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放下写作的那些年

韩少功

我1988年年初去了海南，结束专业作家的身份。那以后，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很少写作，但有关经历对后来的写作可能不无影响。

当时交通十分紧张。我选择大年初一动身，那是火车上乘客最少的日子。全家三口带上了行李和来自海南的商调函。原单位曾挽留我，一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来专程追过海峡。我让他看我家的行李，说我家房子转让了，家具也卖了，还回得去吗？他看到这种情况，只好叹了口气，放我一马。

海南当时处于建省前夕，即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市场经济先行区。这让我们这些满脑子市场经济的人兴奋不已。当时的拟任省长还公开宣布，将全面放开民营出版，给人更多的想象——我几乎就是冲着这种想象去的。

不过，市场经济这东西有牙齿，六亲不认，专治不服，远不是大都市那些知识沙龙里的高谈阔论，不是我们这种小文青的“诗和远方”。一到海南，我就发现那里的“单位”已变味，与内地很不一样，既不管住房，也不发煤气罐，让你办刊物什么的，就一个光溜溜的执照，一分钱也没有，连工资都得靠你们去“自我滚动”。几乎不到一个月，我就发现自家的全部积蓄，五千元存款，哗啦啦消失了一大半。用自己的积蓄给自己发工资，摸摸脑袋，定了个每月两百，感觉也怪怪的。

起步时，我们只能给发行商打工。根据谈下来的合同，我们每编一期杂志，只得到两万元，开支稿费、工资、房租后就所剩无几。因为人家有资本，有市场经验和营销网络，我们就只能接受这种傍大款的身份。到后来，大款也傍不成了，因为人家要干预编辑，就像后来某些投资商干预拍电影一样，直接要你下哪个角色、上哪个角色，连大导演也顶不住。我们当然不干，但谈来谈去，总是谈不拢，我和同事只好收拾满桌的稿件，塞进挎包，扬长而去。那天我们携带一包稿子茫然地走在大街上，吃几碗汤面充饥，还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如何活。

是否得灰溜溜地滚回去，乞求旧体制的收留？

这大概就是全国最早的一批“文化产业”试水。既不能走“拳头加枕头”的低俗路线，又要破除旧式“大锅饭”和“铁饭碗”。一开始就腹背受敌，两面应战——没有一个甜饼和鲜花的市场在等你。市场差不多只是有待拼争、格杀、创造的一种未知。为了活下去，我们这些书生只能放下架子，向商人学习，向工人、农民、官员等一切行动者学习。为了自办发行，我们派人去书商那里跟班瞟学，甚至到火车站货场，找到那些待运的书刊货包，一五一十地抄录人家的收货地址，好建立自己的客户关系。编辑们还曾被派到街上，一人守一个书摊，掐着手表计数，看哪些书刊卖得快，看顾客的目光停留在什么地方最多，看一本杂志在众多书刊密集排列时“能见区块”在哪里……这些细节都透出了市场的心跳和呼吸。

正是通过这种学习，通过各种鼻青脸肿的摸爬滚打，我们后来才逐步脱困，一本严肃的综合类文化杂志，终于扛住了低俗潮流，最好时居然能发行120万册（这个数字说给外国同行听，总要惊得他们两眼圆瞪）。受制于当时落后的印刷技术，我们每期杂志甚至要找三个印刷厂同时开印，才能满足市场需要。那时钞票最大面额是十元，当有些客户用蛇皮袋提着现钞来订货，杂志社所有人都得停下手头工作，一起来数钞票。更有趣的是，一位出纳员去海口市某区税务分局缴税，回头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税务局说从未听过这种税，账上没这个科目，要她把钱拿回来。我在电话里一时同她说不清，没工夫掰扯偷税就会有内伤、隐患、定时炸弹一类大道理，只是说：你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哭着喊着也要把税缴了再说——那一次我们强行缴税20多万元。

税务部门中当然也有乱来的。有一次，在另一地，某官员要我们缴税七八万，把我们的财务人员也唬住了。我几乎一夜未眠，一条条仔细研究税法，最后据理力争，硬是把重复缴的税给抠了回来。

靠这种死抠，我们把一本杂志、一张周报、一个函授学院，通通办成了赢利大户，又活生生进一步办成了公益事业。杂志社曾给海口市福利院等机构大笔捐款。函授学院也按30%的大比例奖励优秀学员，几乎是只要认真做了作业的，就获得奖学金300至1000元，登上《中国青年报》的表扬公告——而他们每人所缴的全部学费只有200元。

其实，穷日子不好过，后来的富日子更不好过，一个成功的团队总是免不了外部压力剧增，须应对剽窃、举报、敲诈、圈套、稽查、恐吓信等十面埋伏，而且几乎必有内部的涣散和腐败冲动。按经济特区当时的体制和风气，我们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从无任何国家投入，因此收益就给人某种模糊的想象空间。有一天，头头们在一个大学的操场开会至深夜两点。无非是有人提出“改制”，其实就是后来经济学家们说的MBO，即管理层收购，实现私有化的一条便道——只是当时还没有这些词。我大体听明白了以后，明确表示反对，理由是：第一，这违反了我们最初制定的全员“公约”，突然在内部分出三六九等，很像领导下手摘桃子；第二，这扭曲了利润产生的实际情况，因为我们并非资本密集型企业，现在也不缺钱，由管理层“出资”，实属多此一举，不过是掩盖靠智能和劳动出效益的过程真相。如果连“出资”这种合法化的假动作也没有，那就更不像话。

争到最后，双方有点僵，对方不愿看到我辞职退出，才算了。某些当事人的心结当然没解开。在海南以及全国当时那种“转型”热潮中，他们肯定觉得自己更代表市场和资本的逻辑，更代表改革的方向。自那以后，团队内部的消极、懈怠、团团伙伙、过分享乐等现象日增，根子就在这里。

难道我错了吗？为此我查过资料，发现瑞典式的“社会主义”收入高低差距大约是7:1，而我们的差距接近3:1，包括住房、医疗、保险、住宅电话等福利，都是按需分配结合按劳分配来处理。这在当时的市场化潮流中确实显得另类，似乎不合时宜。但由我设计的一种“劳动股份制”，有点像我当知青时在乡下见过的工分制，还有历史上晋商在“银股”制之外的“身股”制，既讲股权这种资本主义的元素，也讲劳动这种社会主义的元素，确有点不伦不类，却也大体管用。比如凡是同我们接触过的人，那些做印刷、运输、批发零售什么的，都曾以为我们这群人是个体户，说没见过哪个公家单位的人会这样卖命干。既然如此，有什么不好呢？

让人不易明白的是，难道把团队财富都变成了领导的私产和私股，员工们就会干得更加心花怒放和热火朝天？

多少年后我在美国见到一位经济学家，他倒是对我们当年的制度设计特别感兴趣，对这个区别于资本股份制的“劳动股份制”特别感兴趣，一再要求我把相关资料复印给他，好像要做什么研究。

我很抱歉，这个不伦不类的新制度伤了某些人的心。根据内部公约，作为一把手，我在每个议题上顶多只有两次否决权，并不可随心所欲。但就靠这一条，也靠一些同道者支持，我多少阻止了一些短视的所谓民主，比如有人主张的MBO，比如更多人不时嚷嚷的吃光分光——那意味着着眼于长远的设备投资根本不能搞，社会公益事业更不能做，国家税收能偷就偷，如此等等。我这样说，并不妨碍我肯定民主的各种正面功能，比如遏制腐败、集思广益、大家参与感强等。在这方面，民主其实是越多越好。

20世纪90年代后期，海南的法规空间逐渐收紧和明晰，我开始参与省作协、省文联的管理。与此前的企业化管理相比，单位的性质已变化，“劳动股份制”是用不上了，但定期民主测评一类老办法还可延续，且效果不错。包括我自己，因为有一段时间在写作，好像是写《马桥词典》那阵，去单位上班少了些，出“勤”得分就唰唰地往下掉——群众的眼好尖啊，下手够狠，一心要修理我，根本不管我委不委屈。

这些故事大多没有进入过我的写作，但我日后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真理一分钟不与利益结合，民众就可能一哄而散。”这句话后面是有故事的。我在《革命后记》中写到“乌托邦的有效期”，写到纯粹靠情怀支撑的群体运动，包括巴黎公社那种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化模式，其有效期大概只能在“半年左右”。这句话后面也是有故事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参与《天涯》杂志的编辑，收到温铁军先生的一篇长稿，标题大约是《现代化札记》。同作者沟通以后，我建议标题改为《中国的和人民的现代化》。之所以突出和强调“人民的”，这后面同样是有故事的，有无限感慨的。

往事风吹云散，会不会进入我以后的写作，我不知道。其实，它们是否早已潜入笔下的字里行间，自己也不大清楚。

萤火虫的故事

在作家群体里混上这些年，不是我的本意。

我考中学时的语文成绩很烂，不过初一那年就自学到初三数学，翻破了好几本苏联版的趣味数学书。“文革”后全国恢复大学招生考试前，我一天一本，砍瓜切菜一般，靠自学干掉了全部高中课程，而且进考场几乎拿了个满分（当时文理两科采用同一种数学试卷）——闲得无聊，又把仅有的一道理科生必答题也轻松拿下，大有一种逞能炫技的轻狂。

我毫不怀疑自己未来的科学生涯。就像我的一些朋友那样，一直怀抱工程师或发明家之梦，甚至曾为中国的卫星上天懊丧不已——这样的好事，怎么就让别人抢在先？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进入大学，在校园里连获全国奖项的成功来得猝不及防。现在看来，那些写作确属营养不良。在眼下写作新人中闭上双眼随便拎出一两个，大概都可比当年的我写得更松弛、更活泼、更圆熟。问题是当时很少有人去写，留下了一个空荡荡的文坛。国人们大多还心有余悸，还习惯于集体噤声，习惯于文学里的恭顺媚权，习惯于小说里的男女都不恋爱、老百姓都不喊累、老财主总是在放火下毒、各条战线永远是“一路欢歌一路笑”……那时节搞文学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才华。一个孩子只要冒失一点，指出皇帝没穿衣服，便可成为惊天动地的社会意见领袖。同情就是文学，诚实就是文学，勇敢就是文学。宋代陆放翁说“功夫在诗外”，其实文学在那时所获得的社会承认和历史定位，原因也肯定在文学之外——就像特定的棋局可使一个小卒胜过车马炮。

解冻和复苏的“新时期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很像五四新文化大潮时隔多年后的重续，也是欧洲启蒙运动在东土的延时补课，慢了一两拍而已。双方情况并不太一样：欧洲人的主要针对点是神权加贵族，中国人的主要针对点是官权加宗法；欧洲人有域外殖民的补损工具，中国人却有民族危亡的雪上加霜……但社会转型的大震荡和大痛感似曾相识，要自由、要平等、要科学、要民富国强的心态大面积重合，足以使西方老师们那里几乎每个标点符号，都很对中国学子的胃口。毫无疑问，那是一个全球性的“大时代”——从欧洲17世纪到中国19世纪（史称“启蒙时代”），人们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变革大破大立，翻天覆地，不是延伸和完善既有知识“范式”（科学史家T.S.Kuhn语），而是创建全新知识范式，因此都释放出超常的文化能量，包括重新定义文学，重新定义生活。李鸿章所说“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当然就是这个意思。历史上，也许除了公元前古印度、古中东、古中国、古希腊等地几乎不约而同发生的文明大爆炸（史称“轴心时代”），还鲜有哪个时代表现出如此大的精神跨度，能“大”到如此程度。

不过，“轴心”和“启蒙”都可遇而不可求，大时代并非历史常态，并非一个永无终期的节日。一旦社会改造动力减弱，一旦世界前景蓝图的清晰度重新降低，一旦技术革新、思想发明、经济发展、社会演变、民意要求等因缘条件缺三少四，还缺乏新的足够积累，沉闷而漫长的“小时代”也许就悄悄逼近了——前不久一部国产电影正是这样自我指认的。在很多人看来，既然金钱已君临天下，大局已定，大势难违，眼下也就只能干干这些了：言情、僵尸、武侠、宫斗、奇幻、小清新、下半身、机甲斗士……还有“坏孩子”的流行人格形象。昔日空荡荡的文坛早已变得拥挤不堪，但仔细品一品，很多时尚文字无非是提供一些高配型的低龄游戏和文化玩具，以一种个人主义写作策略，让受众在心智上无须长大，可以永远拒绝长大，进入既幸福又无奈的自我催眠，远离那些“思想”和“价值观”的沉重字眼。大奸小萌，或小奸大萌，再勾兑一点忧伤感，作为小资们最为严肃也最为现实的表达，作为他们的华丽理想，闪过了经典库藏中常见的较真和追问，正营销一种抽离社会与历史的个人存在方案——这种方案意味着，好日子里总是有钱花，但不必问钱来自哪里，也不必问哪些人因此没钱花。中产阶级的都市家庭，通常为这种胜利大“抽离”提供支付保障，也提供广阔的受众需求空间。

文学还能做什么？文学还应该做什么？一位朋友告诉我，“诗人”眼下已成为骂人的字眼：“你全家都是诗人！”……这说法不无夸张，但玩笑中却也透出了几分冷冷的现实。在太多文字产品倾销中，诗性的光辉，灵魂的光辉，正日渐微弱黯淡甚至经常成为票房和点击率的毒药。

坦白地说，一个人生命有限，不一定遇上大时代。同样坦白地说，“大时代”也许从来都是从“小时代”里孕育而来，两者其实很难分割。抱怨自己生不逢时，不过是懒汉们最标准和最空洞的套话。文学并不是专为节日和盛典准备的，文学在很多时候更需要忍耐，需要持守，需要旁若无人，需要烦琐甚至乏味的一针一线。哪怕下一轮伟大节日还在远方，哪怕物质化和利益化的“小时代”正成为现实中咄咄逼人的一部分，哪怕我一直抱以敬意的作家们正沦为落伍的手艺人或孤独的守灵人……那又怎么样？

我想起多年前自己在乡村看到的一幕：当太阳还隐伏在地平线以下，萤火虫也能发光，划出一道道忽明忽暗的弧线，其微光正因为黑暗而分外明亮，引导人们温暖的回忆和向往。

当不了太阳的人，当一只萤火虫也许恰逢其时。

换句话说，本身发不出太多光和热的家伙，趁新一轮太阳还未东升的这个大好时机，做一些点点滴滴岂不是躬逢其幸？

这样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