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资产阶级人论及其对社会特点的漠不关心

我们在前面说过，弗洛伊德解释了由生活经验驱动的结构，也就是说，作用于个体的外在影响。这种说法必须被[小心界定]。实际上，它只在涉及个体之间冲动结构的个体差异的解释上成立，这是弗洛伊德在他的实践或[其他地方]观察到的。只要他在当中发现了不同之处：比如一个患者表现出异常强烈的对父权的恐惧；或者另一个患者在极端情况下成为他所接触的每一个人的对手，他就用患者生活经历中的个体特点来解释这些冲动结构中的特殊性（以及体质强化的可能性）。在一个病例中，弗洛伊德按图索骥般发现患者有一个非常严厉的父亲，他对父亲感到害怕；在另一个病例中，患者的弟弟或妹妹出生并被偏爱，于是他与之产生了激烈的竞争。但当弗洛伊德对患者的个体差异不感兴趣，而是研究所有患者都具有的心理特征时，他就基本上放弃了历史地去看待人，也即从社会的解释原则去理解人。他从这些共同的特征中看到了“人性”，因为它是从生理和解剖意义上构建的。换言之，性格结构在社会以及弗洛伊德所观察到的正常人中普遍存在，但对其本身的分析并不重要；[事实上]对他来说，“中产阶级性格”基本上与普遍人性相同。

在这里我们仅限讨论这篇论文的几个重要例子。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内在生命的基本机制。上面我们已经指出，俄狄浦斯情结的特别修正可以追溯到生活经验的特殊性。但俄狄浦斯情结是通过遗传赋予现代人的，至少弗洛伊德是这样假设的。

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学的概念中也有同样的例子。他认为，基于对解剖学差异的了解，女性一定会对男性产生自卑感、怨恨感和嫉妒感。也就是说，女性因为没有男性的性器官，而对男人必然抱有自卑感。“‘解剖学即命运’，换个拿破仑的说法。”弗洛伊德说［1924d，S.E.，XIX，第178页］。“绝对化”中产阶级性格的相同原则在弗洛伊德的观点中也可以看到：个体根本就是自恋的，从根本上说，个体与其同伴和陌生人隔绝。即使在这里，他也没有探究这种现象的社会归因，而是接受他在我们社会中的发现，即疏远的人是人性的必然产物。

同样，弗洛伊德在他的死亡驱动力理论中更进了一步。正如他自己所说，令他吃惊的是，自己原本或多或少地忽略了除性之外的攻击在人类内心生活中的作用，但现在他看到了其中的全部含义。然而，他并没有追溯这种攻击性的社会条件，而是[就]数量[而言]，假定它源自生物学上的死亡驱动力。一个人只能[将死亡倾向与性欲驱动力相结合，将其毁灭性地向外或向内施虐]，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中产阶级性格与人性是一致的。这种论断需要一定的界定。更准确地说，弗洛伊德将中产阶级性格的基础等同于人性，而把改变生物学上的冲动结构的某些影响归因于文化。这使我们能简单触及弗洛伊德关于文化与冲动结构关系的观点。简而言之，它们有点像这样：文化的发展意味着对冲动的日益压抑。文化成就是冲动的升华，只有通过对冲动的压抑才能使文化成为可能。但升华是一种“天赋”，只有少数人能做到。升华失败就会导致神经症。因此，日益发展的文化不仅意味着对冲动的日益压抑，也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神经症患者。弗洛伊德甚至提到，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导致人们压抑冲动，不再繁衍。很容易看出，在这里，弗洛伊德想到的是卢梭的“自然人”。对后者来说，根本没有压抑，卢梭所理解的文化对冲动的影响是纯粹机械式的，因为他没有试图定性地把冲动结构中的特定性和社会组织中的特定性联系起来，而是纯粹从数量上和压抑程度上来看待一切。在这一理论中，弗洛伊德不仅表达了一种对人类幸福未来存疑的悲观态度，而且可以说他是中产阶级道德的辩护者。他提出的“要么性压抑，要么没文化”，为中产阶级道德的必要性或至少是价值进行了心理上的合理化。

弗洛伊德认为，中产阶级的人是由外部压力塑造的，外部压力会导致压抑，并［使他们与］“自然人”区别开来。然而，在许多特质上，他看到了人性的直接表现：比如，在向外或向内转化的破坏量上，或者在女性的心理上。他从中产阶级的人身上构建了一幅只有在中产阶级社会中才会经历修正的人性图景。他勾勒的是一幅静止的、封闭的图画，并用这幅图画预言了人类内在发展的所有未来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