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政治边界：领域

承认以上这一点，下列当代研究领域——从明显更“自然”和“自发”的交流过程开始，到更复杂的“文化”系统——就都可以被认为属于符号学领域。

动物符号学：它代表符号学的下限，因为它关注的是非人类（因此也就是非文化）群落的交流行为。然而，通过对动物交流的研究，我们可以获取关于人际交流的生物学因素的定义：或者承认即使在动物层面上也存在表意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表意模式可以被定义为文化的和社会的。因此，这些术语的语义范围被拓宽，我们对文化和社会的概念也相应被拓宽（Sebeok，1967、1968、1969、1973）。

嗅觉符号：浪漫主义诗歌（波德莱尔的作品）已经指出了“气味符码”的存在。如果气味具有情感意义上的内涵价值，那么它也具有明确的指称价值。它们可以作为指示符（Peirce，1931）、作为空间关系的指标（Hall，1966）、作为化学限定符等被研究。

触觉交流：由心理学研究，在盲人之间的交流和空间关系行为中出现并被辨识（Hall，1966）。它被扩展到包括明确编码的社会行为，如亲吻、拥抱、咂嘴、拍肩膀等（Frank，1957；Efron，1941）。

味觉符码：由文化人类学研究，存在于烹饪实践中，在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1964）那里能找到对其所作的清晰的“符号学”系统化描述。

副语言学：研究所谓超切分特征及自由变体，维系语言交流，并日益表现出制度化和系统化。参见福纳吉（Fonagy，1964）、斯坦凯维奇（Stankiewicz，1964）、玛尔和舒尔茨（Mahl & Schulze，1964）的研究。特雷格（Trager，1964）将所有没有语言结构的声音细分为（a）“声集”，与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等有关；（b）副语言，分为（i）“音质”（音高范围、声唇控制、声门控制、发音控制等），（ii）“发声”，又依次分为（ii-1）“语音区别符”（笑、哭、幽咽、哭诉、抱怨、低语、打哈欠、打嗝等等），（ii-2）“声音限定符”（强度、音高、范围），（ii-3）“语音分隔符”（舌头和嘴唇发出的杂音，伴随感叹词、鼻音、呼吸声、谈话中的哼声等）。副语言学的另一个研究对象，是鼓声语言和口哨语言（La Barre，1964）。

医学符号学：直到不久以前，这还是唯一可以称得上“符号学”（semiotics或semiology）的一种研究（所以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误解）。无论如何，在两种意义上它都属于一般符号学（如本书所述）。一种是作为关于某些符号或症状与疾病之间联系的研究，这是皮尔士意义上的指示符的研究及其分类（Ostwald，1964）。另一种是作为病人如何描述自己内在症状的研究，它延伸到最复杂的精神分析层面，不仅是神经官能症的一般理论和一种治疗方法，而且还是对病人所提供的某些符号意义的系统符码（Morris，1946；Lacan，1966；Piro，1967；Maccagnani，1967；Szasz，1961；Barison，1961）。

人体动作学与空间关系学：手势依赖于文化符码的观点，而今已是文化人类学的习惯性观念。关于这方面研究的拓荒者，参见德·约里奥（De Jorio，1832）、马勒里（Mallery，1881）、克兰保罗（Kleinpaul，1888）、埃弗龙（Efron，1941）、莫斯（Mauss，1950）。当代发展，参见波德-维斯特尔（Bird-whistell，1952、1960、1963、1965、1966、1970）、吉约（Guilhot，1962）、拉巴尔（La Barre，1964）、霍尔（Hall，1959、1966）、格雷马斯（Greimas，1968）、埃克曼和弗里森（Ekman & Friesen，1969）、阿盖尔（Argyle，1972）和其他学者的研究。塞爱维-伊恩（Civ'jian，1962、1965）则研究了仪式化的姿势——从礼仪到礼拜仪式，以及哑剧。

音乐符码：自毕达哥拉斯以来，整个音乐科学一直试图将音乐传播领域描述为严格构建的系统。我们注意到，直到几年前，当代音乐科学都还几乎没有受到当下结构主义研究的影响，关注的依然是几个世纪前吸收的方法和主题。尽管如此，在过去的两三年里，音乐符号学已经被明确地确立为一门寻找“谱系”和发展新视角的学科。在这些先锋作品中，让我们以一九七一年让-雅克·纳蒂埃（J．J．Nattiez）在《游戏中的音乐》中详细阐述的书目为据。至于音乐和语言学之间的关系，以及音乐和文化人类学之间的关系，请参阅雅各布森（Jakobson，1964、1967）、留威（Ruwet，1959、1973）和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1965，《生食与熟食》序言）。关于研究新趋势的概要，可以在纳蒂埃（Nattiez，1971、1972、1973）、奥斯蒙德-史密斯（Osmond-Smith，1972、1973）、斯蒂芬尼（Stefani，1973）、普瑟尔（Pousseur，1972）等人的著作中找到。事实上，音乐一方面表现出没有语义层次（或内容平面）的符号学系统问题：而另一方面，有些音乐“符号”（或组合段）具有明确的外延价值（部队里的军号），有些组合段或整个“文本”具有先于文化的内涵价值（“牧歌”或“惊悚”音乐等等）。在某些历史时期，音乐被认为传达了精确的情感和观念上的意义，由符码或至少是由“符码总和”建立，参见巴洛克时期的斯蒂芬尼（Stefani，1973）和帕格尼尼（Pagnini，1974）。

形式化语言：从代数到化学，毫无疑问，对这些语言的研究属于符号学范畴。与这些研究相关的，是对数学结构的考察（Vailati，1909；Barbut，1966；Prieto，1966；Gross & Lentin，1967；Bertin，1967），不要忘记从雷蒙·卢尔（Ramon Llull）到莱布尼茨对“组合术”（ars combinatoria）的古老研究（Mäll，1968；Kristeva，1968；Rossi，1960）。这一标题下，还包括寻找宇宙和星际语言的尝试（Freudentahl，1960(2)），系统结构，如摩斯密码或布尔代数（Boole's algebra），以及电子计算机的形式化语言（《社会和技术中的语言》，1970）。这里出现了“元符号学”问题。(3)

书面语言、未知字母、密码：对古代字母和密码的研究，在考古学和密码学中已有著名的先例，但对书写的重视相对较新，因为它不同于书面转录的语言规律，关于古典文献的调查，参见盖尔博（Gelb，1952）和特雷格（Trager，1972）。这让我们想起了诸如麦克卢汉（McLuhan，1962）关于印刷技术决定世界观的研究和《古腾堡星系》的人类学革命，或德里达（Derrida，1967b）的“文字学”。弥合经典语义学和密码学之间差距的研究，如格雷马斯（Greimas，1970）对“填字游戏”的研究，以及所有关于谜语和谜题的研究（Krzyzanowski，1960）。

自然语言：这方面的每份参考书目，都应当回溯语言学、逻辑学、语言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领域的一般文献。我们只需补充一点，符号学的兴趣，虽然一方面来自对逻辑和语言哲学的研究（洛克和皮尔士等），但另一方面，则在结构语言学研究中呈现出其最完整的形式（索绪尔、雅各布森和叶尔姆斯列夫）。

视觉传播：没必要在这里开列参考书目，因为这一课题在本书（第三章）中有明确的论述。但我们必须记住，这类研究涵盖的领域，从形式化程度最高的系统（Prieto，1966），到图形系统（Bertin，1967）、色彩系统（ltten，1961），再到像似性符号的研究（Pierce，1931；Morris，1946）。

最近几年，像似符的概念尤其在我本人（Eco，1968、1971、1973）、麦茨（Metz，1970、1971）、贝隆（Verón，1971、1973）、克兰佩（Krampen，1973）、沃利（Volli，1973）等人的作品中受到质疑。最新的研究开始认识到，在相当模糊的“像似论”范畴中蕴含一系列更复杂的符号，从而超越了皮尔士将符号分为规约符、像似符和指示符的三分法。最后，在最高层次我们有对大型图像单位的研究（主要是潘诺夫斯基和夏皮罗）、大众传播中的视觉现象研究，从广告到连环画、从纸币体系到扑克牌和算命卡（Lekomceva，1962；Egorov，1965）、字谜、服饰（Barthes，1967）的研究，直到最近发展至建筑的视觉研究（Eco，1973e）、舞蹈符号研究、地理和地形图（Bertin，1967）研究，以及电影研究（Metz，1970c、1974；Bettetini，1968、1971、1973）。

物系统：作为传播手段的物属于符号学的范畴，范围从建筑到一般的物体（参见Baudrillard，1968，以及1969年期刊《物》的第13期专刊《传播》）。关于建筑，参见埃科（Eco，1968）、柯尼希（Koenig，1970）、加罗尼（Garroni，1973）、德·富斯科（De Fusco，1973）的研究。

情节结构：从普罗普（Propp，1928）的研究到欧洲最近的贡献（Bremond，1964、1966、1973；Greimas，1966、1970；Metz，1968；Barthes，1966；Todorov，1966、1967、1968、1970；Genette，1966；V．Morin，1966；Gritti，1966、1968）。值得强调的是苏联人的研究（Sceglov，1962；Zolkovskij，1962、1967；Karpinskaja & Revzin，1966；以及经典的俄国形式主义者）。情节研究在原始神话研究中得到了最重要的发展（Lévi-Strauss，1958a、1958c、1964；Greimas，1966；Maranda，1968），以及属于民间传说的游戏和故事研究（Dundes，1964；Beaujour，1968；Greimas & Rastier，1968；Maranda，E．K．& P.，1962）。但它也涉及大众传播研究，从漫画（Eco，1964）到侦探小说（Sceglov，1962a），以及十九世纪流行的浪漫故事（Eco，1965、1967）。

文本理论：“超措词”（transphrastic）语言学的迫切需要和情节分析（以及诗歌语言分析）的发展，使得符号学认识到，文本概念作为一个宏观单位，是由特定的生成规则支配的，有时，其中的“符号”概念——作为基本的符号学单位——实际上被废止了（Barthes，1971、1973；Kristeva，1969）。至于生成文本语法，参见范·迪克（van Dijk，1970）和裴多菲（Petöfi，1972）的研究。

文化符码：符号学研究最终将注意力转移到一些现象上，这些现象很难用严格意义上的符号系统来定义，甚至用交流系统来定义都很困难，它们却是行为和价值系统。我指的是礼仪系统、等级系统和所谓的“第二模塑系统”（modelling secondary systems）——苏联人用它来指神话、传说、原始神学，它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呈现了特定社会的世界观（Ivanov & Toporov，1962；Todorov，1966）。最后是文化类型学（Lotman，1964、1967a），它研究符码如何定义某个特定的文化模式（例如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心理符码），并最终关注到家庭系统这样的社会组织模型（Lévi-Strauss，1947），或者更高层次的团体和社会的有组织的交流网络（Moles，1967）。

审美文本：符号学领域也渗透到传统上属于美学的领域。当然，美学也关注艺术的非符号学方面（如艺术创作心理学、艺术形式与自然形式的关系、审美欣赏的物理-心理学定义、艺术与社会关系的分析等）。但显然，只要认识到（见3.7）每种符码都允许其元素的审美使用，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从符号学的角度来处理。

大众传播：与美学一样，这是一个涉及许多学科的领域，从心理学到社会学以及教育学（Eco，1964）。但近年来，人们倾向于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待大众传播问题，而且已经发现，符号学方法在解释众多的大众传播现象时很有用。

当大众传播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存在时，它不是通过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来考察某一特定体裁（侦探小说、连环画、歌曲或电影）的技巧或效果，而是在工业社会中，确立所有这些体裁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大众传播的理论和分析，实际上适用于不同的体裁，其假定条件有：1）工业社会，它相对而言是同质性的，但实际上充满差异和对比；2）传播渠道，使其能够接触到的不是确定的群体，而是处于各种社会情形下的不确定的接收者圈子；3）生产性的群体，通过工业化的方式，生产和发送既定的信息。

当这三个条件同时存在时，各种传播手段（电影、报纸、电视或连环画）之间性质和效果上的差异，就会随着共同结构和效果的出现而逐渐消失。

大众传播研究提出了一个统一的目标，因为它声称，传播的工业化所改变的不仅是接收和发送信息的条件（这些研究的方法论正是与这个明显的悖论有关），它还改变了信息的意义（也就是说，意义被认为是作者设计的信息中不可变更的部分，至于传播方式如何作者并不在意）。为了研究大众传播，人们可以而且应该采用从心理学到社会学以及文体学等各种不同的方法。但是，只有当大众传播的理论和分析被视为一般符号学的一部分时，人们才能计划对这种现象进行统一的研究（Fabbri，1973）。

修辞学：修辞学研究的复兴，目前正在向大众传播学（也就是有说服意图的传播学）研究靠拢。从符号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传统研究，会产生许多新的建议。从亚里士多德到昆体良，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家到佩雷尔曼（Perelman），修辞学是符号学研究的续篇（师承语言学），几个世纪前就已经详细阐述过了，现在又为包含符号学的学科提供了工具。因此，修辞学的符号学方面的参考书目，似乎与修辞学的参考书目相同（Lausberg，1960；Groupe μ，1970；Chatman，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