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战争的记忆

历史学的特性

本章中,笔者将从历史学的立场出发,对“国家形态”与战争记忆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不过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历史学这门学科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性,用历史学的方法去观察和以其他学科的方法去观察我们眼前这个社会,又有什么不同呢?

以经济学为例,东大经济学部的小野塚知二老师向东大教养学部的学生介绍经济学部时说:“经济学是一个旨在合理证明各种市场现象与相关人群的意图、行为之间的关系的学科。”2或许每个人心中幸福的标准不尽相同,但对大部分人而言,实现幸福的条件却不乏共通之处。而以科学的手段对这一共通条件进行解释,则是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的究极目的。

那么历史学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希望引用一下羽仁五郎的说法。羽仁五郎非常崇拜意大利的历史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 (Benedetto Croce),当年他还专门撰写了克罗齐的传记。克罗齐在学术领域一直秉持着自由主义的立场。20世纪20—30年代,当意大利和德国刚刚出现权威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倾向时,克罗齐便对这一倾向进行了批判3。

1940年,战时背景下,不少青年人被征召入伍奔赴战场,而大学生们仍然可以享受暂缓应征入伍的特权(2).对此,在同年3月出版的 《历史及历史科学》(歴史および歴史科学)中,羽仁五郎为了劝说这些享受特权的大学生在学问领域努力钻研,这样说道4:

现今我国各类官公私立的大学的在校学生总计约有5万人。以全国人口1亿来计算,大约每2000人中才有1名大学生。而全国20岁上下的青年加起来约有1000万人,其中大学生的占比也不过二百分之一。(中略)今日,广大青年纷纷拿起武器屹立于战场之上,而立于学问战场的诸位大学生们如果反而从理性的战线上撤退下来,又有何面目去面对那些放弃工作与学业,在硝烟中拼搏的同胞朋友们呢?

羽仁认为,获得暂缓应征特权的大学生们必须在学业上加倍努力。此外,关于历史学的本质问题,羽仁引述了过往诸多在政治权力、宗教权力以及道德规范的制约下写出来的历史学著作,并在此基础上准确地归纳说:“历史的根本在于批判。”5

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与广岛

为了进一步思考日本战争记忆的特质,笔者希望以历史民俗学的研究成果为参考,对法国战争记忆的具体情况进行观察6。在法国中部城市利摩日以西,有一座名为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的小镇。据1936年的人口统计,该镇约有1574人。1944年6月10日,纳粹党卫队屠杀了该镇642名居民,并将城镇付之一炬。

屠杀发生后,法国政府在1953年根据幸存者的证言发起了波尔多审判。虽然在该审判中,参与屠杀的7名德国被告以及14名出身阿尔萨斯的法国人被判处死刑以及强制劳动,然而之后这些人却都获得了特赦。对此感到无比愤怒的遇难者家属发起了针对法国政府的抗议活动,该活动一直持续到1974年。1989年,为了铭记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屠杀事件,在法国总统密特朗的主持下,该地着手建设了一座屠杀资料馆。至此,法国政府和屠杀遇难者家属之间的对立才开始走向缓和。该资料馆经过10年的建设,在希拉克总统执政时期正式开馆。

今天如果到访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当地的导游会带领游客寻访当年居民集会的广场、囚禁男性居民的6座小仓库、囚禁妇女儿童的教会以及墓地等与屠杀事件相关的历史遗迹。在这一过程中,导游并不会一味地讲述自己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感慨,而是更加重视对于历史事实的还原与确认。屠杀事件纪念遗址的入口处写着“请永远铭记”这句话,这仿佛是遇难者向生者留下的遗言。

从这个法国的例子可以看出,在该国战争记忆的形成过程中,死者向生者发出的信息得到了准确的提炼与传达。与此相比,日本国内又是如何做的呢?关于这一点,大家可能会立刻想起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原子弹遇难者慰灵碑上的碑文:“安眠吧,我们誓不重蹈覆辙。”与法国的例子相反,广岛慰灵碑文是生者向死者阐述的类似誓言、祈祷的文字。而在外国人看来,日本这种记忆历史的态度与方式,似乎在把原子弹当作自然灾害一般。

比如,1958年出席第四届世界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德国哲学家君特·安德斯 (Günther Anders)造访了广岛和长崎。当时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7:

原子弹的受害者们,对于谁应该对投放原子弹一事负责,谁应该因此受到谴责这一问题缄口不言,仿佛这件事不是人为的。作为这一极端犯罪行为的被害者,似乎他们的心中并没有多少怨言。在我看来这实在是难以理解。(中略)当他们谈起原子弹时,那语气仿佛是在谈论地震、陨石或海啸之类的天灾。

特攻队与学徒兵

在以生者的立场向死者寄托某种情感时,人们很容易犯以己度人,将自身的立场、情感和思维代入死者思维的错误。例如,在谈及太平洋战争的战死者时,我们经常会提起特攻队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特攻战死者在战死军人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关于这一点,中世史学者东岛诚的比喻可谓是非常形象8。

依照日本政府的官方统计,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约有230万名日本军人战死。其中约60%的人,也就是约140万人的死因其实都是“战病死”(其中绝大多数人是饿死的)。我们整日在各类影片中看到的特攻战死者,其实只有4000人左右。假设我们要拍摄一部题为 《英灵的结局》的两小时长度的纪录片,严格按照比例分配影片长度的话,整部影片中73分钟都应该是军人饿死在战场上的镜头,而分配给特攻队的镜头只有12.5秒,这么短的时间怕是放一条广告都不够。

只有立足于历史事实,对军人战死的方式进行还原和想象,我们才能够实现对于战争记忆的相对化。然而,在2013年8月15日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死者追悼仪式上,安倍晋三首相的演讲却严重偏离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在演讲中,安倍首相将战死军人称为“上忧祖国,下思家人之英灵”,“各位英灵一面思念着朝思暮想的妻儿,一面祝福年迈的双亲晚年幸福,祈祷故乡山河的复苏繁荣,最终为祖国献上了宝贵生命”。

想要基于史料来实证当年战死军人们的内心想法,虽然困难重重,但也不全然是无法可循。例如,通过当时学徒兵们遗留下来的各种记录,我们可以了解部分特攻战死军人在奔赴战场时的内心想法。在战时环境下,与一般军人相比,学徒兵在写作书信文章时拥有较多的自由,因此他们留下的各类史料有着非常高的参考价值。

首先我们来看看在东大战死学生笔记集 《在那遥远的山河》(はるかなる山河に)中登场的佐佐木八郎的例子。佐佐木生于1922年,1939年考入第一高等学校,1942年升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然而,1943年随着延迟服兵役制度的废除,佐佐木入伍成了一名飞行预备学生。1945年4月14日,他作为第一昭和队的特攻队员在冲绳战死。在战时,佐佐木曾写道:“说实话,歼灭暴美暴英、解放十亿亚洲人民云云,不过是政府煽动民众的空洞口号而已。就个人而言,我永远只想站在正义的一边。(中略)我的一切好恶感情,都是纯粹发自人性本能的。我无法做到以国籍为标准来决定爱一个人还是恨一个人。”9

我们再来看一看和田稔的例子。和田生于1922年,与佐佐木一样考入了一高,之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学习。1943年“学徒出阵”后,和田进入大竹海兵团服役。1945年7月25日,和田作为“人间鱼雷”(3)回天的搭乘员,在训练中遭遇事故丧生。和田在入伍不久的1943年12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本日一直在阅读 《帝大新闻》,心情仿佛重新回到了学生时代。 《帝大新闻》中将我们这些参战学生的形象塑造得异常伟岸,可谓极尽溢美之词。但实际上真的如此吗?”10

为了回避军队的审查监视,佐佐木八郎与和田稔在放假探亲的时候,将上述笔记和日记亲手交给了亲属,这些记录由此才得以留存到了今天。因此,以上这些记录的内容基本没有被篡改的痕迹,可以说其可信度是较高的。从这些平淡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学徒兵的心境。而这一心境和安倍首相在战死者追悼仪式上的演讲,无疑有着很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