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忍耐的义务
在地球生命的进化过程中，生物和环境都在相互作用。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地球上动植物的自然形态和生活习性都是由环境塑造的。就地球存在的漫长时间而言，生命改造自然的反作用一直是相对微小的，直到出现了一个新物种——人类。尤其是到了20世纪，人类获得了改造自然的异常能力。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这种能力不仅增长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而且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相比起来，最令人担心的是人类对环境的侵袭——空气、土地、河流和海洋都遭到了威胁，甚至致命的污染。这种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恢复的。它所产生的一连串的负面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逆转的。它们不仅出现在生物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而且进入生物的内部组织。在对环境的大范围的污染中，化学药品危害很大，甚至可以与辐射的危害相提并论，只是我们对其知之甚少。核爆炸所释放的锶90，会随着雨水或飞尘降落到地面，进入土壤，然后被草、玉米和小麦吸收，最终，在人的骨骼中安营扎寨，直至其死亡。同样，喷洒在农田、森林和花园的农药会长期存于土壤中，然后进入生物体内，引起动植物中毒和死亡，并在食物链中不断传递迁移。有时它们在地下水中潜伏游荡，等它们再度出现时，会通过空气和阳光的作用，结合成新的化合物。这种新物质会毁坏植被，令动物患病，并且使那些长期饮用地下水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伤害。正如阿尔贝特·施韦泽所说：“人们恰恰很难辨认自己创造出的魔鬼。”
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是巨大的。作者为什么说这种能力令人不安？
地球上物种的发展、进化和演变经历了千百万年。在这一过程中，它们逐步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并与之和谐相处。自然环境中包含着对生命有利和不利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极大地影响着生物的形态，并指引着生物进化的方向。比如，某些岩石会释放出有害的辐射，就连给予生命能量的阳光，也包含着伤害生命的短波辐射。生物的进化与自然的平衡，所需要的时间不是以年计而是以千年计。时间是最基本的要素，但当今世界变化之迅速使自然来不及调整至平衡。各种变化和新情况都紧随着人类激烈而轻率的步伐飞奔向前，而不是跟着大自然的脚步从容而行。
千百万年的共存使生物体适应了短波辐射等大自然中存在的不利因素，但生物体无法迅速适应源源不断地涌出的人工合成化学物质。
辐射远在地球上还没有任何生命之前就早已存在了。它遍布于放射性岩石、宇宙射线爆炸和太阳紫外线之中。现在的辐射是基于原子实验的人工研究产生的。生命本身在调整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化学物质，也远远不再仅是从岩石里冲刷出来的和由江河带到大海里的钙、硅、铜以及其他无机物了，而是人类高度发达的头脑在实验室里创造的人工合成品，这些物质在自然界中是从不曾存在的。
在大自然的尺度里，适应这些化合物所需的时间是漫长的，它耗费的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的生命。即使发生奇迹，使这种适应变得可能，结果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新的化学物质就像涓涓细流源源不断地从我们的实验室里涌出。单是在美国，每年大约就有500种新的化学物质进入应用领域。这个数字令人震惊，但其危害不是显而易见的——人和动物的身体每年都要去适应这500种新的化学物质，这远远超出了生物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这些化学物质大多被人类用于征服大自然。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200多种基本的化学药品被创造出来，用于杀死昆虫、野草、啮齿动物和被称为“害虫”的其他生物。这些化学药品的商标多达几千种。这些喷剂、药粉和气雾剂被各个农场、森林、果园和家庭广泛使用。这些化学药品威力巨大，昆虫无论“好坏”，一律格杀勿论。人们原本的目的仅仅是杀死几种杂草和害虫，可就是这些杀虫剂让鸟儿的歌声沉寂，让河里的鱼不再跃动，给树叶蒙上一层致命的薄膜，并长期滞留在土壤中。又有谁能相信，在地球上投下有毒的化学烟幕弹，会给所有生命带来危害呢？它们不应该叫作“杀虫剂”，而应该被称为“杀生剂”。
作者为什么认为应该称“杀虫剂”为“杀生剂”？人们发明杀虫剂是为了消灭害虫，结果却对生物造成无差别伤害。这两种说法仅一字之差，却反映了作者对环境被破坏的担忧和对生灵的悲悯。
使用化学药品的整个过程，就像一个无穷尽的螺旋上升运动。自从DDT被批准使用以来，更多有毒的物质不断出现，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开始了。根据达尔文适者生存的原理，昆虫可以向更高级进化。它们通过进化对某种杀虫剂产生抗药性。因此，人们会发明一种毒性更强的药品，昆虫再适应，然后再发明一种新的毒性更大的毒药。在喷洒药物之后，害虫常常会卷土重来或者死而复生，数目反而比以前更多，其原因后面会解释。这样下去，化学药品之战人类不可能取胜，而所有的生命都将在这场残酷而猛烈的交火中遭殃。
与有可能被核战争毁灭一样，人类还面临另一个核心威胁，那就是环境污染。有些有害物质的破坏作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它们在动植物的组织里储存，甚至进入生殖细胞中，破坏或者改变决定生物未来形态的遗传物质。
一些自称“人类未来设计师”的人，兴奋地期望有一天可以改变甚至设计我们的遗传物质。但是由于我们的疏忽大意，这一点今天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了。因为很多化学药品跟辐射一样，能够轻易地导致基因突变。表面上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选择一种杀虫剂，竟然会决定人类的未来，这样一想，不免觉得对人类真是极大的讽刺。
改变、设计遗传物质，于科学家而言都是一件困难的事，而作者以“轻而易举地做到”来讽刺当时滥用化学药品的人，对其进行嘲弄和批判，语言辛辣幽默且具有深刻性。
冒这么大的风险，图的是什么呢？将来的史学家也许会为我们在权衡利弊时所表现出来的低下判断力感到惊奇。智力发达的人类怎么会为了控制几种不需要的生物，宁可既污染整个环境，又给自身带来疾病和死亡呢？
然而，这恰恰是我们做过的！有时候我们对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就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听说广泛使用杀虫剂对维持农场产量是必需的，然而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正是“生产过剩”吗？我们虽然采取了措施减少农作物的耕种面积，并且付钱给农民，不让他们生产，但我们生产的粮食过剩的程度还是到了令人咂舌的地步。仅在1962年一年之内，美国的纳税人用于存贮粮食的仓库的维修费用就超过10亿美元！农业部的一个部门试图减少生产，另一个部门却如同它在1958年那样唱起了反调：“一般情况下，在‘土壤银行计划’[1]的规定下，耕地面积减少。为了在现有耕地上获得最大产量，人们会使用更多的化学农药。”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也不是说害虫不是问题或者不需要进行控制，我的意思是，控制必须立足现实，不能基于毫无根据的臆想，更不要使用那些将我们跟害虫一起毁灭的方法。
尝试解决问题，却带来了一系列灾难，这也是我们的现代生活会出现的现象。在人类出现之前，昆虫就是地球上的生物了。它们种类繁多、适应力极强。自人类出现以来，50多万种昆虫中的一小部分，主要以两种方式与人类的利益相冲突：一是争夺食物，二是传播疾病。在人口密集的地方，传播疾病的昆虫就会大发其威。在卫生状况极差时，例如暴发自然灾害、发生战争或是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对这些昆虫进行控制就非常必要。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化学药品的大量使用仅取得了很有限的胜利。我们本企图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却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
在原始社会的农业条件下，人们很少遇到昆虫问题。这个问题是随着农业的规模化生产而出现的——在大面积的土地上仅种植一种农作物。这样的种植方式为某些昆虫数量的激增提供了便利条件。单一的耕种方式只是工程师想象中的农业，并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大自然赋予大地多样性，人们却热衷于简化它。这样，人类亲手毁掉了自然界中早已存在的制约和平衡机制。大自然对每种生物适宜的栖息地都做了一定的限制。就是因为这种机制的存在，大自然中的生物才能得以维持平衡。很明显，一种食麦昆虫在麦田的繁殖速度，要比在套种此类昆虫不适应的其他作物的农田里快得多。
自然有其自身的规律，人类却肆意妄为。害虫泛滥的问题就是人类违反自然规律的结果。
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在上一代或更久以前，美国大城镇的街道两旁都种上了高大的榆树。而现在，他们满怀希望创造的美丽风景正面临被完全毁灭的威胁，因为某种由甲虫传播的疾病席卷了所有的榆树。如果栽上多种植物，使榆树和其他树种共存的话，甲虫就不可能泛滥成灾了。
造成现代昆虫问题的另一个原因，必须放在地理变迁和人类历史的背景中思考：成千上万不同种类的生物从自己的领地不断蔓延入侵至新的区域。英国生态学家查尔斯·埃尔顿在其最新著作《入侵生态学》中对世界性的大迁徙进行了研究和生动的描述。在亿万年前的白垩纪时代，泛滥的海水切断了大陆与大陆之间的连接，各种生物被困在埃尔顿所称的“巨大的隔离的自然保护区”内。在那里，它们与同类的伙伴隔绝，慢慢衍生出了许多新的物种。大约在1500万年以前，当一些大陆板块重新连通后，这些物种开始迁移到新的地区。这一运动现在仍在进行，而且得到了人类的大力协助。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地理障碍被大大削减，物种入侵往往难以避免。我们必须直面这个问题，做好防治方案。
植物的进口是当今物种传播的主要方式，因为动物总是一成不变地追随着植物迁徙。检疫手段虽然很新，但是并不完全有效。仅美国植物引进署就从世界各地引进了大约20万种植物。现存已知的180种植物害虫，其中近90种是被意外地从国外带到美国来的，而其中大多数又是搭植物的便车过来的。
在新的领地，由于逃离了天敌对它们的控制，入侵的动植物可能会蓬勃发展，随之泛滥成灾。因此，最麻烦的昆虫问题从外界传入，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些入侵活动，不管是自然发生的，还是我们人类造成的，可能都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检疫和化学药品仅仅是争取时间的非常昂贵的方法。我们所面临的情况正如埃尔顿博士所说，“我们不仅仅需要抑制某种动植物的新技术”，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掌握动物种群与环境的关系来“促进生态平衡，抑制昆虫的暴发，并且防止新的入侵”。
很多必备的知识唾手可得，但我们并未应用。我们在大学里培养生态学家，甚至雇他们为政府部门工作，却把他们的建议当作耳旁风。我们任凭致死的化学药剂像下雨似的任意喷洒，仿佛别无他法。事实上，倒是有很多办法可行，只要有机会，凭我们的聪明才智可以很快找到更多的办法。
我们本不用忍受自然被破坏的严重后果，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是什么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像迷失了心智一般？
我们是否陷入迷惘之中，失去了意志力和判断好坏的能力，进而不得不接受低劣有害的东西呢？如生态学家保罗·谢泼德所说：“我们刚把头探出水面就觉得心满意足，却不知环境的崩溃近在咫尺……为什么我们要容忍有毒的食物，要容忍周围的孤寂，要容忍与并非我们真正敌人的物种去开战，还要容忍快要使人发疯的机器轰鸣？又有谁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世界上呢？”
然而，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创造一个化学消毒、无虫害的世界的设想激起了一部分专家和大多数所谓“虫害管理机构”的巨大热情。无论从哪方面看，那些忙着推广农药的人都在滥用职权。康涅狄格州的昆虫学家尼利·特纳说道：“负责监管的昆虫学家扮演着起诉人、法官、陪审员、估税员、税务员和司法官员等多种角色来发号施令。”
我的意见并不是完全不能使用化学杀虫剂。我要指出的是，我们随意地把毒性很强和对生物影响巨大的化学药物交到那些对此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的人手中。我们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也没有让他们知晓其中的危害，就让这么多人接触到这些有毒的药物。如果说《权利法案》中没有规定公民有权确保自身免受由私人或公共机关散播致命毒药带来的威胁，那确实是因为纵使我们的先辈们智慧过人、具有远见卓识，也无法预料眼下这样的问题。
此外，我还要进一步强调，我们很少或从未调查化学药品对土壤、水、野生动物以及人类自身的影响，就允许它们投入使用。由于我们不够谨慎，对滋养万物的整个自然世界未能给予足够关注，将来，子孙可能不会原谅我们的所作所为。
人们对自然界所受的威胁，认识依然有限。现在是专家的时代，这些专家每个人只盯着自己的问题，而意识不到或者不愿意把思考放在更加宏观的层面。这也是一个工业统治的时代，为了赚钱不计任何代价的风气到处盛行。当人们抓住杀虫剂造成危害的一些确凿证据进行抗议时，政府就会给他们喂下一半是真相一半是谎言的镇静药丸。我们迫切需要尽快结束这些虚假的保证，不要再为令人厌恶的事实包裹糖衣。灭虫人员所造成的危害正在由公众承担，只有在了解到事实的真相之后，人们才能而且必须做出决定是否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正如金·罗斯坦德所言：“忍耐的义务给予我们了解真相的权利。”
作为专业人士，专家应当承担起环境保护、生物保护的责任。害虫防治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只顾着自己眼前的利益，要站在宏观层面思考问题。
[1]土壤银行计划：采用减少耕地面积的办法，以控制农产品过剩及保护水土资源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