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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崛起[1]

正如20世纪80年代人们关注的是西欧和东欧的停滞，20世纪90年代人们关注的是与信息革命相关的投资热潮，21世纪前十年人们关注的是规模相当庞大但仍在快速发展并向全球经济扩张的中国。中国这一成就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若干影响。

其中一个影响是对经济思维的影响。中国20年来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人们所认为的不发达、不容易摆脱的传统观念。此外，取得进展的前提是没有对现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并且银行系统处于相当程度的国家控制之下，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方式。当然，快速增长并不等同于高水平发展。哈里斯-托达罗的城市化和技术转移机制不足以带来自主创新和刺激就业。此外，最不发达国家无法轻易模仿中国的发展路线，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广泛地发展了城市和工业。

经过25年的发展，中国的出口导向（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40%）以及在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技术进步，使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且工厂效率的提高促进了工资上涨，进而提高了中国民众的经济福利。

本篇文章主要是关于中国崛起的影响，而不是其原因。但我必须指出，经济发展并不完全是机械地将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并为其配备最新的技术和资本，以实现长期被压制的比较优势。任何一个大型的发达经济体都有成百上千的比较优势，其任务就是找出这些优势并成功地加以利用。中国一直在努力扩大高等教育的范围，如在需要的情况下，派遣一些留学生到新加坡和英国学习，包括去商学院学习。这一努力对中国来说是必要的，它能够帮助中国选择总体上良好的投资方向，并能够为中国所进行的商业投资提供有能力的管理人员。

迄今为止，中国的发展对世界上其他地区有什么影响？从长远来看，它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从很多重要方面来看，其短期影响是非常消极的，特别是对其他在工业化道路上走得很远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墨西哥是最近对出口轻工制造业进行大量投资的国家（墨西哥是李嘉图认为的扩展边际）。如今，随着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激增，墨西哥发现自己的贸易条件恶化，其刚成立的出口部门受到威胁。尽管劳尔·普雷维什反对拉丁美洲对外出口并提出警告，其似乎已被东亚奇迹经济体（中国台湾、韩国等）的成功证明是毫无根据的，但是现在看来，被这样的成功故事欺骗了的墨西哥现在因其大胆而遭受着“普雷维什诅咒”。此外，墨西哥的经验可以解读为，对其他尚未推动出口的欠发达经济体来说，这个靠出口来发展的可能性已经被关上了大门。这一切无疑是如今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被悲观情绪笼罩的一个重要原因。[2]

中国进步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对薪酬差距分布的影响，尤其是对底层的那部分人。在美国和其他大多数国家，相对弱势的人群往往依赖工厂的工作来谋生。因此，随着中国逐渐压低世界市场上制造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其结果是制造商支付给这些低工资工人的实际工资进一步降低。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美国担心海外制造业产品的供应会压低低端工资。但是，关于制成品和进口价格普遍疲软的证据很少。当时，我认为有许多失业工人离开了劳动力市场，或者一直处于失业状态，固执地寻找他们能接受的东西，而不是接受较低的工资；然后，投资热潮到来，结束了争论。现在，总就业率已经恢复到繁荣的水平，底层工人工资的下降相对于总劳动生产率（相对于每工时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在数据中是非常明显的。然而，美国的这种相对下降幅度并不大，因为美国早先并没有严重依赖制造业来提供就业机会——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经济一直以服务业为主。当然，人们担心服务业也无法幸免，因为服务业外包率将会增长并压低服务业的实际工资。

但未来还是有希望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或者至少是抱有希望，从长远来看，中国将发展成一个与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非常相似的经济体。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或者接近这种情况，中国在服装、耐用消费品和其他轻工业品出口方面的劳动力将不再廉价。随着这种向经济前沿的推进，建立在中国和西方技术差异基础上的贸易将会消失。剩下的将只有基于特异性差异的贸易，这种历史差异解释了意大利与法国之间或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大多数贸易。[3]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尚未跻身世界经济的前沿，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方面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那就是中国近年来长期存在的经常账户顺差。一些媒体评论员将由此产生的储备积累视为“重商主义”，但这没有什么说服力。许多学术观察人士持有经典的静态观点，认为贸易顺差只是一个政策错误。阿玛尔·毕海德和我在2005年写的一篇论文中认为，盈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完全合理的，而且可能是最优的。我们建立了一个基本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早期的贸易顺差对于实现最优增长轨迹至关重要。这种新的观点基于以下两个特征，它们影响了典型的落后经济体和典型的发达经济体之间贸易的发展：首先，前者的最初比较劣势是后者的技术进步不平衡的产物，因此前者可以通过购买技术转让来消除劣势，这种技术转让的费用可以由出口相对于商品和服务进口的盈余来支付。此外，储备积累可以用来购买大量的专有技术。其次，新产品的传播需要学习，而学习需要时间，因此落后的经济体最初缺乏对一系列西方消费品的了解，从而延迟了对这些商品的进口需求。[4]因此，中国表现出经常账户顺差是相当自然的。二战后几十年来欧洲大陆的赤字跟中国不是一个模式，因为这些前经济体已经是“发达国家”并熟悉西方商品。

中国发展轨迹这一短暂特征的影响，不仅有媒体高度强调的（部分负面的）贸易错位效应，也有非常积极的一面。经常账户顺差正压低全球实际利率——很有可能压低整个收益率曲线。当收购海外资产时，中国必须抬高它们的价格。事实上，中国手中积累的国外资产净额的确起到了压低全球利率的作用。这种效应促进了西方国家的投资。

[1] 本文源于2005年7月14日作者在罗马举行的中国与欧洲会议上的演讲。

[2] 当然，这样说太轻率了。为什么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拉丁美洲）应该向中国让步，而不是反过来呢？在一个层面上，纯粹的解释是，当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处于半封闭状态并饱受战争折磨时，世界其他地区在制造业方面拥有微弱的比较优势。在那段历史过去之后，中国和东亚地区强大的比较优势显现出来。如今，在东亚的帮助下，中国已经取代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比较优势，其中包括优势往往并不明显的拉美部分地区（这也适用于美国。美国的制造业正在大量消失，余下的产业因有足够强大的优势而生存下来——如果不是因为其他原因，那就是它们所具有的区位优势，它们位于一个拥有广阔内陆的大国）。这一理论给出的解释与新古典贸易理论并不矛盾。这一理论解释了在某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可以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中获益。如果世界其他地区发生变化，以致一个国家发现自己的比较优势减弱或完全消失，那么它从贸易中获得的潜在收益也将减少或消失。该理论仍然有效。

关于“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我们？”这个问题，可以从中国的国情剖析。中国在管理方面表现优秀，但在农业方面表现得有些糟糕。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可耕种的土地有限，而且在服务业方面，他们的语言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印度人所拥有的优势。然而，事实上，中国人在制造业方面很有天赋。在中国投资的西方实业家表示，中国的工人表现出学习的意愿，并坚持埋头苦干，这是不寻常的。他们还提到了中国人的灵巧，这来自一代又一代人的手工艺劳动，以及对饮酒的根深蒂固的厌恶。很少有国家具备所有这些特质。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在几次访问之后，我发现中国人被一种物质主义的生活吸引，即赚钱，而不仅仅是工作，他们追求财富，而不仅仅是社会地位和归属感，比欧洲人甚至比美国人更甚。

[3] Phelps E S. Effects of China's recent development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Latin America[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04, 26(8–9): 903–910.

[4] Bhidé A, Phelps E S. A dynamic theory of China-US trade: Making sense of the imbalances[J]. Available at SSRN 763284,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