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文学遗产受托人爱德华·门德尔松教授
前言一(1)

爱德华·门德尔松

奥登精于描绘二十世纪的历史和他个人的情感史，两者常常出现在同一首诗歌中。这部诗集遴选了他创作生涯前半期的诗作，大致写于他二十岁至四十岁期间。奥登最早期的作品多是表现因家庭、过往经历或爱的可能性而产生的自我疏离感，同时也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中个体彼此隔绝的困境，不管如何，凝聚人类群体的那些传统纽带已然断裂了。

此后的三十年代，奥登变得更为自信与成熟，与此同时，欧洲正经历着一场经济大萧条；他的诗作对个人情爱更确定了些，也开始探索社会变化的可能性，要么经由某种变革，要么通过内在的“心灵转变”。

在1939年至1945年间，奥登的诗歌变得趋于悲观，即便抒写相爱的忠诚，也暗含了个体和国家的负罪感，意在揭示同时摧毁了私人生活和国际环境的毁灭性错误。这部选集的后半部，在1945年之后的作品中，奥登逐渐看到了某种重生的希望：身心的分裂仍可弥合，国家与人民之间仍有可能连结为一体。

奥登1907年出生于英国的约克郡，父亲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医生、公共健康领域的教授，母亲则是一位专职护士，他是家中的第三子。奥登的语言和视野总带有某种“科学”色彩，更多基于显在的事实而非一厢情愿的想象，但他首先还是一个有“爱”的诗人，总在关注对爱的圆满实现产生阻碍的因素，无论它是来自外部社会，还是出于内在的焦虑。

在过去三个世纪的英语诗人中，奥登对情感和道德的经验作出了最为广阔的回应，在修辞和风格方面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当他写出“若有可能，愿成为大西洋的小歌德”这样自我期许的诗句时，奥登提到了歌德，在莎士比亚之后的欧洲诗人中，惟有歌德才在广度和深度上令他钦敬与追摹。奥登擅写动人的谣曲、讽刺性的双韵体、格言体谜语诗，也能处理滑稽歌曲、圣诞歌曲，有对风景和历史的沉思，也有表现主义的文字游戏，战时他会在酒吧里写巴洛克风格的田园诗，也会写讽刺性的祈祷文和政治短文。此外，他也能娴熟驾驭五行打油诗、俳句、散文诗和十四行诗等各种诗体，而且，总会在语调和文体上创新出奇；而他的爱情诗包含了渴望、失意、狂喜、厌倦、亲密、疏离与挫败等诸般复杂的感受。在寄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他曾这么写道：“对我这样的诗人来说，自传是多余的，因为不管如何隐晦，发生在你身上的任何重要事情都会含摄在一首诗作里。”

奥登在这封信里提及的“隐晦”并非意指“表达之隐晦”，相反，他将此种做法视为文学与道德上的缺陷。他在诗作中加以掩饰的东西，有时恰是激发他投入写作的某个实在经验，时隔多年之后，他常会不辞烦劳地以散文形式再作确认。譬如《夏夜》一诗，写成三十年后他曾特意撰文，婉转而明确地阐明这首诗的创作触因是“大爱的想象”(2)：某天晚上奥登曾和三个朋友一起闲坐（他们都是一所英国学校(3)的教师），有生以来他第一次“确切无疑地认识到……所谓‘爱邻人如己’的真实含义”。这篇文章也间接透露了另外的讯息，奥登写于1939年的幻想性情诗《先知们》、《有如天命》、《预言者》、《重要约会》都曾受到他所称的“厄洛斯幻念”的激发，某种突如其来的“启示”，“照亮了个体的人。”

在其他的诗作中，奥登回应了外部世界的一些公共事件，其个人观感多是基于普遍的人性经验，而非诉诸笼统的半官方声明。1938年奥登在战时中国的旅行催生了一组十四行组诗，他的如椽巨笔同时描绘了宏观的历史变迁和短瞬的地方性事件。在他的后期作品中（收入这本诗选的下半部），《城市的纪念》写于1945年在战后废墟般的德国旅行期间，它唤起了奥登对历史和宗教的省思；而冷战期间国际间的紧张局势、语言和思想的扭曲，则催生了《祷告时辰》、《阿喀琉斯之盾》、《基希施泰滕的圣灵节》。

奥登私下里很清楚自己的名望地位，但他很谨慎，一直避免公开发表那种泛泛而谈的个人主张（某些听信表面言辞的批评家就此将他贬为次要的诗人，却让那些善于自我鼓吹者暴得大名）。他将W.B.叶芝和T.S.艾略特这些现代主义文学前辈奉为开创新范式的勇敢拓荒者，而将自己和同时代人描述为继承其历史遗产的守成者。他并没有明确地予以说明——但在诗作中曾一再暗示：相比开拓者，守成者的工作在道德上更为复杂，而在美学上要更为深刻。他有时会自称为喜剧诗人，这再次误导了读者，让他们天真地以为他只期望在文学史上占得一个次要地位；但他的诗文也强调了如下事实：在古典时代，喜剧性作品似乎不及悲剧性作品来得深刻，而对现代作家来说，因为普遍轻视犹太教和基督教中关于平等和爱的想象，喜剧要比悲剧来得更伟大。奥登的早期作品呼应了但丁《神曲》中普遍存在的喜剧想象，中年期的作品暗合了莎士比亚传奇作品中的神秘喜剧想象，而他的后期作品则让人联想到歌德那种恢宏而连贯的想象。

奥登的诗作经由喜剧化方式揭示了深刻的真理，因为采用任何其他方式都有可能毁于浮夸。一首诗，倘若以“让时钟全都停摆/把电话线拔掉”(4)起句，是以喜剧性的夸张方式来表达深沉的情感，因为深沉的情感总是夸张而极端的，而就效果而言，一首喜剧性的诗要比一首故作正经的诗更具感染力。

奥登对英语语言的热爱始终不渝。他有意识地使用了几乎不可传译的词汇和修辞效果。此外，终其一生，他对整个的英语诗歌史都兴趣盎然，囊括了主流与非主流的作品：从《贝奥武夫》的匿名诗人，朗兰德，弥尔顿，德莱顿，蒲柏，拜伦，温斯罗普·麦克沃思·普雷德，狄金森，丁尼生，霍普金斯和格雷夫斯，直到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所有这些诗人——包括除此以外的很多诗人——他都曾在自己的诗作中予以呼应和模仿。他曾这么写过：人类这个物种之所以最为聪慧，全因其最温情仁爱能表达感情。而他的诗歌，已为智慧与爱之间的紧密联系提供了完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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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门德尔松教授为《奥登诗选：　1927—1947》（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撰写的前言。

(2)　“大爱”的原文Agape，是希腊文《圣经》形容仁慈与爱的专有词汇。

(3)　从1930年到1935年，奥登曾做过五年的教师，前两年在苏格兰海伦堡的拉奇菲尔德学院，后三年在赫利福德郡的道恩斯中学（即此处提到的学校）。

(4)　《葬礼蓝调》一诗的起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