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很少从阅读非虚构作品中获得像阅读诗歌与故事那样多的乐趣。我能够欣赏一篇优秀的散文，但引导我读下去的与其说是思想，不如说是故事，并且这思想越抽象，对我来说越难以理解。哲学在我头脑中仅仅以寓言的形式存在，那里没有逻辑的容身之处。不过，我倒是能很好地理解语法，那对我来说相当于语言的逻辑。所以我想，正是自己头脑的局限造成我在数学、象棋，甚至西洋棋，或许还有音准方面都很糟糕。仿佛在我头脑中有一堵防火墙，阻止任何想法以数字和图像的面貌进入，只允许文字通过，哪怕是抽象的文字也不行，比如“罪恶”或“创造力”。对于它们我就是无法理解。而无法理解令我厌烦。

因此，我阅读的非虚构作品以叙事性为主——传记、史记、游记，以及以描述为主的科学读物：地理学、宇宙学、自然史、人类学、心理学，诸如此类，越具体越好。除了叙事性之外，写作的质量对我来说同样至关重要。不管这样说是否公正，我相信粗糙拙劣的文风意味着思想的贫乏或不完整。在我看来，达尔文的精准、广博与知性都直接反映在他清晰、有力且生动的写作中，反映在文字之美中。

这意味着我为自己在非虚构写作方面定下了一个极高的标准。如果我写的非虚构作品不是叙事性的，就会变成一桩苦差，连我自己都很难评判到底写得是好是坏。写小说或者诗歌对我来说是种本能。我写，我想写，我在写中自得其乐，像舞者跳舞，像树木生长。故事或诗歌从我的全部自我中喷薄而出。因此我毫无疑问能够评判作品的准确、诚实与质量。然而，写演讲稿或散文却往往更像是做家庭作业。人们将根据风格和内容为其打分，这样做并不错。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我的故事在讲什么，但我的散文却有可能被那些远比我更了解我在说什么的人评判。

幸运的是，在学习法国及其他拉丁语系文学的过程中，我在学术和批评杂文写作方面得到了良好训练，这多少给了我一些信心。不幸的是，我在玩弄词藻方面也颇有点天赋——倒不是靠天花乱坠的数据来掩盖真相颠倒黑白，而是过分依赖华章美句来包装不成熟的观点，使其乍看之下足以令人折服。说到底，流畅的文风未必依赖于思想的缜密，相反，它可以抹平知识中的裂隙，隐藏观点中的漏洞。在我进行非虚构写作时，必须非常小心，不能放任词句自行其是，带领我轻柔、欢快地远离事实，远离观点之间的缜密衔接，前往小说与诗歌的故土，在那里，事实的表述和思想的串联都以完全不同于非虚构写作的方式进行。

当我年岁渐长，精力逐渐消逝，我开始降低外出旅行演讲的频次，缩小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少地选择大的演讲或杂文题目，那会耗去我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做研究、做计划、写作，以及重写。因此这本书中收录的演讲稿和杂文数目不像我先前的非虚构文集中那样多，而是收录了相对更多的书评。

一篇书评通常很短，不足一千个单词，主题上也天然受限。它对描述有一定要求，但为发表意见留下了很大空间——虽说这就要看评论者的良心了。书评是一种有趣且要求颇高的写作形式。在一篇书评中可以谈到许多书之外的东西，关于文学或其他。

我喜欢写书评，除非我不喜欢自己评论的书。当我读书评时，自然最好的书评会让我直接去书店买书，但我也欣赏那些文采出众且正中要害的恶评。阅读一篇枪毙坏书的评论，那种快感令人问心无愧。然而对我来说，写一篇恶评的快感却也同时掺杂着各种愧疚，对作者的兔死狐悲，对羞愧所带来快感的羞愧……与此同时，在我尝试理解作者所作的努力，并且不对自己批评的无懈可击抱任何幻想的情况下，我也无法选择宽恕劣作。正因为如此，这本书里唯一一篇真正的恶评给我带来了很大问题。我对书的作者相当敬重，但这本书在我看来却也相当糟。我不知道要如何评论，只能求助于我的朋友，作家莫莉·格罗斯。怎么办？她的建议是只简述情节。这是一个极妙的方案，做足表面功夫，也解决了问题。

至于写杂文或演讲稿需要些什么，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研究，思考、反复思考，这一点当然因主题而异。这本书中最长的文章之一，《住在一件艺术品中》，并不像其他大部分文章那样是为了公众演讲或者期刊组稿而写（尽管后来也很开心地发表在了《悖论》杂志上）。《住在一件艺术品中》是我发自内心想写的东西，正像E. M.福斯特笔下那位老太太所说：“如果我没看到自己说了什么，怎么会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写这篇文章并不需要太多研究工作，并且一旦开始动笔我便乐在其中。写故事的时候，我会将散文体当作一种直接的思维方法或形式，一种探索，一次直到落笔才看清方向的发现之旅，而不是讲述自己已经知道或相信的东西，不是装载信息的工具，对我来说这才是用散文体写作的正途。在这个意义上，《住在一件艺术品中》或许是所有这些文章中我最喜欢的一篇。

经常有人叫我发言，我也能说上两句，但很少会觉得这种事做起来很轻松，或是有什么特别的乐趣。本书中最短的文章之一，是我获得2014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时的演讲。那一年六月我得知自己被授予这一殊荣，需要去纽约领奖，并发表一场不超过七分钟的获奖演说。我怀揣着犹豫接受了。从六月到十一月，我一直在推敲这篇小小的演讲稿，反复构思，反复起草，焦虑不安，一遍又一遍。即便是创作诗歌，我也从未如此旷日费时、尽心尽力，如此吃不准自己要说的对不对，应不应该。同时，在演讲稿中冒犯那些为我出书、给我颁奖的人，也让我良心不安，觉得自己未免忘恩负义。我算什么人，竟要在出版商一年一度的行业盛会上去败坏他们的雅兴？

嗯，事实上，我就是这样的人，也确实这么做了。

自初中毕业典礼后，我就再也没有为一次演讲而如此紧张。我也从没有得到如此意料之外的听众反应（尽管来自亚马逊的那桌来宾报之以沉默，正如我所料）。演讲内容随后在网上病毒式传播，令我获得安迪·沃霍尔所说的十五分钟明星待遇，这一点令人鼓舞：的确有人在乎书籍，他们之中的确有人担心资本主义。至于这次演讲的长期效益如何，这是另一个问题。但至少最终我感觉到，为了在六分多钟里把要说的话准确说出来，花费整整六个月去准备是值得的。

这让我相信，过去的生命没有虚度，所做的事都值得为此花费时间。或许很多人都觉得我的两项主业互不兼容：其一是做一位美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妻子/家庭主妇/三个孩子的母亲，其二是当作家。我并不想说同时做两件事是容易的，但当这段生命进入暮年之时，我可以告诉你们，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却并非水火不容。几乎不需要放弃什么，也不曾为艺术牺牲生活或为生活牺牲艺术。恰恰相反，二者相互支撑，互为裨益，以至于如今回顾，会觉得它们对我而言本就是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