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用餐与方向盘

2017年11月2日

今天早晨，爸爸成功地在无人搀扶的情况下从厨房走到了客厅，这让他信心倍增。距他上次因肺炎住院已经六周了，如今他不满足于待在家里的轮椅上，他想外出，竟然还想开车、去饭馆吃午餐、去乡间走走。这是件值得庆祝的事儿，毕竟我们已经好几周没去过别的地方了。

于是，我开始查看日程簿，以免遗漏今天有什么安排。这本小册子放在餐台上，尺寸虽小但至关重要，是我们家的“圣书”。每一年，他们都要将旧日程簿上的部分电话号码和地址誊在新的上面，要么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信息很重要，要么单纯是因为那些联络方式指向的人还在世。父母都出生在英格兰的兰开夏郡，却是在大西洋上相识的。那时，他们在一艘远洋客轮的事务长办公室里工作。或许在这些日程簿上写写记记能唤起他们对那段引以为傲的岁月的记忆。这套记事系统可能的确深受大家喜爱，但完全不实用。

爸爸的手关节疼痛发僵，原本能写美观的字迹现已大不如前。他写的笔记看上去活像是屈打成招的人写下的供词。妈妈的字娟秀整洁，但晚年变得歪七扭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认。我的字更糟糕，像是脾气急躁且手骨骨折的人写出来的。有时候我们会给彼此留言，它们只代表一种生命迹象，其意义不在任何人的理解范围内。没错，我们这一家子但求把日子过下去，行事合不合逻辑不是我们要考虑的。

就在我浏览日程的时候，我爸突然发作了，那是一种纯粹出于病态的情绪爆发。

“你知道东西都记在哪儿吧？”他问。

他指的是他去世后我们要通知的人和要做的事。这些东西存在得太久，我一心只想忘掉。它们零零散散地记在各处：这儿写着葬礼上要念的赞美诗，那儿写着银行账户。不管出了什么事，也不管什么时候出了事，那些日程簿都是关键，是整个家庭的罗塞塔石碑，是《亡灵书》[1]。

“知道，我知道你死后我该做些什么。”我合上日程簿，问道：“你开车……真的没问题吗？”

他没说话，只是戴上了平顶鸭舌帽，这意味着不管安全与否，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快走吧。”妈妈说。也许她倒是乐得一个人在家。不过，届时会有保洁人员上门打扫，所以这也不能完全算是她的独处时光。不管怎么样，离家时我还是不放心地抬头朝她的窗口望了一眼。

爸爸靠着他肺部残存的那点儿功能把气喘匀之后，便发动了汽车。我再次开始考虑去学开车——我认真考虑这事已经有三十年了。我其实认真考虑过挺多事的，可唯独没想到自己会在年近五十的时候搬回父母家。

——

上了路，爸爸像换了个人似的。看到他做一件事得心应手、沉浸其中，我非常开心。要知道，之前就算是拆开一封信，他也要气喘吁吁地花上好几分钟。离开小城的路上，我的思绪在童年乘车出行的记忆片段间跳跃着，突然意识到，要是爸爸手握方向盘时突然发病，恐怕我就得把他的脚从油门踏板上拽起来，然后一把夺下车钥匙。这都是我从电影里学到的。

如果我真的在车上遇到紧急事件，那肯定就像只靠听收音机学英语的人一样，被赶鸭子上架，参加难度极高的拼字游戏：玩完了。

爸爸直接把车停在了酒馆正门前。他有残疾人停车证，所以这么做也没什么；可现在不管去哪儿，无论附近有多少空余的残疾人停车位，他都还是会把车停在正门前。他简直是个持蓝证[2]的恶棍：他来了，他饿了，他把车堵在你的大门口。

酒馆老板安排我们坐在烧得正旺的火炉旁。爸爸非常满意。他现在变得像猫科动物一样，有着挑温暖角落歇脚的天分。从今年仲夏开始，我父母就老是嫌屋里不够暖和。我想，就算他们搬到太阳的中心，住进一栋面积更小、设施更现代的房子里，情况可能还是这样。

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一盘扇贝，然后告诉我，他感觉不太妙。接着，他就像中弹了一样，突然瘫倒在地。

我赶紧抓住他，感觉自己挺有医护人员的范儿，但我看上去其实更像是在模仿格斗技巧中的双肩下握颈动作。我冷静得出奇，起码比常人想象这类情况发生时可能会有的反应更冷静。尽管近几年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后半夜打急救电话、父亲突然晕厥，我头脑中也有过成百上千次的演练，但一股“训练有素”的悲观情绪还是向我袭来。我不能说当时自己表现得有多英勇，因为我认为自己的反应非常机械，有些紧张，但更接近麻木，内心甚至还有个角落在享受这种戏剧性。毕竟过去的一个月里，生活千篇一律，眼下的突发事件至少让生活起了变化。我无视其他食客的围观，示意酒馆老板叫救护车，然后悲切地冲着老爷子的耳朵喊，问他感觉怎么样，就好像他能听见似的。结果他毫无反应。

我想他也许已经断气了，人就这么走了也不是一件坏事：毕竟他走之前还亲自开车来了酒馆，坐在了挨着火炉的位置，享用了扇贝。我们曾以为他去世之前要经历漫长甚至毫无尊严的衰老，比起那个过程，生命戛然而止当真不是悲剧。

一位急救人员赶到了，我们将三张椅子拼在一起，把父亲抬到上面。他就像一场魔术表演中受邀上台的群众演员：稍后魔术师就会将座位挪开，只剩下他悬停在半空中。不过这些都没有发生，我们见证了一场人间奇迹——当我爸的脚被放在高于心脏的位置后，他苏醒了。

急救人员说：“老年人坐在火炉旁，容易血压骤降，所以就晕倒了。”

苏醒后，爸爸大吐特吐，声音惊天动地，吓得整个用餐区的人都僵住了。

“这很常见。”急救人员说道。

“您的午餐我该如何处理？”酒馆老板问。

“我还是把我那份吃完吧。”我对他说。死亡不可避免，可浪费食物也是一桩罪过。

急救人员问我们怎么回家。

“我想他应该是开不了车了，对吧？”塞了一嘴鳐鱼肉的我说。

急救人员点点头。那就叫出租车吧。也许从现在开始，我们外出都要坐出租车了，假如我们还有机会出门的话。

出租车里，我和爸爸并排坐在后座上，他无力地靠在我身上。我把老板送给我们的橘色塑料饼干盒放在他下巴底下，以防他再次呕吐。我不记得我们以前有过一起坐在车后座上的经历。当然了，我们一起坐过救护车，但这回对我们俩来说都是新鲜的体验。他不必非得去医院，对此我们都很高兴，尽管我疑心我们高兴的原因并不相同。

他高兴是因为他讨厌去医院。通常，隐藏在这种“讨厌”背后的其实是恐惧。爸爸这辈子都“在路上”，所以现在特别执着于最后能死在家里。他往家中塞满纪念品，就像一位生活在城郊的法老，在为自己布置墓室。至于我，我清楚办入院手续要等多长时间，又没带上任何可看的书报。我单纯是为了不用办那些冗长复杂的手续而高兴。

另外，那家酒馆离我们家特别远，如果需要住院的话，他就得住进一家不熟悉的医院了。这意味着往返家中与医院的路途会更长，去探望他的人会更少，总之不便之处很多。自上次出院后，他还没在家里住多长时间。于是，我伸出胳膊揽住他，就像揽着一个喝醉了的哥们儿，内心没什么情绪起伏，只是纳闷自己竟然表现得如此镇定。我曾经以为的生活就像那家酒馆壁炉里的火一样，已经灰飞烟灭了。随之化为乌有的，似乎还有我对事情感到惊讶的能力。我们是真的冷酷无情，抑或只是在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说到底，冷酷无情到底是什么？会不会就是从创伤中长出来的呢？

出租车司机是个好心人，通常情况下都是如此。他帮我将爸爸抬进屋。爸爸挣扎着要说些什么，于是我替他说了。

“给小费？”

他点点头。我家老爷子是个喜欢拿钱摆平一切的人。我太清楚这点了。既然无法陪在家人身边，那就为家人花钱吧。我递给司机一张五英镑的纸币。爸爸窝进他的椅子里，合上双眼。就这样，法老安全返回金字塔，安静地睡着了。

——

妈妈平静地听完了爸爸晕倒的经过。这种情况之前也发生过，妈妈称之为“不省人事”，或是如行话所说，“失神发作”。通过疾病发作、晕厥、叫救护车等事件，可以看出人类的适应能力有多强，这些事儿渐渐地就都不叫事儿了。现在，妈妈跟急救人员打招呼，平静得就好像对方只是一个邮递员。我们越来越擅长处理这类情况，或许是因为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忙于处理自己的痛苦，无暇顾及其他。不管怎样，到了饭点，该吃还得吃。

妈妈生病后，竟然开始喜欢我孩提时代吃的东西。有时候是一杯番茄汤，有时候她会大胆些，吃上一条炸鱼柳。

“我都忘了还有这种好吃的！”我提议她尝尝的时候，她说。

我没忘。这东西我从小吃到大。早在它流行之前，我就喜欢做出这种不成熟的营养选择。

要是我告诉她慰藉性食物现在已经成了主流菜肴，不知道她会不会相信。我喜欢给她做这类饭菜，这很公平。除了这件事，我都不知道还能干吗。毕竟，我面前并没有什么广阔天地。我安慰自己，生活无非是正在发生的这些事罢了。你生病时曾有人为你做饭，现在轮到你为那个人做饭了，我感觉这是一件幸事，至少到现在为止是这样。

“这是什么？！”在楼下活动的妈妈手里拿着一样东西，想知道那是什么。

那是卤素灯泡，我告诉她。

“我差点把它放到嘴里吃下去。”

怎么会这样？

“谁叫它在厨房台面上放着呢？”

既然我们的世界如此变幻莫测、充满谬误，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便是幸运了。不过，要是你不喜欢你的父母，或者他们不喜欢你，再或者你们互相讨厌，甚至他们再也认不出你，我就无法想象了。那样的话，误食灯泡恐怕也算不得什么了。

我家的这副担子并不算重，但即便如此，也让人够受的了。我给妈妈做好汤，去查看了一下爸爸的情况，他还在睡觉（他的确在睡觉，用来接呕吐物的塑料盒子就丢在旁边，里面是空的）。然后，我就像我一向装成的成年人那样，为自己煮了盘意大利面。

今晚，一切都安静得不同寻常。在你的想象中，人的晚年生活可能是另一副光景，但实际上，只要家里的老人醒着，你耳边就难得清静。原本我们一家人举止得体、互敬互爱，但父母步入老年后，家里就变成了自由开火区[3]：骂脏话、打喷嚏、擤鼻涕、咳痰、肠胃胀气导致的打嗝放屁，还有电视那大到不可思议的音量，通通都来了。

曾经，我能在家里听到的顶多就是打哈欠的声音，可现在大家说什么都要用喊的。在过去的九个月里，我听见了比我们的许多次对话时间都要长的“臭屁交响曲”，还见识过以歌剧音量进行的简单交流。他们会拉锯似的喊来喊去，直到有人肯定地回答“没错，今天是星期一（或者星期二）”，直到妈妈把助听器戴上，或者直到有人听错或说错了什么，这种交流才会结束。

“你爸妈老是吵架。”一个邻居跟我说，那是夏天的事儿了。

没有。我解释说，他们只是在说话。要么就是有谁打电话来着。

这种鸡同鸭讲的吼叫式交流的中心是厨房，因为洗衣、做饭和吃药等活动都在此进行。厨房旁边是一个小小的卫生间，这样一来，事情就更有趣了。尽管这两处空间被双开门隔开，但父亲还是坚持要让两扇门开着（据姐姐说，他是怕自己会像猫王一样死在马桶上）。这意味着，从各方面讲，当然也包括从声音方面，我家的马桶在厨房。

我有许多时光都是在楼下那个小卫生间里度过的。十几岁时，就是在那儿，我第一次看着自己的镜中倒影告别处子之身；不久之后，还是在那儿，我看到自己刚冒出来的胡茬泛起涟漪。

那面见证了我这些青春期里程碑的小镜子也是我父亲钟爱的物件之一。他住院都要带上它，好检视岁月在他头皮和脸上留下的那些有伤体面的痕迹。

“他怎么就非要这个呢？”每次妈妈发现小镜子没了，都会叨叨这么一句。我试过给他别的镜子，但他只想要原来那面。

要是在成员年轻点的家庭中，大家可能会按正常逻辑解决镜子这类问题，可在我们家，像许许多多看起来无伤大雅的问题一样，它会继续存在下去。面对父母长达六十年的婚姻中充斥的令人尴尬的龃龉，每当我考虑是否要干预或者如何插手时，我都会告诉自己，不久后，总有那么一天，这家里会没什么事好吵，也不会有人再吵了。这样一想，我就不纠结了。

与此同时，楼下的卫生间开始为我年轻时的斑斑劣迹向我展开报复。幸运的话，这种报复无非是我爸每隔一小时左右就要进去一趟，排空他的导尿管。但有时候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会因为大小便失禁赶去卫生间处理，那场面就像是农业生产、抗议活动与行为艺术的集合。

那个卫生间很小，转不开身，当有人需要围着刚刚尊严尽失的可怜人忙活时更是如此。时间长了，我们发现最佳的解决方案就是让这个可怜人留在“案发地”，直到第一阶段的清理工作完成之后，再请他移步卫生间。每当我迅速戴上一双丁腈手套时（如果说有什么发明能让所有这一切变得可以忍受，那就是一盒丁腈手套），我都想为这个进入后尴尬文明的家庭说上几句。在这个家里，从离婚、抑郁症到消化的细节，这些隐私我们已经全都没有了。在这个见证过不少隐秘行动的空间里，我们终于坦诚相见了。

注释

[1]《亡灵书》：古埃及墓葬文书，是古埃及人下葬时必备的陪葬品之一。

[2]在英国，残疾人的停车证是蓝色的。

[3]自由开火区：士兵可以在没有得到上级直接命令的情况下向敌军直接开火的地区。