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一·二八”事变的意图

三友实业社毛巾厂

“五一五”事件中,袭击发起者们手中的手枪和子弹,其实是在1932年4月从停战不久的上海战场搞来的。检方在审讯“五一五”事件嫌疑人的过程中,也曾多次质问武器弹药的具体入手渠道。例如检方曾质问菅波三郎,1932年4月3日是不是在上海的三友实业社毛巾厂见过海军士官村上格之111和大庭春雄,又在4月17日从村上格之的手中拿到了南部式手枪和子弹。

上海三友实业社毛巾厂这一地点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内幕呢?想必各位读者也十分在意。通常,日本历史教科书会针对1931年9月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以及1932年1月爆发的“一·二八”事变之间的关系作出如下叙述:1931年12月,国际联盟理事会派遣所谓的李顿调查团对日本以及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视察。为了在此过程中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中国东北问题上转移,日本的特务机构谋划发动了“一·二八”事变。

而在日本海军官方编纂的战史草稿中,辩解说“一·二八”事变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有日莲宗的僧人在上海三友毛巾公司的工厂遭到了公司职工的袭击 (所谓的袭击实际上是日方的自导自演)。关于三友毛巾公司,海军方面也在草稿中将其标注为“中国人经营的三友实业社”112。1932年1月28日,日方以三友毛巾公司的冲突危机为借口,自导自演地引发了“一·二八”事变。而三友毛巾公司同时也是此后“五一五”事件参与者获取武器的地点。这背后是不是有更深层次的目的呢?日本国内发生的政变和在海外策划的阴谋之间,是不是有着某种相互呼应的联系呢?

财阀的困惑及在上海制造事变的意图

当时,意图推行国家改造运动的右翼和国家主义者,时常会批判财阀、政党、宫中等势力之间相互勾结。而被右翼和国家主义者视为敌人的上述高层势力,在1932年2月17日聚集到了原田熊雄家中。当时正值前藏相井上准之助被暗杀 (2月9日)后,三井合名理事长团琢磨被暗杀 (3月5日)之前113。当天在原田家聚会的成员名单蔚为大观,除元老秘书原田本人外,还有内大臣秘书官长木户幸一、海相大角岑生、外务省亚洲局长谷正之、横滨正金银行行长儿玉谦次、三井合名理事安川雄之助、三菱商事会长三宅川百太郎、住友支配人矢岛富造以及东亚同文会、日清汽船的白岩龙平。

之所以召集这场聚会,是因为三大财阀、横滨正金银行以及东亚同文会的首脑希望向大角海相确认“一·二八”事变的动向。在聚会上,大角表示海军正面临比日俄战争时更为困难的局面。此外,1931年11月14日,原田还从三井的池田成彬以及横滨正金银行的儿玉谦次处听说英国可能要再度宣布禁止黄金出口,加之受美国财政恶化的影响,日本国内出现了资本外流的趋势114。

上海是当时列强在东亚地区的据点。从常理来思考,我们很难将在上海引发大规模军事冲突解释成是为了将列强的注意力从“九一八”事变转移开。实际上恰恰相反,“一·二八”事变这一愚蠢的行动反而将世界各国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远东地区。正如上文所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财阀和银行家们纷纷聚集到了原田家中,表示了对资本外流以及贸易海运受阻的担忧。从结果上来看,“一·二八”事变的爆发可谓让财阀们倍感困惑。从这个视角出发思考,我们可以认为当时日军特务机关密谋在上海引发武装冲突有可能是出于两点考虑:第一种可能是希望强行对列强造成经济上的打击,点燃列强的怒火,使其进一步加大对日干涉的力度,最终借列强之手来破坏政党内阁的存在基础;而另一种可能是为了对列强造成经济上的打击,迫使他们不再对日本进行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