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萨义德在比较文学领域的遗产[70]

罗伯特·J·C·扬著 王立秋 译

内容摘要 本文以萨义德的著作为线索，通过分析萨义德的学术背景、工作性质、思想资源和他晚年在关于音乐的著作中提出的理论模型，来回答这个问题：从哪些方面来看萨义德是比较文学学者，他对比较文学的贡献又是什么？萨义德的学术背景是比较文学的。虽然他在《开端》之后走出了美国比较文学曲高和寡的理论世界，但这恰恰是他对比较文学的影响的起点。通过借鉴福柯，萨义德扩大了文学概念的边界，也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在萨义德的影响下，从前只关注文学或准-文学文本的文学研究开始不论学科之分，关注人们实践的一切种类的写作，并在此过程中打破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分。考虑到他的历史视角，萨义德在某种意义上并不需要作为一种正式方法的比较文学，因为他的主题已经被历史本身这张更大的网络关联到一起了。萨义德深刻认同奥尔巴赫及其所属的德国语文学传统，他从奥尔巴赫那里借鉴的“出发点”概念，使他能够免于比较文学在扩大为世界文学后必定面临的概念化难题。最后，萨义德还在晚年关于音乐的著作中提出了一个对比较文学来说颇具启发性的理论模型。

关键词 爱德华·萨义德 比较文学 遗产

The Legacies of Edward W.Said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obert J.C.Young

Abstract: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ways in which Said was a comparatist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y tracing his writing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his life.It argues that in many ways Edward Said was a comparatist and did leave rich legac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Said's background certainly was Comparative Literature.It was under Said's influence that literary studies moved from an exclusive focus on literary or quasiliterary texts to all kinds of writings as they are practiced without employing disciplinary divisions,breaking down the division betwee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process.Given his historical perspective,there was in a sense no need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formal method for Said since his subjects were already linked by the larger network of history itself.Said had a strong connection with Auerbach and via whom with the German-Jewish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philology.Said practiced in a sense no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ut world literature,but his reliance on the seriousness of his Ansatzpunkt,which he borrowed from Auerbach,meant that he was able to keep himself free form the tangled question of how to conceptualize such literature.Lastly,through his writings on music,he developed a theoretical model which is another innovation he made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Key words: Edward Said,Comparative Literature,legacies

人们在多种语境中讨论萨义德，但一般不将他视作比较文学学者，哪怕网上常有人称萨义德得过勒内·韦勒克奖(René Wellek Prize)，该奖项是美国比较文学学会(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ACLA)为表彰“文学和文化理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设立的。[71]然而，ACLA并没有他的获奖记录，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传言，或因有人曾混淆了ACLA的韦勒克奖和韦勒克系列讲座——《音乐的阐发》(Musical Elaborations)一书原本是萨义德为1989年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勒内·韦勒克系列讲座准备的讲稿。韦勒克奖和韦勒克系列讲座都得名于韦勒克，但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从那以后，人们就一直在重复萨义德得过ACLA的奖项这一“事实” 。人们就是这样不断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重复着传闻和谬误，而不是亲身检验或者通过接触现实来得到信息——因此，这件事情本身就恰如其分地证明了萨义德自己在《东方学》(Orientalism)中提出的论证的核心。

萨义德在哪些方面可谓是比较文学学者，他对比较文学的贡献又是什么？萨义德的学术背景当然算是比较文学：他研究约瑟夫·康拉德的博士论文(后来以《约瑟夫·康拉德与自传的虚构》[“ Joseph Conrad and the Fiction of Autobiography” ] 为题出版)虽然聚焦于英语作家，却深受日内瓦学派尤其是乔治·普莱和莫里斯·梅洛-庞蒂的作品影响。我们也可以把他的下一本书《开端：意图与方法》(Beginnings:Intention and Method,1975，该书原本是作为弗兰克·科莫德[Frank Kermode] 《终结感》[The Sense of an Ending,1966] 的指南而写的)看作他本人的一个开端，自此，萨义德试图提出自己所认为的世俗的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视角与方法。为此，他探讨了一大批哲学家和理论家，包括许多在20世纪70年代理论界鼎鼎大名的人物，如瓦莱里、尼采、索绪尔、弗洛伊德、列维-施特劳斯、胡塞尔、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和福柯。通过运用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与其他学者截然不同的谱系——德国的语文学传统，萨义德做出的个人贡献便是将维柯(Vico)也加入这一列表。在当时美国比较文学“理论至上”的风气下，《开端》一书取得了不错的反响(《辩证批评》[Diacritics] 用整整一期评论该书)，但这本书出奇地冗长、抽象，除了在对萨义德本人满怀敬意的批评研究中(在这个领域中，很多研究本身就是为讨论这本书而进行的)被人探讨外，它在更广大的领域中相对来说没什么影响。初版《开端》(1975年Basic Books版)的滞销表明，它的直接读者非常有限。《开端》成为萨义德的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理论书，是他经典著作中的一本奇书。在《开端》之后，萨义德走出美国比较文学曲高和寡的理论世界，进入更广阔的政治文化世界。至此，我们或许会认为他作为比较文学学者的影响也就到此为止了。但事实上，他的影响还远未开始。

在《开端》问世三年后，萨义德出版了一本完全不同类型的著作《东方学：西方对东方的再现》(Orientalism: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rient,1978)。这本书充满了激情，它公然声称自己是政治的、介入的，它纵览历史并使用了广泛的材料。《东方学》初版时印数稀少(它的第一版已经很难找了)，但它后来的影响和《开端》截然相反。随着《东方学》的出版，萨义德决定性地走出了理论的领域，并因此赢得了大量的读者——从出版和他本人的角度来看都如此。他开始在像《名利场》(Vanity Fair)、 《哈珀斯》(Harper's)和《民族》(The Nation)那样的杂志上发表论文，这些论文吸引了广泛且多样的读者——而这正是大多数学者梦寐以求的。萨义德以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身份赢得了广大的读者，而这意味着他做比较文学的方式，很可能比有史以来参与这个领域的任何人都更受欢迎。事实上，《东方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不但改变了比较文学，也改变了更普遍而言的文学研究，我们甚至可以说，萨义德把普遍而言的文学研究转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文学。通过从米歇尔·福柯的作品中借鉴的方法论或曰理论创新——即“话语”概念和“权力/知识”理论，萨义德完成了这一“转译” 。萨义德没有使用福柯《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 1969)中多少有些晦涩难懂的论证，而是依赖他更短也更容易理解的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讲稿《话语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72]这本书对萨义德，以及通过萨义德对更普遍而言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因为萨义德展示了福柯观点更宽广的内涵，并提醒更广大的读者注意该观念的多种可能性。

福柯的观点是，学术知识不只关乎在语言中表达观念或事实，事实上，语言本身就创造了一种特定的呈现知识的方式，人们通过遵从特定的话语规范来传播知识，同时，这个对特定的话语规范的遵从又确证了这类知识的存在。而这些特定的话语规范只有在被个体的主体遵从的情况下，才会被认为是那个独特的知识共同体的一部分。所以，每个学科都是通过一种特殊的话语语域、权威和语言习语来定义其自身。比如说，以在医学、社会学和文学中被认为是知识的东西之间的差异为例，如果你用文学的语言来书写医学的话，那么，你的知识就不会被认为是疗诊室里的知识。萨义德借鉴了福柯的洞见，认为数个世纪以来关于东方的知识与其说是从直接的观察，不如说是从东方学家——这些东方学家主要做的，是阅读彼此写的关于东方的书——那里发展出来的。这些书发展出一种特殊的话语，后来所谓的关于“东方”的知识(这个知识深受欧洲关于东方的一系列成见和幻想的影响)就是通过这种话语来呈现的。因此，关于东方的知识是通过一个用文本来传达和积累刻板印象的过程被建构出来的。甚至那些真要去东方的人，也会通过事先阅读东方来为行程做准备，结果，他们会去东方寻找符合他们期待去发现的“真实”东方，这情况和游客总要去看像埃菲尔铁塔那样的著名地标，这样他们才能说自己见过巴黎一样。关于东方的书本知识会引出某些母题和刻板印象，而人们则会按照这些母题来建构东方，并假设东方及其居民符合这些刻板印象。早在19世纪不同的学科形成之前，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就发展起来了，结果，东方学的话语也就影响了现在被我们称作文学写作、语文学写作、地理学写作、民族志写作、历史学写作、哲学写作、政治学写作、游记写作等的整整一系列不同种类的写作。萨义德认为，所有这些形式的知识，都是根据一个总的范式发展出来的，这个范式生产出一种对东方的错误再现，然后，这个错误的再现，又被用来为殖民权力服务；因为，所有的知识——萨义德和福柯一样坚持这点——都建构并体现了权力的活动场所。他对东方学的总批判意味着，他的分析涉及从萨西(Silvestre de Sacy)到福楼拜，到马克思、吉布斯(Gibbs)，再到克罗默(Cromer)的各种不同种类的写作。萨义德展示了不同类型的话语在态度、意象和刻板印象上的一致。从比较文学学者的观点来看，这本书的超常视野尤其重要。通过利用德国的语文学传统(萨义德本人认属这个传统，他曾指出，其材料“不一定是文学，也可以是社会的、法律的或哲学的书写”)，萨义德拓展了“文学”(the literary)的观念，恢复了文学更加古老的作为“一般而言的写作”的意义。他讨论了关于东方的不同作品，不管这些多样的作品是用哪种学科文类写的。[73]不过，如此一来，与其说他比较了来自不同语言和学科的不同文本本身，不如说他展示了这些文本中可觉察的话语视角的连贯性。在这么做的时候，萨义德推动了一种全新的书写西方文本的方式，这种写作方式起初被称作“殖民话语分析”(colonial discourse analysis)，学者通过这一手法来分析各种写作中的殖民话语。最终，这种写作方式，也即后来所谓的后殖民研究，以一种跨学科的方式来分析知识建构的模态，从而打破了一切常规的学科框架。这种比较文学的实践和视野，大大拓展了后殖民研究的适用性：今天我们几乎可以在从中世纪研究到法律和神学的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从事后殖民研究。因此，可以说，在萨义德的影响下，从前只关注文学或准文学(quasiliterary)文本的文学研究开始不论学科之分，关注人们实践的一切种类的写作，并在此过程中打破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分。

《东方学》一向影响力巨大，其巨大影响力的一个标志就在于即使在出版三十多年后它还在引发大量的批判，就像直到今天还有一些评论者还在拼命驳斥弗洛伊德，并且怎么驳也驳不倒他那样。[74]矛盾的是，虽然《东方学》引出了一整个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后殖民主义”),但甚至那个领域的人，也倾向于在理论上批评它；而其他领域的人则一直在质疑萨义德关于对东方的错误再现的总体论题。《东方学》这本书的问题是理论上的，它既给出了它的论证说服力，又使得人们几乎无法不加修正地沿用它的方法。这个问题使我们转向萨义德的比较文学背景。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借鉴了福柯关于话语和关于权力/知识的理论；另一方面，我们又会发现，他关于康拉德的学位论文中明显还有现象学的进路——分析文本是为了寻找反复出现的术语和隐喻，批评家可以通过它们来阐明文本的意识结构——的残余。从某些方面来看，在《东方学》中也有现象学方法的残余，因为这本书的长处(对一些人来说是缺点)在于，尽管它的历史视野和涉及文本的范围广阔，但是萨义德“现象学地”把东方学写作当作一个巨大的文本，试图在这个文本中定位一个看起来是铁板一块的东方学意识的结构和它反复使用的习语。这个现象学的元素(据此，在某个层面上，萨义德把所有东方学的文本都当作一个统一西方意识下的单一文本来对待，结果，他之前建构的那个历史全景也就随之而去历史化了)一直被认为是成问题的。虽然这本书的福柯式方法论一直非常流行，但总的来说，普莱(Georges Poulet)和梅洛-庞蒂(Merleau-Ponty)那隐秘、不易感知而又强大、持续的影响总体来看并未被遵循，特别是萨义德本人后来也没有延续《东方学》的这一面。

《东方学》中的现象学残余后来被丢掉了，这也许就是许多人声称他们更喜欢像《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1993)那样的著作的原因。不过，其他人则是这样批评《东方学》的：他们认为《东方学》过于关注西方的文本，含蓄地假设了一种“本土主义”的论证，这种论证认为非西方人只能写自己的文化而不能研究他人的文化(只有西方人才能研究他文化)。身为西方人的东方学家成为阿拉伯文化的权威，而身为巴勒斯坦裔阿拉伯人的萨义德则成为西方文化的权威，从而强力地反转了前者。东方学家把受自己事先对东方的成见影响的(错误)再现呈现为“真实的东方”，而萨义德的贡献在于批判地分析了西方文学的文化再现。《东方学》最早提出了这个计划，《文化与帝国主义》则更加有力地把它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与展示西方关于东方的叙述的局限性相反，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萨义德拓展了他关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论证，进而展示了主流的欧洲文化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帝国主义和帝国的态度。可以说，萨义德是一个“回嘴”(talked back)的土著，他的研究对象包括一种(多半是英文或法文写的)欧洲文学，他对这种文学的通晓令人印象深刻。而这个细致入微的了解，又使他能够准确揭露从欧洲文化生产深处挖掘出来的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合谋。和在《东方学》中一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背后也有一个主导观念——文化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联——但萨义德不再把他在这本书中讨论的文本简化为一个单一而超越的欧洲意识范式，哪怕他讨论的作家门类之全表明，似乎的确存在这些文本共有的一类态度。

《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这两本书都呈现了对西方文化的具体的批判。实际上，在其他著作中，萨义德也会游刃有余地在关于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欧洲的、阿拉伯的、非洲的)文本的讨论之间切换，仿佛完全感受不到它们之间的屏障。像《流亡中的反思》[75]那样的文集就是这样的例子。比较文学指的是，批评家有意识地把一组具体的(往往是欧洲的)文学放到一起比较、对照。它是战后或者说冷战时期制度共同化(institutional mutualization)的一种形式，和欧洲的城市联谊很像，但多了一个转折：通过只比较欧洲的文本，比较文学也在强加一个隐含的等级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说，萨义德并不是以比较文学学者的身份写作。萨义德的进路有些不一样。他的写作不会让人觉得不同语言、不同学科的写作之间没有关联。他构想的文学是最广义的文学，从他的书的组织结构来看，这点是显而易见的。以《关于流亡的反思》(2000)的头几章为例，萨义德先是写到了梅洛-庞蒂，然后比较了布莱克摩尔(R.P.Blackmur)、普莱和赫施(E.D.Hirsch)，然后又分别写到了罗马尼亚哲学家和散文家齐奥朗(Emil Cioran)和劳伦斯(T.E.Lawrence)，在研究了1948年后的阿拉伯散文与诗歌后，萨义德又写到了匈牙利批评家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76]萨义德无缝地①从一位作家谈到另一位作家，使人觉得这些作家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由语言或国籍造成的根本分裂。当然，他也意识到了这些差异，但他强调要把这些差异放到共同的语境中，放进各自时代的政治史(而这些历史从定义上说就是相互关联的)中去考虑。考虑到他的历史视角，萨义德在某种意义上并不需要作为一种正式的方法的比较文学，因为他的主题已经被历史本身这张更大的网关联到一起了。

甚至在像《关于流亡的反思》那样的由单篇论文组成的文集里，在某种意义上，书中各个不同的章节也被萨义德提出的持续而连续的问题，以及关于面对历史与政治斗争的人文主义的一般主题连到了一起。在这方面，萨义德也离埃里希·奥尔巴赫在《语文学与世界文学》(“ Philology andWeltliteratur”)中提出的方法论论证很近。萨义德本人曾和他的第一任妻子梅尔·萨义德(Maire Said)合作翻译过那篇论文，后来他也在不同场合习惯性地援引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的最后一本书《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77]奥尔巴赫在那篇论文中反思了比较文学在方法论上遇到的困难——比较文学号称要研究的主题是如此之广大，以至于它没法在概念上处理它——并有效地预见了后来在21世纪发生的，关于比较文学及其更古老的第二自我即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的广泛争论。萨义德强调，奥尔巴赫提倡的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个个人的起点。研究者都要从这个起点出发，并且它是一个具体的起点，它决定了研究者未来要走的路，并因此而决定了研究者之后对材料的选择。“为了完成综合的重大工作”,他写道：

必须定位一个出发点(Ansatzpunkt),一个把手，有了这个把手，主题才能被抓住。出发点一定要选择一组界限稳固的、容易理解的现象，对这些现象的诠释将从它们向外辐射，安排和诠释一个比它们自己占据的空间更大的区域。[78]

实际上，奥尔巴赫的“出发点”也是萨义德自己的批评实践的基础。萨义德对表述比较文学或世界文学的、构造正典的宏大图式不感兴趣，他也无意以任何系统的方式，把世上的文学化约至一个可控的量级。他对个体的作家或他们的作品的兴趣，永远与它们和他关注的文化和政治史的关系这个问题相关。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他对简·奥斯汀的兴趣不在于她作为18世纪晚期英国小说家的地位，也不在于她作为早期女性小说家的地位，而在于她的小说在多大程度上在不起眼处反映了这一点：帝国的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当时最与世隔绝的英国家庭生活。这样，对萨义德来说，奥斯汀才可能和其他像约瑟夫·康拉德那样的英国小说家，或其他像奈保尔(V.S.Naipaul)那样的作家产生联系。在那个程度上说，萨义德跨越国界的兴趣，为艾米丽·奥普特(Emily Apter)所谓的“新比较文学”提供了一个早期的案例。新比较文学即不再只聚焦于欧洲的比较文学，这个欧洲中心一直决定着比较文学的认同，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79]在这个意义上说，萨义德践行的不是比较文学而是世界文学，但他对他的“出发点”即他自己的起点的严肃性的依赖又意味着，他可以不去考虑那个近来备受关注的复杂问题，即怎样把世界文学概念化，以方便制度来消费它(institutional consumption)。就像弗朗科·莫雷蒂(Franco Moretti)已经指出的那样，单是浩如烟海的材料就已经超出了个人的归纳或阅读能力。考虑到这点，萨义德的奥尔巴赫式方法论比人们一般承认的更重要。[80]当然，它的确预设个体批评家有一个起点，一个特定的视角，他或她通过这个视角来选择、诠释自己的材料并给这些材料排序。简言之，批评家必然是介入的。

萨义德作为比较文学学者的最后一个创新，是通过他论述音乐的著作来完成的。随着死亡的临近，萨义德越来越专注于音乐。从关于钢琴家古尔德(Glenn Gould)、威尔第的《阿依达》(Aida)或塔西娅·卡里奥卡(Tahia Carioca)的文章开始，萨义德通过借鉴阿多诺研究音乐的著作提出一个理论模型。在这个模型中，音乐变成了他更大的文化关系理论的基础。他认为，文化关系是根据一个“对位的”(contrapuntal)母题来运作的(萨义德从他早期关于古尔德的论文中发展出“对位”这个概念)。[81]“对位”指的是这样一种差异，它在指示交流对话(就像在巴赫金的书中那样，不过萨义德并没有讨论巴赫金的作品)的同时，也在生产和声——二者恰好符合萨义德论证的辩证驱动力。在提倡对位立场的同时，萨义德本质上也在遵循阿多诺的论证，即，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艺术与它自己的时代应该有一种批判的联系。而对萨义德的批评写作来说，他关于音乐的著作和他对音乐的使用(他把音乐当作一个理论范式来使用)，又为他提供了一个途径，使他能够逃脱自己时代的学术或话语写作的常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说，就像萨义德著作跨越了美学和政治之间的边界那样，他的比较文学也打通了各种艺术之间的界限。音乐是抽象的，它没有明显的“意义”。这意味着，贯通音乐和其他艺术的努力很少有成功的。但在萨义德的作品中，这样的贯通对他的世界观、对他的政治实践来说变得越来越根本了。尽管严格来说，萨义德关于音乐的著作超出了“比较文学”概念的范围，但它们还是展示了，他本人关于内在创造性的看法——在他看来，内在的创造性涉及不同领域之间的理论旅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实践中得到发展。[82]他认为，我们也应该根据批评的起点来安排理论，这个起点将生产出一张属于批评家个体的关于理论应向何处探索的诠释地图。

萨义德关于音乐的著作也是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出于必要而离开了他选择的德国语文学模型，特别是奥尔巴赫的传统。就像他和梅尔·萨义德论证的那样，这个传统“开启了历史主义的实践，大大拓展了语文学的角色，把对所有或大部分人类言语活动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83]萨义德一生都在持续、大力地借鉴奥尔巴赫。就像他本人多次指出的那样，他最认同的是奥尔巴赫、施皮策(Spitzer)和狄尔泰(Dilthey)的德国-犹太历史语文学传统，而不是在比较文学系中在很最大程度上取代了前者的解构主义或其他同时代的理论范式。[84]萨义德对这个传统具有深刻的认属感，但个中讽刺之处在于，这个传统的另一个分支——东方语文学，正是他在《东方学》中攻击的对象。这也是萨义德本人最重要的“对位”矛盾：他肯定语文学传统并把自己置于其中；但这一传统的工作中又包含他最极力否定的东西。

作者简介：

罗伯特·J·C·扬(Robert J.C.Young)，纽约大学英文教授，主要讲授和研究后殖民文学与文化，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历史，19、20世纪文化史，文学与文化理论和语言与翻译。扬教授有十一部学术著作，包括已被译为中文的《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和《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他近年的工作包括编辑整理弗朗茨·法农的未刊著作，《论异化与解放》(Écrits sur l'aliénation et la liberté)于2015年出版并在随后被翻译为英文。

---

[1].本文译自Timothy Brennan,“Edward Said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33,No.3(Spring 2004),pp.23-37。这篇文章后经作者增补修订后收入《爱德华·萨义德：解放和代表的遗产》一书，见Timothy Brennan,“The Critic and the Public:Edward Said and World Literature”,in Adel Iskandar and Hakem Rustom eds.,Edward Said:A Legacy of Emancipation and Representation,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pp.102-120。译文先依据期刊原版译出，再根据增补修订版校定。译文保留了原题，而没有使用后来的《批评家与公众：爱德华·萨义德与世界文学》一题。中译得到作者许可。——译注

[2].Jennifer Wicke and Michael Sprinker,“ Interview with Edward Said”,in Michael Sprinker,ed.,Edward Said: A Critical Reader Cambridge,MA,and Oxford:Blackwell,1992,p.250.“在我看来像《白鲸》或《曼斯菲尔德庄园》或《格列佛游记》那样的作品都是自主的文学文本……我从未放弃这个想法。对我来说，这些作品首先代表一种在阅读和反思中获得快乐的私人经验。”

[3].初版原文为“这种方法依然对(用他的话来说)希望参加 ‘文化内和文化间’的斗争 ‘这出文化大戏’的知识分子提出了要求”。参：Edward Said,“Raymond Schwab and the Romance of Ideas”,in Edward Said,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52．修订版参Edward W.Said,Orientalism,London:Penguin,2003,p.20:“……和策略性的构造，即一种分析(1)文本之间的关系和(2)文本群、文本类型、甚至文本的文类怎样在自身之中，并因此而在整个文化中获得质量、密度和参考权力的方法。”——译注

[4].原文为unpredictable range of reference，指人文主义者涉猎的“范围”是如此广泛，以至于“无法预测他们会参考、参照和引证什么”。在萨义德那里，Reference是一个与权威、权力密切相关的重要概念，参见《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关于“态度和参照的结构(structure of attitude and reference)”的论述。见Edward 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New York:Knopf,1993,pp.89-91。——译注

[5].Wicke and Sprinker,“ Interview with Edward Said”,p.235．亦见 Edward 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 pp.45-46:“美国的第一个比较文学系是189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的，第一本比较文学期刊也一样。”

[6].我要感谢高里·维斯瓦纳坦(Gauri Viswanathan)指出这点。

[7].原属的(filiative)和认属的(affiliation)是萨义德在《世界、文本和批评家》中提出的一对重要概念。简要地说，原属指的是自然的血统，而认属则是一个通过文化实现认同的过程。见 Edward Said,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pp.174-175。——译注

[8].Edward Said,“Secular Criticism”,in Edward Said,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pp.248-267,268.

[9].Edward Said,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p.23.

[10].Edward Said,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pp.10-11.

[11].Edward Said,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p.17.

[12].关于他在民族主义上的各种看法，参见Wicke and Sprinker,“Interview with Edward Said”,pp.231-232。

[13].Edward Said,Beginnings:Intention and Method, Baltimore and London: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5,pp.368-370.

[14].Readerly形容一个人“是读者”，或一个东西“与读者相关”。相应地，readerliness强调一个人身为读者的性质，或一个东西与读者相关的性质。读者的性质即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好读，不加限制地读，什么都读。这种好读有被动的一面，也有主动的一面。被动的一面在于，它更强调接受而非介入、生产、创造(相对于writerly)。主动的一面在于这种接受突破了专业、文类、可读物等级的限制。此处的汉译化用陶渊明的名言“好读书，不求甚解”翻译 readerliness。巧的是，“不求甚解”也有两个意思，它的原义指不过度钻研字句上的解释，与萨义德对学术黑话的反感相应和，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会欣赏不求甚解；它的今义则指不深入理解，与萨义德对位置性的强调背道而驰，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会反感不求甚解。另，readerly是罗兰·巴特术语lisible text的英译词，参见巴特的《 S/Z》。陶渊明不但很好地表述了读书人的做派，他本人也是 readerliness 的代表，参见Robert Ashmore,The Transport of Reading:Text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World of Tao Qian(365-427),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3 4。——译注

[15].讽刺的是，一些人认为《文化与帝国主义》是他关于文学的定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我看来，它及不上萨义德学术生涯中的其他著作。除了不那么有力地重复了他早年的论证外，这本书根本没有广泛考察关于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和经济复合体)的大量可用文献。它甚至还(相当不准确地)声称，在他之前没有人考察过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在其他地方，萨义德采用的是一种非封闭性的语言——作为对“系统”的一种抵抗形式——但在这本书中，这样做反而像是在逃避艰巨的任务，不愿始终在冲突中开展工作。他以一种与他在《世界、文本和批评家》中令人振奋的语气相悖的让步姿态，反复沉溺于冷战的“两个超级大国”的虚伪语言之中(不用说，在苏联共产主义正式倒台之后，美国第一次入侵伊拉克期间，这个立场难以令人信服)。并非巧合的是，他对“理论”的评估也给人一种截然不同的，几近于不加批判的感觉，就好像是他被迫向当时的霸权致敬那样，这点在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尤其参见第57页)。

[16].“被认为”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因为他和后殖民研究领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从来没有用后殖民研究这个术语描述过他自己的著作。我在一篇文章中考虑过萨义德和那个据说是他“发明”的领域的对抗关系，参见Timothy Brennan,“The Illusion of a Future:Orientalism as Traveling Theory”,inCritical Inquiry 27,no.3(Spring 2001),pp.558-583。

[17].直到20世纪初，在实践上，语文学和今天所谓的古典学(即古希腊罗马文学研究)都是分不开的。它在19世纪变成了一个涵盖语言学、比较语法和欧洲方言研究的沉闷乏味的、令人畏惧的学术事业。关于语文学的历史和典型特征的完整叙述，参见Erich Auerbach,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de philologie ramane,Frankfurt:M.Hlostermann,1965。一种着眼于萨义德的与此形成对照的看法，见Paul de Man,“Return to Philology”,in Paul de Man,Resistance to Theor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pp.21-26。

[18].Francois Jost,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Indianapolis and New York:Pegasus,1974,p.9.

[19].Réne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Theory of Literature,New York:Harcourt,Brace,1949,pp.40-41.

[20].Charles Bernheimer ed.,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

[21].就像乌拉德·高吉克(Wlad Godzich)写到的那样，“我们的研究对象本身突然变得不确定了”，见Wlad Godzich,“Emergent Literature and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in Clayton Koelb and Susan Noakes eds.,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Literature:Approaches to Theory and Practice,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p.20。

[22].例见Natalie Melas,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Post-coloniality and the Ends of Compariso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65 - 68;David Damrosch,“Auerbach in Exile”,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47(Spring 1995),pp.6568;F.Anthony Appiah,“Geist Stories”,in Charles Bernheimer,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pp.53-54;and Emily Apter,“Comparative Exile:Competing Margins in the Hist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in Charles Bernheimer,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pp.86-88。

[23].萨义德的导师雷蒙德·威廉斯描述过巴赫金身上的一些品质，这些品质往往也适用于萨义德。参见Raymond Williams,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Against the New Conformists, 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90。就像我在一篇文章中论述的那样，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的“空间的道德秩序”概念和巴赫金的“时空体”(chronotope)概念很像，而巴赫金著名的(尽管经常被错用的)语言的“对话”性质概念也在萨义德的智识生活的“重叠领土”概念中有所反映。参见Timothy Brennan,“Places of Mind,Occupied Lands:Edward Said and Philology”,in Michael Sprinker ed.,Edward Said:A Critical Reader,Cambridge,MA,and Oxford:Blackwell,1992。

[24].Wicke and Sprinker,“Interview with Edward Said”,p.242.

[25].Fritz Strich,Geothe and World Literature,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49,p.32.

[26].Fritz Strich,Geothe and World Literature,pp.9,11.

[27].Francois Jost,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p.13.

[28].Edward W.Said,“Introduction to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in Erich Auerbach,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trans.by Willard R.Trask,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xiv.

[29].提到萨义德对奥尔巴赫的依赖的早期著作，参见Paul A.Bove,Intellectuals and Power.A Genealogy of Critical Humanis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1-38。最早考察萨义德与奥尔巴赫的关联及其与语文学的关系的文章参见Timothy Brennan,“Places of Mind,Occupied Lands:Edward Said and Philology”,pp.74-95。近来关于这个主题的再思考有 Emily Apter,“ Global Translatio:The‘Inven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Istanbul,1933”,Critical Inquiry 29(Winter 2003),pp.253-281。这篇文章挖掘了奥尔巴赫战时写作的土耳其语境。

[30].Erich Auerbach,“ Philology and Weltliteratur”,trans.by Maire and Edward Said,The Centennial Review 13,no.1(Winter 1969),pp.1-17.

[31].后殖民研究转向“世界文学”趋势的例子包括Alamgir Hashmi,The Commonwealth,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World, Islamabad:Gulmohar,1988;Roberto Schwarz,Misplaced Ideas:Essays in Brazilian Literature, London:Verso,1994;Franco Moretti,Modern Epic, London:Verso,1996;Timothy Brennan,At Home in the World:Cosmopolitanism Now,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ascal Cassanova,La Re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Paris:Editions du Seuil,1999;Emily Apter,Continental Drif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Neil Lazarus,Nationalism and Cultural Practice in the Postcolonial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and David Damrosch,What is World Liter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32].Charles Bernheimer,“The Bernheimer Report,1993”,in Charles Bernheimer,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pp.42 -43．和报告本身不一样，文选中的一些论文的工作方法和萨义德大不相同。在这方面，开头安东尼·阿皮亚(Anthony Appiah)机智的“精神故事”颇能说明问题。他讲了一则轶事，一个年轻教授受邀参加勒内·韦勒克在他的常青藤校园举行的一个公共讲座的故事。因为受到意外的耽搁，他未能赶上讲座，在走进大厅的时候刚好听见(或者说，就像他说的那样，“认为”自己听见)韦勒克就历史中的“精神生活”发表结语。尽管承认自己实际上没参加那次讲座，但阿皮亚并不觉得气馁。在提到韦勒克的“中欧”发音的时候，阿皮亚消解了几代人在1789年法国事件的启发下共同致力的智识事业，从德国浪漫主义直到19世纪的欧洲解放运动，认为它们什么也不是：噗的一下就没了！就像个开玩笑的话题一样。(几代人)毕生的工作就这样被他当作受污染的、黑格尔式的、曲折而狂暴的欧洲式傲慢打发过去了(“精神”或者说“Geist”这个词便足以在电光火石间传达所有这些信息了)。这个姿态离萨义德精心而专业的准备有十万八千里，后者很早就叙述过美国智识生活的糟糕趋势，而萨义德致力于控制和改变的，正是这个趋势。

[33].Charles Bernheimer,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pp.5-6.

[34].Edward Said,“Secular Criticism”,pp.3-5.

[35].R.K.Dhawan,Comparative Literature,New Delhi:Bahri Publications,1987.

[36].Edward Said,“Introduction to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p.xv.

[37].Edward Said,“Secular Criticism”,p.21.

[38].Wicke and Sprinker,“Interview with Edward Said”,p.230.

[39].Edward Said,“ Introduction to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pp.x,xix,xxxi,xx.“美国缺乏像索尔仁尼琴，或埃及的纳吉布·马哈福兹，或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样的普世的小说家——对这样的作家来说，深刻地介入道德和社会问题的模仿依然是有力的。”Edward Said,“Contemporary Fiction and Criticism”,inTri-Quarterly 33(Spring 1975),p.255.

[40].Edward Said,“Roads Taken and Not Taken in Contemporary Criticism”,in Edward Said,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p.151;and,Edward Said,“ Interview”,inDiacritics6,no.3(Fall 1976),p.41.

[41].Edward Said,“ Secular Criticism”,p.2．亦见Edward Said,“ Interview”,in Diacritics,p.38:“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从事着高度专业化工作的技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是中层和上层阶级的看护人，是这些阶级的导师，也被这些阶级所看护，尽管身为文学学者的我们感兴趣的大多数东西都必然会颠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42].本节为增补修订版所加。——译注

[43].也就是说，学术研究越强，那些基本的问题就越不会得到回答。——译注

[44].Edward Said,“ A Sociology of Mind”,inPartisan Review 33,no.3(Summer 1966),p.444.

[45].Edward Said,“A Sociology of Mind”,p.448,447,445,444.

[46].Edward Said,“A Sociology of Mind”,p.444.

[47].Said,“Interview”,inDiacritics,p.39.

[48].Edward Said,“Traveling Theory”,in Edward Said,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238.

[49].Edward Said,“Between Chance and Determinism”,in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6 February 1976),p.67.

[50].Wicke and Sprinker,“ Interview with Edward Said”,p.260．萨义德当时还具体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巴勒斯坦运动中的表达：“以宣称自己是一场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人民阵线为例……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来描述他们，但他们肯定不属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的分析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看似在对‘大众’说话，但他们本质上是暴动派和布朗基派，这既令PELP(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组织气馁，也让大众失望。他们没有任何民众基础，从来没有。”(Wicke and Sprinker,“Interview with Edward Said”,p.260.)

[51].Georg Lukács,“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letariat”,in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Cambridge,MA:MIT Press,1971,p.128(强调是卢卡奇自己所加)。

[52].Georg Lukács,“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letariat”,p.145.

[53].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更加详细地讨论了萨义德对后结构主义的看法，参见Timothy Brennan,“The Illusion of a Future:Orientalism as Traveling Theory”,inCritical Inquiry26(Spring 2000),pp.558-583。

[54].Edward Said,“Introduction to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p.xii.

[55].Wlad Godzich,“ Emergent Literature and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p.13．关于“轻蔑地”这个词，想想他一贯的说法：“我对这点一直有自觉的意识，比如说，我不想像德曼和耶鲁大学的其他成员做的那样(现在已经失效了)，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我不想成为某个学派的一部分，我不想以可传授的方式来把我做的事情变得正式，等等。”(Wicke and Sprinker,“ Interview with Edward Said”,p.248)

[56].Edward Said,“Roads Taken and Not Taken”,pp.147-148.

[57].“理论”原稿作后结构主义理论。——译注

[58].Edward Said,“Interview”,inDiacritics,p.32.

[59].Critefacts是萨义德造的词，字面意即“批评—事实”。这是指批评家的分析，批评家口中的事实，这个事实出自社会、能动主体或生活，但又不同于真正的事实，它是理论上的、结构性的，而非实事求是的。萨义德主张要把这个事实和它的源头重新关联起来，否则批评就是脱离语境、不顾历史、无位置性(situatedness)的空谈。——译注

[60].Edward Said,“Roads Taken and Not Taken”,p.152.

[61].参见Edward Said,“Introduction to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p.xvi。

[62].Wellek and Warren,Theory of Literature,p.38.

[63].Natalie Melas,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p.83.

[64].Edward Said,Beginnings,p.357.

[65].Edward Said,Beginnings,p.337.

[66].Edward Said,“Vico:Humanist and Autodidact”,inThe Centennial Review 11,no.3(1967),pp.341,351.

[67].Edward Said,“Vico:Humanist and Autodidact”,p.348.

[68].Edward Said,“Vico:Humanist and Autodidact”,p.352.

[69].Edward Said,“ Introduction” to Erich Auerbach,“ Philologhy andWeltliteratur”,p.2.

[70].译自Robert J.C.Young,“The Legacies of Edward W.Said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in Comparative Critical Studies 7.2-3(2010),pp.357 -366。中译得到作者许可。——译注

[71].http://www.acla.org/levinandwellek.html[访问日期：2020年5月16日]。美国比较文学学会秘书兼司库伊丽莎白·里奇蒙德 -加尔扎博士(Dr.Elizabeth M.Richmond-Garza)也在与笔者的私人通信中确认了萨义德没有得过韦勒克奖。

[72].Michel Foucault,L'Ordre du discours, Paris:Gallimard,1971.

[73].Maire and Edward W.Said,“ Introduction” to Erich Auerbach,“ Philology andWeltliteratur”,inThe Centennial Review13:1(1969),pp.1-17．引文出自第2页。

[74].比如说，2006年到2007年至少出版了四本以各种方式批判《东方学》的书：Robert Irwin,For Lust of Knowing:The Orientalists and their Enemies,London:Allen Lane,2006，这本书的美国版为Dangerous Knowledge:Orient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Woodstock,NY:Overlook Press,2006;Chandreyee Niyogi ed.,Reorienting Orientalism, London:Sage,2006;Daniel Martin Varisco,Reading Orientalism:Said and the Unsaid,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7;Ibn Warraq,Defending the West:A Critique of Edward Said's Orientalism,Amherst,NY:Prometheus,2007。

[75].此处原文为Reflections in Exile，应是作者笔误，萨义德文集的名称是《〈关于流亡的反思〉 和其他文学与文化论文》(Reflections on Exile:&Other Literary &Cultural Essays, Harvar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简称《关于流亡的反思》，参见后文。——译注

[76].这几个章节分别是《肉身化的迷宫：莫里斯·梅洛 - 梅洛的论文》(“ Labyrinth of Incarnations:The Essays of Maurice Merleau-Ponty”)、 《理智与情感(理解力与感受力)：论布莱克摩尔、乔治·普莱和赫施》(“Sense and Sensibility:On R.P.Blackmur,Georges Poulet,and E.D.Hirsch”)、 《难解的业余者：论齐奥朗》(“ Amateur of the Insoluble:On E.M.Cioran”)、 《常驻的内战：论劳伦斯》(“ A Standing Civil War:On T.E.Lawrence”)、 《1948年后的阿拉伯语散文与诗歌》(“Ar①abic Prose and Prose Fiction after 1948”)和《在偶然与决定论之间：卢卡奇的美学》(“Between Chance and Determinism:Lukàcs's Aesthetik”)。参见Edward Said,Re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这本书的一个不完整的中译本可见爱德华·萨义德，《来自第三世界的痛苦报道》，陈文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译注

[77].Edward W.Said,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

[78].Erich Auerbach,“Philology andWeltliteratur”,pp.13-14.

[79].Emily Apter,The Translation Zone: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80].Franco Moretti,“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inNew Left Review1(January-February 2000),pp.54-68;in Franco Moretti,Graphs, Maps,Trees,London:Verso,2005.

[81].Edward Said,“ The Music Itself:Glenn Gould' s Contrapuntal Vision”(1983),in Edward W.Said,Music at the Limits:Three Decades of Essays and Articles on Music,London:Bloomsbury,2008,pp.3-10.

[82].Edward W.Said,“ Traveling Theory”,inRaritan1:3(Winter 1982),pp.41-67.

[83].Maire and Edward Said,“Introduction” to Auerbach,“Philology andWeltliteratur”,p.1.

[84].Timothy Brennan,“ Edward Said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in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3:3,Special Issue in Honour of Edward W.Said(Spring 2004),pp.23-37．亦见Aamir R.Mufti,“ Auerbach in Istanbul:Edward Said,Secular Criticism,and the Question of Minority Culture”,inCritical Inquiry 25:1(1998),pp.95-125;Emily Apter,“ Global Translatio:The ‘Inven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Istanbul,1933”,in Critical Inquiry 29:2(2003),pp.253-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