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之现代诠释
国学现代化能够真正实现的基础，是国学在今天仍有其合理的内核、有益的主张与独特的方法，能够解决其他思想或学说解决不了的现代性问题。国学始终是活泼泼的，其基础是人对生活世界的本真体验。它是一种直觉领会，是关心动情的，是与世界互动生成、反复印证的。国学穿梭于自觉和直觉两个层面之间，不是纯粹客观的、逻辑推理的理论体系。这既是国学的魅力所在，也为现代人理解国学造成了障碍。
传统国学，远离现代人的思维模式和话语体系，难以在全球化时代和互联网环境下传播和发展。受过高等教育和逻辑训练的人，在试图去向古代典籍进行文化寻根的时候，往往苦恼于搞不清一些基本范畴，找不到国学的理性基础和内在思路。因此，在现代语境中发展国学，切入点就是要重新解释国学的核心范畴，让现代人能看明白、想清楚其中的基本含义和思考进路。要揭掉蒙在国学头上的神秘面纱或花哨盖头，让国学的朴实面貌和内在力量重新真切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国学不能局限于自说自话，有必要用现代语言去深入阐明国学义理和修习方法，为现代人学习国学提供指引。恰如宋儒所云：“古之学者，皆有传授。如圣人作经，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盖不得传授之意云尔。”[19]
国学的道理不是干瘪僵死的，它扎根于人意识的深层，必须依靠现代哲学、心理学、意识研究所提供的新工具，深入到前人所未能达至的领域，才能针对现代人透彻地揭示出来。只有如此，才能为国学正名，为国学祛魅。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西方后现代思潮对传统思想的解构，人们获得了以新视角阐释国学的契机。国学的现代化目前已具备较好的现实基础：一是近几十年来考古学的发展为国学疏浚源头、理清脉络提供了新的线索；二是现代西方科学和哲学的新发展，特别是物理学场论、现象学以及其他后现代哲学的发展，为解读国学提供了新的思想工具，并为国学和现代思想进行会通开辟了更多的通道；三是大量古代典籍的点校释读和整理出版，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学术资源的共享，为今人系统阅读和领悟国学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
为了让国学在现代社会展开，让现代人理解国学并在其自我修养、人生实践和社会事业中更好地运用国学，本书在以下几方面做了尝试：
一是将国学的基本范畴“道”“性”“天”“德”“仁”“气”“圣”“体用”“太极”等，进行了贯通性的分析，阐释了其历史由来和发展脉络，划清了它们与现成化抽象概念之间的边界，并尝试以之建立起现代人系统理解国学的基本构架。
二是充分借鉴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科学思想成果来解读和诠释国学。本书借鉴了现代物理学的“场论”去诠释国学“道”和“体”等范畴，借鉴了西方现象学“生活世界”和“存在之领会”等理论去诠释国学的“性”和“良知”等范畴，借鉴了海德格尔的“世界性”和“‘在之中’的存在方式”等理论去诠释国学的“天人合一”思想，等等。
三是通过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条目的系统解读，把国学的义理从内向外、从个人向世界全面展开，让今人全面理解古人是如何看待自身、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的。
四是全面论述了国学的工夫论，介绍了古人自我修养的具体方法，揭示了国学的实践性，倡导把国学工夫融入现代生活方式中。
五是系统论述了国学的家庭观、社会观、政治观，为今人从事社会事业和进行国家治理提供中国式的智慧经验。
《大学》是四书之首，在国学中具有特殊地位。朱熹云：“是书垂世立教之大典……其首尾该备，而纲领可寻，节目分明，而工夫有序，无非切于学者之日用。”[20] 本书以《大学》八条目的顺序展开论述，是对国学的深度展开和现代诠释。
在本书中，笔者以场之构成论道，以本然之道论性，以物质能量统一场论气，以道气相得论德，以社会场之运行论政，以《大学》八条目之序阐国学义理之旨，以诚意、正心、修身之术启国学工夫之行。笔者志在贯通古今以建立一个现代人理解国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并开启国学体验习操之门，因而力戒拘泥于原典旧文，对历代先贤之说重在厘清其思考进路，彰显其可取之处，并不刻意求全责备于细枝末节。笔者衷心希望能以有所发挥之处，在夯实中华文化的理性基础、发掘国学理论的现代价值、完善国学工夫的实践方法等方面有所贡献。此外，本书有意写给想在国学中寻找智慧和力量的年轻人，以及想要在文化上寻根的世界华人，希望能够为他们打开理解和实践国学的入道之门。
本书的阐释难免有粗陋之处，更不用说大量言不尽意的地方，但国学的朴实道理一旦在读者面前铺陈开来，不同范畴之间的张力就会牵引人去思悟和领会，自身的生命体验就会和往圣先贤之道一起共鸣交响。希望本书不仅能开启一次思想之旅，更能使读者踏上身心性命的修行之路。
[1] ［英］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上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14页。
[2] 《汉书》卷62 《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3]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74页。
[4]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页。
[5]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23—325页。
[6] 廖名春：《帛书 〈要〉释文》，《帛书 〈周易〉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89页。
[7] 《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68—69页。
[8] 《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407页。
[9] 孙奇逢：《孝友堂家训》，《孝友堂家规（及其他五种）》，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10]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58—659页。
[11]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8页。
[12] 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页。
[13] 谢文郁：《形而上学与西方思维》，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页。
[14] 《雅述》上篇，《王廷相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852页。
[15] 《河南程氏遗书》卷25，《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316页。
[16] 《朱子语类》卷11，中华书局，1986年，第181页。
[17] 《与陶赞仲二》，《陆九渊集》卷15，中华书局，1980年，第194页。
[18] 《朱子语类》卷62，中华书局，1986年，第1512页。
[19] 《河南程氏遗书》卷2，《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13页。
[20] 《大学或问》，《四书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