这让他赢得了所有官兵的爱戴……彭德怀比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些人想象得更精明。清川江战役的胜利并没有蒙蔽他的判断力。”

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彭德怀对战场局势的判断比谁都更为清晰。

他清楚地知道，在第三次战役结束之后，志愿军的补给能力已到瓶颈，人困马乏，如果继续南下强攻，战线继续拉长，志愿军很可能会像一根被拉扯到极限的橡皮筋，随时会因为承受不住拉力而断掉。

第38、第39、第40、第42军等伤亡过重，很多连队中的战斗骨干损失大半。在与武器装备现代化的“联合国军”作战中，中国军队的取胜法宝，只有依靠简陋的武器、顽强的意志，前赴后继不怕牺牲。正如美军战史中所描述的：“在地面密集的炮火和各种火器编织的密不透风的封锁下，在天空上铺天盖地的飞机的航空炸弹、凝固汽油弹和机关炮所构成的死亡的大网下，中国士兵一波一波的进攻潮水般涌来，在照明弹惨白的光芒中，‘联合国军’士兵惊恐地看着这些后面的士兵踏着前面士兵的尸体毫无畏惧地向他们冲击而来，这些中国士兵义无反顾，毫不退缩。”

反观美军，在经历了前两次战役的惊恐与溃败后，已经迅速恢复了元气。在第三次战役中，美军虽然还在撤退，步履却已不那么狼狈不堪，撤退途中所受的损失也远较前两次为小，他们已在新任指挥官李奇微的策动下，开始策划绝地反击了。

在朝鲜战争后期，大局已定，彭德怀已回国任职。在一次作战会议上，他回忆了第三次战役后的情况：“当时倒不是考虑我个人的安危，而是眼看着几十万中朝军队处在敌人攻势的情况下，真是害怕得很。我几天几夜睡不好，总想如何摆脱这个困境。我军打到三七线后已向南推进了几百公里，本来后方的物资供应线就很难维持，这时敌人又派飞机对我军运输线猛烈轰炸，使志愿军的各种物资、粮食弹药的供应十分困难。空中有敌人飞机炸，地面对着美军的坦克大炮，左右沿海是美军的舰队，敌人不下船就可以把炮弹打过来。加之时值寒冬腊月，到处冰天雪地，战士们吃不饱穿不暖，非战斗减员日益增多。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志愿军随时有遭厄运的可能。我不能把几十万军队的生命当儿戏，所以必须坚决地停下来，不能前进，并做好抗击敌人反攻的各种准备。”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的解方少将回忆说：“在收复汉城后参谋拟战报时，彭总就指示说：‘哎，你们要控制一下呵，可不要过度地宣传这个胜利。’我们判断，敌人绝不可能轻易罢手。从我们的力量来说，连续打了三个战役，敌人再来进攻，我们只能防守，迟早还得放弃汉城。

“彭总是有预见的，敌人果然发动起第四次战役。我军一面抵抗，不过早地放弃汉城，一面积极地做好思想工作。彭总发电报向毛主席、周总理建议，要国内做一点舆论，我们要放弃汉城，因为没有力量也没有必要死守汉城。如果不做舆论，一旦放弃汉城，政治上就会处于被动地位。之后，彭总又回国向党中央汇报朝鲜战争情况，党中央做出了正确的判断。第四次战役打的时间相当长，从政治上讲，汉城那边要顶得硬一点，付出代价也要打。我们规定了时间，要守多少天，守到哪条线才能往回退。另外还有一个季节的原因。我们过汉江后就成了‘背水之战’，在汉江解冻前，我军主动放弃了汉城。这时，新装备的部队陆续开进了朝鲜，就转入第五次战役。”

彭德怀忧心部队的伤亡和前途，受到胜利鼓舞的金日成则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一鼓作气将联军赶下海。

彭德怀（左）和金日成在战场上交谈。

对此，毛泽东曾在1月9日致电彭德怀：“如朝方同志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以南进，则亦提议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则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

毛泽东是清醒的，他从不听信“美军会退出朝鲜”的言论，因为“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军旅作家王树增生动描述了金日成和彭德怀之间的辩论：彭德怀把这封（毛泽东的）电报给金日成看了。

现在，彭德怀明确同意北朝鲜军队单独南进，金日成和朴宪永却说：“人民军没有恢复元气，不能单独南进。”

彭德怀：“那么去试验试验，取得点经验教训也是宝贵的嘛。”金日成：“这不是好玩的，一试验就会付出几万人的代价。”

彭德怀：“不是说我一南进，美军就会退嘛。那么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我很难理解。”

马修·邦克·李奇微，美国陆军四星上将，在朝鲜战争中力挽狂澜，因此闻名于世。

1917年，李奇微毕业于西点军校，翌年便返校任教。教官经历使他积累了充足的训练、指挥经验，在1942年，他能顺利指挥还处于试验阶段的空降师，且极具创见，就是得益于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连串成功的空降作战，使李奇微积功而升至中将。

1950年，李奇微得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机会：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在朝鲜战场阵亡，指挥权于是转交到他手中。

此时，误判连连的麦克阿瑟已经失去了对战争的有效控制，他给了李奇微极大自由，“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干吧，第八集团军是你的”。

于是，李奇微戴着引人注目的毛边帽子，挂着两颗美式甜瓜型手雷，高调地出现在了朝鲜战场。关于他这种注册商标式的造型，不少人斥之为哗众取宠。李奇微则回击说：“哗众取宠？见鬼去吧，这是战场。”

与狂傲自负的麦克阿瑟不同，李奇微对一线战况了如指掌，而且敏锐地发现了志愿军的补给弱点，并成功止住了联军一泻千里的士气，在第三次战役时，虽然汉城再次失陷，联军依然在撤退，但联军的步伐已经有条不紊，开始准备有序的反击了。

1952年5月，李奇微接替了即将参加总统竞选的艾森豪威尔，担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一职。

随着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麦克阿瑟式的浮夸作风被一扫而空。

临危受命的李奇微胸有成竹，他确信自己已经破译了朝鲜战争最重要的密码。

这组密码是他从浩瀚的战斗记录中筛选出的一组数据。

美第八集团军第一次向鸭绿江进攻，大规模战斗从10月26日开始，11月2日联军撤退，战斗历时八天；

美第八集团军第二次向鸭绿江进攻，11月25日遭到中国军队的攻击，激战持续到12月2日，中国军队停止了追击，战斗历时八天；

中国军队于12月31日开始大规模进攻，l月8日中国军队停止追击，战斗历时也是八天。

心中雪亮的李奇微将志愿军的作战模式命名为“礼拜攻势”。

从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的惊恐中恢复过来之后，美军终于能冷静地分析对手，并找到了这支令人生畏的地面部队的软肋所在。

不久之后，美军也通过侦察和战俘的供词印证了这个极易被忽视的细节：中国士兵每人只配给了五天量的口粮，即使他们茹冰饮雪，充其量也只能撑到一个礼拜。

无论多么勇猛，志愿军士兵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在美军地毯式的空中封锁之下，朝鲜北部的运输公路早已千疮百孔，无法使用（当然，即使公路未遭轰炸，中国军队的物资运输水平也是极为有限的）。现在，几十万中朝军队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维持庞大的补给，在密林的掩护之下蹒跚潜行。

由于志愿军战士自身携带的食物和弹药只能维持一周，美军只要咬紧牙关熬过这一周，就会惊奇地发现，衔枚疾进的志愿军会突然停止凌厉攻势，他们收敛锋芒，像大地的精灵一样，消失在茫茫雪原之中，不知何时会再度出击。

礼拜攻势的弱点，加上日间作战时必须冒着美军的空袭危险，志愿军的大多数推进只能借助夜幕的掩护进行。

在一块一块地完成对志愿军战斗力的解析拼图后，李奇微差不多放心了，他心中已大致确定，“联合国军”不会被中朝军队赶下海了—在如此多的不利因素之下，任何军队都不可能获得预想中的胜利。

李奇微的新战术出炉了。他的关键词是“猎犬”和“磁性”：像磁铁一样黏住对手，等待对方在礼拜攻势中耗尽能量，并且像猎犬一样随时接近对手，扑过去攻击。

“不是都在说‘联合国军’到底应该怎么办吗？依我看，‘联合国军’的出路只能是进攻、进攻、再进攻！”

“接近他们！打击他们！”

随后，美军在第四次战役中一举扭转颓势，再次收复汉城。

1951年4月22日—5月23日，在规模空前、异常惨烈的第五次战役中，厉兵秣马、全力以赴的双方使三八线成了一条血染的分界线，但均势已成，双方都无力再进一步。

这时，对于中国，停火谈判的时机也悄然而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